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骑兵故事(一) -- 王外马甲

这一段，个人感觉还是放在拼马刀，韩猛子牺牲之前的描述比较好。记得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很是为这种将-兵之间互相依赖、互相信任、以命相托、舍命以博的感觉唏嘘不已。

多谢指教,已经改了.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我每次看见小李医生这一段都无比气愤

十六

《论持久战》告诉大家一个道理：别怕日本的枪炮狠，他们的国家小资源少，只要咱们坚持住，小鬼子磨不过咱们；别看鬼子现在凶，他们的人少底气不足，咱们和他拼消耗，最后还是日本受不了。战争虽然艰苦，可是不要慌，一要靠斗志旺盛，二要靠军民团结，坚持住这两条，和鬼子打持久战，最后的胜利就是咱们的！

“咱们困难，鬼子也困难，豁出命和他们耗上了，看谁熬得过谁！”，通过学习毛泽东的理论，战士们的精神重新振作起来，不急噪也不慌张。大家看到，许多部队已经化整为零，换上便衣到各地去恢复县大队和区中队；地方组织提出“区不离区、乡不离乡”的口号，干部们都坚持在乡村发动群众，女干部也深入群众中间“认干娘”、“走亲戚”，重新建立农会、妇救会……军队和政府都在尽最大的努力为恢复局面创造条件，大家明确了胜利的方向，心里又充满了希望。

思想上的困惑解决了，可骑兵团的战斗减员仍然是个大问题。

骑兵的训练周期长，不是随便招人就能补充得上的。冀鲁豫这地方，有乘骑基础的青壮年比较少，会赶马车的人都不多、就更别提能骑马打仗的了。为了这事，上级领导在骑兵团休整期间做了一些调整。

42年11月，新七旅的骑兵连被合并到骑兵团，同时到任的还有政治处主任李庭桂（后任贵州省副省长）和参谋长王玉珂（47年5月在安阳战役中牺牲）。

李庭桂主任原先是新七旅二十团的副政委，他是河北人，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和“反帝大同盟”，有才气，喜欢写诗，高兴起来一会儿写一首、一会儿又写一首。

李主任一到部队就组织大合唱比赛，还搞运动会，跳高、跳远、拔河、赛跑，每次都邀请领导参加。赛场上，首长们讲话发奖，战士们玩得不亦乐乎，附近的老百姓也都来看热闹。一群群的小孩子在队伍里面跑来跑去，欢声笑语，真是军民一家亲。李庭桂还创办了《铁骑报》，这份不定期的8开2版小报专门宣传骑兵团的好人好事，还开展各项评比活动。首长们看到铁骑英姿，知道了战士们的蓬勃朝气，格外满意和高兴。

新七旅的骑兵战士编为骑兵团第五连，他们虽然打仗的技术比较一般，但搞文娱活动的水平绝对顶呱呱，能歌善舞。五连的支部书记马书龙是业余剧社的主角，“马派老生”远近闻名，一曲《王佐断臂》，不仅唱得台上的“陆文龙”投奔了大宋、唱得台下的伪军俘虏改邪归正，还把扮演“陆夫人”的女医生吴艺也唱成了马夫人。用现在的话来说：他的“粉丝”真不少。

五连的秧歌队扮相英俊、动作洒脱，能踩着高跷在桌子板凳间跳上跳下，供给处的老舒处长也是从新七旅来的，快五十岁的人了还身段婀娜、翩翩起舞，把围观的群众都乐得不行。

以前，骑兵团的战士很少唱歌，因为骑马列队行军、一张嘴就吃灰。如今在五连的影响下，大家都唱起了《我们的铁骑兵》。这首歌又名《骑兵进行曲》，是李劫夫在河北慰问演出时为八路军骑兵创作的，经夏风填词之后，在抗日战场流传很广，后来还在开国大典的阅兵式上演奏过：

快快跨上战马，举起了战刀，

带着复仇的心，勇猛冲向前。

翻过高山越过平原挺进最前线，

侦察警戒步步留神驰骋敌后方。

粉碎日寇进攻，保卫边区，

机动灵活勇敢无敌我们是铁骑兵。

冀中军区的骑兵战士也并入了骑兵团。冀中骑兵团的技术很好也很勇敢，可惜在“大扫荡”中损失过大，只有七十多人冲出了包围圈。到冀南以后，团长马仁兴调任二十七团团长（47年6月在四平攻坚战中牺牲），其他人则编入129师骑兵团的特务连。

