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敌后游击 摩擦 王泰恭(一) -- 王外马甲
家园 马甲兄这个贴子多了些自己的立场 而少了些某故事主人公的感情立场，感觉上更客观了，为此献花，并期待着马甲兄跟司徒兄之交流擦出的更多的精彩的火花。
家园 【原创】竟敢调戏日本人。 这个文风,恶搞~~~不比不知道.
说法：
当年老毛到重庆谈判，一首《雪》引来重庆纸贵。委员长不服了，俺蒋某人的才气比不过你姓毛的，但是俺中国传统文化保持地比你好，俺家国学大师大大地有。
招来了几个老先生，和老毛的《雪》，要比一比。大作经蒋委员长一一过目，遭到蒋委员长一顿训斥：娘ＸＰ，怎么都有一股腐尸余气，你们刚从棺材里爬出来？
家园 reply 诗曰:"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论史能互为激荡琢磨,其成果将互成华美.司某甚以王君能对史料作切实考察,以抒其志,而申琢磨佳意而欣慰.套句大陆的流行语,司某对王君的认真,表示敬意.
王君无需以"在《抗日战史》上甚至说 “原本纯净的沦陷区，由于新四军之进入，遂成多事之秋”之类政治信念之异而作考语而介怀.事实上确如王君的推测,司某认为这句话再自然不过.不过,司某说过,我们唯有诚诚恳恳,跨越时代,乃能求终结硕果.如何结硕果?就是像王君一样诚恳播种,反复耘作.
王君能否告知以下出处?烦参考拙文参考书目,若有史料司某所未及,务请赐告,司某将搜览而自谋进益.
"滑县救国联合会的主任袁丙善是个开明绅士，觉得王泰恭出操训话，做派和共产党有点象，一定很有前途。就几次跑去劝他参加八路军黄河支队，王泰恭不愿意，因为当八路就要到处走，他可不想离开家"。
此外,王君能够注意到这段训词,所"谓游击战，实在是正规战之一种，一定要正式的部队才能够担任；临时集合的队伍，只能叫别动队",那真是得其三昧了.这段话是国府游击作战方针最精辟的解释,司某正在写篇小东西,讲赣北的游击作战,就以这篇训词为引文(可惜大陆将台北的<中正文教基金会>网站封锁,否则这类训词可以直接在网上浏览,非常便利).
王君,为什么国府要强调,游击部队只能以正规军担任?司某于此略抒己见,以供参考.
国府是政府,政府不能乱抢钱的,而敌后作战,就是天量成本.不管是征,借还是连征带借,都要劳民伤财.这就是为什么国府在抗战初期,希望敌后作战能在规范中进行的原因.当然,遍地黄花开,国府无从切实管制敌后游击.
反之,中共并没有预算.红军时代打浮财,五四土改之后打地富(所以您可以见到中共军事力量的真正扩张发生在抗战胜利之后,特别是1946年春之后),就是藉否定地方有资产居民财产权为手段取得军需,并藉散发财物土地取得贫民支持.抗战中期以前,共军因为有"统一战线"考量,这种无限攫夺的方式受到制约,这使抗战中期的共军发展受到限制.抗战时期中共的主要收入来自传统的农业税与设卡抽税,当然,浮财也打,但打的是"顽军"与伪军伪官附伪人员的身家财产.
国府再横征暴敛,他有预算,他不能藉澈底否定民间财产权以充实军资,所以国府的理想游击战,只能是有限度,以正规军为主的游击战.虽然现实与理想差别很大,但是我们可以藉蒋委员长的训词,深切体察国府对游击战的构想.
至于,熟优熟劣?司某认为这并不存在比较基础.
聊陈鄙见,杂乱无章,仅供参考.若有关于王三祝的史料,烦赐告书名出处,此为司某所渴求者.
