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敌后游击 摩擦 王泰恭(一) -- 王外马甲
家园 Appendix 2 其实,在大灾中救济与开荒的投资报酬率相当高.在焦作旁的博爱,也在1942年大灾中受灾严重,在<博爱文史第4辑>,也有多篇回忆录,更进一步描述了这种向灾区的发展的投资报酬率.
博爱的共党组织发展也很早,可以追溯到1929年10月的清化高团兵暴,在兵暴失败之后,博爱县境的闹红暂时消踪.1939年1月,中共修博武中心县委派张璋在博爱山区成立博爱工委,在12月即被驱离出境.1940年4月晋豫2地委又成立修博县工委,组织了党员60余人,但在1941年5月被破获.最后只剩一个修博矿区工委.1942年的大灾给中共最好的发展机会.当工作队南下时:"土地荒芜,庄稼绝收,只好以树叶,野果,观音土充饥,当时的山区家家屋门前布满了蛛网,户户锅台上落满了厚灰,院落长满了比人高的黄蒿,桑榆树只剩白光光的树干.坑上,地下,村边,路旁处处都是死尸,有的死尸旁摆着一碗干枯的野菜,有的嘴里填满了观音土...先死的人还有幸被亲人用缸扣起埋掉,后死的人倒下后只能被乌鸦,豺狼叨食...光天化日之下凶恶的狼群竟在村里吃人咬人,母狼在院落中生下一窝窝狼崽.强者逃荒他乡以求生存,弱者奄奄一息,坐以待毙.一场大雪仅柏山村就饿死300余人,许多小村庄相继断了人烟.原有6万人的山区仅剩7000余人,令人毛骨悚然,惨不忍睹.山区成了横尸遍野,狼豺出没的无人区".甚至发生吃人的惨状.
同样是在准备收成的1943年7月,太行8地委开始准备进入博爱北部山区.10月成立了沁博县工委,沁博县抗日民主政府与独立营,开始南下”救灾”,形成了动人的王师形象:"面对这一严重情况,工委和政府首先把机关仅有的粮食集中起来,抱着救活一人多一人的思想,派干部分别带着粮食逐村逐户救济.机关干部和独立营战士从自己每天1斤的口粮中节余半斤支援救灾,余下的半斤走到那里就和群众一锅煮汤喝.战部和战士轮流采集野菜,每人储存300斤干菜以备过冬,并主动协助群众采集树叶野菜.一把干菜,一碗粥,看来不值一提,但在当时可是救灾的灵丹妙药”.这种救灾的成本其实相当低廉,工委只从太行边区贸易公司调了区区20石粮食与玉米蕊,秕縠,糠等"代食品",按户分发,就已完成初步救灾,并接收大片新根据地.1944年春节,工委由柳树口再借了20石,将粮食分发给群众,每户3升到1斗,就已经充份激发群众的感恩载德.
在博爱文史也提到了工作队初期难以想象的工作:"为了群众生命安全,军民共同组织了打狼队,挖陷阱造土枪,漫山遍野展开了打狼运动.为了战胜瘟疫,部队首先带头开展了以清尸为主的卫生运动...院里的黄蒿野草也很快就消灭了.接着军民一起上山采集草药,用柴胡黄氏等煮大锅药汤,土汤治瘟疫...军民一体采用土法扫碱土熬小盐(由于敌人封锁,解放区没盐吃),并改善伙食,如把橡子面,小米面,桧树板面拌在一起作菜面修,把小米面加上韭菜,小蒜,盐等作成菜团...".博爱县委从高平调来玉米与番瓜籽,提供1943年下耕的种籽,同时将”没收的汉奸土地”分给贫民耕种,展开减租减息,反奸反霸斗争.其实这些措施较无意义,因为大量田地成为荒地,以致县委必需大力提倡开荒,每开荒一亩奖给小米3斗.光是独立营就开荒30亩,完成自给口粮3个月的目的.
