主题：葡萄兄，我与你的根本差异在于对毛泽东的理解与评价 -- 陈经

郑永年 著名学者

最近中国的两则互为关联的新闻尽管并不轰动，但却引人深思。一则是香港高校今年招收了1400多名内地高考尖子；另一则是关于所谓的“第三波移民潮”。据报道说，越来越多的中国富商(富有中产阶级)，通过技术或投资移民等方式，前往欧洲、北美、澳大利亚(澳洲)、新西兰(纽西兰)、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居住。这两则新闻都是关于移民的，前者属于知识移民，后者属于财富移民。换句话说，知识和财富从中国“退出”而进入了另一些国家。无论是出国留学还是移民国外，没有什么令人惊讶的地方。近代以来，为了向先进国家学习，中国留学生前赴后继。移民更不必说，向往美好生活的中国人或者被生活所迫的人们，从来就没有放弃过移民国外的希望。改革开放之后，这两大趋势仍然继续。一些研究表明，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

这两则很平常的新闻很容易使人想起当代政治经济学家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的一篇文章。赫希曼1933年离开德国，移民到美国居住。他本人是“退出”者。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东德解体之后，他从东德移民史的角度写了一篇题为“退出、声音和民主德国的命运”的文章，发表在1993年《世界政治》1月号上。1970年，赫希曼发表了一部题为《退出、声音和忠诚：回应公司、组织和国家的衰落》的著作。在这本著作中，赫希曼讨论了公司、组织和国家是如何衰落及其如何防止衰落的几种途径。根据他的研究，组织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失去组织成员的“忠诚”，即如果组织成员“退出”了组织，那么组织必然衰落。所以如果要防止组织的衰落，就要维持组织成员对组织的“忠诚”。如何保持组织成员的忠诚？两种途径。一是组织为其成员提供满意的服务，二是容许组织成员发出“声音”，批评组织的不足，从而令组织改进其服务。但如果组织不能为其成员提供满意的服务，或者在组织成员不满的情况下不容许发出“声音”，或者在组织成员发出“声音”后服务依然得不到改善，如果存在“退出”机制的话，那么组织成员就会选择“退出”。一旦选择了“退出”，那么组织的衰落将变得不可避免。

无法出声就用脚投票

在这篇文章中，赫希曼把“退出”和“声音”的概念用于解释东德的消亡。经验材料显示，东德早期逃亡(“退出”)到西德的人数众多。起初，东德政府容许这种“退出”，因为“退出”者多出自被视为是“阶级敌人”的群体。“阶级敌人”的“退出”表明内部的稳定。但不久，东德政府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技术工人和知识分子也成为逃亡(“退出”)者，就开始阻止“退出”。1961年修建柏林墙也有阻止移民潮，阻止“退出”的意思。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柏林墙的确控制了移民潮。但不久东德政府就发现这种方法很快就失去了效用，依旧有人寻找各种渠道离开东德。于是，对于那些历经千难万险“退出”成功的人，政府采用了强制性“退出”方法，即如果阻止不了人民出走西德的话，政府就会吊销出走者的护照，使得他们永远没有机会回到东德。但是无论政府怎么做，依然无法阻止人们的“退出”;同时，吊销出走西德者的护照也引起了西德社会的高度不满。在柏林墙内外不满的结合下，1989年，这堵墙很轻易就被推翻了。

知识的退出反映愚昧的权力主导

笔者对中国目前的移民、留学潮不想作过分的解读，因为中国目前的移民方式和当时的东德非常不同。正如有关部门所指出的，迁徙的自由是人权的内在组成部分，移民自由反映出了中国政治的巨大进步。不过，人们的确可以从当今知识和财富的“退出”潮中，看出中国存在的诸多制度弊端，可以反思制度，并作制度的改进。

简单地说，目前出现的知识和财富的“退出”潮反映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是人们对“声音”机制的效用已经失去了信心，对一些体制已经失去了信心，开始选择“退出”机制，也就是日常人们所说的“用脚投票”。

高考尖子到国外和香港等地接受高等教育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最近几年教育移民的发展表明，越来越多的高考尖子毫不迟疑地选择“退出”中国高教体系，到海外寻找他们认为是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国内的一流大学已经竞争不过海外一般性的大学，对国内的高考尖子没有很大的吸引力。这里还应当考虑的是，这些年每年都有数万人“退出”高考，即不参加高考。这两方面的情形清楚表明人们对中国教育体系的高度失望，作了“退出”的选择。

对中国教育制度的不满，这些年社会上的“声音”不可说不大。但是，这些“声音”显然并没有发生任何作用。不满者发“声音”，当权者还是我行我素。尽管也有些教改出现，但总体上是越改越糟糕。每次改革总是被既得利益所操纵，成为他们追求私利的机会，从而恶化教育体系。在“声音”不发生效用的情况下，人们很自然作“退出”的选择。

