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非常轨迹——记中央红军长征中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之战》 -- 双石

不过当时书里并没有写他是自杀的，sigh

好像汤未受大的冲击，反右时根本没动他。反右结束后，仅仅是所里批了他反动权威（也未扣右派的帽子），也没有任何肉体上的折磨，谁没想到他竟然自杀了。结果所里的书记（领头批他的那位）倒霉了，被周总理一怒之下发配到边疆了（成流放了）。

关于汤的事，建议你去清谈看看（虎口闲谈）。文章最初被虎子贴到河里，后来好像他自己给删了。

当初在河里看完那几章，着实忍不住，跑去买了书看，没想图都是黑白的，还特小，看起来好生吃力。这回总算能看到电子版的彩图了！

也有些能人儿。这段时间，黔军与土共接触时间超过薜岳部中央军，亏得吃多，但也有得手的时候。红九军团在猫场就吃过黔军的大亏。

　　赛跑完成，蒋公还要“适宜调配”/“南拒北守”，甫公要保往自己的“粮仓”/“北渡长江”，仓促出案研判不足/“讨论失败原因”，遵义会议名垂史册/重摆沙盘，体验中革军委抉择艰难/衔尾穷追，甫公要“把战争推到省外去打”/初战受挫，川军与黔军不一样/诱伏不成，“郭莽娃”确非等闲之辈/红军勇猛，干部团是中央红军一枝花/变化计划，新领导临机措置灵活果断

　　中央红军进占遵（义）桐（梓）地区后，面临的形势的确是“稍微缓和”。

　　这首先是因为薛岳一进贵阳，蒋公及麾下诸侯又有了一番忙活。

　　先说薛岳，一进贵阳，他马上就作了一番铺排：吴奇伟部从9日起以第五十九师韩汉英、第九十师欧震两师继续向西，循狗场、清镇之线，限1月10日内进至清镇、镇西卫（今卫城）各地，筑碉警备，并派出一部进至乌江上游鸭池河及其北岸筑碉，征集渡河材料，确实保卫渡河点之安全，与黔西黔军联络，第九十二师梁华盛、第九十三师唐云山两师则留贵阳附近警卫；而周浑元部第五师谢溥福、第九十六师肖致平两师，从9日起循龙里、贵阳之线于1月11日到达贵阳以东贵遵大道上的扎佐、修文各地，并派出一部进至六广、黄沙河各地筑碉，征集渡河材料，确实保持渡河点之安全，并与黔西黄沙河黔军取联络，周浑元率第九十九师郭思演部循谢、肖两师后进，至贵阳北部警备，第十三师万耀煌部则自10日起，以主力控制贵定，以一部进至贵定与贵阳之间的龙里警备（1）。

　　这个铺排很有来历和说道，它至少透着这样几个算计：防桂军由都匀出贵定来争贵阳，防黔军由黔西、黔东南来要贵阳，防“朱毛”沿贵遵大道来取贵阳。总而言之，薛长官眼巴前儿最为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巩固与“小诸葛”在上一轮长跑比赛中刚赢得的胜者地位。对于“朱毛”，则暂取守势而非攻势——虽然守中也有攻的架势和准备，比如周浑元部的谢、肖二师，在巩固防务后，即可跨过乌江，出刀靶水、螺蛳堰（今三合镇），与从鸭溪、白腊坎方面威胁镇南关（老君关）、刀靶水的吴奇伟部韩、欧二师配合，分进合击，袭取遵（义）桐（梓）。但这在薛长官的脑袋中，是稍微靠后的问题了。

　　薛岳这个铺排的来头是蒋公，“朱毛”入黔后，蒋公的对“朱毛”的主要顾虑是恐其沿“肖克故径”入湘与“贺肖”合股，而这一点他自信操有胜算，所以才有让薛岳与桂军赛跑，将战略重心向“攫取黔政”偏移的计较。据时任蒋公侍从室中将主任的晏道刚将军回忆，入黔之初，蒋公就信心百倍地对其“文胆”陈布雷称：“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从借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2）”

　　赛跑完成了，进行军事、政治、人事、经济的“适宜调配”，当然也就要跟上来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蒋公不想一笔勾销“朱毛”了，他做梦都在想。各路诸侯蒋公都不怎么往眼里放，惟有共产党才是他心中的真正大患。薛岳进贵阳的次日（1935年1月8日），他一边急电“云南王”龙云催调兵力“开赴毕节，相机联络川、桂、黔军，极力堵匪西窜”（3），一边又督促何键以“追剿军总司令”的名义颁布《第三期追剿计划书》，准备以薛岳兵团并“联络黔粤桂友军，务期蹑匪穷追，将窜匪歼灭于乌江西北地区。（4）”

　　何键的这个计划书大概是捧着蒋公意旨硬着头皮给弄出来的，总的特点就是没用的话比有用的话多。有用的话可大致概括为：刘健绪的第一兵团主力进出川湘黔边的铜（仁）松（桃）思（南）石（阡）酉（阳）秀（山），沿乌江东岸布防，“锁匪之东窜”，而薛岳的第二兵团在“匪窜过乌江，北窜湄潭、遵义，有暂停喘息之企图”之时，“应亟与黔粤桂友军，协定追剿路线，蹑匪穷追”。

