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国人口问题论纲（完） -- 大黄
家园 经济参考报：超生挑战16亿人口上限 名人多子引起关注（2） “16亿”上限能否限得住
2000年12月5日国务院发表的《中国二十一世纪人口与发展白皮书》，是中国政府新世纪关于中国人口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其中明确提出了未来人口的控制目标是：2005年控制在13.3亿以内，2010年控制在14亿，在2030年前后，人口总数达到15亿至16亿的顶峰后开始回落，16亿也被普遍接受为中国人口增长的上限。
但是，这个目标的实现，是基于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执行下，人口增长速度能够按计划的逐年下降直至停止。如果人口的增长超出了预计的范围，中国人口的上限就将成为一个变数。
计生国策执行22年中，中国自身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已与20多年前大不相同了。人们似乎开始淡忘曾经的“人口警示”，乐观情绪再次在社会上弥漫，一些观点针对出生儿性别失衡、人口老龄化等问题，认为在中国人口低生育率的情况下，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已过时”，应当“根据时代的特点进行调整”，“着重考虑人性化的要求”，“人口数量控制应逐步退居次要地位”。
西方媒体攻击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重要依据，就是计划生育政策“侵犯人的生育权”。然而，在巨大的人口压力面前，生存权和生育权孰重孰轻，却是他们所忽略的。在最近两百年的历史中经历过多次人口迅速膨胀的中国，任何对人口的警世危言都不应理解为空穴来风。
早在20世纪初期，抱着救国存亡思想的人们，就曾经爆发过“人口过多是否是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的争论。当时有人提出问题：中国的适度人口是多少？时至今日，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仍有争论，一种观点认为，人口降至7亿以下，对于中国的土地、资源和环境来说更为适宜。有学者进而提出，与美国相仿，中国的人口在2亿至4亿的规模最为合适。
但现实是中国现在以及将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有限的国土上都将承载高于理论适度值2到8倍的人口。我们往往问得更多的是，中国能承载多少人口。虽然我国现在已经进入了低出生率和低人口增长率的“双低”期，但由于人口基数大，适龄人口巨大，人口数量还将持续增长。到21世纪20－40年代中国将相继进入人口三大高峰：总人口在2020年至2030年至少达到15亿；劳动年龄人口在2020年达到10亿；老年人口在2040年也将达到3亿以上。
对社会来说，这三大高峰的来临意味着，即使保持着计生政策的有效执行和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也并不会感到人口压力的缓解。在住房、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多方面的紧张状况将长期化。“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也表示，虽然随着科技的提高，中国在未来基本不会出现粮食危机。但过快增长的人口，会打破人口、耕地和粮食之间的微妙平衡，加大对粮食生产的压力。
持续的人口压力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同样是一场考验：众所周知的是，我国人均国土面积、人均耕地面积、人均淡水资源、人均森林资源、人均矿产资源、人均消耗能源等等都由于人口基数的庞大，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3～1/6。近两年来，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消耗了大量资源，也给国人展现了一个事实，中国的“物”并不“博”。据了解，目前中国的大多数原材料均不能自给，其中石油、铁矿石等基础原料的对外依赖型越来越大。另外，多次发生的黄河断流、长江洪涝、淮河污染等事件，也正是人口密度过大，对自然界过度侵夺的最好证明。
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的研究表明，中国各个省份中，四川、河南、河北、陕西、山西等13个省区，相对于经济、资源承载力而言，人口呈不同程度的超载状态。而对上海、浙江、广东、福建等较发达地区来说，人口虽然仍在经济承载能力内，但相对当地资源来说已明显超载。
城市化本来是解决农村剩余人口的手段之一，但过度的人口也令迅速扩大的城市不堪重负，首都经贸大学推出的《北京市人口合理规模研究》中指出，北京市人口规模最大承载力在1500~1600万人，在无人口迁移的情况下，北京市未来人口将于2007年达到峰值，但如果计算上外来迁徙人口，目前北京已经接近了报告中的人口峰值。北京是世界上严重缺水的城市之一，人均水资源量不足300m3，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8。世界人均水平的1/30，过度的人口规模使北京缺水问题雪上加霜。另外，环境污染、生态恶化严重影响着首都人口的生活质量。
