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明史杂谈（2）－－糊涂的崇祯 -- 温相

和毛文龙倒是有直接的关系。

外链出处

纯小数的N次幂的问题。

虽然我是文科生，但是我是理科出身，我家也是做技术工人的，祖上虽然是农民，也做过地主。精打细算，实事求是，已经深入骨髓。而且作文文科生，虽然很多东西都是浮光掠影走马观花，可是我见识得东西还是很多的。

算数这个事情，我并不算精通，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

你使用纯小数的N次幂，这属于典型的算法错误。

而且错误不止一处。

我一开始就是以平均的概率，去计算总的效果。那么，你将平均概率求高次幂，求得的数值是什么呢？我想你没法解释。第一年的概率去干扰第二年的概率么？

我还可以说，我算的数值的单位是（%*年），你的数值的单位是什么？

假如你有72%的概率修改史料，而且你有14年时间都保持这样的企图，那么几率不应该是0.72的14次方（1%），而应该还是72%。

不修改的概率，也不应该是1-72%的14次方（0.0000018%）。

更不用说用1去减这个14次方值了。

正确的算式，是历年的概率相加，然后求算术平均数，得出这一期间的每年的平均概率。

但是这样算出来也不过是每年的平均概率。我一开始就已经预设了平均概率了，无需这样重复计算。

对于明清之间史料修改效果的数学计算，在纯粹的统计学领域，针对这样的数学问题，应该是有标准算式的。只不过我只是走马观花的读过统计学原理的课本，很细的东西没有看，所以我不知道准确的算式是什么样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只是简单的求得一个数字值，却不敢明确定义为哪一个严格的概率概念，因为我知道我的算法很简陋。

虽然出的起一两银子的人并不算底层，但至少也代表了一个阶层。

对于宦官专政时弊，不少人新论述了它不同史书之好处。觉鲍迪克文笔更有读味！

链接http://weibo.com/p/1001603936409579853066

“宦官政治”：组织的长寿基因

2016年1月28日 23:57 阅读 12万+

宦官政治的出现，并不属于皇帝“亲小人，远贤臣”主观道德问题，而是家族和职业经理人权斗的产物。宦官势力不是作为皇权的对立面出现，而是皇权的变形和延伸。 —— 陈伟

在史学家的笔下，宦官或许是集所有负能量之最大成的历史群体，他们道德败坏、无恶不作，不仅造成了政治黑暗和经济腐败，也破坏了行政官僚制度的正常运行，即所谓“宦官乱政”。在职业官僚眼里，宦官几乎要为历代封建王朝的灭亡负全责。

但从家族企业治理和代际传承维度出发，却给宦官政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历史视角。如果中国家族企业要做世界500强，不必关注这个群体，但如果想做500年基业长青，则有必要研究一下中国的宦官政治。

长寿基因还是致命毒瘤？

宦官在西周时开始出现，当时主要负责杂役、传令等内务工作。宦官政治则从秦朝才开始出现，在封建官僚制度下作为制衡职业官僚阶层的对立集团而存在。宦官也由负责皇宫的勤杂工变成维护皇权的政治势力。

宦官政治主要集中在汉、唐和明三朝中后期，史学家们把这三个时期一致描绘成政治腐败黑暗的时代，同时也把三个王朝的衰亡归咎于宦官专政。

但在中国二千年封建史中，先后存在过48个王朝，其中汉人建立的寿命200年以上的王朝仅4个：汉、唐、宋和明，竟有3个是宦官政治最为严重的王朝。如果宦官政治是封建王朝身上的毒瘤，那么其余44个没患这个肿瘤的王朝却早早灭亡了。这个历史数据是不是让人觉得有点邪乎？

那44个短命王朝中也有不信邪的皇帝，三国时的曹丕显然就受了东汉以来宦官被妖魔化的影响，开国后第一项新政就是废除中常侍这个专为宦官参政设置的职位，同时严禁宦官干政，只能从事皇宫勤杂事务。曹丕还命人把上述政令镌刻在金属简策上，珍藏于石室，等于把“宦官不得干政”写进了宪法。而他之后的魏国皇帝们也确实严格执行了他的遗命。