训练参谋边乔（47年牺牲）也是这时候来到骑兵团的。边乔是东北讲武堂骑兵科的毕业生，东北军出身。他为人沉默寡言，对待军事训练和战马调养却十分严格，战士们既怕他又十分敬重他。

刘春雷第一次认识边乔是在刷洗战马的时候。当时马匹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乐意在水边呆、老往旁边跳，一个战士急了，拿马鞭子好一顿抽打。边参谋正巧看见，他一下子冲过来抢过马鞭，煞白着脸训斥道：“你凭什么打马，它只是调皮么！不爱护马的人凭什么当骑兵，它在枪弹面前陪你玩命，现在却要打他！你真不是个人啊”。气势汹汹的样子，把战士们全吓傻了。

那时候，边乔还不是党员。党员在团部开会，他就出去搬个小桌子小凳子，找块毛巾铺上，把外国怀表的零件拆开，左看右看东摸西擦，再一件件装上。别人问他：“你老摆弄这玩意干啥？”，他说：“这里面有文章。怀表的零件虽然多，却安装精密，各有各的位置、各有各的作用，还照样能成为一个运动整体”。

大伙也就明白他的意思，笑一笑，不提动员他入党的事了。

政治处组织的文娱活动，边乔只是看看、很少参加。李庭桂主任找他谈了几次话，他才搞了一套“马术体操”，还分文的和武的两种，训练出来好看极了，弄得以后军区和地方上开大会，都来请骑兵团去表演马术。可表演时，边乔自己却又不去了，叫五连指导员王凤翔去指挥，反正五连的人都喜欢参加演出。可王指导员又客气，每回都要声明：“这是我们团训练参谋边乔发明的体操……”

领导高兴地问：“边乔同志呢？”

“生病了，没来……”

元城战役之后，冀鲁豫三省的交界地区相对比较平静，许多部队和机关都到这一带来休整。闲暇的时候，大家就打篮球，这好象是延安那边传过来的活动，干部战士都爱玩，骑兵团也转着和不同的对手打比赛。

其实，团里面以前见过篮球的没几个，但政治处李庭桂主任搞过学生运动、有体育基础，边乔参谋在东北军参加过篮球队、技术不错，这就使得骑兵团球队具备了相当的水平，见了谁都不怵。不过，曾玉良团长似乎对这玩意不感兴趣，开始的时候，政治处把球赛赢了这个赢了那个的战绩都登在《铁骑报》上，团长看了不以为然：“破消息，有什么用处？浪费纸”，宣传干事以后就不写这个了。

篮球比赛的场地很简单。找老百姓借两架梯子竖起来，在顶上用柳条编成米字格当篮板，再用柳条圈个篮框绑上，哨子一吹就可以开动了。不过这种“梯子球架”不容易进球，一场比赛能扔进五六个球就算是大胜利了，搞得篮球赛的比分和足球赛差不多。

球场大小不一、凹凸不平，边线也不清楚，有时候拍着球跑出去好远大家还在抢。最有趣的是和二十一团比赛，他们输急了，把梯子扛起来就走，害得骑兵团找不到投篮的地方，只好哈哈一笑，握手言和。球赛没有赢，大家也挺高兴，李庭桂主任说：“这是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可是，乐了没多久就乐观不起来了。

42年，华北遭遇了大旱灾。八个多月没下雨，土地龟裂、水渠干涸，冀南近900万亩耕地未能播种，春苗枯死、夏季绝收、到了秋天仍然是荒芜一片，全区一半以上的村庄成为“无苗区”。

刚开始，大家还没有感觉到事情有多可怕。冀南这里的自然条件不错，是传统的农业富庶区，俗话说“金南宫，银枣强，叫花子不肯吃高粱”，连讨饭的乞丐都要吃馍馍的地方，饿肚子的情况很少见。

在冀南，八路军不设粮食仓库，公粮就存放在老百姓的家里，如果有“公家人”来到村里，乡亲们就赶紧把麦子磨成面、提供吃喝，干部则如数付给粮票，用粮票就充抵公粮。

军粮是只计数量不分种类的，可老百姓一则爱护八路、二则也爱面子，如果有馒头，决不会拿窝头招待子弟兵。八路军吃干的、老乡们自己喝稀的，还要出门去炫耀：“我家今天吃白面馍馍，每个足有海碗大，里面埋着大红枣……”