当然,在基础粮食供应稳定之后,仅有7000人的山区对共党并没有太大益处,所以县委进行了有力的宣传,吸引逃荒人民返乡.返乡的人民每人都开欢迎会,并且安排投入生产.到了1944年7月的夏收,北部山区就开始上缴公粮,并且返还了所有的救济粮食.
1944年4月,沁博工委升格为沁博县委.1945年春,又在路南成立了博爱县委与博爱抗日民主政府.也就是说,沁博县委在站稳步伐之后,开始将势力伸向灾区以外较为富庶,甚至足以开展土地革命的平原地区.而投资只是40石小米与一些平时用作喂牲口的”代食品”.这一点点投资,直接效用解决了豫北人烟稀少的山区灾荒,固值称道,但是客观让太行边区跳出太行山的原始目标,也无需隐昧.
在1944年基本解决山区的灾情并开始向南部富庶地带发展之后,紧接而来的就是土改.博爱的土改大致可以分为三期.1944年11月,县委布署了第一期土改,以”集中全力开展"反奸反霸,赎地倒产,退回讹霸财产,消灭黑枪手"为方针. 1946年3月接着进行以减租清债为主的运动,方针为"二五减租,订五年以上契约,分半清理血债,收回文约,适当增资,提高工人生活待遇".1946年8月起到10月则为突破双减,直接分配土地.接着就是五四型过左土改.
河南因为民国之后常年匪患,所以民间纷纷成立以防匪为土的乡团组织.这些乡团在救灾上的功劳绝对不亚于北部山区一年之后要还粮的中共,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土生土长的乡民.在中共进入博爱时,博爱乡间的乡团将中共视与日伪差不多的敌人,所以博爱县委冠之以"黑枪"的恶名.但是,主持"黑枪"的"封建地主"却往往获得乡人拥护,乡民在中共倡议土改时,甚至在浮财前有不领情的不合作态度.县委的解释是:"旧社会博爱的特点是伪特多,土匪多,同时又以打黑枪为后盾统治社会.农民在思想上道德上习惯上受封建束缚是严重的.特别是打黑枪对群众的压力很大.为了鼓舞贫民反对"黑枪",县委在各村反复进行动员宣传,并组织贫民讨论"穷人是怎样穷的".在砖井村出了讨论的典型答案,即穷根为”两千多年的地租”,”高利贷剥削”,”兵差官差”,”土匪抢掠”与”平均每天管50个以上黑狗(伪警察)的饭”等5项.
但是在博爱的”大地主”,却不怎么大.作为地主典型被提出的小高庄村地主孔繁聪一家,在全村322亩地中占250亩,孔家有17口人,人均土地约14.7亩.是全村人均的”6倍”.孔家将所有土地租出,每亩年产360斤,孔家要收”300斤”(这个租率高的离谱,等于孔家收租是85对15…,在华北诚属罕见,一般丰年最高是73分).所以孔家每年可以不劳而获7万5000斤粮食.
在激起贫农的苦大仇深之后,各区武工队开始收缴这些地主武装的枪支.当然这都以最勇敢的积极份子带头,并以县大队为后盾,以巩固统治.县委成功地在运动中收到了2000多支枪.花园村的恶霸地主张世冲是村自卫团的团长,在缴枪时杀了村农会主席,他与他的儿子马上被处决.卜昌村的王家被10个村动员来的村民批斗,但是集10个村,5000余名村民,却只有34人上台诉苦,当然,王家的几个当家的恶霸一定被处决,以激劝土改热诚.群众的反应是很有趣的,一方面他们乐意接受浮财,一方面却不愿要地.共干认为这是"怕变天"的反动思想,于是提出"挖出老穷根,端回聚宝盆,分给活财神","贫雇带头为骨干,发动中农一起干",硬将土地分配出去.这样,群众就无法回头了.工作队并严厉控制翻身农民与斗争对象间的私下善意关系:"在运动过程中,县委始终掌握运动大方向,发动农民对准汉奸,恶霸,地主,豪绅开火.而对农民间的问题妥善解决…,如发现某些干部被地主收买时,就动员干部把东西交出来,揭发地主阴谋,把目标转向地主".