但历史却和曹丕开了一个玩笑，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往往有这样的事，人们想进这个房间却进入了另一个房间。魏国不仅没能长命，反而只活了46年，关键原因就在于皇帝缺少对职业官僚集团的制衡力量，一旦产生司马懿这样的强势权臣，职业官僚队伍就几乎全部倒向了权臣集团。

相反，汉、唐和明这三朝恰恰就是在割了宦官政治这个所谓的“毒瘤”后迅速灭亡，关键原因在于此举打破了原有的政治平衡。

东汉中后期的皇帝多数都是未成年人继位，皇位能顺利传承，完全靠控制着外戚、宦官和职业官僚三股政治势力之间的平衡。桓帝死后，外戚大将军何进和以袁绍为首的职业官僚联合，试图铲除宦官集团。最后外戚与宦官集团同归于尽，政治平衡被打破，中央政权迅速瓦解，中国进入了从群雄逐鹿到三国分争的动乱时代。

唐朝的灭亡几乎就是东汉的重演，长期受宦官集团打压的职业官僚联系地方军阀铲除了宦官势力，职业官僚集团也被地方军阀投入黄河而与宦官集团几乎同时覆灭。延续100多年政治平衡被打破，权力被军阀所控制，中国进入了极度混乱的五代十国时期。

而在明代后期，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集团与以东林党为首的职业官僚集团形成了互相制衡的局面。崇祯继位后，铲除了魏忠贤为首的宦官集团，但仅过了17年，明王朝就在农民军和关外清军的双重打击下灭亡。

天启皇帝在病逝前曾叮嘱即将接班的崇祯，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 崇祯显然没把哥哥的这句遗言放在心上。据冯梦龙《燕都日记》记载，明朝即将灭亡之际，宦官曹化淳曾对崇祯感叹道“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崇祯在上吊自杀前，在龙袍上写下遗言“皆诸臣误朕也”。到了国破家亡的最后关头，他才明白到底谁是最可靠的人。

辅政还是乱政？

宦官政治对当今家族企业的借鉴价值，在于不仅提供了制衡职业经理人的政治群体，还提供了制衡职业经理人的一系列制度设计

东汉时期，宦官只是以个人或群体的形态参与政治，所以只有“十常侍”这样的群体，却没有熟的配套制度。到了唐朝，宦官政治开始形成比较完善的配套制度，这就是史称“南衙北司”体制；到了明代，宦官制度设计达到了顶峰，形成了“票拟－批红”体制和“厂－卫”体制。

这里重点以“南衙北司”体制为重点介绍。

“南衙北司”体制成于安史之乱后。南衙指外朝以宰相为首的职业官僚们的办公机构所在地，位于宫城南部；北司指内朝宦官们的办公机构所在地，位于宫城北部。中央权力由此一分为二，职业官僚与宦官互相制衡，以便于皇帝控制。

“南衙北司”体制从本质上讲，是汉朝内外朝体制的延续。只不过用以制衡外朝官僚的政治力量由外戚替换成了宦官。

汉朝时用以制衡外朝的行政机构尚书台（省），首长一般由外戚担任。但发展到后来，这项制度设计的初衷被违背，作为临时工的尚书、中书和门下省以及下属机构六曹逐渐演变成为正式机构，这就是隋唐的“三省六部制”。三省长官全部由外朝职业官僚担任，成为实际上的宰相。就好比尚书省相当于皇帝搭的一个违章建筑，违章建筑用久了，大家反倒这个违章建筑当作了主体建筑。怎么办，皇帝只能再搭一个违章建筑，这就是由宦官担任的北司。

北司主要有两大职能，一是内侍省，掌管呈进章奏、承宣诏命大权，相当于中央办公厅；另一是枢密院，长官称枢密使，“佐天子执兵政”，相当于特殊历史时期的军委办事组。这由此分割了本属职业官僚的行政权和军权。所以宋代学者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评价南衙北司制是“宰相之外复有宰相，三省之外复有三省矣”。

