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六十年代的国土防空作战---瞎侃 -- 老拙

现在一篇正文只能发5000字，够麻烦的，只好接着发：

可是，雷达操纵员发现敌机在南昌东北，向鄱阳湖飞去，“敌机侧飞临远——跑啦！” 岳振华无奈迅速下令关闭制导雷达天线，全部解除导弹接电准备。这是一个痛苦的，又是一个理智的决定。

因为制导雷达天线开机的时间不能过长，过长了敌人机上电子侦察设备能接获电磁波信号，分辨出制导雷达频率，将会采取措施对付我们。导弹“接电准备”时间也不能超过25分钟，超过了，再“接电准备”前就要冷却20分钟。

岳振华是一个头脑清醒、敏感、决心果断的优秀指挥员，他本是100毫米口径高射炮兵团的团长，“543”部队成立时，把他调来当了营长。他热爱科学技术，喜爱钻研军事学术，有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当了营长后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对地空导弹技术的掌握和战术运用的研究。昨天U－2C飞机侵入广州的经过，给了他很深的印象：敌机先在广州70公里外侧飞，绕飞了半个弧圈后，突然扭转机头，从广州上空一掠而过，便完成了侦察照相的任务。看来，今天的敌机又会故伎重演。他想到这里，立即通过扬声器，告诫全营指战员：“大家注意，大家注意。不要松懈。敌人可能回窜。”并命令目标指示雷达继续跟踪监视敌机。

果然不出所料。敌机飞过九江上空后，突然左转回窜，向第2营阵地直飞临近。8时30分，距离102公里时，岳振华令导弹再次接电准备；78公里时，令再次打开雷达制导天线，当即抓住目标，测出目标航路捷径6－8公里，岳振华抓住战机，下达射击决心：“前置法，导弹三发，29公里消灭目标。”顷刻间，一阵震天动地的巨响，三发导弹冲向敌机，第一发飞越目标自毁，第二、第三发与敌机遭遇，当即把U—2C击毁。飞机残骸坠于南昌东南15公里罗家集附近，国民党空军少校飞行员陈怀生身中弹片，经抢救无效丧生。陈怀生原名陈怀，在他此次出动前，蒋介石召见他时，专为他题了一个别号“怀生”。在他被击毙后，台湾当局还修建了所谓“怀生厅”，以鼓励U－2飞行员继续为美国效力。

这是中国人民空军第一次打下了一架U－2飞机。事实证明，“导弹游击战”的战术是行得通的，是符合实际的，设伏地点的选择是正确的，诱敌出动的战术运用是成功的。

周恩来总理在得到胜利消息后，分别给刘亚楼、岳振华打了电话，他说：“很好，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我代表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向同志们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9月1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首都各大报纸都在第一版刊登了新华社的消息，发表了评论员文章。9月15日，首都各界一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集会，庆祝击落U—2飞机的胜利。9月21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领导人和各位元帅，在中南海听取了岳振华关于战斗情况的汇报。毛主席握住岳振华的手连声说：“岳振华同志，打得好！打得好啊！”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这次战斗胜利的重视，给空军部队以极大鼓励。2营荣立集体一等功，营长岳振华由上校晋升为大校。

这次战斗后，还从敌机残骸中缴获了两种电子侦察装置：一种是通讯侦察装置，用于接收陆空联络和空中联络的电子信号，能准确测定工作频率。记录通讯内容和密码、暗号。一种是雷达侦察装置，能接收各种地面雷达信号，记录雷达电磁波波段、频率等。后来据各种信息证实，美军称这两种装置前者为第3系统，后者为第6系统。

这两个侦察装置由我国防科委所属电子研究所修复测试时，发现一种新的电信号，后经空军技术部田在津参谋（后任空军司令部高射炮兵部部长）鉴别，才知道敌机已获取了我萨姆一2制导雷达发射的电脉冲重复频率。

补充几点如下:

1、“导弹打游击”的提出，刘亚楼是从一名参谋的话中，得到的灵感。

在林副司令员提到的那次小型作战研究会上，先是空司作战部的一位参谋说了句：“我们现在是看得见的不能打（雷达兵），能打的够不着（航空兵和高炮），够得着的又太少，还挪不动（地空导弹）。”

