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光辉岁月:欧洲中世纪黑暗中的共和曙光 -- AleaJactaEst

公元1548年，查理在奥格斯堡召开的神圣罗马帝国大会上，把包括尼德兰在内的勃艮第遗产从帝国中划出来，和包括意大利南部在内的西班牙一起，成为他可以留给儿子的私人财产。

在查理看来，儿子一手枪杆子西班牙，一手钱袋子尼德兰，试问天下谁能敌？

先说西班牙。

尽管1492年,哥伦布就发现了新大陆，可是西班牙却一直是个穷国。

首先，十六世纪上半叶开发美洲的效果，一些人可能高估了。

最早，哥伦布他们压根就没有找到什么值钱的东东，至于那些后来给世界经济以重大影响的美洲作物如土豆玉米，当时只是作为新鲜玩意儿被带回欧洲，还没有被推广种植。

随着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的征服，殖民者抢到了印地安人的黄金。可是，这虽然足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暴富起来，对西班牙的整体经济，却没有太大的影响。1521年到30年，平均每年有149公斤的白银从南美运往欧洲，而欧洲本地的产量，是54000公斤（其中德国就有43000公斤）。

三十年代后，美洲的银矿陆续被发现。但是，还要等到1556年，高科技的开矿技术被传到美洲，这里的金银才得以被大量开采。

其次，这笔飞来横财，培养了西班牙的王室和贵族们大手大脚的恶习。他们钱来得容易，出手也大方。

当时西班牙的农业很落后，五百万人，气候相对适宜，粮食却不能自给自足;由于查理的外公外婆把犹太人和穆斯林都驱逐出境，搞得商业和制造业也一塌糊涂。

对上层来说，这些都不是问题。没吃的，没关系，买！没穿的，没关系，买！反正老子有的是钱，没有花完的金银，再买奢侈消费品。这样，从经济体系外来的，没有在这个体系里实现投资扩大再生产，又流了出去。

而广大的下层，非但没有享受到多少开发美洲的好处，却先饱受通货膨胀之苦，生活十分艰难。

但是，武力方面，西班牙却在欧洲首屈一指。

几百年和穆斯林不断的战斗，让西班牙几乎每个家族，都有光荣的战斗史。

西班牙贵族们干什么都打不起精神，大部分是文盲，但是打起仗来却是行家;

而劳苦大众们，也奉那些冒险致富者为楷模，踊跃参军，希望鱼跃龙门;

西班牙同时又是欧洲中央集权最强大的国家，各地的封建主的势力已经被压制。西班牙国王的意志，基本畅行无阻。

于是，西班牙几乎和所有人在打，法国人、德国新教徒、土耳其人......

问题是，打仗是要钱的。

钱，尼德兰有。

尼德兰中的佛兰德尔，从十一世纪开始，就是欧洲的发达地区，他们致富的行业，和无数后继者们一样，是纺织业。

下图是佛兰德尔Ypres市纺织行会建于十三世纪的大楼，这显示了他们不仅仅是财大，而且气粗。

十六世纪，尼德兰的布拉邦、荷兰等沿海地区，经济也迎头赶上。

说实在的，这除了因为尼德兰人的勤奋之外，有一部分要感谢西班牙人把美洲来的金银投入到了这里。尼德兰的制造业成了西班牙的加工厂，尼德兰的商人成了西班牙的供应商，大发其财。

沿海各省，有一半左右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而其余那些农业省，也接受产业升级，由于农产品不愁销路，卖得出好价钱，地主们也愿意增加投入，这又推动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于是，尼德兰的农业人口，小日子过得也比欧洲其他地方要好。