- 复 reply
家园 看了reply，心里真是瓦凉瓦凉的 往好听的说真是有点“虽九死而未悔”的尽头，往不好听的说就是死了都是个糊涂鬼。
“国府是政府,政府不能乱抢钱的”这话让大量发行金圆券到破产的国府说出口我都替它脸红。而且如果只靠打土豪就能支持中共从那么点人发展到几百万人，这些土豪也横征暴敛的太过分了，是不是有点乱抢钱的嫌疑？日本人也经不起这么抢吧？
真是佩服马甲，点题点的恰到好处，国共对游击战的看法可以说根本不同。有预算的国府为了不花那“天量成本”宁愿民众做敌占区的顺民也不愿其成为游击区或者根据地里的“暴民”。在国府看来可能中日之间地战争就是两国政府间地事，你们那些无知地民众有爱国热情是很好地，被日寇烧杀抢掠是很悲惨地，但是再好地热情再悲惨地遭遇，想起来反抗？不行不行，没有国府地统一领导和管制，那就是“天量成本”，是要“劳民伤财”的。难怪毛泽东要说：“有无群众观点是我们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先用百分之一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么，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
熟优熟劣?确实不存在比较基础，毕竟共产党从抗战中越打越强直至韩战与美国对峙，而国府对游击战的构想我们现在只能从“蒋委员长”的训词中去“深切体察”。
家园 写得好！ gmd就是忽视群众的力量。以为笼络到掌握财富的一部分人就能很好的控制政权，殊不知广大的劳苦大众才是政权的根基，谁能解决好农村的问题就解决了中国的问题。现在也是如此啊！
家园 reply 3 我期待诸君在大发议论的时候,能够在细微处切实下过工夫.至少,在针对司某而发议论时,必需做到这点.因为司某崇尚细致研究,而不喜滥发议论.司某的议论,基本上我都能胸有成竹,能洋然成篇.因为我的议论,筑基于我下过的苦功.
例如,国府的财政,特别是通货,正是司某所热烈钻研的题目.我为了研究国府的货币政策,搜集材料已经不下百种,中文英文,大陆台湾,也算一小书库了.甚至,我两年前深感经济学基础不足,所以我由经济学基础理论研习起,预估在3~4年,应能有切实考察的基础,可以放言一论.
而,我们可以看到突君只需费不到1分钟,就能完成整个研究并进而下定论. “国府是政府,政府不能乱抢钱的”这话让大量发行金圆券到破产的国府说出口我都替它脸红”.
司某愚钝,深愧无此天才,只能踏踏实实研究,而没有能力与突君这些天才并驾齐驱.所以诸君还是高抬贵手,在大放高评时,别再点名了.不回不礼貌,回了自己的时间则被虚掷,回与不回,均无意义.
- 复 reply 3
家园 讨论就好好讨论，浅薄的扬己抑众，我看就不必了 能力大小，用功多少，基础厚薄，不是自己大吹大擂就能得到大家认可的。不妨好好讨论，只要言之在理，证据凿凿，自然可以得到大家的认可。若是觉得自己高出众人一等，与大家讨论属于“虚掷时间”，大可不必参与讨论。论坛是公开的，不存在强迫的问题，何必姿态这么难看呢？
家园 reply ----------original-------------
能力大小，用功多少，基础厚薄，不是自己大吹大擂就能得到大家认可的。不妨好好讨论，只要言之在理，证据凿凿，自然可以得到大家的认可。若是觉得自己高出众人一等，与大家讨论属于“虚掷时间”，大可不必参与讨论。论坛是公开的，不存在强迫的问题，何必姿态这幺难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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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指教.如此,即陷入一个无解的循环.即司某崇尚宏观史评应筑基于微观之细致研究,诸君反之,崇尚不筑基于微观之细致研究之宏观史评.所以司某看了诸君宏议,提出希望诸君发针对鄙人言论前能先细致研究,就成了大吹大擂,姿态难看了.
这是一种无解的僵局.篱君說的好:” 若是觉得自己高出众人一等，与大家讨论属于“虚掷时间”，大可不必参与讨论.论坛是公开的，不存在强迫的问题，何必姿态这幺难看呢？
司某建议,还是回到司某的<小记>吧.诸君的洋洋宏论,恕司某不再逐一作覆,以免又出现姿态难看之讥.
http://www.cchere.com/article/858398
家园 reply 2 至于,解放之后呢?