刘亚楼一听，受了启发，立即反问：怎么挪不动？

那参谋说：挪得动也是小动。

刘亚楼接着说：不对！从苏联运到中国，从北京又到大西北打靶，还能说是小动？

第二，9月8日那架U-2，不是到广州地区探查虚实的，它原计划就是到南昌樟树机场侦查的。

一年以后得知，9月8日驾U-2进入广州地区的是“黑猫中队”副中队长杨世驹。他的航行图上标示，其预定航线是先侦察昆明，而后东转至广西的南宁、桂林，由桂林飞至南昌，然后再飞上海，沿海岸侦察后至台湾降落。航行图上标示出南昌是一个侦察重点，而侦察计划中并没有广州（兄弟前面说过，共军的情报一流，而且用于防空作战，应该不算瞎侃，后面还有例证）。但飞机飞到桂林时，油路系统出了故障，杨世驹通过飞机上的“Ｂ．Ｗ”通信系统，报告给桃园机场的“鸟瞰室”。指挥部令其立即返回，杨世驹临时改变航线，寻最短的路径，经广州并顺势对广州进行侦察后返回桃园。“黑猫”突然“得病”，这才使杨世驹没有踏上继续往南昌的死亡之路，而第二天接替他踏上死亡之路的是他的队员陈怀。

第三，林副司令说,二营的粮食是50%红薯面，50%玉米面。。。

这还就罢了，有的人还没赶上打仗，您说冤不冤？最不幸的是老副营长张治国和几个指导员。两个多月，他们带领着部队机动作战，苦没少吃，罪没少受，汗没少流，天天盼着打Ｕ－２，也天天准备着打Ｕ－２，但当Ｕ－２飞机真的来了，一念之差，使他们与其擦肩而过，失去了参战的机会。

原来，二营进入向塘阵地做好战斗准备后，正碰上驻地航空兵师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读书班。因二营机动作战在此，行政上又暂归该师领导，师政治部就征求二营的意见：营、连干部要不要参加学习，愿意参加欢迎，任务重不参加也行。

在当时，营、连干部学习毛主席著作，上级每年都有计划安排和学习指标要求，必须完成。如完不成，年终总结时要说明理由，还要算是一项缺点。

二营考虑到战斗准备已经完毕，师部离阵地又近，就见缝插针，安排张治国副营长带几个指导员参加读书班。无敌情时，在读书班学习，有敌情时回来打仗。

９月９日是星期天，读书班休息，参加读书班的哥几个就撺掇张治国副营长，向营里要了一部吉普车，到南昌看看八一起义纪念馆，去玩一玩。

这一天，他们早早吃了早饭，几个人便乘车去南昌。车子路过二营阵地旁边时，坐在车子前头座位的张副营长远远地似乎看到了营里的４０６雷达的天线在转动，就对一同坐车的几个指导员说：好像咱们的４０６雷达的天线在转动，是不是Ｕ－２飞机出来了？吉普车跑到距营阵地的最近处，他叫司机停下车，下车一看果然是４０６雷达的天线在转动。起初他的想法是先回阵地看一看，要是Ｕ－２飞机出来了，就正好留下来参加战斗；不是Ｕ－２飞机出来了，就再去南昌。此时，他看了看手表，也恰巧是早晨检查兵器的时间，便误认为是雷达站在检查兵器，而不是Ｕ－２出来了，就又上车去了南昌。

二营的阵地，位于南昌正南４０公里处。Ｕ－２飞机从九江回头侦察南昌，是由北向南飞行；二营发射导弹，是从南向北发射，导弹与Ｕ－２飞机的遭遇点正在南昌上空附近。当导弹在南昌上空与Ｕ－２飞机遭遇时，张副营长他们的车子也开到了南昌市的广场上。他们刚一下车，导弹与Ｕ－２飞机遭遇，空中传来了爆炸声。抬头一看，正是导弹在空中爆炸的烟云，才知道是部队打了仗了。赶紧又坐着车子跑回阵地，但回到阵地时，战斗早已结束。南昌没看上，仗也没参加上，几个人都非常懊恼和遗憾。

考虑到张治国在这次机动作战中，带领先遣组勘察、选择、配置阵地，认真负责，吃苦耐劳，为取得战斗胜利是出了力的，上级还是给他记了一等功。

第四，林副司令提到，这次战斗缴获了“第3系统”和“第6系统” 。从这两个系统中，透露出来一个重要信息。

这两个系统被送到国防科委研究部门。技术人员从系统中发现一个不明信号。空军技术部参谋田在津（初中文化程度，后来当了雷达兵部部长）被紧急召到研究所。技术人员调出信号，田在津一听大吃一惊！这是他非常熟悉的信号：萨姆-2制导雷达工作频率，是地空导弹部队的核心机密。在空罕技术部，他是唯一掌握这一机密的参谋。