枪也有，钱也有，但是，枪杆子和钱袋子之间，有两个大的矛盾。

一是宗教问题。

查理五世，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

别的不说，从他七岁起，上书房的总师傅名叫Adriaan Florenszoon Boeyens，此人后来成为教皇哈德良六世。

哈德良六世出生于现在荷兰的乌得勒支（Utrecht），下图是他的故居。

他是历史上唯一的一位荷兰籍教皇（荷兰现在是新教国家，所以以后大概也不会出教皇了）。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荷兰这个国家，在教廷那些意大利人眼中，他是个地道的"德国鬼子"。

查理时逢宗教改革，尽管由于他还要和其他敌人如法国开仗，而不得不暂时容忍德国新教徒的存在，在心里，他是渴望着重建天主教的一统天下的。

而尼德兰呢？

由马丁·路德发起的第一波宗教改革，基本上没有波及到这里，而随后兴起的再洗礼派和加尔文派，则在尼德兰的下层，有了不少的信徒。

上层的实力派贵族，绝大多数保持了原有的信仰。对于新教，他们的态度是"和谐压倒一切":

对于那些一天到晚在街上撒传单喊口号的，贵族们心甘情愿地把他们捆起来交给宗教裁判所;

但是，要是主教想烧死两个加尔文宗的铁匠，那就不太乐意了——失去两个铁匠可惜不说，再洗礼派（历史课本上德国农民起义里闵采尔就是这一派的）和加尔文宗（英国克伦威尔的铁骑兵就是这一派的），都是基督徒中战斗力最强悍的，他们自称是归正宗，最符合基督教教义，但是，耶稣"别人打你左脸，就把右脸再伸过去"的教导，他们好像从来没听说过——要想把两个加尔文宗的铁匠捆起来，得准备再牺牲两个天主教的铁匠;

至于为了宗教原因，和其他新教诸侯开战，尼德兰的各路诸侯则更是厌恶，他们不想干这种无聊的事。

举个例子，"沉默者"威廉，尽管当时还是个天主教徒，在第一个妻子去世后，却向信奉新教路德宗的萨克森选帝候的女儿Anna求婚。

萨克森家族一开始嫌他"桔子王子"的头衔配不上他们家，后来想到:这样在尼德兰也有个强大的亲戚，就在1561年把Anna嫁了过来。

他们夫妻有个儿子叫莫利茨（Maurits van Oranje），几十年后继父为荷兰执政。他领导的军事改革，让荷兰的民兵成为优秀的近代化军队。

他的名字的另外一种翻译是毛里求斯，可能大家更加耳熟——非洲的那个岛国就是荷兰殖民者以他命名的。

比宗教问题，更头疼的，是和尼德兰各省等级议会的矛盾。

• 【原创】光辉岁月:欧洲中世纪黑暗中的共和曙光

在欧洲中世纪，社会分成三个等级（德语叫Staende,英语叫Estates，法语叫etat，西班牙语叫Estamento）。

第一等级是教士，第二等级是贵族（有些地方，又再细分成有土地的领主和没土地的骑士两个等级），第三等级是自由市民和自由农民。

至于农奴和犹太人啥的，哪个等级也不属于，没有任何哪怕是理论上的政治权力。

这三个等级的代表聚在一起开会，成为现代大部分国家实行的议会制度的滥觞。

各国往往有上下两院（中国的政协和人大，其实也可以说是两院制的一种特殊形态），是等级议会留下的痕迹。

等级议会，逐步把权力从”王”（这里包括皇帝、国王、公爵、伯爵们，不管名目是什么，他们都是一个地区的统治者）手中夺走。

特别有讽刺意味的是:各地的等级议会恰恰是王们召开的。

王为啥要开会呢？因为他们缺钱花，想找人要钱。

缺钱花，原因用一句话就能讲清楚:因为入不敷出。

过奢侈的生活要钱，打仗更要钱，中世纪后半期，欧洲各地的王们，按照现代的观点去看，基本上都是破产者（”沉默者”威廉的父亲，就负债累累）。

王缺钱花，一点都不奇怪，崇祯皇帝也缺钱花，于是他就加”辽饷”。

但是,欧洲的王没有采用这种”行之有效”的办法，他们想收个税，需要把各个等级的代表召集起来开会、甚至要借债——德语的税收这个词叫Steuer，来自于Aussteuer——资助、援助的意思。

