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青岩教案中的“圣徒”和“英雄” -- 王外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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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青岩教案中的“圣徒”和“英雄”

前些日子,塔利班终于释放了韩国人质,全世界的媒体总算是松了口气。

二十三位到阿富汗“传教”的基督徒,死掉的两个很不幸、没死的二十一个也够遭罪。经此一劫,不知道他们以后还敢不敢四处乱跑了。

韩国人被绑架,大家很同情,一边祝福那些“好心的”的男女基督徒、一边谴责那些“不识抬举”的恐怖分子。可是,马甲却有些不以为然。

当然,我没敢说什么。我明白,在发生绑架事件的时候对倒霉的人质说“活该”,不仅不厚道、而且不合潮流,缺乏“人道主义精神”、显不出当代人的“高尚情怀”——纯属自认野蛮、没事找骂。想一想,实在不划算。

正觉得无聊,忽然看见地主兄写了一篇《“塔利班释放韩国人质”短评之短评》,不禁哑然失笑:到底是身在美国的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胆子比我壮得多,佩服佩服。

能说的话,地主已经说了(他不怕别人骂,不服气的朋友可以去找他算帐)。马甲我本着“为地主扛活”的朴素思想,也来讲个故事,不能算是“短评之短评之短评”,只是希望大家能做个比较,或许对了解这类事件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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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岩教案中的“圣徒”和“英雄”

青岩,距离贵阳市三十公里,是个旅游景点。那里至今仍保留着一些古建筑,比如古城墙、老牌坊什么的,并且特产一种现烤现吃的零食,俗称“青岩豆腐”,味道还不错。

一百多年前,在这个小镇发生了一场“青岩教案”,轰动了当时的朝野。

1861年(咸丰11年),大清王朝正处于内外交困之中。外战打不赢,英法联军一把火烧了圆明园,还逼迫着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内战赢不了,陈玉成、李秀成领着“长毛”军,从安庆、九江、南京到苏州、杭州、嘉兴,冲来杀去,打得清军“大营”连连告急——当时的中国,就和现在的阿富汗差不多。

贵州的局面也是一塌糊涂。“翼王”石达开率部进入川、黔两省,苗民纷纷起而响应。一时间,贵州境内被苗族义军和太平军所控制,清军只能困守贵阳,提督和巡抚的号令居然出不了五十里——那份狼狈,比如今的塔利班也强不了多少。

危急之下,“孤城”贵阳的一切力量都被调动起来,地方乡绅纷纷组织乡勇、举办团练,协助官府抵御“长毛”。 商宦士绅们知道,一旦被“乱民”突破了城池,等待他们的只有家破人亡的命运。

可就在这时候,却有人鼓动百姓脱离民团,并且趾高气扬地蔑视地方政府的权威。这些人,就来自于法国传教士主持的“贵阳天主教会”。

贵阳天主教会掌管着“贵州牧区”的事务,负责人名叫胡缚理(Louis Faurie)。

这个职务原本应该是马赖(Auguste Chapdelaine)的,可惜马赖神甫在广西、贵州边境传教时,被“不识好歹”的知县大人处死了(“马赖事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于是,教皇就改派“阿波罗尼亚主教”胡缚理担任了“贵州宗座代牧主教”。

胡缚理上任的时候,英法联军已经大获全胜,所以他是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贵州的。一到贵阳,胡主教就宣布“为我主拓荒苗疆”,大建教堂、广招教徒。无论什么人,只要入了天主教就可以得到粮食补贴,更重要的是,遇到家庭纠纷、邻里矛盾,可以由教会出面帮助打官司——这个做法在今天看来好象没什么不好,可在当时,却是和中国的政治习惯相冲突的。

按中国的传统,主张“以和为贵”、主张“息讼”,遇到问题总是由宗族出面调解,很少闹到“见官”的地步。而现在,有了“洋青天”撑腰,族长说话就不管用了,诉讼案件越来越多,而且基本上都是教民获胜。这样一来,不仅教徒和非教徒之间的矛盾急剧恶化,就连地方士绅也觉得没有脸面。