糟糕！

有一点可以肯定，老美已经有了窃取萨姆-2制导雷达频率的技术和手段。

正是这一点，造成了而后地空导弹部队作战的多次失利。当然，这场中美较量也就因此在单纯的高度之战中，增加了电子战，从而变得更加精彩。

总之，这是一场以中国人的智慧对抗美国人的技术的较量。

谁胜谁负如今已无悬念，但其中的细节还是那么令我们赞叹和自豪。

前面说的，都是航空兵的作战。

侃国土防空，不讲地面防空部队，显然说不过去。所以从这篇开始，侃侃地空导弹部队。

说地空导弹部队，主要的就是打U-2。

先转一篇空军林虎副司令员的文章，再作点补充.

林副司令的文章,摘自<保卫祖国领空的战斗>,如下:

开展“导弹游击战”, 首次击落U～2飞机

1959年10月7日，侵入大陆的国民党空军RB－57D高空侦察机被击落后，美国和国民党军政当局受到了很大震动，他们都认为要重新估计中国大陆的防空力量，并要研究新的对策。因此，对大陆纵深高空侦察活动间断了两年三个月之久，直到1962年1月，美国迫于急需了解中国在西北纵深地区研制核武器和远程导弹的情况，才改用U－2C飞机恢复侦察。到同年6月底，U－2C间谍飞机已窜入我大陆11架次，活动范围除新疆、西藏外遍及全国各地。

U－2飞机是美国洛克希德公司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制的高空间谍飞机，于1955年8月第一次试飞，1956年4月宣布试制成功。美国对外谎称，这种飞机是“用来研究湍流及气象方面的情况”。而实际上从1957年起，美国中央情报局即把它当作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空中间谍活动的工具。U－2飞机的主要特点是，重量轻（净重约7000公斤左右），滑翔性能好（当飞行高度在21000米时，可滑翔380公里），飞行高度可达21000余米，续航时间8至9个小时。机上装有36英寸的73－B型长焦距航空相机，可以多角度转动拍摄地面目标，内装20厘米宽2500米长的高清晰度照相底片，可以连续拍摄9个小时左右，并装有先进的电子设备。

U－2间谍机入侵中国大陆为美国窃取战略情报，是20世纪60年代冷战时期，所谓“美蒋合作”的高度机密行动。原则上是由美蒋双方最高领导人负责，美国由肯尼迪总统授权中央情报局主持其事，台湾蒋介石则委派其长子蒋经国（当时任国民党国防会议秘书长）和国民党空军情报署长衣复恩具体负责。1959年2月，衣复恩与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顾问出面，到国民党空军各战斗和侦察机部队，按照飞行经验丰富，飞行总时间在3000 到4000小时之间，军衔是上尉或少校军官的条件，挑选出了12名飞行员，送往日本冲绳美国空军基地，进行体检和心理测验，最后选定6人，送往美国德克萨斯州劳林空军基地，接受驾驶U－2A型飞机的训练。其中完成训练任务的5名飞行员于当年 8月学成返台。8个月后，他们又再度赴美，接受改装发动机推力更大、并加装了电子侦察设备的U—2C型机的复训。U－2A型机上装的是美国普惠公司研制的J57－13A型涡轮喷气发动机，推力为 5080公斤，C型机改装为J75—13型发动机，推力为7711公斤。改装后的C型机升限可达25900米，最大速度达850公里问＼时，爬升率也较 A型提高了 10米／秒左右。

国民党5名飞行员再度赴美复训的背景是：1960年5月1日，美国中央情报局飞行员包尔斯，驾驶U－2B在苏联上空侦察照相时，被苏联的地空导弹击落，飞行员被生俘，机残骸被检查，U—2间谍机的机密曝光了。美国据此教训，较大程度地改装了U－2，成为U—ZC型飞机。国民党飞行员于1960年8月复训结束后返回台湾。