为啥欧洲会有这种局面呢？

这也可以用一句话来回答:因为他们的国家机器还没有建立完善。

欧洲中世纪产生于民族大迁徙，当时各路蛮族，本来就没有国家机器，只是一个个部落联盟，在各个部落内部，也没有严密的组织。

我天朝在春秋之前，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时代，后来的五胡、契丹、女真、蒙古崛起阶段，也是如此。

当蛮族刚刚成为欧洲广大土地的主人时，他们只有封建一条路可以走。

在那个农业极度落后，交通基本瘫痪的年代里，中央集权是不可能的。

查理曼大帝和他之前的法兰克国王，连固定的首都都没有，要常常搬家，因为一块土地的产出，不能持续几年养活他们那些光吃饭、不种地的中央政府公务员和常备军。

让地方支援中央？你在路上运输的消耗，算不算得过来？

于是，大地上，出现了无数”土围子”。

可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天朝的王和欧洲的王，都壮了起来，都向往着”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他们都看着土围子不顺眼。

但是，中国在春秋战国，打破了土围子,而欧洲没有。

这里的关键在于，”士”这个阶层。

我天朝的中央集权，郡县制度，不是靠哪个王拍拍脑袋，下发个文件就解决的，而是靠商鞅吴起这些士的奋斗，流汗流血而实现的。

士的来源有两种，一个是混得不好的贵族，或者是贵族的小儿子（如商鞅），一个是混得好一点的平民（如苏秦）。

他们一方面，有一定的本钱，可以脱离体力劳动，接受教育，而在读书的同时，又自然有了师徒同学等关系网;

另外一方面，他们又没有本钱，无法自己当老板，想发家，只有给人打工。伟大领袖曾经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来形容中国的知识分子（士）。

王有枪杆子，士有笔杆子。

就像林彪在文革之初说的那样：“枪杆子和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靠这两杆子。”

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天朝的王，凭借士的力量，打破了土围子。从此，中央集权加庞大的官僚队伍，延续了两千年。

在天朝几次大混乱的年代里，也有很耐人寻味的现象:北魏拓拔氏刚进中原，来投奔的人，只要会写字，都有官做;而满清刚入关的时候，原来明朝的官僚，也不管你是不是阉党，是否投降过李自成，一律重用。

原因很简单，只要这帮人肯归顺了，就会自动地为你撑开场面，把原来松散的制度变成严密的组织。

欧洲中世纪有没有士？有。

但是，他们混得不好的贵族和混得好的平民，被教会吸收进去了。

教会垄断了教育权。所有的人才，都在教会里面。

欧洲的王，要建立国家机器，除了教士，压根儿就无人可用。

一直到中世纪的末期，帮助法国国王实现中央集权的黎塞留和马扎林，都是红衣主教;而科学的先驱伽利略和布鲁诺，也是教士出身。

而教士是既有理论体系，又有组织体系，他们和王的关系，绝对不是我天朝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那么简单。

他们掌握了”灵魂”，自成一个等级。

第一等级和另外两个等级，既有联合，又有斗争。

教士和贵族结合起来剥削劳动者，可以参考历史课本，一个贵族要是有好几个儿子，一般都会送个把出家的。

而对于第三等级，想提高社会地位，进入第二等级，变成贵族，很难;变成教士，很容易，进修道院就可以了。

当然高级教士的职位，往往被贵族出身的人把持，但这也不是绝对的，还得看个人会不会混。查理的那个荷兰教皇师傅，父亲就只是一个木匠，但是他却从平民——》神学院高材生——》主教，最后成为了所有天主教徒的首领。