开始休整的时候，骑兵的定量是每人每天一斤十四两，没过几天就降为一斤半（当时是用一斤等于十六两的老秤）；月初的时候，伤病员的“休养餐”是每天两个鸡蛋，月底就变成了一碗面条。尽管标准降低了，老百姓还是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慰劳八路军。有一天，病号刘春雷和一个伤员到老乡家吃“营养派饭”，进门的时候，人家婆媳正在闹矛盾，原因是家里的一只母鸡好些天没下蛋了，婆婆怀疑是媳妇把鸡蛋偷拿去换了东西。吵着吵着，看见伤员同志进来了，老婆婆转身就把这只母鸡炖成了汤，把两个八路军战士感动得直掉泪。

开始的时候是粗粮细粮各一半、接着是粗八细二，到后来连高粱面也吃不上了。进入十二月份以后，军队和老百姓的生活用粮都成了问题，部队走到哪里，地方干部都是搓着双手，满头大汗一脸焦急想不出办法。刘春雷他们这才意识到：大饥荒到来了。

这场饥荒，一半是天灾一半是人祸。天灾自不必说，41年的洪涝、42年的干旱、43年的蝗虫……自然灾害接二连三，使老百姓断了收成。可是，往年间也有闹旱涝灾害的时候，日子却从来没有这么惨过。这一次，是日本鬼子的“三光”掠夺加剧了灾难的严重程度。

“四、二九大扫荡”之后，日军占领了冀南90%以上的土地，鬼子在根据地大肆烧杀抢夺，仅元城附近的四个区就有26个村庄被烧毁，被抢走粮食14000多石、牲口2000多头，直接造成大批群众破产；在敌占区，日伪机构强行征收“户口税”、“牲畜税”、“田赋费”、“电杆费”、“护路费”、“门牌捐”、“居住证捐”……仅42年4月—8月，每亩耕地平均对敌负担就达250元以上，四个月的捐税超过了老百姓全年的收入；为加强对根据地的封锁，日伪军还强迫群众挖壕沟、建炮楼，全区一半以上劳动力被征调劳役，使得群众失去了进行灾后补救的机会。

另外，由于日军在42年强迫冀南各区多种棉花少种麦子，而抗日政府却没有能够及时察觉敌人的经济意图。结果，收获下来的棉花被低价收走，日军再封锁粮食供应、提高粮价，根据地的老百姓就只好吃棉籽了。

战争的破坏和敌人的掠夺，使根据地民众的社会积蓄消耗殆尽，因而在自然灾害面前完全失去了抗衡能力。冀中和冀南曾经是太行山根据地的粮仓，现在，冀中根据地丢失，冀南不仅不能向太行山供粮、反而需要其他根据地的支援。从各游击区的调拨过来的粮食也是杯水车薪，八路军不能眼看着老百姓挨饿，于是就不断降低军粮标准，从一斤半降到一斤、再从一斤降到八两……

每天喝两碗稀粥，走几步就消化光了。当时，无论步兵骑兵都取消了操练，大家闲躺着不动、保持体力，争取让肚子里的一点汤汤水水多保存一会。也有人听说延安在搞大生产运动，可大伙都觉得不可思议——当兵吃粮，天经地义，别说新八路，就连老红军也没见过要部队去种地的。

刘春雷问张起旺：“连长，当初你们没吃食的时候怎么办？”

“简单，打地主呗”

这倒是个好主意。可这办法现在也不行啊，放眼四周，个个饿得眼发蓝，打地主？地主家也没余粮呀。

人饿久了就发傻。出太阳的时候，士兵和老百姓都在场院里坐着，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木木呆呆的。有的人随口闲侃胡说八道，有的人闭目养神胡思乱想。况玉纯政委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得给大家找点事情做，而且还不能耗费体力。政治处的李庭桂主任就想了个主意：学文化！

把战士们按文化水平高低分成好几个班，学问大的念报纸，学问低的认生字。

人数最多的是“文化班”，这实际上就是个扫盲班，负责上课的老师是刘春雷班上的新战士——人称“半截秀才”的李大鹏，他还有个外号叫“皮皮”。

大鹏其实并不大，当时才17岁。他是个烈士遗孤，父亲是顺直军委早期的干部，搞地下兵运时被晋军陈长捷部杀害了。母亲改嫁后，年幼的大鹏就跟着舅舅和舅妈生活，元城战役后，舅舅老舒调到骑兵团当供给处处长，大鹏也跑来参加骑兵。

