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缅怀李仲轩先生】九、一个头见薛颠 -- 龙城飞将
从这一篇起介绍李仲轩先生所了解的薛颠的一些事迹。
一个头见薛颠
李仲轩
我的第一老师是唐维禄,最后一个老师是薛颠,便以此题目概括我习武的大致经历。
我母亲的太爷是王锡鹏,官居总兵,于鸦片战争时期阵亡,浙江定海有纪念他的“三忠堂”。王照(王小行)是我姥爷的弟弟,我叫他“二姥爷”,官居三品,他后来发明了“国音字母”(汉语拼音的前身),据说某些地区的海外华人仍在使用。
我的父系在明朝迁到宁河西关,初祖叫李荣,当时宁河还没有建县。旧时以“堂”来称呼人家,我家是“务本堂”,民间说宁河几大户的俏皮话是“酸谈,臭杜,嘎子廉,外带常不要脸和老实李”,我家就是老实李。
清末时,天津的教官(市教育局局长)叫李作(字云章)是我家大爷,我父亲是李逊之,考上天津法政学堂后,自己剪了辫子,被认为是革命党,因而肄业。他有大学生架子,高不成低不就,整日喝酒,他的朋友说他中了酒劫,他的诗文好,但没能成就 。
唐维禄是宁河的大武师,他的师傅是李存义,绰号“单刀李”。刀刃叫天,刀背叫地,刀锷叫君,刀把叫亲,因为刀是张扬的形状,所以刀鞘叫师,接受老师管束的意思,刀头三寸的地方才叫刀,人使刀一般用天地,而李存义的刀法用刀尖。
唐师是个农民,早年练燕青拳,到天津找李存义拜师,李存义不收,唐维禄就说“那我给您打长工吧。”留在国术馆作了杂役。呆了八九年,结果李存义发现正式学员没练出来他却练出来了,就将唐维禄列为弟子,说:“我的东西你有了,不用再跟着我,可以活你自己去了。”
我仰慕唐师,就把家里的老鼻烟壶、玉碟找出一包,给了唐维禄的大弟子袁斌,他拿着鼻烟壶中、喜欢得不得了,在大街上??达时说:“瞧,老李家把箱子底的东西都给我了。”是袁斌将我引荐给唐师的。
唐师有个徒弟叫丁志涛,被称为“津东大侠”。天津东边两个村子争水,即将演变成武斗,丁志涛去了,动手的人过来,他发劲打得人直愣愣站住,几秒钟都抬不了脚,这是形意的劈拳劲,一掌兜下去,能把人“钉”在地上,就制止了这场武斗,也因此成了名。丁志涛有三个妹妹,后来我娶了他妹妹丁志兰为妻。
宁河附近的潘庄有李存义师兄张子兰的传人,叫张鸿庆。唐师让我多去拜访这位同门师叔,并对张鸿庆说:“我徒弟去找你,你多鼓励”。 张鸿庆脑子非常聪明,令我有受益。他精于赌术,一次作弊时被人捉住了手,说他手里有牌,他说:“你去拿刀,我手里有牌,就把手剁了。”刀拿来,他一张手,牌就没了 ---- 可想而知他的手有多快,手快脑子就快。
我行二,大哥是了辕(字捷轩),随唐师习武后,宁河人管我叫“二先生”,有一个人李允田,练“单刀拐子”,对我师弟周锡坤说:“二先生有什么本事,见面我就把他敲了。”周锡坤就和他动起手来,用横拳把他甩了出去。李允田回去约了东黄庄一个姓候的人来报复,周锡坤听到消息就避开了。
他俩四处找周锡坤时,有人告诉我说:“周锡坤打李允田是因你而起,他们找不到周锡坤就该找你了。”我当时正跟父亲闹矛盾,心情非常恶劣,从家里般出来,住在母亲家的祠堂里,我说:“我正别扭呢,谁找麻烦,我就揍他。”那两人最终也没来找我,周锡坤回来后,也没再找他。
宁河附近唐师有个师兄弟叫张景富,绰号“果子张”,我们一班唐师的徒弟都喜欢呆在他家,他为人随和,也愿意指点我们。一天我带了一个朋友去果子张家,正赶上午饭,就在果子家吃了饭,我跟这位朋友说过,按照武林规矩,只要来访的是武林朋友,要管吃管住,临走还要送路费。