第一等级既然掌握了教育权，顺理成章地，也就掌握了话语权。他们曾和第三等级一起，拍贵族们的砖头——罪名是:”不劳动”（和新中国批资本家一样）——教士们为灵魂而祈祷，当时被认为是劳动（这也没什么错，脑力劳动是加倍的体力劳动）。

对于王而言，教士是必须依靠的力量，却又不是可靠的力量。

那么，既然国家机器，尤其是税收队伍没有建立起来，那就只有把有钱的人召集起来，让他们交钱。

在王看来，这并没有什么风险:

1. 这种会议不是常设机构，老子缺钱了才开会，平时你们还是得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

2. 开会的时候，只谈摊派问题，没有其他议题;

3. 你们来了，在老子威严的笼罩下，还怕你们不掏腰包，不服气吗？

于是，在欧洲，皇帝、国王开全国大会，各地的公爵、伯爵也开地方中会（因为大家都缺钱花）。

潘多拉盒子被打开了。

首先，来参与会议的代表是如何选出来的，各地不一样，但他们都是释永信（第一等级代表）、南霸天（第二等级代表）、西门庆（第三等级代表）这样的实力派，也就是说，是真正的代表。

王不是不可以找几个举手机器来开会，比如说补贴武大郎两天的炊饼钱，让他表态:坚决在人力物力上拥护阳谷县伯爵进攻清河县。

问题是，如果西门庆要是表示了坚决拥护，回家可以出十个家丁，三百两银子什么的;武大郎开完会回家，阳谷县伯爵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因为武大郎没有实力。

萨达姆当年，可以搞假民主投票，因为他根本不需要这个假民主，伊拉克能照样运转。

而欧洲中世纪的王，是非得真”民主”不可的。

等级会议，成了真正的精英会议。这些精英们，一来眼界开阔，对国际国内形势比较了解，不大容易被”大河涨水小河满”之类的话忽悠;

二来，他们是有产阶级，自然会像母狮子保护幼崽一样，凶猛地捍卫自己的权益。他们清楚，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王找他们开会，肯定是要钱——但也说明了王现在正是囊中羞涩，有求于人的时刻，要是不抓紧机会，多争取一点权力，不是太傻了吗？

最关键的是，三个等级坐在了一起，王希望他们仅仅谈摊派的问题，可是，你怎么防得了释永信、南霸天、西门庆他们自己开小会?

在小会上，本来就不傻的释永信发现自己有灵魂，南霸天发现自己有剑，而西门庆发现自己有钱——那么，他们总难免产生一个念头:我们还要个王干吗？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怎么可能出现我天朝的三拜九叩——释永信、南霸天、西门庆他们又不是传说中的脑残。

在王这一方面，看着教会的什一税流口水，看着贵族的庄园流口水，看着第三等级的银币也流口水。

同时对三家下手，这是”不可完成的任务”。

那么，该打谁，该拉谁？

各国的情况不同，处理方法不同，结果自然也不同。

不同的结果留下的影响，一直到今天。

大家比较熟悉的是英国的<<大宪章>>和法国的大革命，就不多罗嗦了。

在路德宗传播的德国和北欧地区，王和贵族们一起动手，把教会给压了下去。

而在西班牙，从查理的外公斐迪南和外婆伊丽莎白开始，国王采取的是和教士紧密结合，打击贵族会议Cortez的政策。

好处是，西班牙的大贵族被扫清，西班牙国王的命令，可以传达到各省。

但是，教会的服务不是免费的。就像地摊文学上江青和叶群之间的魔鬼协议那样:”你的敌人我来整，我的敌人你来整”。

教会的敌人，是异教徒和异端。

异教徒犹太人和穆斯林，已经被驱逐出西班牙，教会下一步的目标，不可避免地放到了尼德兰的异端们身上。

而此时，尼德兰的等级议会，又是怎样的情况呢？

现在中文翻译成荷兰的这个国家，在英语德语里面，正式名称是”低地国家们”，在法语里是”联省”，都是个复数名词。

在归属勃艮第公爵之前，尼德兰各地的公爵伯爵们，都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面召开了等级会议。