1960年底国民党空军以自美国训练回来的飞行员为基础，在桃园机场成立了独立第35中队，对外称“气象侦察中队”。随后即移驻公馆机场。该中队在行政上隶属国民党空军总部情报署，实际上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直接控制的一个战略侦察机中队。1961年1月，美国秘密地把2架U－2C分解空运到台湾公馆机场，第35中队即利用这2架飞机，开始在本岛训练。从1959年到1971年，国民党空军按美国要求，先后挑选了27名飞行员到美国接受训练，不断补充到35中队，使该中队经常保持有6名飞行员能执行任务。后来这27名飞行员有5名在入侵大陆时被击落，其中3名毙命，2名被俘；另有5名在飞行事故中身亡。第35中队在一片伤感凄清的气氛中结束了它间谍活动的使命。这个中队曾叫做“黑猫中队”，这个队名就极具象征意味。1990年由台湾出版翁台生、包柯克合写的《黑猫中队》一书第17页上有这样一段描述：“翻开泛黄的简报和照片，黑猫中队首任队长卢锡良回忆黑猫成军经过，兴奋中带有几分伤感。U－2侦察机全身漆黑，没有任何识别标志，当时35中队的陈怀生特别设计了黑猫图案代表机身（红色底漆加一个黑猫头——作者注），一对金亮的眼睛象征摄影机，一时成了U—2高空侦察小组的队徽，大伙还特地定做了一批带黑猫头像的茄克，谁也没有想到陈怀生不久就在南昌上空遭击落殉国。”这就是为美国卖命的结局。卢锡良在回忆中说的“南昌上空遭击落”一事，就是指我地空导弹部队于1962年9月9日在南昌伏击U－2飞机，取得的首次胜利。

国民党空军按照美国中央情报局计划，派U－2飞机侦察大陆的重点是青海格尔木、甘肃兰州、内蒙古包头、新疆罗布泊地区核武器和远程地对地导弹研制工厂、试验基地等目标，其次是台湾当面、我东南沿海地区附近纵深军事调动和部署情况。U－2飞机侵入大陆的进出口和飞向重点目标的航线，一般都绕过大城市和可能部署地空导弹的重要保卫目标。

对于未能击落U—2间谍机，眼看着让它一次次畅行无阻地窜入大陆纵深，为美国窃取中国的核心机密，又大摇大摆地飞回台湾，人民空军感到很大的压力和屈辱，广大指战员义愤填膺。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和分管作战工作的副司令员成钧，日夜焦虑，寝食不安。

同时，自1960年起，中国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国内由于经济政策的失误，加上连续三年多殃及全国的自然灾害，使人民生活及国民经济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国际上由于中苏两党在基本理论和外交政策上发生严重分歧，展开公开的激烈争论。当时的苏联领导背信弃义，于1960年7月16日，单方面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经济和科技合作协定，撤走了全部专家，中止了原计划再出售给中国的4套萨姆一2地空导弹兵器，并不再供给兵器零部件。那时，我国还不能自主生产地空导弹，原先引进的62发导弹打一发少一发，兵器零部件损坏和老化也难以更换维修。地空导弹部队的训练和作战也陷入困境。但是，巨大的困难并没有阻止我国防建设前进的步伐，反而激发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自力更生发展尖端武器的热情和决心。

1962年6月，空军刘亚楼、成钧两位领导多次召集作战班子，座谈研究对付U－2的办法。但每次研究都面对着在当时难以解决的两个问题：一是高射炮的射程和歼击机的实用升限都达不到20000米以上，对U－2无可奈何；二是唯一能打下U－2的兵器只有萨姆一2地空导弹，但是这种兵器是专门为要地防空设计的，结构笨重，对阵地条件要求高，不适于机动作战，而且当时全国只有5个地空导弹营，3个营经常用于保卫首都，另外2套营的兵器已经用于科研仿制和院校教学，没法动用。

在一次小型作战会上，集中研究了萨姆一2地空导弹究竟能不能机动作战的问题。

刘亚楼提出：“地空导弹部队在初建时到西北基地打靶，不是也带着兵器动了吗？”

这时有人插话：“我们在首都周围调整作战部署时，也动了嘛！”

“不过，那是小动咯！”又有人插话。

“大动、小动、都是动嘛！”有几个人同时插话。

‘对，对，大动小动都是动！”刘亚楼听了插话很高兴，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成钧面前问：“成副司令员有什么看法？”

