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话说党国政府一九二七 -- 序言 -- 禅人
浮云说话口里含着颗橄榄捏？
您太有财了！谢谢，这挖出的宝就让和尚收了哈
心态不够平和，呵呵。
埋雷。
写这个东东是不是有在炸药桶边玩火的意思？这大坑别是给自己挖的哇
有缺点的英雄还是英雄,完美的苍蝇还是苍蝇！
就在西山会议老右派们在上海另立中央的时候，广州的亲密战友蒋汪之间也出了内讧。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至二十日，有一只船在黄埔岛边兜来兜去，汽笛一响闹出个“中山舰事件”。这件故事，共版说是老蒋有计划有预谋制造的反共阴谋，国版说是汪精卫勾结共产国际和中共阴谋绑架老蒋去苏俄，汪版说则是老蒋设计阴谋反汪篡党夺权。各方都指着对方的鼻子称阴谋家，自己才是受害人，似乎一笔糊涂账。
现在大陆史学界比较认同的研究结果是，中山舰事件应属事发偶然而结果必然。所谓事发偶然，是指事情的起因，中共和俄国顾问纯属无辜，汪精卫那几天糖尿病发作在家休养，对此也一无所知，而蒋介石尼，也并非如大陆以前官版说法是蓄意调用中山舰搞事，他起先对调动军舰一事也并不知情，所以才认为李之龙假传圣旨，并进而疑神疑鬼认定汪某人与俄国人和中共要联手谋害他，以致反应过度。既然各方事先都无蓄谋，怎的结果闹成如此大的一桩历史公案尼？小人物不经意的差错有时也会创造历史，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蝴蝶效应吧。
三月十八日这天，有一艘商船在珠江口遭遇海盗洗劫，逃到黄埔岛附近请求保护。黄埔军校本身没有兵舰，便电话通知广州市内的办事处，商请海军局调船，办事人员几番辗转传话，传来传去，七里搞了八里鞋子穿在了袜里，最后变成奉蒋校长之命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兵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于是海军局长中共党员李之龙遵命调用了中山舰。三月十九日早上中山舰正开往黄埔，巧不巧的，来访的俄国考察团那天想要参观军舰，李之龙就电话请示蒋介石，问是不是把中山舰开回市内去，而汪精卫此间接连打了两三次电话，问身在市内的蒋介石回不回黄埔。于是蒋校长就犯开疑心病啦：既然没有我的命令，中山舰已经去了黄埔，开回来又为啥要来问我尼？中山舰到了黄埔，因为我不回黄埔在省里，他就要开回来省，这究竟来给搞索东西尼？阿是要把我蒋某人骗上船绑架到苏俄去尼？忖忖来忖忖去，结果老蒋在日记里断言，是汪精卫与俄国顾问和中共在串谋：“对方设法陷害，必欲使我容身无地”。
前面说到，那时蒋介石还不时找汪主席吃吃老酒谈谈心有商有量，关系还算热乎的，怎么会产生这样严重的怀疑尼？也是有前因的。苏联派来广州的顾问，原本是加伦和鲍罗廷，这段时间他们与蒋介石处得还不错，加伦将军策划北伐计划，蒋介石也很起劲地参与其中，还在国民党二大上做军事报告力主北伐。但是加伦和鲍罗廷先后在二五年下半年和二六年初奉调回国，接任的顾问季山嘉与蒋不大咬弦，一来就对积极鼓吹北伐的蒋介石大泼冷水，还有意插手被蒋视为自己嫡系势力范围的第一军，并出言讥讽，要老蒋考虑离开广东弄几船兵到北方去开练，气得老蒋脚痛胸闷，在日记里大骂俄国人出尔反尔，产生“苏俄友人疑忌侮慢防范欺弄”的恶感，而汪精卫则与季山嘉过从甚密，似有疏远蒋的苗头，事不过三，广州这时又陆续出现了反蒋的传单和刺蒋的流言，于是蒋介石这段时间心情极度紧张担惊，他自己在日记里承认“忧患疑惧已极”。他欲试探汪精卫究竟对他什么态度，便提出想短期赴俄休养。汪精卫起初还有慰留之意，后来被他说烦了，过了几天居然暗示他离开也好，蒋介石大失所望，放出去莫斯科的的风声原是为刺探汪精卫对他的支持是否有变，汪这样的表态，蒋介石疑心他已经与季山嘉坑壑一气，不再对他全力支持，说不定也暗中参与了对付他的阴谋。于是人家老蒋感觉心灵很受伤很受伤，在三月十七日的日记中作内心十分痛苦状：“不能说，不忍说，且非梦想所能及者，政治生活至此，何异于佛入地狱耶？”隔日，李之龙根据那个乌龙指令糊里糊涂把中山舰在广州和黄埔之间调来调去，几乎陷入被迫害强迫症的蒋介石几下里胡猜乱推理，终于疑心病发作而怒发冲冠，一门心思把账算到汪精卫头上，认为是汪兆铭见他势力日益强大，想伙同季山嘉和中共借刀杀人，把他绑架去苏俄，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故决回东山寓，牺牲个人一切，以救党国也”。