李大鹏从小就跟着长辈闹革命，颠沛流离、见多识广，特别能说会道，高兴的时候说“笑得不亦乐乎”、辛苦时说“累得呜呼哀哉”，活象个半截秀才。有一次聊天，他向大伙比划：地球怎么围着太阳转、太阳又是怎么转、月亮又怎么转，还说星星也都在打转转……在场的人都不相信，心说：天上星星那么多，要是都转圈岂不是乱套了，万一碰到一起掉下来怎么办？于是大家起哄不认帐，把“半截秀才”气哭了，直到边乔参谋跑过来主持公道才算作罢。

“半截秀才”的文化水平也确实是半截。别看他说话挺“文”的，念报纸也能够从头到尾不停顿，可让他写字就完蛋了，很简单一个字，握着笔半天写不对，他自己说这叫做“提笔忘字”，大家却很怀疑：“不对吧，你念报纸的时候，小嘴皮吧嗒吧嗒挺利索，那些字兴许是瞎蒙着读出来的”。因此，他又得了外号，叫“皮皮”，意思是说就只有嘴皮子厉害。

不管“皮皮”的嘴皮子如何，给“文化班”扫盲的资格是够的。开课第一天，他教的是“大小人，上中下，天下工人是一家”， 二连三班长刘长生一听就不同意：“不对不对，听说人家私塾先生上课，讲的是‘人之初，性本善’”。

“也行也行，那样正规些”，大鹏老师倒是好说话，马上就改学三字经。

可是，半截秀才就是半截秀才，才念到“苟不教,性乃迁”就忘了下一句，停在那里“苟不教……苟不教……”地嘟囔了半天，刘长生又不耐烦了：“狗都被武工队打死了，哪里还会叫？”

大家哄堂大笑，“皮皮”跑来找大刘：“班长，你去教课吧，这个老师我可当不了”

于是只好换成刘春雷当老师，李庭桂主任临时编了课本，第一课是——老大爷、老大娘，大哥、大嫂、小弟弟、小妹妹，我们是人民的八路军。

认生字难倒了不少人，可战士都很认真。上课时借老乡的门板当黑板，下课后把门板还了，大伙就到人家门口蹲着，歪着脑袋看字迹，还拿木棍在地上学着划。房东老大娘乐了，说“八路军给咱家派了好些个歪脖子门神”，刘长生一边刷马一边用手指头在马身上写字，写到一半忘记了，于是他的手就这么举着，冲着马屁股直发呆，大家看见了都笑，说这小子魔怔了。

被说成是“魔怔”的还有一连一排长胡彦明。胡排长文武双全还很爱学习，一张报纸到了他手上，翻来覆去看上一天都舍不得放下。元城战役中，他拣到一本北平陆军大学的小册子，叫什么《航空判读》，高兴得不得了，一有空就抱着书看。

其他人看不懂内容，只认得封面上画着的飞机，大家就琢磨这飞行员是从哪里钻到飞机肚子里面去的？问胡彦明，他也不知道。

“那么，你这书里头讲的是啥？”

“是说怎么在飞机上看地形的”。

大伙都笑：“扯淡吧，连飞机的门都找不到，还看地形呢，简直魔怔”

胡彦明也不反驳，自己又接着看书。

十七

43年12月，刘春雷被抽调到军区参加军事培训。当时，各部队的操练停了，可战斗骨干的素质提高却不能放松，军区因此抽调了部分战士进行轮训。

培训学校的学员来自主力部队和游击队，分成好几个队，根据队长的姓氏编代号，队长姓张叫“张庄”、队长姓王就叫“王庄”，刘春雷他们的“庄主”是被刘邓首长称为“三军楷模”的郭好礼（43年牺牲）。

学校里除了射击、刺杀、爆破和工兵作业训练，也学习理论知识。上课时席地而坐，两个人合用一本书，用子弹壳改装的“钢笔”记笔记。政治课学的是《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和共产党》，还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敌工课就是教大家说几句日本话；上统战课的时候，请来一个日本人做报告，是在山东莘县被刘金魁活捉的日军机枪弹药手秋山良照，刘春雷心想：要是川老汉还活着该多好，他的俘虏成了“反战同盟”的书记，他又有牛皮可以吹了……

大刘最喜欢的课程是游击战术和军事教练，看地图认地形、排兵布阵，这些东西对他来说很实用。

有一次搞战术演练，轮到刘春雷当组长，两边各十几个人，比赛看谁先占领一个小村子。大刘心想这还不简单，带着大家数完一二三就开跑，结果气喘嘘嘘还是慢了一步。他不服气，说对方的距离比他们的短，不公平。结果教员骂他是“猪脑子”，说：“你们地势高，他们地势低。如果你不急着往村里跑，先在那边坡上架几杆枪，他们还敢跟你比赛跑么？在战场上哪里有什么公平可讲”。刘春雷顿时觉得这战术里面还真有名堂，兴趣更浓了。