“这几天，我正在同几个营长商量这件事呢！”成钧回答。

“好！他们的意见怎样？”刘亚楼问。

成钧说：“困难是不小，但还是可以挪得动的。关键是看军委能不能解除他们保卫首都的战斗值班任务……”

“对！对！对！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刘亚楼兴奋地在室内转起了圈子。

成钧又缓缓地说：“老呆在北京，不动，总不是个办法。U－2不来，你几个营不都成了呆兵！英雄无用武之地嘛！”

“这就应了古书上那个守株待兔的故事！我们都快成了那个傻咕隆咚的笨蛋猎手啦！”刘亚楼又补充说。

两位在人民空军有很高威望、思维敏捷、性格豪爽、久经战阵的老红军指挥员生动、犀利的语言，使一屋子的人都激动、活跃起来了。

小型机密的作战会，从白天开到深夜。最后，他们终于创造性提出了一个古老又新奇的战法——“导弹游击战”。即把地空导弹部队撤出北京，机动到外地去设伏，只留一个营在北京，继续担负保卫首都的战备任务。

但是，U－2飞机入侵的进出口和航线，是不断变化的，在祖国960万平方公里国土上，把作战有效半径仅有29公里左右的几个导弹营，机动到哪一点上，才能压准敌机的航迹呢？按照刘亚楼的说法就是把这个“宝”押到哪里去呢？这又颇伤脑筋的事。经过与会人员分析、比较、设想、论证、查询，最后决定第一步先机动到U－2进出比较多的湖南长沙去。

这个新战法和设伏点经过军委贺龙元帅批准，1962年6月27日，地空导弹第2营撤出北京，隐蔽地机动到湖南长沙大托铺机场设伏。

萨姆一2地空导弹机动作战的组织工作十分复杂。第2为了便于机动和因地制宜选择阵地，决定部队轻装，只携带个导弹发射架。即使这样，要把全营近百辆装有许多珍贵精密电器的特种用途大汽车、长达10余米的导弹和雷达发射天线、重达11吨多的导弹发射架，以及一应地面自卫的轻武器、装备、油料、生活用品和300余指战员，全部用火车运送，要两个军事专列和65节用途不同的火车箱。而且为了行动的隐蔽，装卸车都要在夜间进行，并要对火车箱进行遮盖伪装。全营指战员都着便服，伪装成地质勘察队。

地空导弹部队，在铁路线上南下北上，东去西往，打了十年“导弹游击战”，在奔波中积累了丰富的机动行军、展开和撤兵器的经验，也付出了艰辛的劳作。

第2营在炎热的夏季机动到长沙，一等就是50多天，U—2飞机没有出现。夏季的长沙，真不亏为中国的“火炉”之一，酷热难当。指战员们住在单层帆布的帐篷里，帐篷不过两米高，床铺紧挨滚烫的地皮，热得像蒸笼，蚊虫又很多，吓得人立不安。加之当时国家经济困难，部队携带的给养，有50％是白薯面， 50％是玉米面，生活很艰苦。部队中开始出现急于求战的焦躁情绪。这期间在北京的成钧副司令员和作战指挥人员，也在严密地注视着情况的发展，更深入地研究敌机活动规律。他们发现U－2侦察机活动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11次进入内地侦察有8次经过南昌，这里似乎是它的一个航行检查点；二是在东南沿海地区一旦发现有我航空兵调动，通常都要出来侦察。于是决定在8月27日，将地空导弹第2营从长沙转至南昌设伏。

1962年8月29日夜，第2营秘密进入江西南昌向塘机场附近的阵地展开。这个阵地是成钧副司令员亲自带领空军机关作战人员，打破原苏联教令的框框，因地制宜选择的一个基本适合打高空侦察机的简易阵地。阵地两边各有一个小山丘，山丘之间有一块长着松林的洼地。第2营营长岳振华让4个发射架摆在两个小山丘下的土堆上，让制导连和其它设备隐蔽在洼地里。两个山丘之间只有90米距离，比“教令”规定少了一半。发射阵地外面没有供导弹装填车进出的环形路，装卸导弹时只能让装填车顺着一条直道来回倒。发射阵地的遮蔽角虽然大了4度，超过了“教令”上规定的一倍，但并不妨碍发射。