　　再简而概而言之：何键手中的部队不出乌江东岸，而薛岳所部要与之“呼吸相应”，穷追不舍。

　　这“有用的话”其实也没什么用，薛岳一到贵阳，就已经摆出了一副不受何键节制的架势，把由何键编组的那个“追剿军第二兵团”的头衔扔在一边儿，重新捡起“进剿”中央苏区时那个“第六路军总指挥”名头，耀武扬武地发号施令起来。军中要务他俱向蒋公请示定夺，只给“何总司令”通报情况以为敷衍（5）。现如今他奉了蒋公意旨要首先搞定“黔政”，就是想动一时半会儿也动不了，当然也就暂时顾不上何总司令那个“蹑匪穷追”了。

　　何键那头不想动，薛岳这头动不了。得便宜的，那就只能是“朱毛”了。

　　其实这当口还有两位也很积极地要“蹑匪穷追”。

　　一位是远在天边的陈济棠，他慷慨激昂地念叨着“敌忾同仇，义无反顾”，派出张达一军人马，出广州，进柳州，要“协同友军，继续追剿，以期剿灭，宁我邦家”。（6）然而这轰隆隆震天响的雷声毕竟响得太远，雨点儿要浇过来，也不知道是什么时辰，所以蒋公也好，“朱毛”也好，现在也就只可能拿它当响器听着玩玩儿。

　　再一位就是马上就要过气连诸侯身份都快没了的王家烈。“王主席”虽然还贵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中将军长兼贵州省政府主席”，可现在周浑元的第九十九师郭思演接管了贵阳城防，郭成了“贵阳警备司令”，从前在贵阳一跺脚地皮子都要颤三颤的王主席王军长，现如今却连进出贵阳城门都要受到中央军一个少尉排长的随意刁难。反客为主，反主为客，两相比较，“王主席”自然是倍感凄凉，不知道在心中买了多少次后悔药，买来买去也就生出了返回桐梓老家找地盘求生存的念想来（7）。

　　“返回”那是扯淡，那地界儿现如今在“朱毛”手中哩，要回只能“打回”。虽然“王主席”对打“朱毛”信心不大，但一想到如今这个窘境，也勃起了些许“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试想，要不硬着头皮自己给自己划拉地盘，而今往后又怎么办？遵（义）桐（梓）一带比较富庶，要是当地民团的枪都被“朱毛”搜光了，再想恢复，那可就更作难了。……

　　王家烈横了横心：打回去。万不得已，再向川滇黔交界地区去另找地界儿生存。打定主意后他把何知重、柏辉章二人找来说道了一番，这二位因利害相同也很同意。大家商定王家烈负责筹集给养，何柏二人率所部8个团从乌江上游黄沙渡、六广渡一带过江，出刀靶水去“收复遵义”。

　　然而那毕竟是几杆烟枪，吐不出什么浓烟烈火，对“朱毛”来说，其威胁大致可以忽略。

　　倒是有一个威胁不容忽视，但暂时还是潜在的。

　　那就是川军的刘湘。

　　刘湘的头衔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中将军长兼四川省政府主席”，那时他刚将其族叔刘文辉逐出川西平原，统一了川政，正处于财大气粗踌躇满志的状态。虽然也有川北“徐张匪部”让他时常睡不好觉，但毕竟还没有威胁到他屁股下坐着的川西平原这片最富庶的粮仓。对于“赣匪西窜”以来的动向，他一直就非常关注，其原因当然是唯恐“朱毛”入川与“徐张”合股，在川西平原再弄出个“苏区”来，最后端了自己的吃饭锅。

　　中央红军由湘桂黔边进入黔东南后，刘湘的决心是“南拒北守”，即对北面的“徐张”取守势，而对南来的“朱毛”取攻势。他认为，过去川军对“徐张匪部”作战太被动，现在对“朱毛”作战应该取攻势，在其未入川前就将其堵住，并且“一定要把这场战争推到省外去打”。对于蒋公比较热衷的那个“碉堡战术”，刘甫公很是不以为然，认为“太呆板，要与机动部队配合才能发生效用。”（8）

　　据时任刘湘部教导师第三旅（旅长郭勋祺）副官长的胡秉章老先生回忆，在中央红军进入黔东南之初，刘湘及所部首脑对其后来战略走向的判断是“要进入四川与徐向前部队会合”，而且提出了5种可能性：

　　不知是撰文时年事已高记忆紊乱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这位胡老先生的回忆中有诸多错讹（如对所部所历战事的日期时间等）及难以置信之处，采信度并不算高。比如上面这个在中央红军刚入黔东南时便提出的这“5种可能性”（特别是四、五两案），似有事后刻意附会之嫌（比如“与徐向前部集结在西康境内”、“渡金沙江趋会理”、“趋岷山东端北出陕甘”等等）。然而从刘湘后来针对中央红军要北渡长江入川会合红四方面军的意图所作之准备和部署及行动决心来看，此公的战略眼光在西南诸侯中当属皎皎者，确非酒囊饭袋。

　　不惟如此，在西南诸侯中，这位“刘甫公”的本钱也是数一数二的——长江上他有舰队，天空中他有飞机，地面上他还有兵工厂。中央红军由黔东南进至乌江南岸之时，他除了以重兵拱卫重庆外，立即调整部署，一边派陈万仞第五师进驻酉（阳）秀（山）黔（阳）彭（水），防堵红二、六军团及中央红军；一边急调驻泸县、江津、綦江的模范师第三旅廖泽部及边防第二路穆肃中部进入黔北正安、绥阳一线，与黔军协防，要“把战争推到省外去打”。同时以教导师第三旅郭勋祺部、独立第四旅潘佐部集中江津白沙作为预备队以为策应。当中央红军一突破乌江占领遵（义）桐（梓），他又急调廖泽旅转赴川黔大道上的松坎一线，防堵中央红军“由松坎、綦江直取重庆”。随即又任命潘文华为“四川南岸剿匪总指挥”，提调3路12个旅40余团兵力，在东起宜宾西至江津的长江沿线赶修碉筑垒，其“川江公安舰队”的炮舰及改装的武装商船也来回巡弋于江面，准备阻截中央红军北渡长江（10）。