解放之后的巨量征发,不减反增.搞到农民只能保留”口粮标准”而后已.所谓口粮标准,北方360斤(小麦,小米,玉米,高粱),南方400斤(稻縠为主).其余均被国家征走或购走.
近来,政治大环境不再”严峻”,司某阅读了不少大陆本地出版的相关著作,深切了解在改革开放之前,至少农民,是如何的民不堪命.
其中最经典的一本是高王凌着,<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他所乡土考察的跨度,几乎就是解放至改革开放之间.
高氏在序文中写道:
“中国当代的年轻读者,大多没有挨饿的经验,也不容易了解一个月二三十斤成品粮是什么意味.但是,我和我们上几代中国人都有过这种经验,至少在”三年困难”时期,城里人曾因之消瘦或浮肿,乡下则眼见大批人口”非正常死亡”其后是插队下乡的亲身经历,体会就更深切了,可以说几乎日日是在饥饿半饥饿之中”..
没有挨过饿的年轻朋友们,不作细致的考察,何来宏观之谠议?
家园 reply 1 对突突君的指教,司某愿作较细致的回复.希望诸君在研究这类题材之前,能够真正于微观处着手,再由宏观处横议.
突突君,您所高论的题目,司某已经研究三年.仅是对大陆各县文史资料的札记,至今累积就达400余篇.司某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您,单就征粮派工而论,中共政权是征派额,除少数地区之外,普遍高额超出国民政府时期.红军时代的政权不计了,那是”打浮财”的时代.抗战中期以前还有统一战线考虑,抗战中期之后,中共官方征派规模之惊人,已经远超出国府时期,内战时期则达到最高峰.这些都有史料可稽,其中以四川各省的文史数据所记录的数据,最为骇人.司某也随时可以提出具体数据,而且数据来源不是台湾早年的<匪情年鉴>,而是各县市的文史资料与地方志.
司某这里随机选取一则摘自福泉文史数据的札记.请注意,福泉县,即原贵州省平越县,在解放时已经时近1950年.
1950年,人民政府在平越县造成该县有史以来最惊人的征发shock.该县现称福泉县,在福泉县文史资料第1辑与第5辑各有对1950年征发与1950年以前国府征发的详细数据.国民政府时代平越县的田赋可以反衬出1950年的冲击.
平越县的总田土数,1937年据县政府调查,全县田土总面积22万5218.4亩.1946年的土地测量结果为田土28万7385亩(公田377.48亩).
实际的田赋征收,民国初年继承清代赋额,分夏秋两季征收,全年正米5161.61石,耗米254.99石,折为银两(若算为实物,可计算81万2250斤).进入民国之后改为银元.1915年征收正耗赋额6万0315两,折银元9万0472.5元.1927年实征9004.05元.抗战初期,1939年赋额2万2595.36元(法币).
到了抗战中期,法币狂贬,军费上升.1941年平越县改为田赋征实与军粮征购(贵州省本身于1939年开始军粮征购,当年购买大米16万8000大包,每包200斤大米或262斤稻縠.可能因为是三等县,平越县到1941年才开始征购).
田赋征实部份,赋额1元(法币)折稻縠2斗.实物以稻縠为主,主产包縠地区可搭配收包縠.交通不便地区折价,每市斗縠折法币6元.1941年实征县公粮3935市石,田赋7864市石.约等于176万9850市斤.
军粮征购部份,县的分配额度为9868石,购粮款项由盐专卖的收入支出.这项约再有偿购入148万斤.与田赋合计为325万斤(半数为有偿购入).
(一市石稻縠约为130~150市斤.各地不同.考虑到著名的大斛小斗贪污损耗,兹采150市斤之最严标准.这可能使总数量多出10%左右).
次年,1942年完全征收实物,幷修改赋额折抵率,赋1元折縠3斗,幷附征县公粮1斗,共4斗.幷规定糙米5升合縠1斗.1942年实征县公粮3933石,田赋12383石.约等于244万7400斤.
