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名词释误：格格 湘勇 家书 长毛 太平军 -- numzero

可人性是本恶的，至少天性是自私的。比如可取所需就不可能行的通。

赖文光杀唐日荣公开的说法是他通敌，但既没说他通的是谁，又没说他通的是哪支部队。

唐日荣是太平军旧部中首屈一指的高级将领(当时这支部队中称王的太平军旧将只有四个人，德王是其中之一)，以通敌罪名加于这样一位将领身上，理应将前因后果诏告全军(如果确有根据)，且看杨秀清处置朱锡能一案，虽然只是几个低级官兵，但也一样是把来龙去脉摸得清清楚楚才能定罪。而唐日荣的所谓通敌行为，连记述这一事的清方都都弄不清楚唐日荣和谁，或者哪支部队联系过(一般这类事件就算奸细探听不到，当事人自己也会出来大肆邀功----内应虽不成，但成功反间而兵不血刃除去了一个大人物，岂有匿功不报的)。不仅如此，遍查事先事后当时清方奏报及私函，书牍，笔记，也完全看不出清方在捻军内部联络了这样的重要内应的记录(一般来说，内应关系用兵方略，无论成败都不会没有蛛丝马迹，即使时机不成熟，私人文书也该有涉及，最低限度，内应事败以后也该有所记载，这样一个高级人物暗通清军，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的旁证，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所以，比较合理的解释恐怕就是赖文光效汪海洋故伎，强加通敌罪名于唐日荣，实际是想火并其部队，杀其将而夺其军。

其实此案的状况和汪海洋当年的作为非常相似，(通敌而不知所通何人，清方文献一无提及，而利益归于杀人者)

但学者们都对汪制造了一而再再而三的冤案毫不怀疑，对此案明显的疑点却视若不见，甚至长期以赖文光的说词为口径，把唐日荣说成叛徒，大约与史学界长期对赖文光的推崇和“为贤者隐”的风气使然。近年来已经有很多学者指出，赖文光自述存在不少自我抬高的不实之处，他并非像自己所说的，是两军公推的最高统帅，甚至在名义上也不是。既然他并非所谓的“联军统帅”，和捻军只是联合关系，那么同样，赖文光在太平军内部充其量只能算西北太平军的实际首领。当时老太平军的高级将领中只有范汝增和唐日荣不是西北远征军出身，但范汝增是孤身一人投军，唐日荣手下却有一支曾让清军头疼不已的能征善战的部队，其地位虽低于赖文光，却没有硬性的隶属关系，因此赖文光觊觎他的部队也就不难理解了。总之，澄清赖文光在捻军中的实际地位对澄清唐日荣一案的真相很有启发

有些著者早已注意到了这些疑点，于是提到这段历史时便含混其词，说赖文光以通敌罪名杀唐日荣，而不说唐日荣因为通敌而被赖文光所杀，仔细辨别不南发现其文字的斟酌，其实已经用隐讳的方法暗示了赖文光欲加之罪的行为。(就象罗尔纲说杜金蝉是张乐行“另一个妻子”，而不明说是妾) 凌力在《星星草》中虽然采取了传统说法，却把唐日荣改名“唐日营”，不知是否也与此疑点有关。而最近几年，避讳不再，已有论者直言不讳地用“火并”来形容赖文光杀唐一事了。

它不应该是一种硬性推行的制度。所以说，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近乎废话)，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还没有激化到不可调和的程度(也许在几百，几千，几万年以后？)以前，不可能谈得上共产主义 (“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腔调，怎么看怎么像洪秀全颁布的“太平天国今日是”诏书)，而且马克思对于社会发展的阶段论本身也尚有疑点，社会发展是否一定会沿着所谓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即使终点是共产主义，在资本主义之后是否还存在其他的意识形态？基本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甚至是缺陷，用它作为唯一正确的哲学思想显然是不妥当的，但将辩证主义和唯物主义结合研究社会发展还是颇有可取之处的，而它关于共产主义理想的论述，也不可否认地存在其合理性。

应该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人性本恶决定了“各尽所能”是不可能的。能少干就少干，能不干就不干。

你说的物质极大地丰富，就是说白了，不管什么，人人都可以敞开了要，不怕没有，这就避免了社会因为物资的冲突。

这从社会生产的角度来说是不可能的，首先，这意味着大量的过剩物资生产，否则无法应付随时随地的“各取所需”，如果不能随时拿到“所需”，必然会产生争夺。其次，从社会生产的进步来说，必然有一些新技术在不停的产生，这些新产品在前期不可能是能充分供应，这又产生另外的争夺。这些争夺注定“各取所需”的不可能。

一孔之见，遗笑方家。

不断演变的，在经济学上资源几乎永远是处于短缺状态。

就是可以不断接近，却永远无法到达的那种？

我认为共产主义就属此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