还有一次练习攻城爆破，学员轮流当排长，对面坡坎上站着几个教员当裁判，他们说谁死了谁就算是死了。

有个“排长”设计的是两人组，连续派出了三个爆破组都没有成功，又接着派出第四组，刚冲到一半，裁决教员（现在叫“总导演”）郭好礼的旗子一挥：“把排长撤了，他不及格”。这排长想不通，说：“前面的人派了六组不成功都没事，我才派四组……”，教员讲评道：一、你连续派四组突击，走的都是相同路线，没有总结经验，不动脑子就不能及格；二、你派出的前三组战士都已经牺牲了，到第四组你还想不到要自己上，不能身先士卒，你就不配当排长！

从此，刘春雷明白了八路军的指挥员应该怎么做。

学习结束时，陈再道司令来讲话，他说：战术理论是死的，人是活的，要多动脑子总结经验，要打得巧才能打得好；武器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们有什么武器就打什么样的仗，机枪大炮是武器，土枪长矛也是武器，甚至毛笔标语也是武器，要发挥我们的长处，牵着敌人鼻子走。

轮训毕业后再去锻炼，实际上就是参加武装工作队。

武工队是实施“精兵简政”、“一元化领导”和“机关工作军事化”的具体措施。在当时，除一部分民兵参加县区武装打游击外，大批民兵在“不丢失一枝枪”的原则下回到乡里开展生产自救。而八路军则抽调骨干力量和区干部一起深入敌后，给群众撑腰。

43年初，冀南共有武工队21支，队员400多人。

武工队里除了刘春雷这样的八路军，还有区干部，一个组七八个人，三个组合成一队就有二三十人。培训班学员组成的武工队是生力军，一般都被派往环境最艰苦的地区，有时候还被冠以这个“支队”、那个“部队”的名称，虚张声势。大刘他们要去的是枣南、南宫、隆平、平乡一带，在这些地方，敌人的据点、岗楼、公路和壕沟已经形成了网络，不仅我军大部队进不去，甚至连地下工作人员也撤出来了。

到敌人的腹地去战斗，什么凶险的情况都可能出现（仅仅一个月后，刘春雷的教官郭好礼队长就在敌后牺牲了）。临出发前，每个八路军战士都向党组织做出了誓约：

我宣誓——在任何情况下，不怕危险，不怕困难，坚持工作，坚持战斗，有死在自己岗位上的决心，决不动摇；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服从民族的利益，一切听从组织的决定……

跟随武工队一起行动的地方干部是不用宣誓的，可是，一位中年妇女也站起来举起了拳头。她不识字，对着党旗激动地说：“我也赌咒发誓，情愿牺牲也不投降。我保证努力工作，不泄露秘密，反正死也不屈服，说什么也不中。上有青天下有黄泉，说话不算，天打五雷轰！”

这位女同志是冯大姐，是个刚强果断、办事有条理的妇女干部。她多次和武工队在敌后活动，无论环境多么危险、条件多么艰难，从不示弱，甚至从来不会显得疲倦，大家都很佩服她。

冯大姐的丈夫很早就帮八路军跑交通。有一年鬼子清乡，正值河里涨大水，敌人把渡船封锁了，她十四岁的儿子知道父亲水性不好，就抱了一串葫芦泅到对岸去接人，结果这一去就没回来。几天后，在河边见到父子俩搂在一起的尸体，身上除了枪眼，还捆着那串葫芦……

冯大姐原本是家庭妇女，这以后就参加了抗日活动，先是在村里工作，凭着自己出众的能力，逐渐到区里、县里，后来成为地方工委的委员。在敌后的日子里，冯大姐白天黑夜都揣着一颗手榴弹，随时准备牺牲，那份刚强的精神真是让人敬佩。可是，这么一个能力出众的女干部，在抗战胜利后却突然辞职不干了，原因是她仅存的女儿嫁给了一个商铺伙计，她要去和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起。当时，许多领导都做了工作，拦不住。