1942年的征购改为"半征半借",省分配给平越县额度为15016石,以1942年8月16日至10月15日平均粮价为购粮价格,"购"的部份以法币50元购稻1石."借"的部份发给四年期甲种储蓄券.15016石并没有完成全部任务,但实际完成数量不详.假设完成10000石,那该县约以法币25万元购入军粮5000石,另以四年期储蓄券借入军粮另5000石.即有偿多得150万斤.
所以1942年在征,购,借并用之下,平越县共出粮395万斤左右.
1943年,实征县公粮3813石,田赋11146石.约等于224万4000斤.而购借军粮改为征借军粮,共12301石.即1/2改为无偿征发,1/4发给价款,1/4发给储蓄券.但这已越出县的负担能力,所以当年12301石的"任务"只完成9880石,即约148万2000斤.
总计为372万6000斤,其中约298万5000斤为无偿征发.
1944年起,征实定率改为每赋1元征稻縠4斗,附加县公粮1斗,共5斗.1944年与1945年两年各征县公粮2554石,田赋8960石.约等于172万7100斤.这两年的征购借军粮中,1944年不变,1945年改为"征一借一",即赋1元除征上述5斗之外,再加征4斗.共9斗.1945年的征借军粮任务为14000石,实征得8690石(130万3500斤).所以征发最烈的1945年,共征借军粮303万600斤.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国府明令豁免1946年度田赋与军粮与1945年欠缴的田粮,随后免征期改为两年.
两年虽正赋免征,但在1946年又进行征借,改为每赋1元年征实物2斗,借实物1斗.起征点则由各县自行决定.1946年的"任务"为2259石.1947年大致相同.即全年征入33万9950斤.注意这个数字,这比战前的赋额减轻约40%.
1948年,再以赋额1元折稻縠3斗,借縠1.5斗进行征收.1948年实征县公粮4570石,田赋9140石.约等于205万6500斤.借粮部份发给"抵缴田赋收据".但因政府退出大陆,幷未实现.可以完全算入无偿征发.
这是”国民党时代强取豪夺,不顾人民死活之真面目”(福泉文史第5辑,<民国时代财赋状况>评语)的实貌.
1949年11月24日,共军接管平越县(现称福泉县),以李耀为县委书记兼县长,李占稳为副县长.
平越那时已是一个穷县份:"解放前的平越县,百业雕弊,经济萧条,只有几家设备简陋的手工卷烟,打铁,烧制陶土器皿的作坊,同兴实业社和平安商店两家资本较多的官商合办企业,其余都是小商小贩.全县可耕土地约23万亩,粮食年产量徘徊在5000万斤左右".
在人民政府接管平越县后,发现全县公仓仍然剩下粮食21万3778斤(但该县干部依然宣称国民党搞了三光,不给解放军留东西...).县财粮科抓了原县政府田赋管理局,会计室,财政科与县银行办移交,对旧人员采"包下来",幷利用国府留下来的架子快速成立新机构.如县银行改为人民银行福泉分行.
1950年1月,福泉县开始征借公粮.征1949年度公粮,借1950年度公粮.主要对象自然是贫穷小县上贫穷的"地主富农"(其实他们能富到那里去?",地主不愿意交粮,财粮干部就向雇农收,幷宣称这可以抵地富的田租.
1950年上半年,这个穷县居然缴出田赋粮414万2300斤.因为粮食过度紧张,有些地富不得不以现金抵縠.以现金(应指新流通的人民币)抵偿的部份有17万2530斤,银洋抵偿有4500斤(银洋75元).
这个征发让全县反动份子数量猛然上升,路续被杀害的财粮干部共16人,包括城关区委书记刘思孟与副区长秦毓德.幷有15900余斤公粮被劫而"还之于民".
在1950年上半年的浩劫结束之后,紧接而来的是使用新累进税率的秋征,可怜的"富户"们才被狠"借"了一比,才发现借额都被新税率抵消了.这次的征收也及于贫下中农,到1950年年底,秋收新登场的新縠,再入库公粮604万8459斤.