唐朝南衙北司体制与汉、明的宦官政治相比，最大特点在于宦官集团自始至终牢牢掌握着中央军权。这是由唐朝中后期的政治形势所决定的。

唐朝是汉之后第二个超级大国，疆域广阔。这就像一个企业集团规模大了之后，一些事业部和分公司逐渐难以控制。这就是唐朝中后期出现的藩镇现象。安史之乱后，中央权威衰落，既不能有效地对地方官员进行任免，也无法收税，甚至有些藩镇对中央政府还产生了直接威胁。

唐朝中后期之所以还能保持基本的统一和稳定，完全归功于中央还掌握着一支有一定战斗力的“神策军”，而这支王牌军的最高统帅称为“神策军护军中尉”，简称“中尉”，均由宦官成员担任。

神策军不仅对外可以扼制藩镇的离心倾向，也是宦官集团制衡职业官僚阶层的权力基础。早在玄宗时, “每四方进奏文表, 必先呈力士, 然后进御, 小事便自决之。高力士已成为实际的内相。再如代宗用董秀掌枢密, 宪宗以刘光琦为枢密使, 参与决策, 宣传诏旨。从文宗开始，以仇士良为首的宦官集凭借掌握神策军控制朝政，“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整个唐朝中后期150多年，历任皇帝通过重用宦官及南衙北司制度，不仅加强了对文臣武将的监控, 而且延伸了和加强了皇权。

乱国还是安邦？

唐朝皇帝不仅要面临董事会和总经理、各部门经理的关系问题，还要同时面临总部和各分公司的关系问题，也就是中央政府如何控制地方实力派的权力。这一工作本应该由外朝的兵部、御史等职业官僚来完成，但实施起来皇帝发现，这些职业官僚无法完成这项使命，因此不得不改由宦官集团来承担，从而形成了宦官政治的两大职能。南衙北司体制中北司承载的重要官职，如枢密使、神策军护军中尉等职，都是为实现这两大职能而设置的。

第一大职能是保卫中央，平定四方。中唐以后100多年，尽管各地时有军阀混战，但由于神策军十万大军坐镇中央，首都地区再未出现大的动乱。唐中后期历次针对地方藩镇和边镜叛乱的战争，神策军也均是主力。到唐末黄巢起义，唯一忠心保唐，独撑唯局的还是宦官杨复光率领的神策军，协调各路兵马，分化瓦解义军，最终收复长安，如果不是其英年逝，病死军中，李氏家族的江山应该还能维持下去。

第二大职能是蹲点监军。在唐朝前期，对地方的监军由御史台等职业官僚负责。安史之乱后，皇帝认为职业官僚不可靠，监军工作改为宦官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蹲点监督。大文学家韩愈对宦官监军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他写道：“我监军俱公……天子无东顾之忧，方伯有同和之美。”韩愈认为，宦官监军制度有效的解决了天子（皇帝）与方伯（地方藩镇）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为维护中央权威，稳定地方局势，调节中央与地方矛盾的杠杆。

宦官分驻各地监军，也掌握了很大一部分地方军权，朱温篡唐的准备工作之一，就是矫诏下令各地捕杀监军的宦官，可见宦官监军制已成为野心家们篡位夺权的绊脚石。

对家族企业的借鉴

如果把大唐帝国看成一个现代大型家族企业集团，南衙北司体制就相当于在以职业经理人为主体的现代企业组织架构之中嵌入了一个特殊利益集团和相配套的机构设置，从而形成一种混合型的企业组织架构。

这个代表家族利益的特殊集团成员，一方面在总部掌握着研发、市场和采购等企业核心资源，一方面派驻到各分公司对高管进行监督。这就是唐朝南衙北司体制的本质功能。

家族企业走向职业化的最大风险就是职业高管跳槽或创业，带走核心资源和关键团队成员。这在唐朝历史上也屡次发生。如泾原兵变时，唐德宗被迫离开长安逃往奉天。在这危急关头，德宗平素所倚重的一批文臣武将纷纷投靠叛军，唐德宗靠神策军军官李显、邢君牙等宦官与殊死奋战, 才收复京城。安史之乱让唐朝濒临灭亡，之后能起死回生，维持150多年，正是依靠“南衙北司”体制，保保证了这个超大型家族企业的核心资源和关键团队始终掌握在李氏家族手里。