没想到这朋友后来自己跑到果子张家去吃饭,一去多次,还带了别人。果子张有点不高兴了,我就去找那朋友,不要他再去,他说:“你不是说练武术的,来人就管饭吗?”他是借着听错了去吃饭,当时宁河发大水,闹了饥荒,红枪会趁机招会众,参加就管饭。唐师的徒弟廉若增亦因饥饿参加了红枪会,他的爷爷和我奶奶是亲姐弟。
唐师、丁志涛对红枪会都反感,说:“不能信那个,一信就倒霉。”我劝过廉若增,”义和团也说刀枪不入,结果枪也入了刀也入了,过多少年了,红枪会还玩这套,你怎么能信呢?”他说:“我就是去吃饭。”红枪会头目杨三是治安军督办齐燮元的表弟,他知道我收藏刀枪,就让我捐给红枪会,我认为他们是骗人去送死,所以把刀枪藏在神龛上面,对他说:“我放在四十里外了。”杨三说:“快给我去取。”我说:“现在发大水,过不去。”他又冲我吆喝,当时是我心情很不好的一段时期,一下就发了火,说:“二先生说在四十里外是给你面子下台,现在告诉你就在这神龛上头,离你五步远,你敢拿就拿。” ---- 这也是我唯一一次自称是二先生。
杨三没拿,转身走了。后来别人告诉我,有人问杨三:“杨三爷怎么这么吃瘪,一个毛孩子都弄不动?”杨三说:“他六叔李牧之十九就当了同知(比知府低一级),现在的官比我表哥大。”
红枪会和日本人开了仗,几乎全部阵亡,河里都是死尸,宁河话叫“河漂子”。只有一个人生还,叫李锐的十四小孩,也是为吃饭进的红枪会,算起来还是我本家的弟弟。日本人拿机关枪对着他,他吓得直摆手,那日本兵也摆摆手,意思让他快走,他就从死尸堆里走出来了。
可能还有一个。红枪会的服装是一身黑,一个生还者躲进我住过后祠堂,求我救他。当时日本人开着快艇在河道转,见到人就扫机关枪。日本人要上岸搜查,祠堂临街,是躲不过的。我说:“你呆在这必死,翻墙吧,一直向北翻,北边河面上没有日本人,过了河就安全了。”我教给他作“水裤”,将棉裤脱下来,吹足气,扎上裤脚就成了气囊,浮着过河,也许他活下来了。
因我与父亲闹矛盾,唐师说他有个徒弟叫郭振声,住在海边,让我去散散心,给我一块药做见面凭证,是李存义传下的“五行丹”。我拿着药到了渤海边的大神堂村,然而揶振声尖。他是此地的“请愿警”,户籍、治安都是他一个人,当时有一家大户被匪徒绑票,索要两千大洋,郭振声让朋友凑了十八块大洋,留了九块给母亲, 一个人去捉匪徒了。
他在黑鱼籽村的旅馆里空手夺枪,捉住了两个劫匪。其中一个竟然是大土匪头子刘黑七,不远就是他的老巢,郭振声知道凭自己一个人,没法将他押走,就把枪还给了刘黑七,说:“绑票我得带走,你要不仗义,就给我一枪”。刘黑七连忙说:“那我成什么 了”。拉着郭振声讲:“你知道我以前什么人吗?”原来这刘黑七以前是天津有名的大饭庄“登瀛楼”的少东家,因为打死了客人,才逃到海边作了土匪。他向郭振声保证,只要他活着,大神堂村再不会受土匪骚扰,还要给郭振声三十块大洋,郭振声为不扫他面子,拿了两块。
郭振声带着人票回来,整村人庆祝,我就跟着大吃大喝,那时我已经在大神堂村住了十多天,我把药一拿出来,郭振声就认了我这师弟,给了我五块大洋,我从大神堂村回来后,唐师就带我去了北京找他的师兄尚云祥。
尚云祥年轻时求李存义指点,练了趟拳,李存义就笑了,说:“你练的是挨打的拳呀。”一比试,李存义没用手,一个跨步就把尚云祥跨倒了。尚云祥要拜师,李存义说:“学,很容易,一会儿就学会了,能练下去就难了,你能练下去吗?”尚云祥说:“能。”李存义只传了劈、崩二法。隔了十一、二年,李存义再来北京,一试尚云祥功夫,感到很意外,说:“你练得纯。”对别人说:“我捡了个宝。”从此正式教尚云祥。
唐师与尚师交情深,每年到了季节,唐师都从宁河来京给尚师送螃蟹。尚师属马,家住观音庵,以前是住尼姑的地方,当时已没有尼姑了,住了几家人,尚师家是东厢房三间,院子很小。
