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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读书心得（四）飞机与香蕉

大人们永远无法自己理解，还要小孩子反反复复地解释给他们听，真是麻烦！

于是，我不得不选择了另外一种职业，学习驾驶飞机。我已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上空飞行过。地理学确实帮了我不少忙，我可以清晰地分辨出中国和美国亚利桑那州。如果在夜间飞行时迷了路，这些知识可就派上大用场了。

－－圣艾修伯里《小王子》

暂且把上次结尾的问题忘掉，以后再谈。虽然刚骂了法国，但其实我们并不象精英们所想象的那样狭隘、那样“极端民族主义”（精英们有一点很有意思，在他们眼里别人不是一个极端就一定是另一个极端，从没想过别人也可能实践中庸之道的，对此我们只好猜测精英们是以己度人了），我们对法国的文化成就仍然是很尊敬的，它们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例如圣艾修伯里的《小王子》这则“关于生命和生活的寓言”，就令我十分感动。不过感动归感动，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起来，还是有些令人产生异样感觉的地方。话要从“比较优势原理”说起，这个原理是我从经济学书中学到的第一个超越常识的、令我感叹经济学家们确实有过人之处的知识。

从小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育已经告诉了我们社会分工的道理：分工协作是社会进步的标志，能够提高生产力。例如旧石器时代男人打猎，妇女采集；新石器时代农业和畜牧业分道扬镳。这些分工都是基于自然禀赋的：男人的力量使他们比妇女更适合打猎，女人的耐心使她们比男子更适合采集；农民出现在培育了农作物的地区，牧民出现在驯化了牲畜的地区。用经济学的术语说，这叫做“绝对优势”，这种分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现在问题来了：如果有两个人甲和乙都会种地和放牧，而且甲干这两件事的效率都比乙高，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况？

现代人的第一反应大概是：乙失业了。哈哈，在现实的世界里这固然是很有可能的，不过如果这个经济体里只有甲乙二人呢？让我们把条件设置得更具体一点：甲每年能够生产100斤土豆或者60斤牛肉，乙每年只能生产80斤土豆或20斤牛肉。甲可能对乙的低效率表示鄙视，然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去了。甲分别投入多少劳动在农业和牧业上呢？这当然取决于甲的个人口味，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叫做“偏好”：好比说是对半分，50斤土豆加30斤牛肉吧。假设乙也均分自己的劳动，收获40斤土豆和10斤牛肉。

突然有一天乙开窍了（也许他是个知识分子，而这就是他的体力劳动效率不高的原因；当然，我不知道精英是不是有这样的智商），兴冲冲地跑来对甲说：“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我们不要再各自为政了，以后我专门生产土豆，然后和你交换。如果你想保持50斤土豆加30斤牛肉的消费水平，你可以投入1/4的劳动到农业上，生产25斤土豆和45斤牛肉，然后我拿我生产的80斤土豆中的30斤换你的13斤牛肉。最终结果是你获得了55斤土豆和32斤牛肉，－－你的两样产品都变多了！”

甲将信将疑地问：“谢谢你的好意。不过，如果我占了便宜，那你不是吃亏了吗？你是在学雷锋吗？”

乙面露暧昧的微笑：“我也占了便宜，没吃亏。你看，我最终获得50斤土豆和13斤牛肉，也是两样产品都增加了！”

甲不禁觉得有点眩晕：“不会吧，世上有这么好的事？！”

是啊，两人都获得了更多的物质财富，这怎么可能？其实这是完全可能的。甲如果把生产1斤土豆的劳动转为生产牛肉，会获得0.6斤牛肉，也就是说甲生产1斤土豆的机会成本是0.6斤牛肉；而乙生产1斤土豆的机会成本只有0.25斤牛肉。乙在生产单位产量土豆时付出的成本更低，这就是经济学家所称的“比较优势”。与此同时，甲在生产牛肉上有比较优势。双方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就会用同等的劳动创造出更多的社会总产量。由于这两种机会成本互为倒数，所以没有人会在两种产品上都有比较优势。这说明在经济学家眼里没有百无一用的人（连精英都可以用来团结队伍锻炼群众嘛），这是一种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可以用这样的例子来形象地说明问题：如果比尔·盖茨是最好的打字员，他会去亲自作打字员吗？不会。他会雇一个打字水平不如他的人，因为他的时间要用来赚更多的钱。当然，对于现代人开车到健身房跑步的行为，我仍然认为是一种荒诞剧。