　　这一段长江沿线河流很多，水陆交通发达，刘湘排兵布阵很是方便——其实也是一张牌。

　　刘湘“南拒北守”的方略得到了蒋公重庆行营主任贺国光的认可——实际上也是蒋公的认可。蒋公的算盘是：以乌江东岸的湘军，长江南北的川军，西来“协剿”的滇军、已“追剿”至乌江南岸的湘军李韫珩部及贵阳一线的中央军共150余个团40余万人的兵力，逐步压缩包围，聚歼“朱毛”于长江以南、乌江西北地区。

　　所以说，虽然当前形势“稍微缓和”，但蒋公留给中央红军的时间，是不多的。　　

　　利用这个“稍微缓和”的时机，中央政治局开始了对“失败原因”的讨论。

　　1月15日，在争论各方经过几天的准备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新城子尹路80号柏辉章公馆中革军委驻地（现名红旗路）召开。除了政治局成员外，会议还扩大到中央红军军委各部和在遵义附近的军团一级军政首长。据许多当事人的回忆、补充，可以确认的与会人员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总书记博古（秦邦宪）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洛甫）；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陈云；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何凯丰；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16日离会赶赴刀靶水前线）；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政治委员杨尚昆；

　　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

　　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

　　红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

　　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化名“华夫”）；

　　翻译伍修权。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

　　到目前为止，这个会议的发言纪录尚未被发现，世人所了解的会议情况也多来自有关当事人的回忆（有些还有彼此矛盾之处）。仅存的两个文件一是会议委托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一是陈云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据说这两份文件都是后来在转战途中结合新情况拟就的传达文本而非原始文本，涉及有关错误责任人的姓名都以××代替（当时规定传达到团以下干部时都不提姓名）。但两者互为补充印证，大致脉落和梗概还是比较清楚的。

　　会议第一个议题是“决定与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11）”

　　这个问题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黔北这个地方吃饭都成问题看来不是那么好呆，硬呆下去敌人一压缩包围再加上长江乌江两条大江的挤压，情况将更加危殆。但不在黔北呆又往哪里去，怎么去？按理应该抓紧这个“形势稍微缓和”的机会，根据已掌握的敌情作充分讨论和审慎研判。但会议好像对这个问题讨论的时间很短，这或许是因为大家劲头都憋在后边儿“检阅反对敌人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的错误”这个议题上。讨论的结果是同意聂荣臻和刘伯承的建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12）”而去“在成都西南或西北”最便捷的路线便是从宜宾、泸州间北渡长江，这似乎又是个当然选择。

　　会后，“北渡长江”的具体方案由刘伯承这个前川军名将负责拟定。

　　事隔多年后我们已经清哳透视了敌我双方的基本盘算和各自本钱，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客观而言。这个在仓促中通过的“一致决定”是一个很不成熟很不客观因而也注定要碰壁的决定，如果这个计划的“一致决定”者们要比照着军委“三人团”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那般劲头，不屈不挠不打折扣地执行贯彻下去，那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断送了革命断送了了党”。刘、聂作为傍着这条江长大的川人，他们或许更多地看重了这一带江面水势较缓地形也不险峻，船渡架桥都不会比乌江更困难，与黔军相类也拥有“双枪”雅号的川军部队的战斗力也不会有多高，四川军阀又长期有排外思想，蒋介石想去四川大量调兵不大容易，川北的红四方面军可以前来接应等等有利条件。

　　但事实上川军刘湘部能在长江上集结与展开的兵力非常雄厚，远非王家烈那几杆烟枪可以相及。这位“刘甫公”他刚统一了川政又刚与蒋公完成了政治交易，牙缝里吐出一句话就能当一句话使唤，川西平原这个富饶的粮仓狠狠地滋润着他的财政，装备给养都能自产自给自补，队伍的家伙什相当精良并不亚于中央军，“双枪”程度也远较其“幺爸”刘文辉之类的袍哥武装为逊，这个本钱摔出来当然可以与“朱毛”作一番纠缠。况且，“朱毛”要过长江，直接就威胁到他的粮仓，于情于理，他都要豁出血本来作认真计较。再说这一带长江水势平缓但江面很宽，不象湘江那样有些地方还可以徒涉，蒋公刘甫公等各路诸侯都可以利用其优越的水陆交通条件方便地实现部队的快速机动。中央红军真要是屁股后头吊着川黔诸侯的追兵就扑到江边儿去跟刘甫公优势的大军开练，那结果就很可能是比湘江还要湘江。

　　至于红四方面军，一来隔得太远，很难指望他们能对中央红军北渡长江行动作战役配合，二来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首长们在得悉有关情况后也没有对他们作此要求（虽然会议结束3日后的1月20日拟定下达的《渡江作战计划》中曾有过这样的设想，但两天后即予改变。）——1月22日，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在致红四方面军首长的指示电中很客观很合乎实际的指出：“因我军入川（指中央红军，下同），刘湘已无对你们进攻的可能，你们若进攻刘敌，亦少胜利把握，与我军配合作战距离较远，苏区发展的方向亦较不利；……”，并建议红四方面军首长“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至兵力部署及攻击目标，宜以一部向营山之线为辅助方向；而以苍溪、阆中、南部之线为主要方向。”（13）