官府很害怕教会。吃过几次败仗之后,当官的都知道“和洋人作对没有好下场”, 所以纷纷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尽量不和传教士打交道。可是,官员消极避让,洋大人却蹬鼻子上脸,有事没事都找上门来,搞得当官的十分郁闷。

1861年3月底,根据《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胡缚理主教收到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颁发的“传教士护照”,于是他忽发奇想,要见一见贵州省的军、政负责人。胡缚理觉得:自己是统领贵州全省的主教,应该与提督(从一品)、巡抚(从二品)平起平坐,彼此聊一聊公务也是正常的。

4月4日那天,胡主教前往巡抚衙门。他的“卤簿仪仗”参照的是一品官的标准,伞盖、金锣、旗幡、回避牌一应俱全,顶马和护勇足有上百人,只是八抬大轿换成了紫色的呢子(清朝没有“紫呢官轿”,这是胡缚理的发明),主教穿着紫色“官服”、挂着紫色绶带、戴着紫色方尖帽,不中不洋、不僧不俗,搞得全城百姓都出来看稀奇古怪。

主教见巡抚,不磕头也不鞠躬,只是拱拱手,一副同级官员的派头。

贵州巡抚何冠英是个老学究(福建人,道光年间的榜眼,当时已经七十岁了),对这种“不合礼制”的做法十分反感,态度也就很冷淡。

胡主教说要扩建教堂,何巡抚就说“黔省教门已多,无增设之必要”;胡主教说要外出传教,何巡抚就答“省内情形混乱,外出传教实有不便”。然后端茶送客,两人不欢而散。

从巡抚衙门出来,主教又去拜访提督。

贵州提督田兴恕是个武官,没有和洋人打过交道。听说胡缚理来了,赶紧问师爷“应该怎样接待?”,师爷也傻眼,出主意说“巡抚大人刚刚见过洋人,可以向他讨教”,田兴恕觉得十分有理,急忙溜出后门、找何冠英打听礼节规矩去了。

田提督从后门走了,胡主教却在前门干等。七等八等,不见田兴恕出来,却遇到提督衙门换岗——号炮震天、盔甲分明、刀枪闪亮,一队队兵丁进进出出,看上去十分吓人。

主教的仪仗队员都是临时喊来的教民,见到这般阵仗、心里开始打鼓。偏巧,围观的群众又议论纷纷:“知道田大帅为什么姓田么?那是口中吞下十字架!洋教遇到了田大人,肯定没有好下场”。主教的跟班们一听这话,更加害怕了,丢下手里的锣鼓家伙,全都跑得没了影。

跟班的跑了,主教也慌了,他也跟着跑。胡缚理脱掉行头、换上便衣,连紫呢大轿也不要了,溜到一个教民家里躲了起来。

胡缚理跑了,田兴恕却不知道。他从巡抚那里学会了“接见洋人的招数”,很想实验一番。回到衙门,鸣礼炮、开中门、一本正经走出来,却发现外面只剩下一顶空轿子,顿时气坏了:“混帐洋人,竟敢戏耍本帅,哇呀呀呀……”

提督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要知道,田兴恕可不是一般人。他祖籍湘西凤凰,苗族,幼年丧父、家境贫寒,靠打柴为生。十六岁参加湘军,之后屡立战功,两次获得“巴图鲁”称号。五年时间就从一个小兵升为哨官、副将、总兵。1860年11月,田兴恕受命出任“钦差大臣署理贵州提督”,年仅二十四岁,是当时最年轻的封疆大吏。

田大帅会打仗,却没文化,他觉得自己被胡缚理“耍了一道”,就去找巡抚何冠英商量报仇的办法。这俩人,一个是冬烘老顽固、一个是莽撞愣头青,商量来商量去,就给下属官员写了封密函:“异端邪说,最为害民……不必直说系天主教,倘若借故处之,尤为妥善……”。意思是说:教会很讨厌,官场上不好明着动手,你们在下面想办法,找个理由把他们收拾了——呵呵,这简直就是塔利班的做法。

