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毛泽东到了哈达铺才知道“陕北有个刘志丹”？ -- 双石
双石
许多关于长征的史籍和回忆录都称：中央红军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到达哈达铺后，毛泽东等从当地邮局得到报纸上获知“陕北有个刘志丹”，于是决定到陕北去与陕北红军会师。这个说法如今已经广为流传，许多文字和影视作品也一直在作如此渲染——甚至有人还称中共是这个时候才决定“北上”的。
然而，笔者稍微认真一点钻了钻故纸堆，得到的却是不同的结论——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以后，的确很长时间与在鄂豫皖坚持斗争的红二十五军、陕北的红二十六军没有电讯联系。但这并不是说对他们的情况全无知晓。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高原会师前后，实际上对两支红军的活动情况还是有了解的。在与中央红军会师前夕的1935年5月30日，以张国焘署名发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成立宣言》中，已经提到了这两支红军部队的活动：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成立宣言》，《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部分》第28页）
此间，在《西北特区委员会庆祝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成立祝辞》（《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部分》第31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临时政府布告（第一号）》（《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部分》第32页）、《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至红军游击队电（1935年6月6日）》等文献中，也多次提及这两支红军部队。而在此前，红四方面军已有“赤化川陕甘”计划，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的两河口政治局会议上，更进一步决定了两军合力北上，“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部分》第74页），并拟定了为达此目的需实施的《松藩战役计划》。
《松藩战役计划》因各种原因流产之后，中央政治局在芦花、沙窝会议后，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拟定了《夏洮战役计划》，期于“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在洮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敌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部分》第95页），并形成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中，再次提到了“红廿五、红廿六军及廿九军在川陕甘地区的活跃”（《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部分》第103页）。
红军右路军到达毛尔盖地区后，由徐向前、陈昌浩签署的《右路军行动计划》中，也通报了“我二十五军（徐海东同志所部）于本月七、八两日，攻占甘南之徽县、两当等县，逼近天水并向成县进迫。”的情况（《右路军行动计划（1935年8月10日8时于毛尔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部分》第120页）。
193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尔盖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指出：“在目前具体的敌人的情况之下，为实现六月二十八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基本的决定，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请注意这句——引者注），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进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部分》第126页），决定如此方针的之理由为“甲、在政治上，我们能够同二十五、二十六军，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配合，协同动作与汇合，并给在这个地区中开展着游击运动以帮助组织、领导、联系存在于陕川边之苏区与游击区域成为一片的苏区，这给我们可能在短时期中，迅速造成巩固的苏区根据地，这就能够迅速的形成在中国西北部以及全中国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心。”（同上）
综上所引，可以看出，不管是中共中央及毛泽东，还是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都对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的活动情况及其区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而且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有了与之“协同动作与汇合”的决定！所谓“毛泽东到了哈达铺才知道‘陕北有个刘志丹’”的说法，是不成立的！而且，“北出陕甘”也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央形成了决议的既定方针，并不是到了哈达铺才临时抱佛脚想起来的！
虽然中央单独率红一、三军团北上实际行进的路线，与此前“决议”所决定的路线在战略取向上是一致的。但确也有了很大的不同——前者已没有了“夺取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作为“向东进攻”之依托的内容。究其原因在于：此前的“北上”，是两军合力北上，首先占据“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作为依托，然后“向东进攻”，以期取得“同二十五、二十六军……协同动作与汇合”，这个方针的最重要的前提是：两军合力北上。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也好，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也好，在这个计划中的地位是“协同动作”，重要性并不突出；而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时，“两军合力北上”的前提显然是不存在了，仅存七千余众的中央红军主力，已无法独立完成“占取岷州为中心的之洮河流域”作为依托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创造的陕北根据地的重要地位就得以迅速提升（中央在决定单独北上时还不可能知道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军即将实现会合）——它成了力量已很薄弱的中央红军主力得已喘息和重振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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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肯定会联系。如无，则如何协同？
而哈达铺的报纸证明了那里已经是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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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在长征前曾派员与红25军联系并工作，红25军从鄂豫皖苏区转战至陕南时，曾有机会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双方便衣侦察队已经照过面），但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红25军宁愿在陕甘边准备迎接中央红军，也不愿入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沈泽民、吴焕先、徐海东等对张国焘以欺骗手段离开鄂豫皖苏区有成见，所以在陕南开会决定行动方向时吴焕先称“他们能打出一块根据地，我们也能”，遂在陕甘边机动，准备迎接中央红军。
至于陕北刘志丹，当时与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均无电讯联系，他们受陕甘省委领导，与中央和其他苏区“协同与配合”主要靠“交通”。
从《夏洮战役计划》来看，已经知道这是“根据地”，但其地位的重要性还没表现出来，因为当时考虑问题的基点是红一、四方面军两军10万人马“合力北上”！
仅仅猜测。
10朵花他就赚了至少俩宝，可见这个坑他是给自己挖的，哈哈。
肯定不对。我记得以前看某人的回忆录（似乎是耿飚，记不清了），也说过中央红军早就知道刘志丹，远早于哈达铺。
哈达铺报纸的意义，可能在于确认这股红军和根据地没被消灭，还存在。
另外，基层官兵们应该是这个时候才知道“陕北有刘志丹同志领导的苏区”。
据说到了吴旗镇后，不少官兵们一看见“苏维埃”的牌子，抱着就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