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战场上的蒲公英（四十五） -- 王外马甲
谢谢补充。接着你的话，我也补两句。
共产党在伞兵的地下组织应该有两条线。一路属于华东军区敌工部，成员有陈家懋、李贵田（当时在伞兵司令部当科长）、孟虎等人，支部书记是伞兵军械所的副官谢易清，这路人马的工作从48年就开始了，但工作的重点主要放在伞兵司令部和伞二团，49年2月才知道刘农畯想起义；而段伯宇他们则属于华中局领导下的“上海市策反委”（书记张执一，解放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49年2月才介入伞兵的策反工作，但工作的重点从一开始就围绕着伞三团，最初的支部书记是李正文，李正文因身份暴露而转移后由舒沂、周其昌接替。
这两条线于49年3月份汇合，并确定由“上海市策反委”统一领导。
其实就是说人比较张扬的意思。
里中么嗲？”
“你作么（的啊）！”通常用感叹语气，作为斥责或者责备用。这句最有方言特色。
喔莫要！
“我不要！”
帮特拌出切！
“把它搬出去！”
决定啊，决定啊。世上没有回头路可以走
我有个朋友的爷爷，日本殖民时期的台湾人。他到日本学兽医，娶日女为妻，后来去伪满，在军马场工作。日本投降后被解放军俘虏（是否经过国军“转手”我不清楚），此后一直在解放军工作，治疗军马传授兽医知识等。建国后他基本上一直跟着王震。王震政治观点左，但是对右派的保护却很到位，邓小平被打倒后唯一还敢去串门的就是这个王震。王震一直戏称她爷爷“台湾人”。这位“台湾人”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还做到了副军级干部，因为不能入党无法再高升了。改革开放后他回到日本，担任过北海道农业厅长，王震去世后又作为友人参加了葬礼。
此人运气好是一方面，也确实技艺高超为人精明。军马无论出什么问题，号称他做手术没有解决不了的。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到来之前都是有迹象的，他一听到风声就志愿去边远地方出差，躲过了风头再回来。另外，此人勤恳务实，逐步提拔到副军级的过程中从来没有官架子。这几点后来被他的几个孩子学去了，结果他的子女共四人文革中都没有受到什么冲击，有不是运气能简单解释的了。我这位朋友的爸爸，成年后在四川修铁路，开车运输物资。有些路段条件艰苦别人不太乐意去，他从来不推托，和我谈起过修建铁路隧道的艰苦。听说青藏铁路通车时，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位前辈。
有时候想想看，为人处世这几点要是都占全了，霉运怎么也不会先来找麻烦。
在香港孤家寡人看不出个头绪的时候，回家总是最自然的选择。
后记
“蒲公英”的故事讲完了，但有些人物的命运还没有交代清楚。有朋友希望看到水落石出，恭敬不如从命，我就补个后记吧。
在得知解放军渡江的消息之后，乘坐“远东号”的四十多个人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有的留在香港，有的去了台湾，有的跑到南美洲去了。张志韩先生依然追随何应钦和刘建群，后来他以执教为业，曾经担任过台湾大学教授和东吴大学的教务长，致力研究“考试监察制度”，并发表了许多学术文章。
大约在蔡智诚他们离开香港之后的一个月，伞三团副团长姜键、二营营长杨鹤立以及十多个连营级军官也到了香江。他们是根据共产党“去留自便”的原则离开解放区的，杨鹤立等人转道去了马来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而姜键等人在香港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于1950年去了台湾，接着就被枪毙了。姜键被判处死刑的名义是“叛国罪”，直接原因是他49年4月在伞兵致西柏坡的“致敬电”上签了名，更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的台湾正处于“肃奸防谍”的高潮，从国防部到各基层单位的“赤色疑犯”都遭到了严厉地处分，姜键自然也就在劫难逃。
伞兵司令张绪滋也受到了牵连。他被撤了职、还被关了几天，幸亏有朋友说情才算保住了性命，然后就到美国去了。通常情况下，高级军官退伍的时候应该可以获得由政府提供的安家费和养老费，但张少将却没有享受到这个待遇，他到德州以后只能在商铺里帮人打工，日子过得非常窘迫。不过，张老先生晚年依然十分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时常以“宗国强”（中国强）的名义在华文报纸上发表文章，对民族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伞兵三团约有一半人（一千二百人）加入了解放军，其中大部分改行当炮兵（参加了抗美援朝），最终能够成为伞兵的并不多。团长刘农畯先后担任华东军区伞兵训练总队队长，解放军空军陆战第一旅（旅长王建青）参谋长，空军陆战师（师长朱云谦）参谋长、副师长，55年授上校军衔。1961年，解放军第15军整体转建空降兵，空军陆战师编入15军第43师，刘农畯至此退役，63年获“三级解放勋章”并担任了湖南体委副主任，1976年去世。