但是博爱县委的土改也有底限,同样为"有钱人",工商业获得了保护.有些村将工商业者的财产也分了,遭到纠正,县委提出要"保护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保留工商业部份".
在分产中也出现了弊端:"在分配果实时发现一部份干部将斗争果实入到合作社的倾泶,县委随即指示,果实应分给群众,而且分的面要宽,特别要照顾好民兵与抗属.若斗争果实太多,可一部份分给群众,一部份成立义仓".
在1946年退出博爱之前,全县经过说理斗争赎回的土地为1万多亩,经小调解收回土地2万亩,房屋3000间,粮食1万3000石,得利户为1万户(占全县总户数1/4),发展了农会会员17200人,其中妇救会近7000人,民兵3575人.在1946年8月进行五四式土改之后,在张茹集村地主的人均土地由10亩降为1.1亩,富农由5.847亩降到2.66亩.中农由2.455亩升上2.588亩,贫农与赤贫由1.564亩与0.363亩升到2.17亩与2.231亩.
当然,有土改果实就有义务.在内战中博爱解放区所控置的(估计)不到2万户中有4409人参军,全县并组织了600名民兵与700名民工常年支前在外.1947年8月组织1000名民工随陈谢兵团南渡黄河.在大军攻打县城时,博爱提供了极高的支前实物.
极左土改最大的意义是完全激发有产阶级的仇恨.1946年10月13日,国军克复博爱.还乡团开始了大量”暴行”, 博爱县的保安团大队长皇尚礼在城南关外大堤一次杀害干部家属民兵300余人,在一年的反攻倒算中,城周围的刑场共处决3000余人,北石涧村一夜处决29人,8区区长李东荣全家11口被全部杀害...
1947年7月4日博爱再度失陷,县委布署了”反奸复仇运动”,造成一次惨烈的大屠杀.事后县委总结了反奸复仇运动中的"左的倾向":”1.片面强调贫雇农路线,提出"农民坐天下,说哈就是啥",不加区别地将地主和富农一律扫地出门,使地主"住庙开荒,吊蛋净光".2.复仇心理严重,片面强调农会作用,忽视党的政策,对地富与历史上有罪恶的人镇压偏多,造成政治上的被动.3.平均主义思想些部份伤了中农利益,还错斗了一些中农户".
共干认为,这场大屠杀除了还乡团所引起的仇恨之外,"主观上,领导的左倾指导思想,县区干部怕说右倾,村干部怕说包庇,群众怕说落后,助长了左的错误.坏人的挑拨离间起了兴风助浪的作用”.导致反奸复仇运动虽然给地主阶级以歼灭性的打击,但其左倾造成的恶果也是严重的,广大群众思想动荡,敌人也乘机造谣,使不少争取改造的对象逃到敌占区.
最可悲的是这些激烈的左倾土改发生时,豫北再度遭灾,以致沉溺于政治斗争的县委再度组织生产自救.直到1948年7月焦作失守,整估豫北沦入中共控制,不再有制衡力量时,才进一步展开阶级斗争.1949年先整肃了党员,并加速发展到1802名党员,3万2000多名农会成员,进行了人代会选举,然后开始细致的”划阶级”,评丈土地与填平补齐.