也就是说,1950年一年之内,实际征为公粮的数量突破1000万斤,而这个县的理想年产量不过5000万斤,征发额度超过20%.也超过了国民党时代303万斤最高峰的167%.
但,这让平越县委"完成上级布署的任务".至于起而抗暴的民众,视为土匪剿灭或付诸"公审"即可.
1950年上半年,县委接受推广"胜利折实公债"的任务,进一步吸收了人民的劳动成果.
司某难以想象1950年的贵州人民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突突君,司某所搜集的材料,与您单纯依浅薄印像所发挥的宏论,不大一样吧.然而这就是实况.一个远离国共主战区,在贵州橿徧处的县份,在1950年,曾经发生过这个故事.
- 复 reply 1
家园 见到司徒兄回复，甚喜 司徒兄在这个问题上已经研究近三年，仅是文史资料的札记，就达400余篇，这上面的功夫，我是无论如何都自叹不如，十分佩服的，何止不如，简直就是远远不如。不过司徒兄来到河里，不可能要求河里的每一人都和司徒兄一样阅卷千篇胸有成竹了再出来说话吧。我看了司徒兄的文字，感觉资料虽然详细，却并能感到信服，才斗胆写写感想，其中自觉并无点司徒兄名的地方。又欣见司徒兄回复，却犹觉不足，故奉上千虑之所得，司徒兄如有时间指点一下自是最好，如无时间，任其自腐即可?
首先，司徒兄举了一个解放后的例子，来说明中共官方征派规模之惊人,已经远超出国府时期,内战时期则达到最高峰.这些都有史料可稽,其中以四川各省的文史数据所记录的数据，最为骇人.我有所疑问的是，四川各省在内战和抗日时期并无中共的根据地和解放区，为何中共官方会有征派，还最为骇人？另外我们讨论的是抗日时期国共两党对游击战的看法问题，最多延续到内战时期国共两党的比较，为何扯出解放后的东西，甚至三年自然灾害？那时国府已经转进台湾，事易时移啊。而且中共建国初期经济增长是有目共睹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后，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241亿元，比1952年增长67．8％。1957年的国民收入比1952年增长53％。1957年工业总产值超过原计划21％，比1952年增长128．5％。原定五年计划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4．7％，实际达到18％。1957年手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83％，平均每年增长12．8％。1957年的钢产量为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近3倍，原煤为1．31亿吨，比1952年增长98．596，发电量为193亿度，比1952年增长164．4％。机床产量达2．8万台，比1949年增长17．7倍；棉布为50．6亿尺，比1952年增长3296，糖86万吨，比1952年增长92％。农业总产值完成原计划101%，比1952年增长25％，平均每年增长4．5％。粮食产量1957年达到3900亿斤，比1952年增长19％；棉花产量为3280万担，比1952年增长25．8％。粮食和棉花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3．7％和4．7％。五年内全国扩大耕地面积5867万亩。1957年全国耕地面积达到16．745万亩，完成原定计划101％。五年内全国新增灌溉面积21．810万亩，相当于1952年全部灌溉面积的69％。你要说人民没有从经济增长中得到好处，生活比解放前还差，我想无法让人信服。
抗战事情的民众负担问题，以抗日战争期间山东地区负担情况为例，见下表：
胶东地区群众粮食负担比较情况表
〖胶东〗〖群众〗〖粮食〗〖负担〗〖比较〗〖统计表〗〖1942〗
表1-1 单位：元
地 区 │每两（银）负担 │每亩（地）负担│指数
解放区（共产党领导）│ 562．50 │ 11．25 │ 100
顽军占区 │ 2850．00 │ 47．50 │ 422
日军、顽军、共产党交错区│ 3270．00 │ 54．50 │ 484
顽军、共产党交错区 │ 1520．00 │ 76．oo │ 676