解放后，冯大姐的很多同事都在河南省担任领导，可她住在开封的女婿家里，乐呵呵地当家庭妇女带着外孙，没提任何要求。她舍弃荣耀选择了天伦之乐，非常满足。

或许，历经战争的女人最能明白什么才是她们最大的愿望。身处战火中的女性，以各自的方法追求着自己的安宁。

除了冯大姐，武工队里还有两个编外的女成员，她们是队长张文亭的家眷。

张文亭（45年牺牲）是冀南、豫北一带很有名的游击队长，他早年当过土匪，参加抗日队伍之后，勇敢顽强、机智多谋，打鬼子真是没得说。可就是有个毛病改不了，爱沾花惹草，每到外面转一圈，总要结识个把“相好的”。这当然也有好处，由他带队打游击，走到哪里都有个“办事处”接待，十分方便，可细想起来，似乎又对八路军的名声大大的不利。

上级教育了多少次也不管用，张家的女人只好亲自出马、实施“贴身紧逼”监视。在武工队的这两位老婆，一高一矮，不晓得谁大谁小，也不知是第几房姨太太。反正这俩女人很有意思，对鬼子汉奸浑不在意、只为漂亮大姑娘担心。在敌后活动，不带枪也不带刀，每天收拾得整齐利索、时刻准备和别人家的小媳妇开战。那张队长也是奇怪，不怕枪林弹雨也不怕领导批评，却很惧内，任凭两个小老婆唧唧呱呱，平时的威风一点也看不见。

刘春雷他们当然不敢招惹这两位“监督员”，私下里给她俩起外号，个子高的叫“磨子机枪”（重机枪）、个子矮的叫“二机关枪”（冲锋枪），都是火力凶猛的武器。

武工队活动的区域是相对固定的，队里安排有本乡本土的人，所以出任务时不必事先通知谁、也不用找人带路，说声出发就摸着上路了。白天住下研究工作和休息，夜晚行动，路上没人咳嗽说话，连喘气都得憋着点，经过敌人据点旁边不会被发现。

武工队每次出动的任务不同。有时候是摸情报，就是到了目的地附近的村庄，找个地势比较安全的人家悄悄地进屋，先对房东进行教育，从对方的利害说起，使他容易接受，然后再询问当地情况，拿小本子记上。驻一村，只有一户人家知道，多走一些地方，再把情报对照起来，就可以画一个图表，标明敌人的据点、兵力、兵种，以及群众基础和我们活动的条件，甚至还可以了解到敌人内部的一些情况，做到知己知彼。

更多的时候，武工队有宣传的任务。要教育群众克服“和平”幻想，坚信抗战一定能胜利；号召群众团结起来，监视坏分子，保卫自己的利益；在经济上，还要鼓励大家坚壁清野，反资敌，“如果资敌，就是把敌人养肥了，使他们更凶狠地来杀害自己”。

搞宣传采取的是“空讲话”的办法，很有效。武工队夜里摸进村子，四下警戒，宣传员选个高地方站好，拿个梆子敲几下，“老乡们，大家坐起来听消息……”，然后就开始讲。乡亲们不点灯不起床，趴在炕头上就能听得见。宣传员讲话简短、明白，说清楚一个问题，武工队就迅速离开。一晚上走几个村，第二天就传得神乎其神，若是再遇到赶集，那更是到处都知道了。

队里也有能写信的文化人，了解到谁在帮鬼子汉奸办事，就写一封信投到他家门上，严肃警告他不许死心塌地替敌人效劳，并且还要求他在多少多少天内，找到多少多少户人家担保，证明他没办坏事，然后再把联保信放到什么什么地方……收信人吓坏了，第二天赶紧四处讨好发誓，求人担保，因此对乡亲们也就不敢太欺压。有的保甲长吓得把收来的公粮还给农民（这叫做“倒粮”），有的人赶紧辞职不干了，说“八路没走干净，再干下去就没命了”。

武工队的工作方式是以宣传教育和军事打击相结合，在号召群众团结起来、反抗日伪政权欺压的同时，也对伪军开展“良心大检查”运动，要求伪官兵“身在曹营心在汉、内外一心哄日本”。 在游击区，连小孩子都知道“不信鬼子话、不念鬼子书、不上鬼子当，不帮鬼子干事、不对说鬼子实话”；伪军也知道八路军手里有个小本本，谁干了坏事就点黑豆、办了好事就记红点，“善恶簿上记得清，按照国法判罪行；生死本上写得明，多做好事保性命”。