家园 敢问这个小高庄当时有多少人？ 作为地主典型被提出的小高庄村地主孔繁聪一家,在全村322亩地中占250亩,孔家有17口人,人均土地约14.7亩.是全村人均的”6倍”.孔家将所有土地租出,每亩年产360斤,孔家要收”300斤”(这个租率高的离谱,等于孔家收租是85对15…,在华北诚属罕见,一般丰年最高是73分).所以孔家每年可以不劳而获7万5000斤粮食.孔家人均14.7亩地，是全村人均的“6倍”（为什么加引号？不懂），那么全村人均为14.7/6=2.45亩，因此全村人口（不含孔地主家）为322/2.45-17=114（是不是少了点？
一场大雪仅柏山村就饿死300余人）假设村里的土地产量一样——实际上不可能，地主家的土地总是最好的——且除了孔家地租无须缴纳任何捐税（做梦去吧），那么平均每个农民每年可以得到((322-250)*360+60*250)/114=359斤（什么粮食？好地跟差地的区别不仅在于产量，还在于能种什么）
家园 到底哪个是大屠杀？ 还乡团开始了大量”暴行”, 博爱县的保安团大队长皇尚礼在城南关外大堤一次杀害干部家属民兵300余人,在一年的反攻倒算中,城周围的刑场共处决3000余人,北石涧村一夜处决29人,8区区长李东荣全家11口被全部杀害...县委布署了”反奸复仇运动”,造成一次惨烈的大屠杀家园 刻薄一点，这种资料不值一看 一方是定量的，“博爱县的保安团大队长皇尚礼在城南关外大堤一次杀害干部家属民兵300余人,在一年的反攻倒算中,城周围的刑场共处决3000余人,北石涧村一夜处决29人,8区区长李东荣全家11口被全部杀害”；一方是定性的，“县委布署了”反奸复仇运动”,造成一次惨烈的大屠杀”，严格一点这可以说是双重标准了。认真探讨这个问题，就应该把”反奸复仇运动”中被处决的人数同样列出来，大家看看算不算什么“大屠杀”，算不算什么“骇人听闻”。
使用这种形容词与否，还不是在于作者的一念之差。这真有点类似马前卒说的话，认定事实不需要立场，评论才需要。
家园 呵呵，司徒的意思是还乡团的大屠杀是共党造成的 极左土改最大的意义是完全激发有产阶级的仇恨
看到没？土改的意义是改变生产资料的不合理分配？是减轻剥削？是使“耕者有其田”？是增加劳动生产力？no，no，是激发有产阶级的仇恨，然后让无产阶级被有产阶级报复以激发其对有产阶级的仇恨再被共党利用来篡夺政权。多么复杂的逻辑啊，怪不得国军说共军狡猾。
家园 reply 这儿再多个嘴吧,因为不用讲太长,省力.
看到没？
土改的意义是改变生产资料的不合理分配？
事实上,生产资料如土地,农具,牲畜等是被贫下中农”平分”了.
至于这种再分配合理不合理?
农作商业化的进步动力被消灭,分配后热了几年,继续”合理分配”的结果出现公社,生产大队,最后是三年”自然灾害”.
是减轻剥削？
中共建政之后不到十年,农民被剥削到连基本”口粮”都保不住,到成千万饿毙于陇亩.直到改革开放,农民才算得救.至今日,大陆的农民都被视为次等人,户口被限制,”非正规收费”问题要到这几年才被重视,农民工拥入沿海大城以求生机.”减轻剥削”云乎哉?
是使“耕者有其田”？
土地证发了,建政不久收归公有.耕者有其田乎?
那是近代史上的一大笑谭.
是增加劳动生产力？
公社,生产大队,公有制的劳动积极性,应不需多说了.