唐朝宦官专权，这是不争的事实，问题宦官专的是谁的权？事实上，南衙北司体制专的不是皇族的权，而是企业CEO和分公司总经理的权。宦官政治的出现，并不属于皇帝“亲小人，远贤臣”主观道德问题，而是家族和职业经理人权斗的产物。宦官势力不是作为皇权的对立面出现，而是皇权的变形和延伸。

为什么宦官政治总是出现在封建王朝的中后期，因为经过王朝前期的权力积累，总部的职业经理高管们通过门生故吏逐渐形成派系，地方分公司则通过多年经营逐渐形成山头，而接班的二代皇帝们，无法像开国皇帝那样对这些派系和山头进行控制。为防止大权旁落，唯一可靠的只有宦官。玄宗即位前诛韦后和太平公主的两次政变, 都曾得到宦官高力士等人的大力协助。玄宗之后,李辅国曾支持肃宗即位， 鱼朝恩有陕州迎驾功。其后，德宗时的窦文场，唐末的杨复光等, 这些宦官们都竭力辅帝于危难之中。

至于唐朝多次出现宦官废立皇帝的事，通常被认为是宦官乱政的重要证据，但“废掉一个李家皇帝， 拥立的还是李家皇帝，宦官集团与皇室的根本利害是一致的”。这与历史上外朝权臣废帝篡位是有本质区别的。

现代家族企业可以从外戚政治得到历史借鉴，例如用舅舅和小舅子参与公司治理，以制衡职业经理，那么是否也可以借鉴宦官政治呢？现代企业如何借鉴宦官政治以实现基业长青？详情见最新一期的《北大商业评论》。

还利用自己掌握的知识和传播体系，掌握了话语权，即掌握了媒体；有一点儿象世家大地主、新兴资产阶级和传媒的综合体，能量巨大。

生育率和富裕程度成反比，到你这里反而成了压迫指数。非洲生育率高是剥削压迫小？

谁说生育率和富裕程度成反比啦？

你知道“成反比”是啥意思吗？

你找几个富裕程度高的人看看，比如世界首富们，还有各国的皇家，看看他们有多少孩子

富裕程度是个数量概念，“高”要看具体数字，要有标准，要在维持生活标准和生育之间作选择就说明了富裕程度不够“高”或太低

你根本不知道啥叫逻辑

富裕程度太低，人不得不在生育和富裕程度之间作选择

因为富裕程度太低，生育会极大影响生活标准，所以，富裕程度太低当然是压迫指数

宦官不是长寿基因，而是癌肿，这两个评判看似南辕北辙，实际上却很难区分。好比癌症发病率的提高与平均寿命增长基本是同步的，单单从现象看，癌肿和长寿也存在正相关。是因为用了宦官从而得以延长统治？还是为了延长统治不得不用宦官？这两个在逻辑上可并不是等价的啊。

文章对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避而不谈：宦官为什么是皇权的最忠实盟友？宦官和官僚同样是“特殊利益集团”，为什么宦官既不能和官僚合流，也不能坐大成为新的皇权挑战者？

名誉上宦官叫做“刑余之人”，注定无后，有不孝的原罪，为人所不齿；实际上宦官传宗接代，认的干儿子可信度和政治资源的传承比例都跟不上，不能形成门阀。总而言之，根本的答案就是这么简单：宦官之所以能成为朝廷心腹，皇帝可倚仗的自己人，原因全在切了那三两上！

有个例子可供参比：皇帝也用外戚，外戚的地位来自于与皇家的结姻，皇帝倒了，外戚就不再是外戚了，这道理也很明白。但历史事实证明了，外戚并不是皇权的可靠同盟，外戚上可以推翻皇帝自己干，中可以卖主求荣继续当官僚，下可以全身而退当寓公。这都是有实例的，可见与皇权的紧密联系并不是值得信任的充分条件。宦官的可靠，除了与皇权的联系之外，自身断子绝孙，名声奇差，不具备独自谋生技能，没有任何退路，才是得到皇帝信任的必要条件。对此条件范围的扩大，是很危险的！