　　该电发出那天红四方面军正举行广（元）昭（化）战役，接到中央电令后全军上下热情很是高涨，方面军首长当即便开始部署强渡嘉陵江战役。后来有人议论说中央红军北渡长江计划未成有张国焘“擅自放弃川陕根据地”的原因，这好像是与事实不符的误会之辞。当时红四方面军徐向前陈昌浩等首长包括后来成为叛徒的张国焘在内，在这段日子里对与中央红军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地区”会合都抱有极高的热忱，“配合”应该说是非常积极的，“擅自放弃川陕根据地”也是发生在此后的三四月间，与中央红军此去北渡不果应该说并无因果联系。

　　倒是彭德怀、杨尚昆对川军的力量和态度有所预计，黎平会议决定“向黔北发展”的两天后（1934年12月20日），他们就致电（函？）中革军委：预计中央红军进入“新的战略地区”后，川军有可能在“蒋敌直接组织之下，成为我们正面的主要敌人”，但“敌人现在很疲惫，又值冬荒，还要重新变更战略部署，对我大举进攻时间，可能在明年3月前后”。故建议：“首先赤化遵义、桐梓、绥阳、湄潭、凤冈、思南六县，思南扼乌江为右翼支撑，并保持娄山关在我手中，使我得到武陵山脉，以娄山山脉、乌江地势，扼制长江方面的敌人，……（14）”

　　这个建议现如今似乎又过了时效，现在刘湘、何键坐拥乌江东西，凤冈、思南已在敌手。

　　所以说，遵义会议这第一个决议可不是一个“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的决议，而是差点儿就相反。

　　陈云在那个显然是在“二渡赤水”后才向下传达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有一对另起的括号，括号中有段话正是对这个“一致决定”的“北渡长江”计划的反思与批评：“如果今天来观察这个决定，我们应该批评这个决议只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条件上来决定根据地，没有具体的了解与估计敌情与可能，没有讲求达到这个目的的具体步骤。而且个别同志对于四川敌人的兵力是过低的估计的。后来由威信回兵黔北而没有达到渡江入川的目的，亦正在此。（15）”

　　所幸，会议后边儿的决定比较关键，最关键的是决定了新的领导集体，而这个新的领导集体及其核心人物与当前的领导人有着很大的不同，最根本的不同就在于：当计划赶不上变化时，他们知道去变化计划，懂得如何去变化计划，变过去变过来去最后去实现计划。后来有人曾言毛泽东本人当时并不同意“北渡长江”的计划，目的似乎是为了映证“伟大领袖”的“永远英明正确”，但迄今笔者并没有查阅到什么过硬的证据，能查的倒是这个“一致通过”。这说明毛泽东当时至少是没有反对这个计划，此后他自己也从未说过当时就反对过这个计划。其实笔者认为用不着拿什么“先见之明”来映证谁谁谁的“伟大英明正确”，“因敌变化而制胜，谓之神”，这才是最伟大最伟大的“伟大英明正确”！

　　后一个议题就讨论得比较长也比较充分，一讨论就是3天。

　　这个议题讨论前，首先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博古作报告，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作副报告。如今这两个报告的原文都无从寻觅，但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对其主要内容作所作的概括还是比较扼要精当：“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16）。博古强调的是敌我力量的悬殊，周恩来则检讨了“三人团”指挥的失当还有他自己的失当。这两个不同的重点使博古的论辩地位无形中得被降低了许多：敌我力量的悬殊几乎是勿需讨论的现实，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搞保垒对保垒，让“叫化子与龙王比宝”还要跟人家“决战”？现在开会要讨论的是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如何保存自己发展自己争取革命的胜利，敌我力量现在仍然悬珠甚至更为悬殊那是不是就只能继续失败？……

　　两个报告后大家都作了即席发言，张闻天根据那个在野“三人团”共同讨论的意见说得比较系统，历数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在战略战术上的错误种种，从而引来了众多感同身受的与会者的共鸣。接下来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在张闻天引述事实的基础上又对博古的报告作了更深入的批评，指出了博古等人所犯的是“军事路线错误”，对周恩来企图在全线阻击敌人时曾提出的“全线出击”口号也有涉及：第五次反“围剿”中“全线出击”变成了全线防御，而这两者在战略上都是错误的……。

　　周恩来接受了批评，会开了3天他也彻夜难眠反思了3天。他的检讨很深刻也很诚恳，而且并没有把责任全部推卸给“三人团”中的另两位。虽然李德在会上属批评火力最集中的焦点人物，但周恩来却没有借着这个势头去煽风。这个态度经过70年历史时空的沉淀与过滤，如今越来越让后人掂量出个中那沉甸甸的份量，而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周恩来雅量高致严于责已宽于待人：第三次“左”倾政治和军事路线的首要责任者还是中国人自己，李德他只是个顾问身份（有考证说仅仅是“专家”），共产国际并没有赋予他指挥红军作战的权力，是不懂军事的博古自己把他捧到了这个地位。笔者在查阅了李德的中央苏区发表的一些文章后也生出了这样的感觉：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李德肯定负有作战指挥上的重大责任，但在战役战术指导上的责任要远大于在战略方针和原则上的责任。“短促突击”虽然不合时宜但只是一种战术而不是战略，而象“御敌于国门之外”、“两个拳头打人”、“全线出击”、“国家与国家的决战”这类带战略指导性的口号却都不是首先出自于他这个外国人之口。李德成了众矢之的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他以西洋式的傲慢不遗余力地推行由“中国同志”制定的战略方针，他不顾实际情况的瞎指挥和动不动就要祭起的“罚办”、“处决”等等法宝更是惹翻了许多“中国同志”，然而我们还是得承认，在他“西洋式傲慢”里，多少还裹着一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热情。