“密信”传达到下面,青岩镇的“团务总理”赵国澍高兴极了。

赵国澍,字慰三(很多资料写成“畏三”,错了),贵州青岩人,中过秀才。后来觉得读书没劲,就转而练武,带着一帮亲戚朋友举办团练,还与太平军打了几场恶仗,因功得了个“候补道”的头衔,逐渐成为了当地的头面人物。

青岩是贵阳的南大门,把守着通往广西方向的道路。省城被围,这里就成了“孤城”的前哨,隔三岔五地和各路“反贼”交火,青岩团练既要上阵打仗、又要下地干活,把这个三十出头的“团务总理”忙得焦头烂额。

可就在这要命的当口,天主教会却在青岩镇开办了一个修道院, 大力扩展“牧区”,严重地妨碍了团练的备战工作。

其实,赵国澍对洋教并没有什么成见。教会给贫民发放救济、宣讲“诚心向善”的道理,对稳定地方秩序有帮助,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赵总理和传教士的关系还挺不错。

后来就不行了,随着教民的增多,教会的规矩也严格起来。洋神甫规定:入教的人都不许拜祭祖宗,除了“天主”、任何菩萨神灵都不许信奉。并且说这是教皇的旨意,还说罗马的教皇比京城的皇上更高贵——这简直就是“无君无父”的理论。

地方团练是依靠宗族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武装团体,“天地君亲师”是乡勇凝聚力的关键,不拜祖宗、不信关公、不尊师长,乡民就没办法拢成一团。天主教搞的这一套,从根本上动摇了团练的基础,教堂多了一个教民、团练就少了一个乡丁,不到半年的时间,“修道院”就把赵国澍的人马拖走了两成,比他在战场上的损失还要大,这么一来,“团务总理”当然就急眼了。

教会的骨干分子,要么是洋人、要么是外乡的流浪汉、要么是人丁稀少的光棍,没有多少家庭牵挂。因此,他们对本地是否会被“乱贼”攻占并不十分在意,当乡勇在城墙上浴血奋战的时候,教民却在教堂里“领圣餐”、“唱圣歌”,他们认为,教会能够保护自己的安全。

不可否认,教会给部分群众提供了相对的“安全和舒适”,但这种“安宁”却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秩序,扩大了教民与非教民之间的矛盾。在战争环境下,地方团练和教会组织的关系变得水火不容,难以共存。

赵国澍想把教会的人赶走,很快,机会来了。

1861年6月12日是农历的端午节,按照贵州的习俗,这一天要“游百病”,也就是到山坡上唱歌跳舞,采一些草药回来煮水洗澡。这是青年男女开心放纵的节日,但教民们却不参加这些活动。于是,有年轻人唱山歌嘲笑天主教,结果就激怒了教民,他们在修道院门口与“游百病”的乡亲对骂,引起了纠纷。

赵国澍闻讯赶到现场,制止斗殴、宣布关闭修道院,责令教民要么放弃洋教、要么离开青岩镇。逼迫法国传教士离开修道院,其他教民也纷纷四散而去。

第二天,法国传教士文乃尔找到贵州巡抚,要求处罚青岩团务总理赵国澍、恢复青岩教堂。何冠英对此不予理睬。

于是,文乃尔又拿着《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去找贵州提督,坚持要求处罚赵国澍。田兴恕本来就是个“主战派”,看见这两个“不平等条约”顿时火大,当即就和文乃尔吵了起来。

消息传到青岩镇,赵国澍也急了,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带人搜查修道院。这时,教堂里只剩下守门人罗老二(罗廷荫,本地人),还有修士张文澜和陈昌品(外乡来的流浪汉),赵国澍当即下令:把这三个天主教徒关进和尚庙(青岩的“龙泉寺”和修道院相距不过百米)。

事情逐步恶化。

胡缚理向云贵总督、两广总督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要求:一、释放被“绑架”的教民;二、严惩田兴恕和赵国澍;三、由教会没收赵国澍的家产;四、贵州官府赔偿白银一万五千两。