这就是”影下黑”,这些就发生在您上一代的事情,您硬是能视而不见.您若有尊长是农民,不妨问问他们,发生过什么事情.
no，no，是激发有产阶级的仇恨，然后让无产阶级被有产阶级报复以激发其对有产阶级的仇恨再被共党利用来篡夺政权。多么复杂的逻辑啊，怪不得国军说共军狡猾。
剩下的,不就是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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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建国后的TG和建国前当然有差别 TG历来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不过国民党是够腐败的。据我长辈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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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我也reply 1。司兄拿着建国后共党犯的错误去说抗日时候的事，就好象有些人拿着改革开放后共党的成就去说文革时候的事，司兄认为妥当么？我家所谓“三代贫农”出身，舅姥爷一直在老家务农到现在，影下黑的事，自认还是不干的。司兄莫非真以为大陆的农民都活不下去了？
2。共产党不是陈水扁，不要忘了，还乡团回来杀的第一个就是共产党人。司兄文中也说：“一次杀害干部家属民兵300余人,在一年的反攻倒算中,城周围的刑场共处决3000余人,北石涧村一夜处决29人,8区区长李东荣全家11口被全部杀害”，这里面死了多少共产党？如果说共党的目的就是让还乡团回来杀自己，司兄以为能说得通么？共党就那么肯定还乡团回来杀自己杀不绝？
- 复 我也reply
家园 reply 1。司兄拿着建国后共党犯的错误去说抗日时候的事，就好象有些人拿着改革开放后共党的成就去说文革时候的事，司兄认为妥当幺？我家所谓“三代贫农”出身，舅姥爷一直在老家务农到现在，影下黑的事，自认还是不干的。司兄莫非真以为大陆的农民都活不下去了？
由抗日到建国后错误,那是同一领导,同一政权,同一理念,一以贯之的结果,中间并没有interrupt.放寛历史的视野,进行长期考察,为什么不合理呢?
农民之民不堪命,烦参考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这本书时间跨度大,地域考察也广.很好的著作.
这是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学术论着,而非国民党党史会出版的隔岸观火.相信您能接收.
2。共产党不是陈水扁，不要忘了，还乡团回来杀的第一个就是共产党人。司兄文中也说：“一次杀害干部家属民兵300余人,在一年的反攻倒算中,城周围的刑场共处决3000余人,北石涧村一夜处决29人,8区区长李东荣全家11口被全部杀害”，这里面死了多少共产党？如果说共党的目的就是让还乡团回来杀自己，司兄以为能说得通幺？共党就那幺肯定还乡团回来杀自己杀不绝？
还乡团为什么要杀共党成员?原本大家都是好乡里呀.没有共党鼓吹阶级仇恨,斗杀地主富农,造成血海深仇,那里来的什么还乡团?
您需不需要一些人为挑起阶级仇恨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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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呵呵 同一领导，同一政权，但是同一理念则未必，即便中共自己也承认自己建国后犯了左倾错误。况且即使如司兄所说三个同一，同一个政策，A时期为利大于弊，B时期为弊大于利，不也是经常的现象么？即便以国府来说，抗战中于抗战后，民众支持度不也发生大变化么？文革中中共的左倾错误大多数人包括中共都承认，但以这一特定时期情况作为普遍现象，否定整个中共毛领导时期乃至抗战时期的政策，无法使人认同。“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既已声明为人民公社时期，我不觉的可以直接套用到抗战时期，就像国府在台湾的土地改革不可用来解释国府抗战后的行为一样。