那么问题来了，新中国都成立六十多年了，哪里去找宦官？显然是没有，也不会再有了。而如上文所述，“被阉割”是不可或缺的条件，脱离了这一条，就谈不上宦官政治。原文似乎倾向于企业管理，讲“代表家族利益的特殊集团成员掌握着企业核心资源”，这不就是在说家族企业吗？没有宦官的宦官政治，不就是“以卑临尊”、“使功不如使过”的统御术吗？何必说的好像有什么玄机？

牵扯到政治上，群众们就更要小心了：新中国没有皇帝，新中国的权力属于人民。毛时代出现了代表人民利益的特殊集团从历史来看绝不是常态，而更像是中国人民中了人类文明史以来最大的头彩。任何打算，都不应该建立在期待这种好事发生第二次的基础上。正如皇权统治有力的时候皇帝并不依靠于宦官一样，中国的崛起，要赖于中国人民的觉醒，而不应该赖于任何特殊集团。

• “使功不如使过”

你找几个首富就算是生育率高了？比尔盖茨不过三个孩子嘛。你把每个国家用GDP和生育率摆一摆好了。

淘汰的出现，而非腐败。

兄台这个言论有不谋而合的感觉、

在中国的政治课本里，明确指出，国家主席是国家的一个组织机构。

所以其实宦官专权是可以理解的：

皇帝需要一批工作人员组成“国家元首”这个机关单位，而宦官是中国式的封建时代里，忠诚度可以满足“国家元首”这个机关单位要求的群体，甚至在特定时期是唯一的群体。

在中国式的封建时代，国家元首在国家机关里的地位是很尴尬的。

他们缺乏足够的、不从属于政府行政机构的属官。

进入封建时代之后，中国的官僚大多是从社会当中按照各种选拔方式抽取，而不是按照与帝王的血缘关系远近抽取。如果帝王的属官也从官员中选择，那么这些属官本身就出自于职业官僚，经过职业官僚的层层选拔推荐和教育指导，必然会与职业官僚更加一致。

而在进入封建时代之前，帝王们生活在血亲的包裹之下，依靠宗族的力量行政。职业官僚为帝王提供了对抗宗族异己分子的额外力量。

就是说，当较为符合西方意义的封建制结束之前，中国式的封建制建立之后，由于宗室地位的变化，职业官僚扮演了截然相反的两个角色。

这就好像一个大家族，子弟们为了争夺家主的地位生死搏斗，同时又与其他家族生死搏斗，由于个人之间的力量相对稳定，要打破平衡，他们就必须依靠外来力量。族长取胜之后，特别是击败了其他家族之后，为了避免新人上位，以及避免家族分裂，就要镇压家族子弟，任用当年帮助他夺取位置的外人。如果接班人没有足够的力量，或者没有及时建立自己的班底，掌握足够的实力，培育足够的能力，那么最后的结果终究是不可避免的要将权力转移给外人，最后家族被篡夺。

宦官是帝王们唯一的选择。

在排除宦官之后，三国时代其实也尝试过其他方法。

曹魏和孙吴几乎不约而同的决定通过校事官来管理官僚机构。按照程昱之孙程晓所写的《请罢校事官疏》，校事一职早在曹操时代就设立了。但是他们将之淡化为权宜之计：

“此霸世之权宜，非帝王之正典。”

一个大帽子扣上来，这个职司的意义就被取消了。

其他的污蔑之辞甚多，大家可以慢慢看看，就知道文人之笔是如何杀人的了。

《请罢校事官疏》还说了这么一段话，很有趣：

“今外有公卿将校总统诸署，内有侍中尚书综理万机，司隶校尉督察京辇，御史中丞董摄宫殿，皆高选贤才以充其职，申明科诏以督其违。若此诸贤犹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诸贤，各思尽忠，校事区区，亦复无益。”

文人之笔历来如此。如果他们就是要整你，即便他们是在污蔑，那么他们也会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如果他们就是要弄死你，就是要废除你，那么他们就会说：“无则何损于事，有亦无益治道。”

轻描淡写间，置十万生灵于不顾，是他们的本事。

我以前曾经数次听到别人说这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在此前后所发生的事情，通常是各种处心积虑、有恃无恐的攻击。