尚师早年是作帽子的,晚年生活来源的一部分是徒弟单广钦的资助,单广钦作水果、糕点生意,送钱时常说:“作我这生意的,现钱多。”单广钦比我大三十岁。尚师开始不收我,唐师好话说尽。
我的姥爷是五燮,是掌门长子,在清末任左营游击,官居五品,先守北京东直门后守永定门,八国联军进北京时因抵抗被杀害,他左北京市民中有声誉。唐师把这情况也讲了,尚师说:“噢,王大人的外孙子。”
尚师对我好奇,但他从来不问我家里的事。清末民国的人,由于社会贫穷,大部分是文盲,尚师只是粗通文化,但他很有修养。我进入尚门后,师兄跟我说,在北京一座大庙(忘记名字)院子里有尚师年轻时踩裂的一片砖,因为庙没钱换砖,这么多年还在,要带我去看看。尚师说:“去了也就是瞅个稀罕,有什么意思?”没让我去。
天津没有尚师的徒弟。我开始住在北京学拳,后来住 回天津,早晨出发,中午到北京,吃完午饭后去尚师家,所以我跟尚师习武近两年时间里,大部分是在中午学的。
尚师一天到晚部是那么精神,没有一丝疲劳或是稍微神志懈怠的时候。对于这一点,越跟他相处越觉得神奇。
孙禄堂的《八卦拳学》上写道:”―近于形神俱妙,与道合真之境矣。近日深得斯理者,吾友尚云祥。其庶几乎。”我们这一支的师祖是刘奇兰,他师弟是郭云深。孙禄堂是郭云深的传人,他曾施展腿功,惊吓了民国总理段祺瑞,被多家报纸报道,有盛名。
我想找国术馆馆长薛颠比武,被唐师、尚师制止了。后来唐师给我说:“别比了,你也跟他学吧。”听了薛颠的事迹,我对这个人很佩服,觉得能跟他学东西也很好,唐师对尚师说:“我让他去见见薛颠?”尚师也同意了。
去见薛颠前,唐师怕薛颠不教我,说:“见了薛颠,你就给他磕一个头。”在武林规矩里磕三个已经是大礼了,而磕一个头比磕三个头还大,因为三个头是用脑门磕的,这一个头是用脑顶磕的,“杀人不过头点地”的“头点地”指的就是这个,要磕得带响,是武林最重的礼节。
我见了薛颠,一个头磕下去,薛颠就教我了。薛颠非常爱面子,他高瘦,骨架大眼睛大,一双龙眼顾盼生神。他第一次手把手教了“蛇形”、“燕形”、“鸡形”。他是结合着古传歌诀“八打”教的,蛇形是肩打,鸡形是头打,燕形是足打,不是他存义传的,是他从山西学来的。其中的蛇形歌诀是“后手只在胯下藏”,后手要兜到臀后胯下,开始时,只有这样才能练出肩打的劲。简略一谈,希望读者能体会。
薛颠管龙形叫“大形”,武林里讲薛颠“能把自己练没了”,指的是他的猴形。他身法快,比武照面一晃,就看不住他了,眼里有他,但确定不了他的角度。这次一连教了几天,我离去时在,他送给我一本他定的书,名《象形术》,其中的晃法巧妙,他跟我作试手,一晃就倒。回来后,尚师问:“薛颠教了你什么?”我都一一说了。
第二次见薛颠是在1946年的天津,我在他那里练了一天武,他看了后没指点,说:“走,跟我吃饭去。”吃饭时对我说:“我的东西你有了。”―这是我和薛颠的最后一面,薛颠没有得善终,我对此十分难过。
我二十四岁时父亲死了, 我却不能回家。二十五岁时,天津财政局局长李鹏图叫我到财政局工作,也不给我安排事情做,只让我陪他去看戏,吃饭,我一看这情况,等于给他做了保镖。他也叫我“二先生”,其实他是我按照李家各房大排名算的三叔,他知道我练武。
我以前是个少爷,练武后穿着就不讲究了。一天到捐物处去办事,我戴个鸭舌帽,上下身都是灰布,上身还破了个洞,漏着棉花。当时天津的捐警名声不好,干什么都是白拿白占。捐物处门口是个斜坡,我蹬自行车直接上去了,到岗亭,一个捐警一脚踹在我的自行车上,我摔倒后,他跑上来抽了我一个耳光,还骂:“打你个XX,谁叫你上来的。”