成钧交待岳振华要抓紧抢修阵地，做好战斗准备，便带领工作班子回北京了。

第2营很快把简易阵地整修完毕，又在阵地上守候了一个星期，仍不见U－2飞机的踪影。

为了引敌机出动，9月7日空军令驻南京的1个轰炸机大队空中转场到南昌，8日又令从南京出动1架杜一4重轰炸机，以8000 至 10000米高度直飞江西樟树机场。

台湾的蒋介石沉不住气了，9月8日中午他派了1架U－2C飞机到广州地区探查虚实，这架飞机安全地飞了回去。但蒋介石仍不放心，9月9日6时许，他又派了1架U－2C飞机从桃园机场起飞直奔福建方向飞来。

7时32分，U－2C经平潭岛以高度20000米，时速800公里进入我大陆上空。

7时59分，营属目标指示雷达发现目标，距离256公里。岳振华在制导雷达显示车上下令部队进人一等战斗准备。

敌机继续接近，当距阵地116公里时，岳振华下令：“导弹四发，接电准备。”

7时59分，敌机侧飞临近至75公里，岳振华心情十分激动，竭力压低嗓门下令：“打开制导雷达天线。”藏在山洼里的雷达天线飞快地旋转起来了，目标立即被抓到！下一步就要发射导弹了，胜利在望。

有河友摘了空军原副司令员林虎中将的文章,这一段十分详细,图文并茂,而且绝对权威.因此,这一段就不用兄弟在这儿瞎侃了.

只是将林副司令文章中几个重要地方做个导读.

第一,1965年3月18日18师高长吉击落RF-101战斗,再次证明中共情报一流,且用于防空作战.原文如下:

1965年3月18日，在广东兴宁基地指挥所的空18师机动作战分队指挥班子，于9时37分获悉敌RF-101A要出动，9时40分续报桃园起飞了2架RF-101A飞机。指挥员沈科(空18师副师长)为争取时间抓住战机，即令54大队副大队长高长吉于10时12分起飞，高度4000米，隐蔽地进入汕头机场以南惠来空域，待机拦截。10时25分，我雷达在汕头东南165千米处发现2架敌机，高度500米。

敌情通报比雷达发现早了48分钟，我机起飞比雷达发现早了13分钟。

请看,上级通报得多么准确及时.兄弟认为,这绝对不会是无线电侦察获取的情报.因为,第一,这种侦察行动,外行都知道必须保持无线电静默;第二,RF-101A起飞前就有通报.

第二，此次战斗取得战果，可看之处除了高长吉将歼六性能发挥到极致之外，张育保确实也是傻到了家。

高长吉拦截RF-101中实际上处于非常不利的状态。本来歼六飞机在速度上就处于劣势，进入攻击时冲到目标前方，被RF101发现，增速逃窜，高长吉好不容易反扣过来，已经落后1500米，追击过程中右发加力又自动关断，就算高长吉把歼六性能发挥到极致，本来也应该是追不上RF-101的，那为什么把张育保给击落了呢？

因为张育保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这傻孩子在高长吉前面做S形机动。您想啊，如果后面有人追您，您有刘翔那能耐，您该咋办？玩命奔啊！那位说了，后面的有枪！对，有枪。可是共军极少在1500米距离上开炮啊（因为打不准，所以共军都是近距开火）！您绕着弯儿跑，距离不是越来越近吗？

本来高长吉都已经放弃打张育保（僚机），改打长机了，这傻孩子一个S形机动，又绕回高长吉的枪口下了。得，这次绕回来，距离就剩1000米了。于是高长吉放弃长机，改打僚机。就在这时，高长吉右发加力关断，速度下降，等高长吉好容易排除故障，张育保又绕回来了，这次就剩600米，生生撞在高长吉的枪口上。

如果张育保直线俯冲增速，恐怕早跑回家啦。

第三，正速度差以火炮攻击敌机，通常是从敌机后半球进入瞄准射击。而负速度差以火炮攻击，不能从后半球进入，因为敌机可以增大速度逃跑，越打距离越远（除非是遇上张育保那样的傻孩子），而必须从敌机的前半球进入（所以，歼六击落2架RF-101我机都是冲到敌机前方）攻击。在世界上，超音速条件下，负速度差从前半球以火炮攻击成功（也叫对头攻击），胡寿根击落RF-104绝对是特别标准的首创战例，好像也是后无来者（不敢瞎侃了，所以说“好像”）。

在胡寿根之前，负速度差对头攻击，是作战小分队的特别训练课目；那以后，负速度差对头攻击就成为中共航空兵普遍进行的高级空战训练课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