但是，日本人也在加强“攻心战”，推行奴化教育。针对灾区的贫困环境，敌人一方面加紧了经济封锁，一方面又以物质利诱的方式蛊惑民众。鬼子的赏赐使一些汉奸瞬间暴富起来，这对部分民族意识薄弱的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在南宫县，刘春雷的熟人“小罗成”就由一个混混痞子变成了铁杆汉奸。他投靠了日本人，死心塌地与八路军作对，帮着鬼子搞“剔抉”、“宣抚”，还强迫抗属“检举”、“自首”，罪行累累。对这种“坏中坏”，武工队当然要坚决镇压、杀一儆百，大刘是队里的战斗骨干，杀汉奸除恶霸，责无旁贷。

“小罗成”也知道武工队要除掉他，整天东躲西藏。一天夜里，大刘他们打听到“小罗成”在一个小寡妇家睡觉，立即赶过去，翻院墙踹开门，把他给堵上了。

一进屋，刘春雷就楞住了，这小寡妇是他的堂姐刘彩霞！彩霞堂姐原先是个多么爱面子的漂亮人啊，大刘参军时的衣服和挎包还是她送的呢。两年不见，她怎么居然和“小罗成”这混混痞子搅在了一起？

一开始，彩霞堂姐哭闹着不让拉走汉奸，还说“这是孩子他爹”，可她抬头看见堂弟，立刻就不吭声了。“小罗成”也认出了刘春雷，知道自己活不成了，这小子就泼口大闹：“老子到世间走了一圈，吃喝玩乐，享尽风流，不亏了！过二十年，老子还要再来一趟！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武工队把汉奸拉到村口，一刀捅了。其他人还在讨论如何处理小寡妇，刘春雷铁青着脸说：“放人！”。

队长张文亭虽然不是本地人，但社会经验丰富，看见大刘气得浑身发抖，马上就把刘彩霞放了。张家的两个“机关枪”素来主张严惩犯错误的漂亮女人，这一回也难得地没有吭声。

第二天，张文亭把武工队带到刘春雷的家门口，让他回去看看。家门关着、屋里也是黑的，大刘翻墙进去，听见有人说话，知道是他父亲的声音，于是叫开了门。老人家激动得不行：“听人讲，你前几个月被打死在枣强县的一个道沟里，头朝南脚朝北，瞧得清清楚楚，我和你伯父还去找着收尸……”，老母亲也哭着说：“你叫门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咱们的孩子死得冤，阴魂回家了呢”。

张文亭在旁边问了几句，才知道是保长家儿子造的谣，立刻派人把那家伙抓来，一见面，张队长就把盒子枪拍在桌子上：“我是张老抬，知道么？”。

张文亭从十二岁起就“吃票饭”，冀南豫北有谁不知道这个匪号？保长儿子一看见他阴深深的脸和黑洞洞的枪口，立刻就瘫软了。

刘家老人心肠好，帮忙说人情。张队长这才把枪收起来，警告说：“今天先记上一笔，今后，咱们老人家再受到一丁点儿委屈，都算是你的错，连本带利，坚决枪毙”。

聊家常的时候，刘春雷讲到堂姐的事十分气愤。两位老人家却说：“她的事，我们也知道……孩子啊，你也别太怪她了，她那是饿的……”。

都说“战争让女人走开”。可是，战乱中的苦难，女人们又何尝躲避得了。在那个年月里，无依无靠的寡妇实在太多了，苦难中的人们又怎能苛求所有不幸的妇人都成为烈女呢？

有段时间，武工队在枣南县活动，半年前，大刘在这里养过伤。

这里的群众很好，虽然在敌人的严厉控制下，老百姓自己也缺吃少穿，但总要千方百计地帮助八路军。经常是几户人家凑上十多斤粮食和三五个鸡蛋，偷偷找到武工队，一定要他们带回根据地去，“休息好，养壮身体，早点打回来啊”。有一次，夜间宣传离开村子，一个老头追了好远赶上来，递给刘春雷一个小包后转身就走，打开一看，里边是三个半窝头，这分明是人家明天的口粮啊……

当地有汉奸米先恩、米先盛两兄弟，无恶不作。临过春节，有户人家娶亲，米氏兄弟去喝喜酒，看见新娘子漂亮，就借口枪被偷了，把新人拖到了炮楼里。新媳妇第二天回来以后就疯了，新郎家也要死要活地过不下去。群众们都很气愤，寄希望于武工队撑腰，可是又觉得“八路军只能在晚上活动，大白天的保不住人……”。

八路军气炸了，立刻请求除掉米氏兄弟（大扫荡之后，因为有些战士急于报仇雪恨，出现了不分轻重乱杀人的现象，所以当时规定，除奸对象要由当地干部决定）。经当地政府批准之后，武工队就着手准备行动。