等到大家的王都变成了一个人——勃艮第公爵之后，为了磋商共同关心的问题，在公元1464年1月9日，尼德兰的头面人物，在布鲁日召开了首次总等级会议。

在这之后，总等级会议和各省的自己的等级会议，成为常设性机构，管理尼德兰的内政，我们可以把它们改称为总议会Staten-Generaal和省议会Provinciale Staten。

勃艮第连续四任强势的公爵，千方百计地加强中央集权，限制地方势力，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但是，最后一任勃艮第公爵战死，留下了一个孤女”富姐”玛丽，尼德兰人开始反攻倒算。

1477年2月10日，在根特，他们把帮公爵抓权的两个”狗腿子”Chancellor Hugonet 和 Sire d'Humbercourt拖出去宰掉，然后强迫玛丽签署了<<Great Privilege>>,保证不任命外地人来担任尼德兰的官职，不经总议会的同意，不得增税，不得对外国宣战或和谈。

——然后，他们兴高采烈地承认玛丽是他们的君主，宣誓效忠（天啊！这个头当得还有什么劲？）

富姐玛丽嫁了德国皇帝马克西米安，她去世之后，那一长串的头衔佛兰德尔公爵，布拉邦公爵等等，传给了儿子”美男子”菲利普。菲利普还没有成年，马克西米安作为父亲，是当然的监护人，这应该没有问题吧？

可是，1488年，布鲁日的市民把马克西米安抓了起来，强迫他把自己亲儿子的监护权，交给佛兰德尔省议会。

好在马克西米安的德国下属，萨克森公爵派兵前来，皇帝大人才稳住阵脚。

哈布斯堡家族尝过苦头，对尼德兰的议会的自治权一直比较尊重。

他们在布鲁塞尔设立了一个尼德兰总督，理论上，是整个地区的行政首脑，但是，我们来看看几任总督是谁？

第一位，是美男子菲利普的妹妹，查理的姑妈兼舅妈玛格丽特;

第二任，是查理的妹妹，那个被土耳其人逼死的倒霉的匈牙利国王路易的遗孀，匈牙利的玛丽:

在她的任上，尼德兰实现了经济腾飞。

这两个花瓶，其实就是个摆设，象征着尼德兰是哈布斯堡家族的。

真正的实权，掌握在国务会议手中（Raad van State）,这个会议，由尼德兰各省实力派组成，功能类似于现在的政府。立法权，则属于总议会。

同样，各个省有总督，可是一来他们都是尼德兰土著，二来他们也只是打仗的时候带队出征，每个省的内政事务，还是各省自己的议会管。

查理五世生于尼德兰，长于尼德兰，他的师傅们，都是尼德兰人。

他了解尼德兰的复杂情况。

他在位期间，对于沉默者威廉的Nassau家族，威廉第一个岳父的Egmond家族等尼德兰豪门，都重点安抚。基本上做到了"尼人治尼"。

长期的自治，让尼德兰有着悠久的革命传统，这个传统，在后来长达八十年的独立战争中，支持着他们抵抗到底;

不过反过来，他们之间共同的归属感不强。如果一个省自己的城市遭到攻击，省议会恨不得全尼德兰其他省都来支援;可以，要是战火在其他地方燃烧，他们却又认为那是”外国人的事”。

