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陈水扁被声押　高举手铐　扁喊：政治迫害 -- 瓦斯

　　本省人的悲情意识其来有自。任何涉猎了一点台湾历史的人都可以理解“生为台湾人的悲哀”；1895年，台湾“本岛人”相对于殖民者“内地人”成为次等国民，1945年之后，台湾“本省人”相对于“外省人”再度成为次等国民，历史对台湾人是相当残酷的。受压迫而激起的悲情意识形成一种凝聚力，团结了受苦的人们向强权挑战，最后形成新的势力——这样一个历史发展，我们在波兰、捷克、今天的南非和巴勒斯坦，还有台湾，都亲眼目睹了。

　　当新势力兴起时，悲情意识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团结工会要面临经济萧条的问题、哈维尔总统要处理国家的分裂、阿拉法特得设法保证他自己的警察不成为新的暴力、曼德拉要在种族和谐与经济稳定之间走钢索——台湾？台湾还在讲“生为台湾人的悲哀”！

　　老是踩着自己昨日的影子，作为明日追逐的对象，这才是真的悲哀呢！

　　继续沉湎于台湾的悲情意识，您也使我觉得疏离。当您说“生为台湾人的悲哀”的时候，明显的，您指的是历经过荷兰、明郑、清治和日据的台湾人——那么我，1952年在台湾出生的、从小被称为“外省仔”的人，算什么呢？我，还有我那四十年前流离来台的外省父母，是否也属于您心目中的“台湾人”？

　　我们不需要您的认领，但是，您是我们的“总统”；当您和一个外国人，譬如司马辽太郎，用“台湾人”这个词时，我想我的父母和我都有权利要求您把我们也包括进去。

　　如果您把我们也包括进去，如果在您的自我认识中，您不仅只代表那百分之八十的“本省人”，您还代表那百分之十九、二十的“外省人”，以简单逻辑推理，您就不会一再强调自己的悲情意识，让《朝日周刊》以“生为台湾人的悲哀”作为访问中华民国总统的大标题！

　　身为一个外省第二代，对不起，我没有您的悲情意识。我和我父母的痛苦，流离失根的痛苦，是另外一种历史情绪，和您的悲情意识不一样，但同样的真实。一个本省作家，就说叶石涛吧，他可以大谈他的悲情感怀；一个外省作家，就说朱西宁吧，他可以呼喊失根之痛。他们可以毫无顾虑地这么做，因为叶石涛只代表叶石涛、朱西宁只代表朱西宁。

　　而您，李登辉，却代表龙应台，代表叶石涛，代表朱西宁，甚至还代表盲眼的莫那能（如果您知道他是谁）；您的自我意识必须比叶石涛和朱西宁都来得广阔，否则，您就只能做同乡会会长，而不是一个“总统”。

　　历史学家早就指出：受压迫的族群经过悲情意识的凝聚而取得新的权力时，往往面临一个危机，就是悲情意识膨胀所必然带来的自我中心和排他情绪。我们台湾人是不是有足够的智慧避免这个危机？

　　去年，在美国一个会议上，我听见一位我向来尊重的、为台湾反对运动作过努力的学者说：现在台湾人出头天了！至于在台湾的外省人，他可以决定，要跟我们打拼就留下来，不要的话，他可以走！

　　我惊愕得说不出话来。

　　这好比两个妹妹在一个家庭中生长，有一天，婶婶突然对我说：你要跟我合作的话可以留下来，不然你可以走。

　　她有说这话的权利吗？什么时候开始、透过什么人的决定，这个家突然变成她的了？

　　历史的讽刺往往是黑色的。日本在1895年取下台湾时，也曾经宣告：愿者留下，不愿者走。

　　而我们称日本据台为占领，不是吗？

　　对我说“你可以走”的这位过去的民主斗士，是悲情意识膨胀的一个典型，他觉得悲情意识有一种道德的专利。我不知道您同不同意，登辉先生，台湾的民主有今天小小的成就，固然是“台湾人”打拼的成果，可是，请告诉我，这个“台湾人”包不包括雷震和他的《自由中国》同事？包不包括被关过的李敖和柏杨？雷震、李敖、柏杨、傅正……不去提其他死夜牢狱里没没无名的大陆人，都不属于您口中所念念不忘的“悲哀的台湾人”，可是他们对台湾民主发展的或多或少贡献，有目共睹吧？这些人敢于挑战强权、颠覆统治神话，大致基于一个对自由主义的信仰，和您的悲情意识无关。当我们今天夸夸而谈台湾的民主奇迹时，我们似乎不应该忘记那些为台湾民主牺牲过的人，更不应该选择性地忘记某一些人，因为他们不属于某一个族群或者某一个意识形态。否则，我们就是在重复过去的霸权历史，制造新的“悲哀的台湾人”！