我起来后,说:“你会打人,我也会打人。”拎住他抽了四个耳光,他就叫唤开了。捐物处有四十个捐警,平时总有二十个人在,一下都出来了。我考虑这场架怎么打,我现在是财政局人员,如果打重了,财政局和捐物处都不了收场,形意拳有个练身法的训练叫“转七星”,我跟他们转七星,手上象狗熊掰棒子似的,抓了帽子就往腋下一别。
我想:“我能摘帽子,也能摘脑袋―只要他们想到这一点,就会住手。”但他们想不到,掉了帽子还追我。捐警小队长,他拎着枪下来,看那架势要崩了我,但他认出了我,就把那帮捐警轰跑了,对我说:“您没在我们这打人,您给面子了。”我摘了十几顶帽子,随抓随掉,还剩四个,就把这四个帽子递给了他。
捐物处处长叫齐体元,李鹏图给他打了电话,说:“二先生没打坏你们一个人,这是给你齐五爷维住了体面,你也得给二先生个体面吧?”齐体元说:“行,二先生还给我们四个帽子,我们就开除四个捐警吧。”捐警外快多,被开除的四个人非常恨我。
―这件事出在我身上,我觉得不自在,李鹏图也看出我不愿作保镖。我喜欢武术,但我作不来武师,我开始绝口不提我练武了,后来到天津北站当了“牙行税(海运)”卡长,离开了财政局大楼,更是没人知道我练武。
只是在我大约37岁时,有一件武林纠纷找上了我。燕青门名家张克功年老后,从东丰台迁到了卢台,收了几个小徒弟,他是唐师的朋友。当地的大拳师是傅昌荣的传人王乃发,他的徒弟把张克功的匾给偷跑了。
唐师去世的时候,嘱咐我照顾他的老朋友们,我就找王乃发要匾。王乃发说:“摘匾的事我不知道,但摘了匾再送回去,我也下不来台呀。”我说:“要不这样―”我就给王乃发鞠了一躬,把匾取走了。
解放前夕,我来北京找到了会计师的工作,那时尚师忆逝世,当年旧景只能令人徒生感伤,无心与同门相叙,从此彻底与武林断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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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一代宗师不知如何会下场惨?
仲轩先生为师尊讳是先生尊重师傅,讲究武德的表现。所以在仲轩先生的文章里从来不提薛颠亡故的原因。我也是好奇了很久。这次贴着系列的文章,也比较犹豫说不说这个情况。因为这个可能有违仲轩先生的本意。后来觉得也不要紧,本来打算在最后一篇发完之后,做个注脚提一下,既然蜜饯兄问起,就在这里说了吧。
薛颠亡故的原因确实是很背,他是因为参加了一贯道,而且是骨干,最后被镇压了。这么个死法,所以仲轩先生说是没能得善终。
这些情况是我后来在其他的网友的帖子里看到的,所以不知道确实与否。那个帖子还说,薛颠在一贯道里面的直接上级是万籁声。说起来这个万籁声也是武林里面有名的人物,属于以杜心五为代表的自然门,在民国时期也很有名。不过我觉得万籁声的立场可能有问题,他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一直做到了少将军衔,后来又是一贯道的骨干,这个,这个。。。。。。可是在去年或是今年初的时候,我竟然看到国内万籁声的家乡竟然为他修建了纪念馆,说是接触武术家万籁声云云。不由一叹。
不过,以上这些只是我从网上的三五个帖子看到的内容的来得结果,万一有什么疏漏,还请知情的朋友多多包涵,同时也指明真相为盼。
都与国民政府走得比较近,可能与新政府就难以合拍了。
真是可惜了。
怎么可能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