蒋介石“以救党国”的举措，是突然袭击占领中山舰，逮捕李之龙，并把卫戍广州的第一军第二师里的各级中共党代表统统软禁起来，还收缴了苏联顾问卫队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的枪枝弹药。当天消息传到汪公馆，把病中的汪精卫气得眼冒金星一头栽倒在床上，他对前来报信的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愤慨地说道：“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我在党内有我的历史地位，并不是蒋介石能反得掉的！”谭延闿安慰他说，蒋介石这人平时就有点神经兮兮，谭表示愿意和朱培德一起去找蒋介石谈一谈再说。
蒋介石这场神经兮兮的行动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大约大半天过后，他发觉假想中的“对手”中共和俄国人居然束手就擒毫无防范，不大像有预谋的样子，意识到自己如此激烈的反应实在是神经过敏了，便撤销了戒严、软禁，搜缴的武器也发还了。据说何香凝在事发当天曾经当面斥责蒋介石，如此大动干戈是不是在发疯想投降帝国主义？蒋介石一时情绪失控竟像孩子般趴在写字台上哭了起来。事后他到处灭火，对俄国人再三解释道歉，回到黄埔军校向学生讲话时，表示“绝不承认三月十八日那天的事件，共产党有什么阴谋在内。”轻描淡写地把此事说成是一场已经平息了的误会，要大家亲爱精诚，共泯猜疑。
有资料说事件期间在第一军任副党代表的周恩来也曾一度被软禁，这点似与史实不符，事发后，周恩来即先后到造币厂和汪公馆找了蒋介石和汪精卫进行交涉，除了见蒋时他的警卫曾被缴械外，周恩来的行动并未受到限制。据陈公博说，周恩来到汪公馆与他谈话时，态度克制，只声明共产党没有谋反事实，希望和平调停冲突。
莫名其妙吃了老蒋一闷棍，不管他是蓄意还是误会，中共内部不可能没有愤怒和反弹，毛泽东、陈延年等人都主张应采取行动进行反击，但是中央很快来电，指示不要把老蒋向右推，后来调停的结果，是以中共接受蒋介石的主张，接受整理党务案，中共党员全部退出第一军而委屈妥协。右倾投降主义，这顶高帽子历来都是由陈独秀顶着，陈独秀固然有其该承担的责任，可事实上陈独秀即使想要对此有所作为或不作为，又岂是他能说了算的尼？当时的中共只不过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能有多少自主权，还不得看俄国人的脸色行事，在某种程度上，陈独秀的所谓右倾投降主义，也是部分为共产国际的决定背了黑锅。莫斯科认为蒋介石还有利用价值，于是压下了中共内部的反弹声浪，也责备广州的俄国顾问轻举妄动，指示他们要继续与蒋介石搞好合作关系，准备北伐，还痛快地答应了蒋介石的要求，把与蒋不对付的季山嘉等人调回莫斯科，又把鲍罗廷派了回来。
俄国人让步，中共妥协，蒋介石歪打正着居然赢了一把，把本来想发脾气的汪精卫搞得没脾气，原先对蒋介石发动事变不以为然的几个军长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李福林等人，也对蒋殷勤起来，以致老蒋很不屑地在日记里嘀嘀咕咕：“事前皆反对我出此举，事后奉余言为金科玉律，人心之变化奈如此甚速耶？”
蒋介石出乎意料地迅速搞定中共，还得到了俄国人的支持，汪精卫自知将成空头司令，想着没趣，自己先打包卷铺盖，事件结束三天后，他就避不见人，不久即以养病为名负气出洋，与胡汉民一样，很郁闷地到欧洲看风景去了。临走之前，汪精卫对前去看他的毛泽东的秘书后来的大作家茅盾苦笑说：“你要回上海，我不久也要舍此而去。天下事不能尽如人意，我们的事业没有完。我们后会有期。”
毛泽东也要走了，此前他以病假为名回老家湖南考察农会兄弟们蹦地主小姐的牙床，刚销假回到广州不到仨礼拜就碰上了中山舰事件。他的代理宣传部长，原本是代理的汪精卫，汪才是正宗国民党宣传部长，由于汪主席日理万机分身乏术，这才挑了润之先生暂作替身，现在后本尊部长负气出洋，毛泽东这部长也代理不下去了，自动走人。
中山舰事件就这样结束了，假如中间没有那些个差错偶然，国共还会不会出类似的事件尼？答案恐怕还是肯定的，只不过时间问题罢了。