日军占区 │ 2800．00 │ 140．00 │ 1244
各区粮食负担分类比较表
〖山东革命根据地〗〖粮食〗〖负担〗〖比较〗〖统计表〗〖1943〗
类别 │胶东 │滨海 │清河 │鲁中 │鲁南
佃农 │ 8％ │8．8％ │ 14％│ 7％ │ 10％
自耕农 │ 8％ │10．4％ │ 14％│ 19％│11．3％
收租地主│ 10％│ 18％│ 30％│ 58％│15．3％
（来源：山东省志http://www.shandong.gov.cn/art/2005/12/23/art_6358_157059.html）
公粮的征收与现在的个人所得税类似，多得多交。1940年12月15日，山东省战工会发出《关于公布公平负担暂行办法的通知》，1942年8月，省战工会作出修正征粮办法决定，制定了全省统一的征收救国公粮新办法，其基本原则是根据每人每年的粮食收获量，按累进比例法征收。即以户为单位，按人口计算，每人每年产量百斤以下者不负担，满101斤征收1％。以后每增加产量50斤，征率增加1％～4％，产量达801斤以上者，均按35％征收。遇有军粮供应困难或富户负担能力特强，征得户主同意，并经政权机关批准，再提高征收率，但最高不超过45％。夏粮与秋粮的征收比例为3：7或4：6，每交纳1斤公粮，带交公草公柴2斤（后曾作过某些修正）。这一新的征粮办法，1942年8月25日在《大众日报》登出，并发表了题为《抗战为人民彻底实现征粮新办法》的社论。1943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根据各地征收公粮的实际情况，发出《关于征收救国公粮的指示》，在指出过去各种征收办法缺点的同时，要求仍按土地亩数累进征收。如土地尚未登记清丈，即按收入征收，并作了修正：一、不按土地实际产量征收，而按同级土地平均产量征收，以奖励农 民加工、增肥、增产。二、农民及经营地主的收入，扣除20％生产成本后再计数征收，以减轻勤劳生产和苦心经营者的负担，加重不劳而获收租者的负担。三、改变负担数额，贫农占其收入1％～8％，最多不超过10％；中农占其收入9％～16％，最多不超过20％；富农占其收入17％～24％，最多不超过30％；地主按其收入累进，最高征收率35％。（同样引自山东省志)
而且，群众在抗日和内战时期给予了共产党大量的支持，这是勿庸置疑的事实，所以才有“淮海战役是用百万民工的小车推出来的”的说法。当时有的村的民工队随部队转战十几个省份。抗战时期也有农民挖出深埋在地底的种子粮给游击队做饭的记载。这一向是被当作共党和群众之间所谓“鱼水关系”的例证。但如司徒兄来看，一定又是共党残酷剥削劳苦大众的铁证了，估计又“难以想象那些人民过得是什么样地生活”了。事实上，由于共党的土地政策对头，大量无地农民分到了土地，根据地又有减租减息运动，地主对农民地剥削大为减少（说白了，就是地租减少），大多数农民支持共党就是为了保住自己现在地生活和土地。以山东根据地莒南县为例，以大店、筵宾、沟头3区为代表的平原地区自1938年至工945年地主净减地22073亩，富农净减地1023亩，地主富农合计减地23096亩，而中农贫农等其他阶层则明显上升，增地6590亩。地主土地由户均203．57亩，人均35．95亩，分别下降70％和62％，而贫农由户均5．97亩、人均1．15亩分别上升到8．91亩和1．90亩，升幅达49％和65％。（附注：总地亩数减少，不是因为土地面积减少，而是有些大户将地卖到外庄）
（引用自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7311/1， 抗战时期中共的减租减息政策与地权变动）。看不到土地革命给大多数贫苦农民带来地好处，只看到共产党从群众哪里得到的大量支持，自然只能得出农民被更加残酷剥削地错误结论。要注意的是，地权的变动是从地主手中变动到了贫雇农手中，而不是共党手中。而金圆券的发行，只使用了十个月左右，贬值超过了20000倍，政府以行政手段迫使民间用黄金外币兑换，大量财富从民间集中到了国府手中，这种行为，不称其为抢钱，还能称其为什么？我没有学习“经济学基础理论”，就不能说它抢钱了？
家园 reply 突突君能与王君一般,切实由资料面着手进行探究,这是可喜的现象.适之先生说了,心中有问题,就要”动手动脚找资料”.作空高机锋之谈,自然另有其锻练口才之类的价值,但是难见实质意义.