中国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对人才的竞争(无论是从海外吸引人才还是吸引高考尖子)越来越激烈，对人才所提供的物质条件好像也越来越好。但现存高教和研究体制也越来越显示出力不从心，没有迹象表明可以培养好人才，使用好人才和留住人才。这几年人们对钱学森的“中国为何培养不出大师?”这一问题有了很多讨论，但对制度的反省还仍然很肤浅。就拿钱学森的事例来说，新中国建国之初，尽管国家一穷二白，钱学森依然毅然“退出”美国，毫无条件地回到祖国，并且为国家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实际上，没有建国初期大批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回到祖国，就不会有今天中国的现代化。为什么建国初期贫穷的中国吸引了那么多游子回来报效祖国，而经济高速成长的今天，知识精英却纷纷移民海外?再回到钱学森的问题，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后，尽管有高速的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的提高，中国却培养不出大师？钱学森之问也是很多人所想要问的问题。在钱学森去世之后不久，中国所发生的与钱学森相关的一个悲剧，明白和直接地回答了这个问题：2010年7月17日，钱学森创办的中科院力学所实验室遭暴力清拆夷为平地。这个事件显示：在愚昧的权力主导下，知识、创新、大师等对中国人来说，将继续会是一个不可及的梦。

财富的退出表明对体制的不信任

财富的“退出”也有几乎同样的背景。历史上，移民的大多是社会的底层，是贫穷得生活不下去的社会群体。但这一波移民的主体则是(上层)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作“退出”的选择，也同样说明了这个群体对有关现存制度体系正在失去信任。

中产阶级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这个群体的“退出”很难理解，因为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少数几个经济发展强劲的国家。从发财致富的角度，他们没有任何理由作“退出”的选择。实际上，很多作了“退出”选择的人仍然离不开中国。他们把在中国积累起来的财富和家庭成员安居在海外之后，还是继续在中国发财致富。只不过是今天赚了钱，明天就存到海外。这表明什么?表明他们对有关体制的毫无信任感。

实际的情形也是这样。改革开放培养出来一大批民营企业家，造就了这个中产阶级群体。之后，中国修改宪法和法律来保障私人财产权利。执政党也随之向这个群体敞开大门，接纳他们参与政治。这是中国体制转型非常成功之处。但在执行层面，宪法和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纸空文。私营企业仍然受种种政策的限制，发展空间有限。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发了财，就会被各级权力者所盯上。一旦被权力所盯上，再多的财富也是无力抵抗的。权力者往往能够用各种方法把财富者迫害得家破人亡。在另外一些情形中，权力者不作为，过度“亲商”，和资本一体，造成了收入差异过高，社会高度分化，结果仇富心理流行于一些社会阶层，有产者感觉到不安全。在这样的情况下，财富自然会作“退出”的选择。中国的中产阶层规模本来就不大，随着中产群体选择“退出”，中国社会的底层群体必然扩大。这也是当前中国的一个趋势。

回到赫希曼。根据赫希曼的研究，如果人们选择“退出”，那么结果就是“声音”的消失，而“声音”的消失的结果，就是体制改革压力的消失，这样一个体制就会走上衰落的不归路。简单地说，随着知识和财富的“退出”，中国的内部改革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和其他社会一样，知识和财富是中国社会上最有能力发出“声音”的两个群体，一旦这两个群体选择“退出”，改革必然缺乏动力。

再者，人们还可以继续问，在知识和财富“退出”之后，中国还能留下什么？这个问题似乎很简单，那就是：愚昧的权力和持续的贫穷。这两者是因果关系，持续的贫穷是愚昧的权力的结果。权力具有建设和摧毁两面性，它可以创造世界史上的经济奇迹，可以在短时期内造就千万富人，可以建设巨大无比的大学城，但只要权力的目的是为了更大的权力，那么权力则可以毁灭一个经济奇迹，迫走财富和知识，摧毁一个教育系统，结果社会总体还是继续贫穷。在很长时间里，人们把权力的创造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但忽视了如何通过改革制度来遏制权力的毁灭特性的问题。如果权力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改造和改革权力体系，很显然是中国目前和今后长期所面临的最棘手的挑战。

作者为新加坡国大东亚所所长

有时候这种结合是有益的，可以理想化、大手笔，作出大事情，尤其在战争年代，但有时候则会产生灾难，如文革。老毛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稳定性或者顽固性估计不足，失败了，给国家和自身都带来灾难，如果他成功的话或许会与秦始皇并列---注意，秦始皇的帝国虽然灭亡了但在汉代借尸还魂，彻底改变了秦以前中国的邦联制和联邦制，而老毛虽然也改变了中国，但不及始皇----本朝之于民清重要区别在于赶走了列强，老毛所设想的一些理想化的东西其实已经在很大程度被眼下的现实所强烈修正乃至否定（不要看表面政治），而始皇留下的政治遗产如郡县制等及其影响则一直持续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