人为挑起阶级仇恨的例子肯定有，但是反映深刻尖锐的阶级矛盾的事实更多，大陆这边的资料里俯拾皆是。说是好乡里，一方面拥有大量土地，一方面得不租种土地，交纳地租，一遇灾年便流离失所，卖儿卖女。一些恶霸地主还要佃户充当打手和私人武装。稍不遂意，农民就会被地主捆绑吊打，甚至被杀。而且共党的政策初始也只是鼓励农民抗租，要求地主减租，即使后来激进的土地革命政策也并未大规模斗杀地主富农,造成血海深仇吧。而还乡团呢？不仅杀共产党人，也杀共产党人的家属，还杀不是共产党人的农民，“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是谁说出来得？是哪个造成血海深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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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和司徒卡兄商榷 一直潜水，看到司兄最近的几篇帖子，忍不住想说几句。
从司兄的帖子来看，司兄是一个很注重档案文本材料的人，说话都很有根据，这种
严谨的态度的确是国内很多论坛上看不到的（岔一句，就是正规报刊上也基本很少
看到），这点要佩服一下。但是有个问题不知道司兄注意到没有，就是档案材料有
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材料的真实性，这并不是说它们是被伪造的，而是说档案材
料的记述人本身并不能完全地纪录历史事件，有时是因为记述人没有亲身参与事件
，有时是因为其观察面不够广只能记述到自己所观察到的那一部分，再就是有时记
述人难免带有自己的主观情绪而有所取舍。这样的话，档案文本材料的使用就需要
很小心，需要旁证，幸好对于几十年前的那些事件，还有足够多的其他史证，比如
乡老之言。
国共相争，是非先不论，单纯比较双方的组织能力，土共是远远胜过国民党的。在
土共之前，中国没有哪种政治势力可以完全从外界介入农村控制农村事务，这点只
有共产党做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最大的差异不在政治信仰，而在对于中国传统的
态度，国民党总体而言是一个继承了中国传统并以这些传统统治的政党，而共产党
则是一个完全打破传统改用全新方式统治的政党，因此，国民党沿着中国的传统去
做就必然要依靠士绅管理乡村事务，因此，对于农村权力和财产结构就不会有太大
的变动。而采用全新方式的共产党，就不能继续那种依靠乡绅间接管理的老路（用
传统方式他们是争不过国民党的），他们采取了彻底打破农村旧有财产、权力结构
的方式完全控制了农村（土改是这种方式的集大成者，土改并不仅仅是土地的分配
，同时还以政治上支持贫雇农的方式改变了农村的权力结构）。
这种差别就造成了国共两党在抗战以及稍后的内战中表现的差异。国民党做不到对
人民的完全动员，主要依靠拉壮丁来满足兵源需要，物资的征集也不如共产党方面
有力，这不是说共产党更会搜刮，而是说共产党的征收机制要更有效率，成本和浪
费更少。
（司兄可能会举出反例，如十万青年十万军，我不否认有，鄙人祖父当年要再长一
两岁也被录取了。但是大多数的兵源还是依靠拉壮丁，鄙人祖父的一个远方表兄，
解放后被镇压，原因不是因为他参加过军统，而是因为他一直做的就是拉丁的事情
，在当地激起民愤。）
共产党由于能够完全控制农村，因此能够充分动员其控制地区的一切资源，兵源、
粮食、被服、后勤支援等，而且供应效率要更高。
国民党方面还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组织涣散不如共产党凝聚有力，很明显的，司
兄提到的王泰恭，估计三民主义都没好好学习过，就“委”了县长，这在共产党这边
是不可想象的，共产党基层政府中实权绝对都是党员掌握，保证上下级的一致。王
因为手里有武力被委任为县长，他的上级是否可以对他做出足够的约束与控制呢？
具体点，他的上级是否可以很顺利的把他调任到另一个职位（比如河南兰考县长）
呢？是否可以很顺畅地指挥王的队伍呢？共产党也收编这些民众武装、伪军、“游
杂”，但是绝对要加以改造，从思想上和组织上改变这些队伍，真正做到吸收一切
抗日力量，光给些官职，那是招安不是壮大自己。
可是，国民党方面也就只能依靠王泰这样的人来进行游击作战了，因为国军的兵源
结构、军事理念与后勤方式都无法适应敌后犬牙交错、变化剧烈的形式，就只有依