突突君质疑”四川各省在内战和抗日时期并无中共的根据地和解放区，为何中共官方会有征派，还最为骇人？’以下为一则重庆市江北区文史资料的札记.
"在<江北文史资料>第7辑,有抗战时期国府征借购田赋与中共征发公粮的较详细记录.
抗战期间,国府因为军费浩繁,不得不提高征额,并辅以购借,购借之偿金只有3成现款,另7成除以粮食库券抵充外,亦有美金公债券与美元储盖券.1944年最高额度达征借额6万6314石(795万7680斤),另对大户额外征1万4563石,合计8万877石(970万5240斤).另有省,县附加粮,尊师粮,文化粮,献粮(由积縠拨给),积縠,预征等,以致""尾欠积累甚多,虽每年发出训令,但欠额连年有增无已"".
这些欠额在抗战胜利后被蒋介石一笔勾消,但在大陆上的文史资料,讳言此事.
也就是说,在抗战时期可损杂税的最高峰,总额折粮970万斤,而且有不少战后被豁免的拖欠.
1949年中共公粮征发达3989万斤,几乎达国府时代最高额之4倍.1950年以年产量13%计征,达3542万斤.其后则展开统购统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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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铜梁文史资料的札记:
"在<铜梁文史资料>第2辑,有原铜梁县委工作人员李崇仁的回忆文章,对铜梁县早期征粮的胡涂作风有详细描述,值得参考.1949年12月2日中共于铜梁成立铜梁县人民办事处,22日成立县政府,接管政权.铜梁县人民政府成立之后,对原乡保甲人员大致留用.1950年1月,铜梁县接受了1949年度公粮任务6755万斤(其中加征为2500余万斤).李崇仁回忆道:
""铜梁当时共有4,5万人口,在国民党溃逃前已征过一次公粮情况下,人平均要缴纳公粮150余斤.当时完成任务有相当困难,但这是一项必需完成的任务.因为当时如果没有公粮,就不能解决大批入川军队和大量脱产人员的吃饭问题,便不能平抑物价,制止通货膨胀,便不能支持城市建设任务..."".
""在征粮工作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是政策问题.如按田赋征收的办法,好处是简便易行,群众习惯,但原来的赋元基础不合理,难免有畸轻畸重的问题,而且负担面很窄.全县共有占总户数20~30%的佃农,因为自己没有耕地,也就没有赋元,所以就不负担公粮.这次征收的公粮实 上由30%左右的人来负担,这个问题开始时并未引起重视,后来才根据上级规定,向佃中农征收年产量5~6%,佃贫农征收年产量2~3%"".
""大户加征的政策问题更多,所谓大户,是指地主.政策规定地主除完成普征粮外再加征40~50%.当时并不知道全县有多少地主,应完成多少普征粮,便已定下2500余万斤的加征任务.这实际上是以任务来定政策,不可避免地要造成政策与任务的矛盾.什么是地主?当时认为出租土地,不劳而获的是地主(实际上许多是小土地出租),因而便一律加征40~50%,这就加重了小地主与小 土地出租的负担...,当时县委试图将大户加征的政策具体化为只有少量土地出租,生活相当于中农者加征20~30%,一般地主加征40~50%,对大地主加征70~80%.但又怕完不成任务,未能实行.当时是以完成任务为最高原则,加征40~50%的政策规定实际上是放在参考位置,加征任务轻可能不到40%,加征任务重,便要超过50%..."".
""因为刚解放,征粮任务紧迫,力量有限,又不了解情况,不可能事先经调查研究定出符合实际的具体征粮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能实行上述方法,工作做的粗些是不可避免的.但当时没有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思想上逐步形成一种只要任务,不讲政策的单纯任务观点,对后来的工作危害非浅"".