　　我绝对尊重您的悲情意识，但是也请您正视，并且尊重，我的不同。

　　至于您的亲日情绪，我觉得无可厚非，但是，您身边的人是否会给您适度的警告呢？

　　您给日本人特别多接近您的机会，您喜欢和他们用日语交谈，您津津乐道自己在二十二岁之前是日本国民，您习惯性地透过日文去接受思想讯息……您与日本文化的关系，非常橡我们这一代人和美国的关系。我走在美国的街上，说他们的语言、清楚他们的历史、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习惯用英文去接受新的思潮……。当我在第三世界，譬如土耳其或者巴勒斯坦，碰见一个美国人时，那种知己知彼的亲切感简直就像见到了故乡人一样。

　　可是这种亲切感，李先生，不是天生自然的；您身为一个知识分子，不可不看见它背后的颠覆性质。

　　为什么您所熟悉的是日语而不是印度语？为什么我所熟悉的是英语而不是埃及语或刚果语？因为日本和英美是拥有强权的帝国，帝国为了推展自己的军事和商业利益而入主他国，是为殖民。帝国用武力统治一个地方，那个力量是明显的；不明显的，是帝国以自己的文化力量渗透到殖民地的文化中去，从而改变对方的性格，如果不能改变，至少该弱势文化会是一个对帝国亲善靠拢而安全的系统。

　　在您和我的身上都可以看到19世纪以来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力量的余绪。美国对台湾影响之深，不必我说。到现在，我们电视台的国际新闻播报采取的仍像是美国第五十一州的角度。但是，知识界的自我反省比以前要多，不断地有人谈到文化自主的问题。巴勒斯坦裔的美国学者萨意得的学术论著执意要揭露欧美文化如何腐蚀其他文化的现象，对中国和台湾的知识分子都起了影响。

　　您对日本语言和文化的一往情深，因此使我不安。在司马辽太郎的访问中，您对四十年的国民党高压统治批评颇多（没有一件是不对的），可是，在谈“悲哀的台湾人”时，却对五十年日本殖民统治不置一言。您说在1945年后国民党的统治下，人们晚上连觉都睡不安稳——那么1945年前呢？我也知道，在思想箝制上，当年的国民党要比日本殖民政府蛮横得多，可是您毕竟是在和一个日本人对话，与《朝日周刊》广大的日本读者在沟通，您不觉得您有义务提供一个平衡的历史观——在批判老国民党的同时，提醒前殖民者：日本人是“台湾人的悲哀”的一个部分？

　　您对日本的殖民历史一字不提，反而强调日本文化的优越：

　　内人受过日本教育，善于记家计簿，所以我可以安心工作。

　　您的说法招来日本编辑的反应：

　　是否日本的教育管用？

　　编辑的问话，其实等于在问：殖民对你们被殖民者终究是有好处的？您的回答：

　　殖民地时代日本人所留下的东西很多。在批评的同时，如果不用科学现点

　　来评价就无法了解历史。

　　对您的回答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第一，在访谈中，我并不曾看到您对日本殖民有一个字的批评。

　　第二，您是否也能用“科学观点”去评价老国民党的历史？如果不能，这个双重的评价标准是否值得检视？

　　第三，避免主观情绪，以“科学观点”评价历史，我完全赞同，这也正巧是我自己近年内在写作中一直强调的所谓对历史的诚实。史学家在批判日本殖民的同时，必须也顾及殖民的多面性格。

　　可是您不是专栏作家也不是历史学者，您是以台湾人“总统”的身份与日本人说话，您的考虑必须比我们要多一层：除了单纯的对历史回顾的诚实之外，李先生，您还担有前瞻性的政治责任。一个被殖民国的“总统”，在获得自由之后，对殖民国说：感谢你教了我很多东西。

　　波兰的瓦文萨和捷克的哈维尔，会对俄罗斯人这么说吗？印度的甘地和新加坡的李光耀，会对英国人这么说吗？

　　身为台湾公民，我觉得难堪。

　　司马辽太郎问您有空时读些什么书？您回说，岩波书店的社会科学丛书，您透过日文书籍来检验自己。

　　我庆幸我们有一个还能抽空读书的“总统”，庆幸我们有一个懂得外语的“总统”。外语是一扇打开的窗，使他能看见窗外的世界。可是语言受制于文化，每一扇语言的窗，所能提供的都是那个文化所特有的角度和视野，因此我们说有美国人的世界观、日本人、德国人的世界观、阿拉伯回教徒的世界观……。同一个事件，我透过英文和德文的描述会得到相当不同的诠释，也因此，当我接受英文或德文资讯时，我无时不在警惕自己：我越过这两扇窗子在看事情，但这两扇窗子都是“别人”订作的尺寸和角度，必须有几分存疑；不存疑，就失去了独立判断的可能。