法国驻华公使哥士耆对此十分支持,他写信给胡缚理:“主教,公使馆是不会忘记你的”,“主教,请你注意,我们将要的收益是无数的、各式各样的,在贵州也不例外”,“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天主降临,我们的努力必将达到最高目的,即天主的光荣和我们的祖国——法国的权威的实现”。

田兴恕得知此事,暴跳如雷,赵国澍也十分光火,他俩决心一条道走到黑。

7月29日,“青岩团务总理”奉贵州提督之命,处决罗廷荫、张文澜和陈昌品。就在将人犯押赴刑场的路上,遇到了教堂的厨娘王玛儿在河边洗衣服,“玛儿”这个词在贵州方言中有点“做事二百五”的意思,这王玛儿大概是个性情不太稳重的女人,她看见行刑队伍就大呼小叫起来,结果被顺手扯到山坡上,一刀砍了。

四个教徒被杀,这事就变成了震惊中外的“青岩教案”。

天主教会和法国驻华公使立刻向北京施加压力,英国和美国公使也给“总理各国外交事务衙门”发出照会,要求将田兴恕、赵国澍等人处死,将贵州巡抚何冠英撤职查办。

可是,田兴恕是一省的方面大员,贵州这里又正在打仗,提督手握重兵,不能说杀就能杀。恭亲王只好与各国公使谈判:先撤了田兴恕的“钦差”头衔,责成赵国澍修建四座“富丽的坟墓”、安葬被害教民。

消息传到贵阳,七十岁的何冠英巡抚一生气,病死了。贵州官场顿时大哗,

这时候,贵州的清军正在与太平军决战。

元宵节,开州(今开阳县)地方团练举办祭祀活动、进行战前动员。那位和贵州提督吵过架的法国“司铎”文乃尔却跑去捣乱,阻止民众向祖先牌位磕头、也不许乡民舞“龙灯”。

有了各国专使和京城朝廷的撑腰,洋神甫以为这时候没人敢管他,气焰嚣张得很。却不知田兴恕是个吃软不吃硬的性格,开州知州戴鹿芝(浙江人)也是个火暴脾气,俩人一怒之下,把文乃尔和其他四个人都处以“凌迟之刑”,剐了!——这就是历史上的“开州教案”。

接连两起“教案”鼓舞了团练的士气,乡勇们顿时杀气十足。半年后,田兴恕率部击溃各路“长毛”,恢复了中央对贵州全境的统治。

可是,“青岩团务总理”赵国澍、“开州知州”戴鹿芝都在战场上阵亡了。

1863年,清政府宣布“青岩教案”的处理结果:贵州提督田兴恕、贵阳知府多文(满族,正白旗人)“发配新疆、永不叙用”,涉案人的家产划拨天主教会,清政府赔偿法国教会白银一万二千两。

第二年,胡缚理主教在“贵州提督衙门”的原址上建起了一座天主教堂……

这是一百多年前的旧事。

一百多年过去,我们的思想已发生了很大改变。虽然我们还不算是先进国家,但我们的“知识精英”的思维方式早已进入了先进的行列,这很好,至少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吸收外来文化、使我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到更大的提高。

我们已不再反感“洋教”、已经学会理解神甫的善良的意图,甚至,我们已经能够在教堂的钟声和歌声之中感觉到来自天庭的崇高。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文化只有新旧之分,没有高贵和低贱的区别,传播新知识的人固然可贵,保护旧传统的人也同样值得尊敬。

无论什么样的“文化使者”,都不具备道德上的先天优势——“十字军”和传教士也好、政客和官员也罢,如果自以为掌握了什么“先进思想”、就企图“征服愚民”,结果多半会遭到反抗——以傲慢的态度对待弱势者的情感,碰得焦头烂额也是自己活该。

韩国的这些基督徒在阿富汗干了些什么,我不知道。

大致看来,他们想要别人的灵魂,别人却要了他们的命——对于传教者而言,灵魂和生命是同样重要的,他们似乎并不吃亏。

有朋友觉得,杀害传教士是恐怖行为,杀人者也一定是野蛮人。马甲却不以为然。

你说塔利班是野蛮人我管不着,但要“一杆子打一船人”却不行。因为我有证据:

一、“贵州提督”田兴恕原本不识字,后来受左宗棠的教诲开始读书,著有诗集《更生诗草》。在湖南凤凰,至今仍然称颂“文有沈从文,武有田兴恕”,人们把他当英雄,丝毫不觉得他野蛮。

二、“青岩团务总理”赵国澍战死的时候,留下四个儿子,最大的十岁、最小的两岁,他的家产被教堂没收,孤儿寡母靠着亲戚的资助生活。可是,二十多年后,这四个儿子全部考中进士,次子赵以炯还获得光绪十二年(1886年)丙戌科殿试一甲第一名,成为贵州历史上的第一个文状元。

青岩镇至今仍保留着状元的府第和“文魁”的牌匾,人们称赵家“满门贤达”,不仅不认为赵国澍“野蛮”,反而把他当英雄看待。

三、2000年10月,梵蒂冈天主教廷册封了120位“圣徒”。其中包括“圣马赖司铎”、“圣文乃尔司铎”、“圣节妇王玛儿”、“圣罗廷荫教友”、“圣张文澜修士”、“圣陈昌品修士”……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表谴责声明,说这是“对中国人民的公然挑衅和侮辱”。

“圣徒”家乡的人民也不赞同“约翰保罗二世”的主张,认为这是“教皇那个波兰老头”故意恶心咱们中国人。在青岩,没有谁愿意承认自己和“圣徒”有什么关系。

故事讲完了。

说实话,我理解传教者的热情,但我不同情他们的“遭遇”。

在这次的韩国人质事件中,马甲我没看见罗马教廷有任何表示,甚至没有发现各国教会组织有什么反应。遇害的两位传教者能否得到“圣徒”的资格?依我猜,有点儿玄。

上帝保佑,但愿死者能够得以安息。

上帝保佑,愿幸存的人不要再乱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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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aaaaaa

呵呵,抢个沙发。

家园 看完了,沙发也没了。

  不过第一朵花是俺的,你们抢不走。

家园 埋地雷

对于穆斯林,那些韩国人的行为本来就冒犯人家的教义。

家园 传说要不是那次封圣

和梵蒂冈就建交了。

家园 封的圣人比太平天国的王都多,行将就木啊

封的圣人比太平天国的王都多,行将就木啊

家园 雷区

鉴定完毕

家园 “教皇那个波兰老头”

从个人品德和修养而言,这个波兰老头确实是很不错的。但是他对共产党国家,对大国,都抱有极其顽固的反感情绪。可怜的波兰,这擦鞋垫子确实做得苦啊。

家园 我对那个波兰老头印象不错

觉得比现在的这个强。

冷战时代的人物,又处在非常保守的群体里面,能做到他那个程度,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家园 一花双宝~~~

恭喜:你意外获得【西西河通宝】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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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送花为【有效送花赞扬,涨乐善、声望】

家园 有没有表示也不是现在能决定的吧

首先似乎没看到过报道韩国人到底是哪个教派的,再说即使是瞎编封圣还是有相当一套程序的,好像必须有可以作证的死后显灵之类的事情存在。至于两次事件双方都有错,瞎传教可以说活该,但退一步说无论当初的教案还是现在的阿富汗事件我看不出传教士该死。

家园 能宽恕别人说明我们比过去从容了,

我们现在有了这样做的资本。看不出现在的阿富汗有什么必要同情那些去找机会的传教者。

家园 但宽容更应该是当地的传统吧

按说伊斯兰在那里流传了几百年了,巴米扬大佛被毁也只是近十几年来的事。当地有传教士活动应该也不是从韩国人开始的,当年在帝国主义背景下的传教士应该比现在的狂得多,但新旧势力的对抗也只是个案而已。

家园 送花转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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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活以后要多扛!

能说的话,地主已经说了(他不怕别人骂,不服气的朋友可以去找他算帐)
--这,这啥意思?挑动群众斗地主啊?哈哈!

为方便大家,给出俺那篇短评在河里的链接:《“塔利班释放韩国人质”短评之短评》

家园 比起重庆教案那还是小打小闹阿,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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