威廉自幼参与国家机密，从来不参加无谓的争吵，不讲没用的废话，所以有”沉默者”的外号。

但是，在后来的荷兰独立战争时期，也忍不住发过一次牢骚:如果我只需要对付西班牙人的话，我早就赢了。

威廉二十二岁，就被安排进了国务会议。查理，是把他当作下一代的心腹来培养的。

查理告诫儿子菲利普二世，拉拢了文武双全的威廉，就是抓住了尼德兰。查理一生碌碌，老了的时候，眼光却是准的很。

匈牙利的玛丽，和哥哥查理于1555年同时退休，继任的尼德兰总督是萨伏伊”铁头”公爵。

铁头也是只管打仗的事，不问内政。

等到1559年，铁头回意大利。菲利普二世任命沉默者威廉担任荷兰，Seeland, Utrecht 和勃艮第这四个省的总督。

尼德兰的总督，他请自己的异母姐姐，查理的私生女，帕尔马的玛格丽特来担任。

这看起来一切正常，这位大姐，无非又是个摆设而已。

不过，菲利普同时又安排了一位心腹Antoine Perrenot de Granvelle，前往尼德兰，于是好戏开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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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教会的牵制，是不会产生那些自由市的。教会与国王的斗争，尽管双方的目的都是权利，但是自由却是他们必不可少的手段。世俗和精神两方面都需要通过它来呼唤民族的支持。所以德意志和意大利的市民们赢得了公民权，法兰西得到了三级会议，英格兰的议会的相互竞争更是阻止了神权和专政的统治。VOX POPULI VOX DEI

冒昧地说，那时候论语属于封建残渣肯定是不让读的。不过红宝书的效果比圣经还厉害。

“想建设社会，最重要的就是搞教育;而搞教育，本身就是在建设社会。”偶的理想啊！

现在完工遥遥无期。

还有为何英语里面要把荷兰叫荷兰但荷兰语荷兰人却叫Dutch。

这位老兄的名字，一般翻译成格兰维尔。其实，Granvelle 是个地名，位于今天的法国，当时是属于勃艮第公国的。

他的父亲尼古拉·格兰维尔，就是哈布斯堡王朝的重臣，为西班牙加强中央集权立下过汗马功劳。

1550年，安东尼·格兰维尔继承父亲，担任查理五世的秘书长。1559年，他作为西班牙的谈判代表，和法国签署了Cateau-Cambrésis合约，根据这个条约，铁头收回了老祖宗的萨伏伊的地盘，玛格丽特走马上任。

他跟着玛格丽特来到布鲁塞尔，担任国务会议的主席，成为尼德兰事实上的领导人。

国务会议原来的成员，如“沉默者“威廉和佛兰德尔总督Lamoral van Egmont等尼德兰头面人物，辛辛苦苦地帮着西班牙打败了法国，觉得现在和平了，可以喘口气了。他们希望税收能够降一点，西班牙在这里的军队，可以撤回去。

可是，菲利普二世却不是这么计划的，他交给格兰维尔的任务，是把尼德兰各省变成西班牙的各省（国内有的书上说，菲利普要把尼德兰变成殖民地——对这种说法，我感到困惑）。

于是格兰维尔“变法“开始。

菲利普二世不如他的父亲查理，他既不会讲法语，又不会讲荷兰语。他既不了解形势，又缺乏灵活性。

格兰维尔也远远没有他父亲老格兰维尔的政治智慧和手段。

他的职称，是红衣主教。

1561年3月10日，他组建了Mechelen—布鲁塞尔主教区（这个主教区，到现在还是比利时的天主教徒的“总舵“），他自己担任首任大主教。

尼德兰被划为十八个主教区，十八个主教再加上两个大主教（还有一个是有八世纪就开始存在的Utrecht大主教），成为尼德兰总议会的当然代表——开会的时候，玩少数服从多数，我也搞定你了。