靠当地民众武装对游击战的天然适应性了（地形熟悉、战斗意志强、官兵关系比较
好，在当地能够得到支持）。而共产党基本上是到哪里就把哪里变成自己的“老家”
，建设根据地，以取得当地支持。这样一来，在敌后的广大地区，就是国民党控制
力越来越弱共产党控制力越来越强。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桂军的皖中地区，就是国军方面唯一的敌后根据地。
对于国共两党，评价要分时段的，49年，甚至说56年之前的共产党，都是很不错的
，土气但不失真诚，让大家服气；而这时期的国民党，就很有些书生气，动手能力
不强，有时过于守旧，不能让民众有新希望。现在来看国共两党，当然评价会有变
化，因此，以56年之后发生的事情来评价56年之前的共产党，是不恰当的，就像不
能以在台湾的国民党来评价在大陆的国民党一样，在大陆的国民党哪里会让一个公
开的反对党一起参加选举？所以说国民党也变化了，对不对？
还有一点要和司兄说明，司兄曾提到：“公社,生产大队,公有制的劳动积极性,应不
需多说了.这就是”影下黑”,这些就发生在您上一代的事情,您硬是能视而不见.您若有
尊长是农民,不妨问问他们,发生过什么事情.”这似乎当是林毅夫的理论，农业生产
质量的监管问题。
不过据我向身边的长辈了解，生产队劳动强度一点不低，我父亲文革后期高中毕
业回家务农，当时鄙人家那个村子一项主要工分就是去河边挑沙，那个生产队长负
责装担，每担都装得冒尖，我父亲当时刚到十八岁，身子嫩吃不消，就把冒尖部
分倒了，队长于是登记为半个工，我父亲当时就气哭了。
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增产，我的理解是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是化肥农药使用量的增加
，土地肥力提高病虫害得到控制；二是种子品种的改良，杂交水稻得到推广；三是
耕作技术的进步节约了人力，比如秧盘育秧和抛秧，这绝对是天才的技术，插过秧的朋友应该都会这么认为的，省力、快、而且还增产。
- 复 reply
家园 如果你认为70%以上的地租合理，那我认为这种做法再合理不 过了。
生产资料如土地,农具,牲畜等是被贫下中农”平分”了地主们也恶得够了。二五减租只不过是要把这种高得离谱的地租按比例减掉25%，地主们连这都不肯，敬酒不吃吃什么？
就算土地原来是地主合理合法辛苦赚来的（有这个可能吗？知不知道地主最喜欢什么？饥荒！因为每过一次饥荒，他们的财产就涨上一涨），这么多年的地租交下来，也该捞够本了吧？
家园 能不能说的明确一点？ 你说的“二五减租”是1927年7月南京政府发布的，还是1951年5月在台湾实行的那个？这种提法肯定是在26年以前出现的。
73%是你说的，一般说二五减租是不管原来地租水平如何，一律以50%为基础计算，实际上就是说实际地租水平不低于50%，对不对？这种现象合理吗？
小高庄那个例子，地主家有17人，250亩地，人均14.7亩，是村人均数的6倍。这种计算法就好像说盖茨家的人均财产是我和他两家的人均财产的两倍略少一点，这种比较有意义吗？村人均为14.7/6=2.45亩，但实际上除地主外其他人每人占地72/114=0.6亩（总觉得数字有问题，村里的农民男女老少加起来有114人，这里有多少劳力，可以耕作322亩地？），地主家人均占地是其他人的23倍。还有，那个时候如果一亩地单产360斤似乎应该算高产地，一个村子里有没有可能80%以上的地都是高产地？孔地主收租是按实际产量*83%还是按固定数量300斤/亩？
不知道是不是您觉得大家的问题太低级：为什么在那样的大灾荒中，只要40石小米的小小投资，就能收获大把粮草，民心，大批劳力、兵源，这么好的买卖，却只有共产党去做呢？既然别人都不去做，有人做了，救了大批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百姓，事后自己也得到了好处，不知道这种“投资”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地方？难道比那些见死不救的更可恶？
如果说共产党“在内战中博爱解放区所控置的(估计)不到2万户中有4409人参军”算是横征暴敛，或者邀买人心大有成效，那么某势力同一时期内“在一年的反攻倒算中,城周围的刑场共处决3000余人”——这3000余人有多少是那不到2万户里的？——又算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