这种搞法,李崇仁下一个印象深刻的工作经验,自然就是剿匪了.1950年1月下旬铜仁县境暴发农民起义,""这些土匪暴动起来,首先是围攻区政府,捕杀干部,破坏征粮.平滩区被匪围攻,区委副书记被害...江津基干团政委曹弋笑同志带领一个营到铜梁,在西泉山上被冷枪射杀..."".
李崇仁总结道:""当时有人认为,这次匪乱是征粮引起的,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一切反动统治阶级都是不甘心灭亡的.我们不征粮,他们也要捣乱.但征粮工作首先触动了地主阶级,而且工作中又有一些缺点,他们便乘机用来欺骗群众.如果当时工作做的好些,有可能缩小他们的叛乱规模..."".
在<铜梁文史资料>第3辑,有铜梁县田赋与中共的农业税比较.抗战期间,1943年征额为18万771石,1944年在18万771石上再加征借额4万3300石(实入库2万4457石).1947年加文化事业縠4460石.即国府时代征粮的最高峰为2200万斤.
1949年度6670万斤农业税在4个月的征发后,大致完成.每征3斤縠,并附征人民币20元,柴草2斤.加征大户不足可以金,银,棉纱,桐油,菜油等抵交,对佃耕中农与贫农则按人口每人征收扩大粮5~10斤(时称翻身粮).所以1949年度的公粮除征到5047万斤之外(完成任务82.6%),附征到人民币1亿171万元,柴草928万斤.
征额约为国府最高峰时之两倍.
1950年,完成公粮5238万斤(涵附加粮683万斤),超出任务17.95%.
1958年征额为6254万斤.1961年因自然灾害影响,降为2247万斤.
当年在四川的重派形成大规模暴乱,中共官方定义为”剿匪”.司某也搜集了不少这类故事.
突突君又质疑”另外我们讨论的是抗日时期国共两党对游击战的看法问题，最多延续到内战时期国共两党的比较，为何扯出解放后的东西，甚至三年自然灾害……”
司某为什么跨度如此大呢?因为唯有作如此跨度的观察,才能明白四川,乃至全国,这场灾难的根源.其根源即为中共在建政之后,始终没有停止其战时征发之思维,他就是说,战时体制并未被收束.在平时仍作如战时之征派,最后基本否定私人产权,以最低廉工资累积成骇人的国家资本,以推动其政策目标.
相较之下,抗战胜利之后,国府在1946年至1947年之间豁免全国赋税与拖欠.
虽然因为地方需求而继续出现小量摊派,但是国府收束战时体制的决心,仍然使国府在内战初期对内战显的力不从心.
这是司某将致力深入的题材,聊草数笔于此,供突突君参考.
家园 司徒兄提中共得国后的三年“自然”(其实是人为)灾害和文革 是为应对“中共对人民更好、更代表人民利益”的说法吧。
这个事我以为无论怎么说都不严密。中共抗战和内战期间的确比国府更得民心，甚至后来不仅是草根阶层拥护中共 连城市文化平民也转而拥护中共了。那个时候中共也的确非常爱护百姓善待百姓。
但说中共更代表人民利益或更不代表人民利益，这个确实大可商榷。事实上这是个伪命题，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对该命题不利的证据就是中共得国后也是推行牺牲农民利益以发展工业和军事的政策，而且比国府所为更烈。刚分的土地没过几年就收归公有了，而且国府时期不禁的自流地也禁了，国府时期所没有的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的政策也在蛮横地实施着... 试问：严重牺牲人数最多的农民的利益而且一干就是二十多年，这算是代表人民利益吗？
我无意指责中共那个政策如何如何不对。(事实上我理解中共这样做的苦衷 但认为它做得过于极端也过于不恤民情了) 我只是想指出不应一口咬死中共是代表人民利益的 国府就是损害人民利益的。我们可以说中共政治手段和政策明显优于国府，但愣要说中共代表人民利益国府损害人民利益，我只能说，当时人民都相信中共更能代表他们的利益，但建国后二十多年中中共的政策却是实实在在地严重损害了人民中大多数成员(农民)的利益。所以这是个说不清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