这其实不过就是厚颜无耻了。

有就是有，无就是无。有过，你整死我，我活该。无过，你这样批判我，就是你有过，我整死你，你活该。呵呵，现在倒好，你整我，你错了，我还应该更加反省自己，那你呢？用转移视线的办法，逃避自己的罪责，多么的厚颜无耻。

眩人耳目以杀人，这就是文人之笔。

面对这样精锐而强大的打击力量，在中国式的封建时代，失去了宗族力量保护的帝王们，除了依靠太监，还能依靠谁？

西晋时代发现其中的问题，但是没有采取正确的办法解决问题。西晋用给予诸王兵权的办法来抗衡官僚。结果是官僚利用诸王的内讧，反杀了帝王。最终东晋王朝基本就是软弱无力的帝王坐看大臣们操纵朝政，形成士族统治。在晋朝的宫廷搏斗中，有一个极其经典的例子。东晋简文帝原本是大臣，为了维护东晋王朝不遗余力，王朝所雇佣的官僚们对此很头疼，于是手握重兵的军阀、官僚中的大官僚桓温，就立他为皇帝……

险恶如斯，险恶如斯。

共和国的历史上也有一个有趣的事情。

毛主席当了国家主席，其实手里是没有权力的。军事权力名义上在他手里，其实是国防部。行政权力在政务院/国务院，后来有了计委，就在计委。在军事威胁不大的情况下，军事权力的意义明显降低，敌人不能迫使下属们去寻求你的军事保护，你也就无法依靠军事权力的影响力去指挥行政。到了后来，面对各种大跃进的奇葩表现，毛主席不得不采取行动，组建“小计委”，去掌握经济权力。这样逐渐发展下去的结果，最终毛主席发动了“文革”。

如同宣传所说的那样，官僚只是“公仆”。公仆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虽然主宰国家，但是他们并不是国家的真正主人。所以，他们始终只是暂时的掌握手中的一切。落到腰包里的才是自己的，于是就不可避免的要尽可能多的篡夺这一切。

私有财产观念越强则越不能阻止这样的举动，所以共产主义大约是一个解决方案。黑猫白猫在这样的事情里是不行的。

然而适者生存，不是因为你是白猫你就可以活下来。

封建时代的帝王们真的很可怜，除了太监，他们竟然找不到同盟军。或者说，无法给予同盟军以力量。

罗马时代的帝王们一度采取养子继承的办法来对抗整个体系，最后的结果还是无可奈何花落去。

墨子说，好人要更加努力。

确实，好人必须更加努力。

作者相信是懂这个道理的， 但他避而不谈，传播学上需要耸人听闻而已。

在落后贫困地区，你必须结合成活率以及人均寿命综合考虑，在婴儿成活率较低，高生育率只能算是一种补偿性质，以数量来保证人口的正常交替或增长。但是这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并不存在这一个问题么？

另外，生育率的控制涉及到技术问题和物体条件问题，你想不多生但是你总不能让大家禁欲，尤其在没有电力的落后条件下夜晚打发时间的娱乐活动也必然不丰富，所以么诸因素共同结果导致高生育率是很正常的事情。当然，你也可以说学邓黠公那样把国人变相阉割进行结扎节育，不过这种自残式的政策也就典型性邓粉还在唱赞歌。

还有西方基督教的宗教毒害，正如图图所说：“白人传教士刚到非洲时，他们手里有《圣经》，我们黑人手里有土地。传教士说：‘让我们祈祷吧！’于是我们闭目祈祷。可是当我们睁开眼睛时，发现情况颠倒过来了：我们手里有了《圣经》，而他们手里有了土地。” 掠夺最宝贵的财富-土地，然后奉上精神鸦片-宗教。于是什么出于宗教毒害而反对堕胎，无法真正实行优生优育，从而恶性循环，无法自拔。

西方，既有宗教的道德约束，又有良好的物质条件和医疗条件，白人普遍生育率不高总有一些原因吧。如果大家都象“床破冻蒜”那样没有经济后顾之忧，也可以学他顾人照顾孩子，我想绝大多数普通白人也没有理由不去多生。但是，普通人能象他那样不用自己照顾孩子想生多少就生多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