在国务会议里，地位仅次于格兰维尔的，是一位海归的尼德兰人Wigle Aytta van Zwichem

他留学德国之后，成为查理五世的法律顾问。1550年，他为查理起草了一份文件，后来被称为《血腥敕令》。

敕令规定:新教徒一律判处死刑，给新教徒提供过帮助的，治罪。

由于当年尼德兰贵族们的阳奉阴违，敕令没有落到实处。现在菲利普二世重申法令，要求各主教坚决落实。

不过说句公道话，van Zwichem在国务会议里还是扮演了一个在格兰维尔和尼德兰土著之间打圆场的角色。

等到菲利普让格兰维尔加税——因为西班牙又要和土耳其人开仗——圆场打不下去了。“沉默者“威廉等人，直接向菲利普递交请愿书，反对他的税收政策。

在请愿得不到答复之后，威廉他们集体罢工，退出国务会议，声明:不罢免格兰维尔，俺们就撂挑子不干了！

菲利普为了缓和矛盾，撤了格兰维尔，却维持原有的政策。

威廉他们，推举van Egmont去马德里，和菲利普面谈——菲利普依然坚持他的强硬路线。

由于宗教迫害带来的社会动荡和由于高税收带来的经济萧条，尼德兰人怨声载道。

一些小贵族，面临破产的境地，他们组织了同盟Eedverbond der Edelen（又被称为Compromis）。

这得到了大贵族们的暗中支持，”沉默者”威廉，让自己的亲弟弟路易加入这个同盟，称为领袖之一。

同盟起草了请愿书Smeekschrift，向总督提出要求停止镇压新教徒，恢复原来尼德兰议会的特权，不得随意增加税收。

1566年4月5日，布鲁塞尔。

他们去掉了身上一切装饰品，穿着最朴素的衣服，走进玛格丽特的总督府，递交请愿书。

玛大姐看到尼德兰人的队伍如此的浩浩荡荡，十分紧张。

站在身边的顾问Berlaymont在她耳畔说了一句 “Quoi, Madame. Peur de ces gueux?”

“怎么，夫人，您居然会怕这帮要饭的？”

他这句话，被尼德兰人听见了。

在三天之后同盟的一次聚会上，同盟的首领之一Hendrik van Brederode在演讲中高呼:为了祖国，我们愿意当乞丐！

他们正式穿上了乞丐式样的服装，随身带着要饭的碗，打狗的棒。脖子上套着一个硬币，一面印着菲利普的头像，一面是镣铐中的双手，旁边写着Fidèle au roy, jusqu'à porter la besace——效忠国王，直到成为乞丐。布鲁塞尔很多市民，效法他们，也默默地把自己打扮成乞丐，表示了对同盟的支持。

上层贵族乱，社会下层也乱。

高税收造成了大批的失业者，再加上1565年庄稼歉收，人心浮动，在1566年8月，加尔文宗信徒开始了捣毁圣像运动（Beeldenstorm）。

他们援引《摩西十诫》中的第二誡:

认为教堂里供奉圣徒的画像和雕塑是渎神的行为。他们冲进教堂和修道院，把它们捣毁。

在有的地方，甚至把整个教堂给砸了，把教会的财物抢了，有些神父也丧了命。

运动从佛兰德尔开始，波及尼德兰全境，有大约400家教堂遭殃。但是，风波只闹了一个多月就平息了。

"沉默者"威廉和大部分贵族，都不支持这种打砸抢的行为。加尔文教徒团结在一个小贵族Jan van Marnix周围，武装起义。

玛格丽特开始妥协，她一方面派兵，在安特卫普北面的Oosterweel击败Jan van Marnix，有人把这场战役，看作荷兰独立战争的开端。

另外一方面，她同意考虑尼德兰贵族们的请愿中提出的改革方案。

玛格丽特的行为，被她的异母弟弟看成是软弱的表现。菲利普派了一位字典里面没有”软弱”两个字的铁公爵Fernando lvarez de Toledo前往尼德兰。

他的头衔是Alba公爵，他和征服阿兹特克帝国的科尔蒂斯以及制服印加帝国的皮萨罗等人一样，都是那个世纪的西班牙人的典型。他们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他们对人的生命的价值，都极其藐视，他们不懂什么叫做怜悯。