国共的摩擦矛盾，即使在双方合作的蜜月期间，已经是接连不断。国民党内对中共参与合作动机的质疑之声从来就没有断绝过，前有反对容共的老老右冯自由们，在孙中山病重期间组织“国民党海内外同志卫党同盟会”，闹着要驱共；后有西山会议派新右派们闹分裂另立中央；中间还夹了个党国理论家戴季陶，发了一帖《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又发一帖《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到处广播 “要充分发挥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之生存欲望所必须具备的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支配性”， 主张建立纯粹的三民主义，并认为“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是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对立，不是阶级对立”，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哲学只会导致流血和仇恨，只有中庸温和的三民主义才是合作共信的基础，所以在我们的历史课本里，戴季陶历来是个国民党反动派理论家，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反动理论家也曾经着迷过《共产党宣言》，而这本《共产党宣言》最早还是由戴季陶张罗请陈望道翻译引入中国的，只不过他的论坛《星期评论》不幸被封掉了，陈望道的译稿才发在了陈独秀的《新青年》论坛上。戴季陶的高论遭到了他五四时期的老朋友共产理论家陈独秀的批判，并引致中共的抗议，在国共合作大局的考量下，党国中央只好暂时关掉老戴不合时宜的大喇叭，发的帖子全部删除（回收小册子销毁），但是戴季陶所宣传的“戴季陶主义”影响不小，很是得到党内反感共产人士的认同，孙文主义学会就是一个产物，众人总结学习体会是，要“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在广州，黄埔军校的孙文主义学会也与中共控制的革命青年军人联合会闹得不可开交，一九二五年十月，两派学生还在东征集会上抢话筒，两边的头头李之龙、贺衷寒首先打出了鼻血，引发台下双方群殴，进而拔枪向相。而中共方面，在广州也掌握着相当程度的舆论话语权，国民党的机关报《民国日报》和《国民新闻》实际上都是由中共人员在操作，他们在党国报纸上公开批评党国的政策和领袖，在黄埔军校也建立秘密党组织暗中发展党员，这些都被国民党右派指为合作动机不纯挖党国墙角的例证。说到底，国共合作，毕竟国有国的企图，共有共的动机，你建你的党国，我长我的势力，各自的理想和主义，不是喊喊“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口号就能够浑炒出国共一家亲来的，当双方由理论口水战发展到桌面下你踢我一腿我踩你一脚，就象火药桶，底下有两把火同时在烧烤，不是不爆，火候未到，界点一到，双方的争斗冲突，便不是用共同“合作完成国民革命”的美丽大锅盖能够永远捂下去的。所以，即使没有中山舰的“三二O”，迟早也会爆发别的数字事件，这就是所谓的结果必然吧。不是吗？我们不妨看看下面这些中学考历史时曾经倍感头痛的数字，比如四一二，比如五二一，比如七一五，比如……嗯，慢慢再聊。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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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也不算空穴来风。
四方融于一炉也是真的。可惜中国不能沿这条路走下去，不得不到战场上解决问题。
姓毛名泽东的国民党中执委兼代理宣传部长，和蒋公介石有多少个人往来，俺不知道。但俺二十年前，在大陆出版的史书中，读到姓周名恩来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动不动就到姓蒋名介石的黄埔军校校长私宅蹭饭吃，是如假包换。
以姓周名恩来的为人处事，说他是嘴馋想多吃几口浙江菜，会有人信吗？
倒是未见记述，那时蒋还是较多专注于军事，与毛有交往的是汪精卫，他代理的部长就是汪精卫的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