米家兄弟天黑以后都住在炮楼里，武工队还真不好下手。刘春雷不管不顾了，决心在白天开干。一天上午，他带着游击小组的两个民兵到米先恩、米先盛经常出现的地方去找人。大刘心想：反正我的伤是在这里养好的，上次大难不死，这回为了群众，把命丢在这里就是了。

中午，在一处干涸的河床边遇上了米先恩和一帮人，民兵指认清楚，刘春雷走过去就开枪。第一枪打在腰上，汉奸歪倒在地，接着再补一枪，那家伙就完蛋了。米先恩有一个带枪的跟班，可自始至终，跟班都吓傻了没敢动。大刘缴了他的枪，宣布：“八路军武工队奉命除掉米先恩，谁再敢当汉奸，和他一样的下场！”然后扬长而去。

米先恩死了以后，米先盛小心多了，轻易不出门，即使出来了也带上一大帮伪军护驾，很难下手。有一天赶集，群众报告说米先盛在集上喝酒，估计到伪军纪律差，散集时各走各的，米先盛有可能落单，武工队就决定动手。

观察地形以后，张队长安排刘春雷带四把短枪躲在路边的断墙后面，另外四杆长枪埋伏在百米外的院子里，预防敌人冲过去了再阻击。他带着几个人到集市上转悠，跟在敌人后面出来。

散集的时候，米先盛来了，慢腾腾地赶着一驾马车，他坐在车辕上，车上堆了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还坐着四个伪军。恼火的是，马车前后还有十几个老百姓一起跟着走，有的还把手里的东西搭在车帮子上，图省劲。这要是打起来，群众难免会受连累。

远远跟着的“二机关枪”很聪明，看见情况不对，她就在后面喊：“喂！今天你们村里的几个半大孩子被疯狗咬了，有这事么？”。你说，哪家屋里没有个“半大孩子”呀，一听这话，老百姓全都不走了，呼啦围起来问个东长西短，张文亭他们借机把散集的群众和预设战场隔开了。

马车到了跟前，刘春雷扬手扔了颗手榴弹。巧的是，这手榴弹正好就落在米先盛怀里，可又不巧的是，这手榴弹没有响。米先盛反应快腿脚也快，跳下马车就往路边的地里跑，大刘不管别人，闷头就追，边追边开枪。打了两枪没打上，米先盛吓慌了，在庄稼地里摔了一跟头，爬起来再接着跑，大刘就离他近了。追到跟前，正想打枪，米先盛突然止步朝旁边侧身一滚，俩人一错身，米先盛躺在地上，枪口就指着刘春雷，大刘心想：“完了……”。

但是，枪没响。刚才米先盛摔跤的时候，手枪枪管插到土里，堵上了。事到如今，他也只有哀嚎一声，被刘春雷一枪给毙了。可这时候，大刘也是一身冷汗，说不清楚是因为跑步累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反正腿肚子有点哆嗦……

马车上的伪军也知道武工队是冲着米先盛来的，他们用不着陪着玩命。所以除了一开始就被打死的一个，其余三人都抱着脑袋蹲在路边，缴枪投降了。

武工队连续的在大白天活动，震动了日伪军。他们认为这次八路军的游击力量一定比较强，于是出动了搜索队，在一无所获之后，敌人要求每个村子晚上都要派“值更组”守夜，发现八路军就点篝火报信，哪里放走了武工队就处罚哪个村。

本来，武工队八九个人，队伍精干，要撤走很容易。但如果这么一走了之，有几个“重点治安村”的群众就难免会受牵连，必须要想个办法。

于是，那天半夜里，周边的村口都有了动静。先是噼噼啪啪地敲东西，再就是“值更组”的大呼小叫，接着，报信的篝火都点燃了……夜里，炮楼里的敌人看见周围十几个村都点了火，吓懵了，哪里还敢出来。只好朝着大马路上乱放枪了事。

第二天，各村都来诉委屈，“昨天八路从我们村口过，老总们怎么不出来支援啊……”。

这次除奸活动，武工队里跟着个宣传干部，他以前没参加过战斗，初上战场很兴奋。回去后就写了篇文章发表在军区报纸上，题目叫做《战斗的喜悦》，很是把刘春雷吹捧了一番。

大刘当时并不知道这事，回到部队才看了文章。心里虽然得意，却也难免有点犯嘀咕：战斗就是战斗，还喜悦？要不是运气好，当场就报销了，喜悦个啥呢？

王外马甲签一个，

真名签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