不难看出，庞大的人口数量仍然是中国目前面临的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如同悬挂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威胁着迅速向前发展的中国。在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下减缓的人口增长，依然保持着不小的反弹势能。如果在生育政策的决策和执行上不能把握住关键问题，就可能带来人口政策的倒退甚至失控。那么，中国经济和社会来之不易的任何进步，都有可能被不断增加的人口分母所消耗。利剑落下，斩断的将可能是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希望。
2003年11月21日，温家宝总理在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专访时说，“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小数目。”一句话，概括了中国人口问题的实质。
陕西省岐山县新生儿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衡，其中计划内二胎新生儿男女性别比高达253.5：100，而青化镇南阳村、焦六村、孙家村，蒲村镇鲁家庄村，凤鸣镇陵头村，雍川镇脱家原村、小营村等7个村自2001年起连续三年间出生的计划内二胎竟没有一个女孩。从全县14个乡镇出生性别比例情况看，高于全县平均水平的9个乡镇。有29个村连续三年计划内二胎出生性别比高于全县平均水平并且呈逐年上升趋势。
经济参考报
家园 二胎者同比增长七成 上海微调再生育条件一年生二胎者同比增长七成
家园 欲望强烈 欲望强烈
目前对于二胎生育，从计划生育部门来看，多采取批评教育、宣传与经济手段并重的办法。比如河南焦作规定，凡２００２年７月２４日以来领取了二胎生育证?熏但自愿终生只生育一个子女并主动退还二胎生育证的夫妻，均可一次性领取５０００元的奖励。而二胎生育证从几千元到数万元不等，这对于欠发达地区的确是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不过对于发达地区，尤其是富裕收入阶层来说，可能经济和宣传就无法成为调节的杠杆了。
据２００２年国家计生委开展的“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表明：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北京、广州、武汉、西安等地白领，选择生育两个孩子的要比希望生育一个孩子的多３４．６％。另一个对上海年轻夫妇的调查也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年轻夫妇越来越想多要一个孩子。
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周皓承认，目前中国民众的生育意愿同政策导向之间仍然有相当大的差异，目前较低的生育率水平是在计划生育政策的约束下产生的，而并不是人们生育意愿的真实表现。生育意愿由于现实条件有限而潜藏起来，但一旦机会适宜，生育意愿变成实践，生育率就会反弹。而高收入，则正好给他们创造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家园 flower 家园 现在小学生数量比以前减少了1300万 是否随着时间增长其他社会服务行业也会人员过剩？
家园 【原创】中国人口问题论纲（五） 七、人口政策及其局限
对人口问题的讨论，往往简化或收敛到人口政策上辩论，两方围绕着以“一胎化”为核心的严厉的人口政策的存废，进行着针锋相对的争论。这种争论是有益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与人口相关的事实与逻辑得到了审视与澄清，而其中大多数恐怕是从“一胎化”开始就没有得到重视的基本问题。这一努力接续了人口学者的很多重要研究成果，但却是来自民间，展现了匹夫们对历史的高度负责精神，而在这里面最为突出的恐怕是著名的“水寒”网友和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在此向他们致以敬意。
但我的这个系列，通篇并没有涉及过多具体的政策建议，这并不是因为我的疏忽。事实上，我认为这种讨论存在着即使不是重大的，也是重要的局限。比如，在针锋相对的背后，论战的双方，是否分享着若干共同的前提，存在着共同的盲点，甚至隐含着共同的错误？1989年，邓公对来访的戈尔巴乔夫说，“回过头来看，（在中苏论战里）双方都讲了很多空话”，这对当前的人口争论未必不是一个启示。
如果说人口政策论战的双方共享着什么前提，那么首先就是人口政策对人口发展的首要的重要性，或者说，人口政策左右着人口发展的进程。这未必符合事实。这就涉及到如何理解九十年代以来超低生育率的动力与机制，以及人口政策在这里面到底起到多大比例的作用。如果仍然有争议，进一步，如何理解“一胎化”之前的人口出生率与生育率的下降；再进一步，如何理解未采取人口紧缩政策的国家的人口转变。过高估计人口政策的紧缩作用，过低估计现代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比如对地区差异的过多强调），对主张废除一胎化乃至鼓励生育的人们来说，可能意味着这样的结局：人口政策实现了预期的转变，但生育率却仍然维持在低水平，甚至继续下降。这个前景或许令人沮丧，但恐怕不仅仅只是前景的一个选项。在某种意义上讲，在人口政策上的争论未必不是在继续浪费宝贵的时间，即使它是有益的和无法省略的步骤。即使能够对“一胎化”的结论逐条批驳，也仍然是在它的逻辑之内；如果关注的是人口问题本身，恐怕不得不寻求超越的视野。