　　周恩来诚恳的态度和深刻的检讨得到了与会者的理解。后来的会议决议在指出他和李德、博古都负有“军事领导上的错误”的同时，也合乎实际地指出：博、李二位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据诸多与会者的回忆，会上固执地坚持与大多数人对立的只有3位：李德、博古和何凯丰——除去李德列席者的身份则只有两位，而博古对同从莫斯科“镀金”归来的张闻天“反戈一击”尤为震撼。这3位在态度上又有区别：博古是“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何凯丰是“坚决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李德则是“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他的批评”。而“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17）”。

　　博、李、何的态度大大增强了与会大多数人要“改变领导”的呼声，周恩来也表示要把军事指挥权交还给党，让过去在战争中运用正确军事原则，巧妙地击退敌人进攻的人来替代。他建议中央考虑：毛泽东同志应该回到野战军的领导岗位上来。而此前心直口快的王稼祥在发言中已经提出：李德同志不宜指挥军事了，应当撤销他的指挥权，毛泽东同志应该参与军事指挥。这个提议得到了许多人特别是军事指挥员们的附议，朱德在发言中甚至表现出与他素来沉稳宽厚的风格截然不同的激动：“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不能再跟下去了。（18）”这会儿周恩来提起这个话头张闻天接过来就说：这个时候只有毛泽东出来才能应付这个局面。

　　会议最后形成了决议，其要点为：

　　㈠毛泽东同志当选为政治局常委；

　　㈡会议指定洛甫（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第二个议题的决议——本书作者注），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㈢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㈣常委再进行适当分工。而分工的结果是“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后来在一渡赤水去威信的路上，又决定“由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19）”

　　这个决议确实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议，应该能够当得起“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这般溢美之辞。笔者甚至认为这个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在现实性、历史性和必要性上都要超过会议就第二个会议议题委托张闻天起草的那个决议。那个《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在云南威信（扎西）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得以通过并传达到支部，初步清算了“左”倾军事路线。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个清算并不彻底，尤其是没有清算到更为重要更具有决定作用的“左”倾政治路线，而在这次会议上并不是没有敏慧之士提出过这个问题。个中缘由，是富有更大智慧的毛泽东拦住这个话头，其潜在的理由跟年前在西延山区的周恩来如出一辙：当务之急是团结全党摆脱目前生存危机，其他问题则需要在形势有更大缓和的时候才能列入议程。

　　对“左”倾政治路线清算日程后来被历史定格在1942年的“延安整风”。

　　这是后话了。　　

　　中央政治局会议期间，中央红军主力一边发动群众建立各级“苏维埃”，一边进行休整与整编。

　　遵义这个地方有党的工作基础，红军入城时受到了热烈欢迎，这都是党领导的“红军之友社”宣传组织的，红军仅在遵义县城就“扩红”千余人，也都是“红军之友社”动员的，整个黔北地区“扩红”人数在四五千人左右，耿飚、杨成武的红四团，扩来的新兵可以编1个营（20）。中革军委进驻泗渡那天，军委副总参谋长张云逸工作之余提个浆糊桶上街刷标语，碰到个小伙子顺带问了问路，结果那小伙子就一路跟着他边走边聊，聊来聊去就说要当红军，张云逸就这么着刷标语稍带着扩红两件事儿都办齐了。

　　这位名叫黄忠诚的小伙子走过了万里征程，后来还成了开国海军少将、南海舰队副司令员。

　　一边扩红，一边却在缩编队伍。红一军团撤销了红十五师（少共国际师）建制，所部分别并入红一师（辖第一、第二、第三团）和红二师（辖第四、第五、第六团）；红三军团取消了红六师的建制，全军团缩编为红四师（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团）、红五师（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两个师又1个独立团（第十六团改编）；红五军团取消了师一级建制，全军团直辖第三十七、第三十八、第三十九团；红九军团也取消了师的番号，全军团缩编为第七、第八、第九团。军委直属队则取消教导师编制，人员全部充实到各军团。这一扩一缩的结果，是充实了战斗部队，也放下了挑子担子，这对后来的大幅度机动作战，积极影响甚大。

　　由于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第一个议题很快达成共识，更由于意识到“稍微缓和”的形势即将成为过去，中革军委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尚在进行中的1月16日，即向中央红军各部下达了向赤水地域的土城、猿猴（今元厚）地域转移的命令：红一军团集中于松坎地区，并向綦江、赤水两个方向警戒；红九军团由绥阳、湄潭、牛场地区向桐梓转移；红五军团由猪场（今珠藏）、团溪地域向遵义、桐梓方向转移，红三军团集中懒板凳（今南白镇）地区，军委纵队不动（21）。

　　由此可以看出，“北渡长江”的具体方向已经得到中央政治局的认可。

　　而次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时，“形势稍微缓和”的日子似乎就走近了下限，中央军周浑元部第五师也开过乌江进至刀靶水、螺蛳堰，拟协同黔军王家烈部向遵义方向进攻。中革军委则令红三军团留第四师位于懒板凳（今南白镇）地域担任掩护任务，主力进至遵义集中，作转移准备。