离开香港之后，蔡智诚没有重归国民党的阵营。他和妻子乘飞机赴昆明并辗转回到了遵义。49年11月，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解放川黔大地，在挺进贵州的第17军第49师（师长汪家道，政委况玉纯）的队列中有一名遵义籍的女战士，她就是蔡家的小妹妹蔡智兰……解放后，蔡智诚参加了革命工作，投身于电力建设事业，退休时已成为颇有建树的工程技术专家。虽然在文革中屡受冲击，但他最终还是得以恢复名誉，并在安详之中度过了自己的晚年——对于自己的人生，蔡老先生的评价是：“亦祸亦福，非福非祸”。
能够补充的事情就是这样了。当然，有朋友希望我能讲得再多一些，至少把蔡家的人物经历全都写清楚，并且要写到文革以后……对此，我只好请求原谅。
有些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
那些心情在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歌名叫做《那些花儿》。我想，蔡家小院里静静开放的那些兰草是花儿、桃花是花儿，而漫天飞过的蒲公英也应该是一种花吧。
当初选择“蒲公英”作为书的标题，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它的形状比较象降落伞，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它与主人公的命运有几分相似之处——虽然有过扶摇而上的际遇，但飘荡的历程却终究取决于不可抗拒的风云，从天上到地面、从理想到现实，以兴奋的开场到无奈的结束，最后归于尘埃，归于草芥。
蔡智诚曾经是个“有理想”的军人，但骨子里却仍是个旧式的知识分子。他受过现代教育，但传统观念十分顽固，他有着爱国的热情，但并没有政治的觉悟，在民众的疾苦面前，他只有居高临下的怜悯而没有设身处地的同情，所以自始至终，他都只是个“改良主义者”而不是真正的“革命战士”。
蔡智诚的人生是矛盾的，面对社会的丑恶，他既无法同流合污也难以划清界限，总是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彷徨。但蔡智诚的命运却是注定的，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无论是否愿意，任何人最终都只能随着时代的步伐踉跄向前。
岁月蹉跎，时势造人。人生可能是耀眼的黄金历经大浪淘沙的过程，也可能是落寞的草芥在风中漫舞的轨迹。灿烂的英雄伟业固然值得歌颂，但在我看来，那荒野里飘忽的伞花其实也有着可以纪念的回忆——这就是我愿意讲述蒲公英故事的原因。
试着传一首歌
http://upload.ccthere.com/audio/0810/9730_25222507.mp3
（咦？好象不成功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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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到况政委在担任骑兵团政委后又当了蔡家小妹的领导，不知道他是否还是王三官的领导？有了这个补充基本脉络可以理清了，蔡小妹在贵州解放后应该回遵义去省过亲，和小蔡同学重逢就在这个时候，然后王三官跟着妻子一起留在贵州地方工作，若干年后接受了马甲兄的专访。
ps:一点小小的建议，马甲兄接下来可以先写点短篇，不用连载，像地震那篇一样。别让文笔荒废了以后再捡起来就难了，比如蜗牛。另外，期待蒲公英系列能够早点出书。
受益匪浅，多谢多谢。
修养一段时间以后，要记得接着挖坑。
在上海曾经沉沦过，但是醒悟后从来没有再犯同样的错误。曾经的有志青年虽然在国军中也沾染过些不良习气，整体而言做人维持住了原则，大节无亏。能安享晚年，也算是一种回报。
一直到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再度大力援蒋之前国府的财政是相当窘迫的。刘峙曾长时间不许入台，少将中将跑到菲律宾屈尊当个中学老师（也包含对国军守台湾缺乏信心）等等屡见不鲜。张绪滋赶上了个倒霉时候。不过话说回来，就凭在黄百韬那里临阵逃脱，也算是另外一种“军法从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