不同的是，那几个著名的美洲征服者，都是穷光蛋亡命徒出身，而阿尔巴公爵，却是时代簪缨。他少年从军，追随查理五世，进攻时为先锋，撤退时为殿后，战功赫赫。

他离开尼德兰之后，在临死前，还担任新吞并的葡萄牙总督，镇压了一切的反对势力的抵抗。

他不仅是一员大将，作为西班牙重臣，行政外交工作也不外行。被菲利普二世派往巴黎，去迎娶自己儿子的未婚妻伊丽莎白的，也是他。在席勒的剧本《唐·卡洛斯》里面，他作为男配角，戏份不少（那个剧本，时代大背景，就是尼德兰起义）。

阿尔巴公爵带着一万两千名西班牙士兵，来到布鲁塞尔。以女总督玛格丽特的名义，宣布停止宗教裁判所对新教的迫害，同时邀请尼德兰各地的头面人物们来聚一聚，交流一下感情。

得到邀请后，威廉的反应是:变卖了一切可以变现的财产，到德国的Nassau家族领地里避难——他和阿尔巴公爵是”查理宅里寻常见”，太了解了。

威廉劝说尼德兰其他几个领袖人物，不要去布鲁塞尔。他们却没有听从威廉的良言相劝，被阿尔巴骗入圈套，投入大牢。

阿尔巴公爵组织了一个危机管委会Raad van Beroerten，后来以血腥委员会而臭名昭著。

他亲自担任主席，经过象征性的审判，处死了一千多人。

这连玛格丽特都看不下去了，她觉得继续当傀儡也没啥意思，在1566年底，回自己的婆家去了。阿尔巴公爵继任为尼德兰总督。

很多历史书上，把玛格丽特写成搅乱尼德兰的祸首，其实她真是冤枉。要是弟弟能够”不改父之政”，她完全可以像她的姑奶奶和姑妈一样，成为尼德兰人爱戴的花瓶。

阿尔巴公爵出发前，国王菲利普交给他三个任务:镇压起义者，加强王权，改革税制。

第一项基本完成任务。

第二项，他理解成要杀一警百。于是，血腥委员会陆续把一万八千多人处死。

1568年6月5日，他在布鲁塞尔的中心广场上，把佛兰德尔前总督van Egmont和van Hoorn伯爵斩首。

这两位，是当年查理五世的爱将，是勃艮第最高荣誉金羊毛勋章的获得者。查理五世曾经规定:金羊毛骑士如果犯罪，必须由骑士团其他骑士联合审理；除非有最少六名骑士同意，否则任何一名骑士不受逮捕；在审理期间，受控者不受羁押，只是由其骑士予以软禁。

就算不谈这个"免死铁券"，这二位既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又是西班牙国王的忠臣。他们没有捣毁圣像，也没有参加乞丐请愿活动——唯一的造反行为，就是当初和格兰维尔作对。

这当时引起了尼德兰人的愤怒，后来德国文豪歌德为他们创作了悲剧《Egmont》，

大家现在听到的贝多芬为它所谱写的乐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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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也召唤”沉默者”威廉出庭受审，威廉没有理睬，于是他在尼德兰的所有财产被充公。威廉的长子，被带到西班牙软禁起来，以后，父子再也没有见过面。

杀完人之后，为了完成第三项使命，在1569年3月，公爵颁布新税率，一切交易，抽税10％，于是天下大乱。

就在尼德兰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沉默者威廉，树起了世界上第一面三色旗，人们称它为亲王旗（Prinsenvlag）。

包括<<威廉颂>>的作者在内的勇士们，团结在这面大旗下，开始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面对占压倒优势的西班牙军队，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被击倒，一次又一次地站起来，重新团结在这面大旗下。

这些勇士们，以奥兰治军团（Oranje）而名垂青史。

另外说一句:Oranje这个词,现在也指代荷兰国家足球队。不过，只会踢顺风球的他们,真配不上奥兰治军团的光荣称号。

这也没办法，威廉是"德国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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