　　18日，中革军委召集总部所属各局局长会议，部署转移工作。同日，刀靶水之黔军进至懒板凳（今南白镇）。当晚20时，中革军委电令各军团，再次明确向先市、赤水、土城地域转移的命令（22）。

　　次日，中央红军各部开始转移。军委纵队离开遵义进至泗渡，总部首长则疾速前往桐梓。红九军团开始从绥阳、湄潭地域出发，军团部进至绥阳，红五军团则由团溪向板桥前进。红一、红三军团则继续抗击监视北南两面敌军，保证主力南北两翼安全。

　　中央红军新一轮的战略行动，开始启动。

　　这时，柏辉章、何知重的黔军6个团已进逼遵义城下。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张宗逊、政治委员黄克诚原拟乘其忙于入城之机诱歼其一部，但因黔军这回学得很乖巧，人马多路并进，张、黄诱歼计划未能实现。14时左右，黔军完全占领遵义。

　　而在川黔边松坎地域的红一军团3天前予川军模范师第三旅廖泽部以打击后，正与敌处于对峙中。

　　虽然渡江行动的具体部署尚未拟定下达，但这时中央红军各部的行动方向已经明确，那就是在宜宾——泸州间横渡长江。与之映照，蒋公的“重庆行营参谋团”在此前此后几天里对“朱毛”这个“北渡”意图却似乎并无觉察，“当时判断匪之行动，以向泸州、宜宾西窜，是其上策；东窜酉、秀、黔、彭，图渡奉节、万县，与徐匪会合，是其中策；直犯重庆，是其下策。（23）”故而他们在1月16日所作研判的重心还是“防匪西窜”，相应部署的要点有二：一是乌江东西岸的湘军、乌江南北岸的中央军及黔军从东、南两个方向将“朱毛”向长江南岸压迫，二是拟由川军、滇军在叙（永）泸（州）毕（节）合组第一道防线，在横江场、盐津及安边场、宜宾间金沙江下游合组第二道防线，以“防匪西窜”（24）。

　　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的“北渡”抉择似乎正好抢在“重庆行营参谋团”这个部署的思维空档上。

　　然而这也仅仅是“思维空档”，毕竟蒋公刘甫公本钱很足，“防匪西窜”这番谋划同样也起着“防匪北渡”的作用，蒋公也好，刘甫公也好，留给中革军委首长们抉择的空间，实在是很小很小。

　　笔者键击至此突发奇想，何不如干脆我们就在这里重摆“沙盘”作一回“想定”，想定题目就叫做“如果你是中革军委首长你该怎么办？”反正现如今已经跨过了70年的时空，铁皮黑匣子变成了透明玻璃匣子，笔者胡说八道一气也不怕各位方家笑话，况且又不流血又不死人就是弄错了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如此各位也可以设身处地体验一把中革军委首长们当年处境和抉择的艰难。

　　虽然在前边笔者作为“事后臭皮匠”狠狠地铺排了一番中央红军“北渡长江”计划的诸多不是，但平心而论，这个计划确实也有其合理的一面，东、南、西蒋公都作了部署，“北渡长江”或许更可以产生出敌意料的效果，虽然中革军委首长们当时未必就掌握了蒋公“重庆行营参谋团”勾划出来的那个九九表。更何况宜（宾）泸（州）间沿江防线颇长，何处是重点刘湘自己也很没有把握——红一军团占领松坎后，他更主要的估计还是“朱毛”将由松坎出綦江威胁重庆，并在重庆附近渡过长江（25）。

　　然而通过现如今这个透明玻璃匣子我们仔细作一番研判：如果仅凭“参谋团”及其诸多头绪纷繁的往来电报来作决断，“北渡长江”似乎是个唯一选择。但电文毕竟是电文，蒋公铺排由川滇两家人马合组的两线“防堵”现如今仅仅是个纸上的东西，真要付诸实施得以完成还须假以时日。别的不说，光是把川、滇这两家各怀打算的队伍捏到一起来就有诸多困难。比如，蒋公“参谋团”那个命令下达两天后，在蒋公本人迭催之下，“云南王”龙云还在叫苦连天：“参谋团”那个计划“似觉不甚明了滇省情形。盖本军此次奉命出发，乃系仓卒启程，轻装就道，人数虽一万五千，然只能为对匪作战之一单位，如深入，则一切均成问题。”“本军到毕节以后，只宜掩护滇东，再相机联合防剿。若邃深入，则事实有所不能。（26）”

　　这意思很明白，滇军只“掩护”云南地界儿。别的嘛，“事实有所不能”。

　　还有：现如今中央红军左侧翼和身后除了些许战战兢兢的黔军外，竟然没有中央军。

　　中央军这会儿还囤在乌江边儿上哩！“朱毛”朝赤水、土城去的那当口，王家烈要“打回老家”去追“朱毛”，而薛长官正好坐在贵阳代蒋公行令，进行“适宜调配”哩！而这个情况，恰恰就可资中革军委首长们利用利用。