比较优势原理具有深刻的内涵。国际贸易中的双赢之所以是可能的，而不只是政治家的宣传，就是因为这个道理。记者经常把两国间的贸易争端描述成“贸易战”，但是这种所谓战争跟真正的战争有本质的区别，因为它并不是零和博弈。可惜普通民众大多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容易被政客挑动。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多数经济学家（至少是美国的经济学家）都是自由贸易的推崇者，坚决反对关税、配额等贸易壁垒。这不是因为他们被中国（以前是日本）收买了，而是因为他们的学养。由此我们还可以理解，在毛泽东时代中国被外界封锁导致的损失有多么巨大。在这个意义上，“自力更生”就注定了要“艰苦奋斗”。此外，计划经济时代各个地区的“小而全”的建设倾向也造成了经济意义上很大的损失，比如在贫煤的省份投入比山西更多的资金建设煤矿。在今年雪灾的新闻中我注意到，胡锦涛亲自恳求山西的工人加紧开采电煤，然后把电煤运出去。为什么要运煤而不是运电呢？把煤运输几个省的距离，跟把煤就近烧掉发电、把电送过去相比，哪种办法更经济？当然，以前有更多的国防上的考虑，不能完全算经济帐。再从哲学的角度敷演一下，比较优势原理说不定还解释了罗素的名言：

“参差多态是幸福的本源。”

然而故事到这里还没有完。在赞叹经济学家真聪明之余，读着读着有时候就会忽然觉得他们不说人话了。比如鲍莫尔和布林德这么讲（《经济学：原理与政策》第33章第1节）：

“如果新西兰拥有大群的熟练农户和少量的有产业经验的工人，而日本的情况则相反，那么新西兰专门从事农业生产，而让日本专注于制造业是合理的。”

按照同样的道理，巴西应该用自己的香蕉交换美国的飞机，因为巴西的土壤和气候比美国更适于生长香蕉，而美国有大量的飞机制造熟练工人。当然现在巴西和美国的贸易也确实是香蕉换飞机。问题是：这样合理吗？

大多数中国人立刻就会发现：不合理！真正的问题是：美国如果愿意可以自己种香蕉，但巴西却不会造飞机（巴西能造支线小飞机，不能造大飞机）。所谓美国和日本的熟练技术工人，根本不是一个给定的禀赋，而是两国在历史上费尽千辛万苦发展出来的。现在整个世界上，大飞机只有波音和空中客车两家有充分的技术力量。在这样的国际贸易中，高技术的一方处于垄断地位，比较优势原理就不能真正适用了。

中国人能立刻发现这个问题，而经济学家却不说，这倒不一定是因为经济学家们居心不良，而更可能是因为中国人有切身之痛。据说184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占世界1/3以上，可是中国人记得最清楚的是鸦片战争中英国的坚船利炮。这种技术的力量比数字的对比有意义得多。1921年维吾尔诗人阿卜杜哈里克·欧伊古尔作了民族反省的诗篇《我们的弊端》，其中写到：

掌握科学技术的人们已在蓝天遨游，

我们却连头瘦驴都没有，只有一双脚板。

初见汽车时，狂呼“真主啊，这是何物！”

不用脑筋思考，只是傻眼惊叹。

我们有满足于自己的“精巧”手工，

瓦窑里烧出的“精美”土碗可用来喝玉米粥。

没有谁愿把山河装点得像天堂般美丽，

只知道高枕昏睡达旦。

我们之中见不到工程师和学者的影子，

却有的是贪婪无耻的毛拉做我们的苏丹。

这是所有落后民族共同的悲哀。当年许多汉族知识分子都觉得中国人搞实业是没有戏了，只能搞“道德”（辜鸿铭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失败主义者？）。即使到了今天，中国仍然造不了大飞机，所以我读到《小王子》中的“我不得不选择了另外一种职业，学习驾驶飞机”时，仍然不免苦笑。圣艾修伯里很有同情心，可是他不会理解这种所谓选择职业的自由对于落后国家有多么奢侈。这个例子充分说明政治书和中国政府的老生常谈“没有绝对的自由”是多么正确；事实上这话也完全符合经济学原理，因为经济学的基础就是许多资源的“稀缺性”，如何有效率地分配稀缺资源就是（西方）经济学要研究的基本问题。

幸好经过百年的救亡图存，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站起来了。这种经历决定了中国人对于造东西有无需解释的巨大热情，“当裤子也要造原子弹”，“核潜艇一万年也要造出来”。而印度人也许是因为独立过程中没有经过战争，所以总难免迷信精神的力量，武器全靠买的，建国60多年连自己的坦克都造不了。中国人完全清楚，一个国家的力量归根结底不在于帐面上的GDP数字，而在于科技和生产实力。唯一可靠的强国之路是产业升级，学会造所有的东西，然后才有资格跟发达国家真正应用比较优势原理。现在大飞机是中国的一个重要项目，这也是中国在产业升级的道路上需要捅破的最后几层窗户纸之一。印度希望通过绕过制造业直接发展服务业来强国，注定是成功不了的，到时候看它买谁的飞机就知道了。那时我们会笑眯眯地对印度人说：

“让我们各自发挥比较优势，获取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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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优势理论不仅仅可用于国际贸易，我给出一个简单解释
• 也就是可以和人家谈比较优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