　　您对您所倚重的日文窗子是否也有某个程度的戒慎恐惧？

　　您最近还说，希望在有生之年将政权交出去；老实说，我吓了一跳。

　　这样的话，美国的克林顿和德国的科尔都不敢说的，因为政权交不交出，交给张三或李四，死前交或死后交，根本由不得他们，那是选民的事情。您说出这样的话来，真证明了司马辽太郎说的，台湾的民主还在婴儿时期。我觉得没有必要苛责您——如果不是包围着您的人和拥护您的百姓让您觉得政权交不交操之在您，我想您也不会有那样不自觉的帝王遗绪。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总统，台湾的政治体质如此，光批评您个人是见树不见林的。

　　您有一个梦，我也有一个梦。我梦见有一天，台湾有个“总统”，他的名字怎么写老百姓都会搞错，因为在一个百轮运转的健全民主制度中，没有摩西的必要。在目前这个时刻，我只希望您能及早扩开您的胸襟，跨出大步离开悲情意识的暗影，做一个大格局的政治人物。

　　对您的期望高，所以难免苛求。我们互勉吧，为我们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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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

　「绿岛」需要解禁，「大海」需要解禁，「中国文化」更需要解禁。

　「五十年家国」的主旨是：建立台湾文化的主体性要用加法，不是减法；要把浩瀚深远的中国文化吸纳进来，为我所用，而不是将它排除。在多篇反对的文章里，我看见两个突出的论点，一是，中国文化等於封建、落後、霸权统治，所以应该排除；二是，中国文化等於菁英文化，与台湾所拥抱的流行文化、大众文化、乡土文化不相容。

　中国文化等於封建、落後、霸权统治吗？中国文化只是菁英文化吗？

　或许我们可以参考哲学家卡尔波普对西方文化的说法。他认为，与其说西方文化是由基督教思想构成的，不如说西方文化是由反基督教思想构成的，因为西方文化是一个正反思想不断矛盾、激盪所形成的过程。它今日的相对开放也是长期的反抗、磨合、激盪和衝击的结果，不是它所「固有」。中国文化难道不是这样吗？中国文化里，相对於统治文化，有长期的反抗文化；中国历史只有一半是统治者写成的，另一半却是由反抗者、异议者、离心者写成的。有秦王，就有荆轲；有汉武帝，就有司马迁；有曹操，就有禰衡孔融；到了近代，有慈禧，就有谭嗣同，有毛泽东，就有储安平陈寅恪，有蒋介石，就有雷震。中国文化里，「文死谏，武死战」的为「谏」而死一直是一种超越统治权力的信念。

　更何况，儒家之外有道家，道家之外有佛学，更何况，连儒家思想本身都是一个两千年来波涛汹湧不断辩论、不断推翻的过程。更何况，相对於汉族有无数其他民族，相对於中原有各方的边缘边疆，相对於大传统有种种的小传统，相对於朝廷有层次複杂的民间，相对於知识菁英有强悍旺盛的乡土风情、流民习俗、游侠传统、娼妓传奇、庶民文化、流行文化。有圣人孔丘，就有流氓盗跖，莊子更认为盗跖可能比孔丘还「正统」。颠覆传统的莊子难道不是中国文化吗？激烈地要打倒传统的五四运动不也是中国文化吗？反传统不是任何传统的不可分割部分吗？

　文化是大河，吸纳无数支流的湧动，河里有逆流、有漩涡、有静水流深之处，有惊涛骇浪之时。不歇止的激盪和衝击形成一条曲折河道，就是文化。文化不是一块固体，无法被「一言以蔽之」地描述为封建霸权或者菁英文化。但是为什麽在今天的台湾那麽多人看见「中国文化」这四个字就起这样的联想和认知呢？