　　如此，中央红军乘这川滇两家人马两道防线待合组而未合组前的短暂时日，以一部疑兵继续以“北渡”之势示形于赤（水）合（江）间，主力直接就来个左转弯，在后来二、四渡赤水的渡口附近西渡赤水河，一路西进抢过横江，直奔绥（江）大（关）昭（通）一线的金沙江渡口，似乎也是一种选择。那时川军各部向金沙江下游防线机动需要时日，中央军向滇东北机动也需要时日，中央红军即或未必就能抢得渡江先机，但在川滇边这种两家都推来搡去的地界儿上游龙戏水地玩耍一把，机动余地似也很大。

　　再说白一点，就是把后边儿那个“一渡赤水”的时间提前。

　　当然，此案问题也多多，比如此去要渡过横江。川滇两家出于各自利益，可能都会利用这里水陆码头和附近川滇大道的交通便利，从南北两个方向向中央红军玩儿命夹击，那也将是个很危殆的前景。

　　所以这只是个无法假设的历史，只能存在于虚拟世界，笔者跟这儿玩玩儿也就只是过把干瘾。

　　而当年中革军委首长们所面临的选择，却每一个都很严峻，没有一个是万全的。

　　1月20日，中革军委向各军团首长下达了《渡江作战计划》，拟定：中央红军各部进至赤水、土城附近地域后，分3路纵队由宜（宾）泸（州）间的蓝田坝、大渡口、江安一线北渡长江。右路纵队为红一军团，左路纵队为红三军团，中路纵队为军委纵队及红五、红九军团。同时电令：湘西的红二、六军团“及时转移和依托酉、秀、黔、彭、松桃、印江、沿河地域发展，并以一部发展咸丰、来凤、宣恩、恩施地域的游击运动，以便造成深入川东行动，威胁敌人长江下游水路交通的有利条件，钳制和分散蒋敌新的围攻兵力，……”；川北的红四方面军则“在我野战军渡江之先，应向重庆方向积极行动，吸引重庆川敌之主力于自己方面，以便野战军顺利渡江。”（27）

　　1月21日，中央红军各部遵中革军委令继续转移。军委纵队由桐梓经栗子坝进至九坝；红三军团经芝麻坪进至花秋坪，黔军3个团紧随其后。与此同时，红一军团离开松坎、新站地域向西转移，经夜郎坝进至李村坝，前卫红一师由箭头、石壕进至黎园坝。

　　这回川军表现却异常积极，红一军团一离开松坎，廖泽部随即填补空白，衔尾而来。

　　这也是有所依仗，那当口在泸县的“四川南岸剿匪总指挥”潘文华将军已获“谍报”：红军主力向黔北赤水地域转移，有佯攻赤水而趋川南叙（永）古（蔺）之势。潘与左右研判一番即作出估计：“朱毛”可能“西窜”亦可能“北渡”，遂拟定对案：以第一路指挥范子英率所部3个团及教导师第一旅周瑞麟团、边防第四路顾家辉团共5个团由泸县进至叙（永）古（蔺）设防，潘文华总指挥部直辖的第一师第三旅刘兆藜两个团1个警卫大队由重庆疾进泸县，准备进入叙（永）古（蔺）以为范部后援；以第二路指挥陈万仞率第五师第十三旅达凤冈、第十四旅袁筱如两个旅共6个团相继由涪陵紧急船运赤水“堵截”，而教导师第一旅章安平两个团（后又增派特遣支队徐国瑄1个团）则从陆路取道合江向赤水前进；以总预备队指挥郭勋祺率教导师第三旅、独立第四旅潘佐旅共6个团，由江津白沙进入黔境温水一带拦击；而廖泽模范师第三旅并加强边防第二路穆肃中1个团共5个团（廖部多编有1个特务团）密切注视红军移动，伺机尾追（28）。至21日，郭勋祺部已在距温水不远的东胜场待命（29）。

　　也就是说，即或暂时不计川军至叙（永）古（蔺）设防的那7个团和1个警卫大队（刘湘贴身警卫部队，相当于团），潘文华拟直接用于赤水、习水、土城一线与中央红军作战的兵力，已达20个团。而截至1月21日，马上就能投入战斗的，至少有郭勋祺、潘佐部的6个团、廖泽部（含穆肃中支队）的5个团共11个团的兵力，且从合江分道而来的达凤冈、章安平两个旅和徐国瑄支队共6个团已接近赤水、习水地域，很快就可以进入战斗。

　　潘文华将军这辈子在军事上的出息似乎不大，但这一回却差一点儿就抱个大金娃娃。他的这番措置，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重庆行营参谋团”的“思维空档”，以及刘甫公始终心系重庆的研判误区，战役战术上是积极防御，战略上也符合刘甫公“把战争推到省外去打”的最高宗旨，应该能得个高分。

　　而这一情况似乎没有被中革军委及时掌握，笔者迄今也没有查阅到他们在25日前的相关情况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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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薛岳《剿匪纪实·由黔东至贵阳追剿情形》，《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163～第16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2）晏道刚《追堵红军长征的部署及其失败》，《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1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3）《蒋中正电令龙云调兵12团开赴毕节》，《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289页，军事科学出版社科1986年版。

　　（4）《追剿军总司令何键颁布第三次追剿计划书》，《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289～第29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科1986年版。

　　（5）李以劻《薛岳率军追堵红军的经过》，《围追堵截红军亲历记》（上）第5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6）《粤军总司令陈济棠出师通电》，《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29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科1986年版。

　　（7）王家烈《黔军阻击中央红军经过》，《围追堵截红军亲历记》（上）第18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8）《刘湘部在川黔滇边防堵红军的经过》（四川政协文史研究会军事史料编写组），《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第214页。

　　（9）胡秉章《川军郭勋祺部在川黔滇边阻击红军长征经过》，《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44页。