在支持和反对“一胎化”的人中间，还存在着这样一个共识，即中国有着特殊的生育文化，它蕴含着生育率增长的动力和源泉，它根植于历史，内在于文化。当然，双方对这一共识所暗示的作用进行了方向完全相反的解读。但问题是，双方真的理解这一生育文化的内容及其限度吗？问题可能远远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
对于人口的历史问题，尤其是针对明清以来的中国人口历史，近年来在学术界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尤其以李中清等的《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一书出版为重要标志[12]。参加者的阵容涵盖了美国和中国历史、社会、人口方面的大量学者，一时成为历史研究的焦点[13-15]。争论的问题涉及到理论和事实的方方面面，到现在仍然没有结束，但从已经发表的内容来看，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是，传统的对中国人口的历史和生育文化的看法存在很多问题。这不但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以人口压力机制为核心来制订人口政策的理论基础，也预示着未来对传统生育文化这一资源的可能的利用所具有的限度。
人口问题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也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问题。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无论是近代以来的人口激增，还是晚近以来的人口老化和将来的人口锐减，都是现代性背景下的新现象。对欧洲种白人来讲，前一个挑战已经成功克服，但后一个却困难重重。问题在于，现代性本身似乎并不蕴含着克服这一走向衰微的可怕前景的潜力，无论是欧美还是日本，都没有拿出有效的对策。以人口危机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现代性危机也反映在西方思想文化和现实政治的转向上。以堕胎为标志的人口与生育议题，以及基督教传统文化为资源的思想资源，已经变成了美国政治的焦点之一；人口问题派生的移民问题、种族和文化冲突问题，已经变成了欧洲的社会问题的根源，美国的这一问题也正在发酵之中[16-17]。欧洲种白人将如何面对人口在各自国家逐渐沦为少数的未来？这个根本性的转折在未来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中将如何体现？这些问题并不明朗。
以追逐欧美为方向的中国现代性方案，恐怕也面临同样的死胡同，区别只是中国的问题来得甚至更快更猛而已。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作为这一现代性方案的拥护者和倡导者，不能对人口问题提出反思和批评，便是很正常的事情了。现代性的话语系统并没有提供解决这一问题的资源，而离开这一话语系统，其自身的存在本身就存在着疑问。前述的知识分子对计生委独大的视而不见的问题，或许便是这个问题的一个小小注脚。人口问题内在于现代性本身，相比于政策层面，可能更多的是思想文化层面的问题，恐怕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明白人口问题的症结和困难所在。当然，这一更广阔背景下的清理和论辨，已经远远超越了这篇小文所能探讨的范围，点到为止，打住。
未来业已在我们面前展开，而历史却还没有到来。这就是悖谬的中国人口现实。作为一个论纲，我想我已经写得太长了，而作为对人口问题的全面而准确的清理，却又远远不够。好在主要的问题点我已经基本列出，作为一个暂时的框架我想已经够用了。人口问题涉及方方面面，驾驭这些领域和问题我想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还是那句话，抛砖引玉吧。中国人口问题在未来的十年中必然会逐渐变成一个中心议题，写这个系列也算是自己对历史，对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的命运也算尽一份绵薄之力了。
[12]李中清与王丰，One Quarter of Humanity: Malthusian Myth and Chinese Realities, 1700-2000（《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神话与中国现实》）。哈佛大学出版社，1999/2000
[13]曹树基、陈意新，马尔萨斯理论和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14]李中清、王丰、康文林，中国历史人口及其在新世界史研究中的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4期
[15]高王凌，马尔萨斯阴影下的人口争论，《清史研究》2004年第1期
[16] Samuel P. Huntington, Who Are We :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2004 外链出处
[17] 李建新，《文明冲突中的中国文明与人口：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及人口要素》，《人口研究》2004年第1期
家园 专门看了下水寒的文章，觉得还是很有道理的。 家园 鲜花，催大黄文！
平时不撒谎,是为了在关键的时候派上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