　　（10）转引自《四川南岸“剿匪”军总指挥部24年1月份“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四川档案馆《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四川部分》第98页，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

　　（11）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22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12）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22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13）《中共中央政治局、军委关于配合野战军转入川西给四方面军的指示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上）》第37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14）未查阅到该建议原文，转引自《红军黔滇驰骋烟尘谱·正本》第15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9月第1版。

　　（15）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23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16）[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第121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

　　（17） 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23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18）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遵义会议文献》第117页，中共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

　　（19）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23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20）《中央红军在遵义》第205页，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21）《1月16日红军中央军委命令》，《红军滇黔驰骋史料总汇》（中）32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22）《朱德关于我军向先市、赤水、土城地域集中致各军团电》，《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23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23）《参谋团大事记·追剿朱毛股匪》，转引自《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333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该部署1934年1月19日蒋介石以《川江南岸围剿计划》名义下达，见该书第346页。

　　（24）同上。

　　（25）《刘湘部在川黔滇边防堵红军的经过》（四川政协文史研究会军事史料编写组），《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第217页。

　　（26）《龙云电蒋介石申明滇军无力深入》，《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329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27）《中革军委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240页～第24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两日后（1月22日），政治局和军委的指示电已对该计划中“红四方面军配合行动”的内容作出了改变。

　　（28）《刘湘部在川黔滇边防堵红军的经过》（四川政协文史研究会军事史料编写组），《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第217～第218页。

　　（29）转引自《四川南岸“剿匪”军总指挥部24年1月份“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四川档案馆《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四川部分》第105页，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

　　在四渡赤水前，毛泽东对周和朱比划着说以后的计划：我们这么一下调动敌人，那么一下调动敌人。早早地把四渡赤水的全部行动规划好了。

　　如果毛真的象剧中描写的那样，早早地就规划好以后的行动并一直不变地执行下去，那指挥大军的水平也就与李德差不多了。

没他，50年代以前的名单也是没他的。老邓做了总书记之后参观会议原址（已经是纪念馆），一去就认出了他当年坐的位置，馆里的工作人员不敢吭声，赶紧把老邓的名字加上了：）

一、首先没有什么“会议纪录”留下来，陈云那个东东里也没有“名单”；

二、“名单”是根据当事人的回忆得来的，所以前后有变化是很正常的，比如五六十年代确认的名单里有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后来根据各种历史文献和记录查证罗炳辉当时在绥阳，参会者是九军团政委李卓然；

三、邓参加过会议不光是他吭了一声，还有杨尚昆的回忆旁证。另外，从他当时接任的中央机关秘书长的身份来看，他也是有与会可能的！

四、但是，邓参没参加会议其实意思并不大。因为他是一位没有发言权只有纪录者身份的与会者，责任就是保障会议为会议服务，说白了就是一个工作人员头头，他参加过会议并不能抬高他的政治地位。

有人问杨尚昆这个问题，杨不是很肯定，还回北京问了周恩来，周恩来很肯定说邓参加了会议，是会议记录。

周以记忆力好著称，应该没太大问题。我说的八卦是当年上党史课老师摆的龙门阵。

在整个四渡赤水中，九军团的作用很特殊，但长征后九军团也就剩了1，000多人，这时候他的实力是多少？

长征开始时，九军团实力还是不弱的。后来经过几次缩编，只剩下三个团的编制（其实相当于大营），人马约3000左右。在滇黔转战期间曾多次“扩红”，人员多有增增减减，过金沙江时甚至超过了5000人(仅在宣威、会泽扩红就超过3000人)，反而是中央红军过金沙江后人数无减反增的一支部队。

不过转战滇黔期间，中央红军扩红扩得容易，可逃亡失散也很多。据兄弟估算，在转战滇黔的5个月中，中央红军扩红人数肯定愈万，但扩来的差不多也逃亡失散了（还不是战斗伤亡）。因为红军在此间转战并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兵员改造教育很难有持续性。特别是黔境内的兵员，多有鸦片烟瘾，很难适应大幅度机动作战，逃亡失散相当严重——红四面军入川之时也有这个问题，但因为开辟了通兰巴平根据地，有足够的空间和时间来巩固部队（比如戒烟），所以情况要好得多。

九军团长征结束时仅余1000余人的说法可能不太准确。九军团的长征时间是红军军一级建制单位中最长的——两年，而且是唯一一支在三个方面军建制内都呆过的部队，而且很可能是长征行军里程最长的部队，其间在四方面军和二方面军时，都得到过不断的补充，长征到陕北时编制为红二方面军的三十二军，人数肯定不止千人。

网上好像有。

九军团好像参加了援西军，兵力说也就千把人；后整编成359旅下面的一个团，看起来也就千把人的水平/又保卫陕北改为警几（七？）团，最后为东野八纵，45军，现在的种子应该在54军。

比如多数材料称过金沙江时中央红军仅剩2万多人，其实那个统计就是没有计入九军团，九军团那时那个数字说起来很有点惊人。可这些扩红来得容易去得也容易，很少有人坚持走完了长征的。好多人是一过了金沙江还没到大渡河就跑回家了——你看看现在的开国将军，有多少是出自长征中的黔滇两省扩红来的？

完成长征与整编为八路军还不是一个时段，整编为八路军受国民政府授予番号的限制，只能缩编。其实整编时土共人马根本不止45000人（有资料称有80000之众），剩下的编成警备团或啥啥支队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