　难道不是因为，过去五十年里，国民党把「中国文化」的大河，用意识型态僵化成一小块固体，将它神圣地供起来，而引致许多人今日的反弹？难道不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给我们带来的压迫和威胁，孤立和不安，使得我们对「中国文化」也连带地反感和厌恶？难道不是因为五十年来政治权力，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对文化扭曲、疏离、窄化，使得我们即使政治解严了，还是以戒严的心灵在看待文化？如果说，当年国民党，和以往的多数统治者一样，把本来是多源分流的文化汤汤大河抽取其有利於巩固权力者缩减成一个简单的固体，那麽今天民进党政府在历史教科书中删除「中华民国」，用闽南语考试等等作法，是不是在做同样的事情，把文化大河窄化缩小成固体，供到另一张权力的神桌上？

　我可以瞭解民进党试图把树枝扭回来的心情，可是，强扭的话，有一天他放手时，树枝又会强烈地弹回去的。如果艰辛学习了五十年之後，我们所学到的不是认识到文化的大河本象，反而是把原来的固体换成另一个固体，只是在固体的表面塗上不同的蓝蓝绿绿的颜色，让文化继续为政治权力与意识型态服务，让「海岸线」继续做「警戒线」──我们根本就没有解严。

　「绿岛」已经在海中绿了几万年几亿年了，不是只有那五十年的悲情。「大海」白浪淘尽古今日月，不是只有那五十年的封锁。「中国文化」与希腊文化、埃及文化、印度文化并列人类文明遗产，大河滚滚，不是只有那五十年的小小的堵塞。时代在考验台湾人的是，我们有没有能力摆脱历史的制约、政治的禁锢，看见大海其实不是围墙，中国文化其实不是哪一个政权所塑形的固体；有没有智慧以文化的本质、本象来思考问题，讨论未来？

　如果能够，我们马上就会发现，怎麽面对中国文化，当然是国际观的一部份。当我们去除了观念的戒严，心胸开阔到能够正视中国文化这条大河，看见大河本色，我们会知道，大河也能为我们招来万商云集，也能带我们纵横四海。如果我们的母语是希腊语或印度语或希伯来语，我们难道不去拥抱那古老浩瀚的大河文明吗？源远流阔的汉语文化是人类文明史的少数主流之一，而我们凑巧是汉语的使用者，这岂不是一种智慧秘笈的餽赠？

　懂得汉语，有如手中握著一把钥匙，容许我们开启一扇不轻易开启的门，进入大河，泅泳其中。台湾良好的教育基础、小康的经济体质、民主开放的价值结构，使得我们从大河出来时，很容易创造出新的花园。故宫的藏品── 不管政治的争论──使台湾成为世界博物馆重镇。云门把台湾的名字带出去，是因为云门让世界发现了中国旧传统最活泼的的现代诠释。蔡志忠的老子漫画可以用各国的语言进入国际市场，是因为他让人们发现东方最古老最菁英的文化其实也可以最现代最通俗。

　当我们不用这把钥匙时，别人会用的。卧虎藏龙和花木兰让好莱坞用了；三国演义让日本人用了，用得炉火纯青，使玩电脑遊戏的欧美少年人人熟悉刘备、吕布、诸葛亮，甚至间接促销了三国演义小说原著的英文版德文版。文化的输出换取利益的输入，用的却是中国文化的资本。

　二○○八和二○一○年就在眼前，前後好几年，北京和上海都将是全世界的焦点──他们将怎样把中国文化的资源利用得淋漓尽致？对错好坏是另一回事，但是他们知道手里有把钥匙是确定的，钥匙将引发的风起云湧是可以预测的，中国文化更加速地成为国际资源──不管你喜不喜欢──是可以料见的。面对这样的前景，台湾是顺势搭中国文化的便车、迅速找到自己的位置呢，是把脸转向岛屿内陆拒看呢，还是，继续争吵历史课本要不要删除中华民国、国文作文要不要废考、用汉语还是通用拼音、公投像不像文革？

　没有人说，中国文化是台湾的唯一「处方」。如果一定要有「处方」的话，台湾的「处方」是开阔的大海国际观，而如何善用中国文化根本就是在考验我们的国际视野与能力。

　台湾文化要建立自己的主体性，要和中国文化有所区分，恐怕不仅只在於我们所乐谈的歌仔戏、布袋戏、宋江阵、烽火炮或者放天灯。这些都是重要民俗技艺，我们要全力保存、发扬，但是他们不是源自中国，就是和中国各地方或东南亚各国极其相似。要和中国文化区分，更不是将「中华民国」删掉或者把中国史编成外国史就能做到。相反的，由政治权力来主导历史和文化，反而凸显此刻民进党执政的台湾和集权中国是一种文化。

　我相信台湾文化的主体性必须建立在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上。走过日本殖民和国民党的威权统治，我们已经逐渐有了一个共同的价值观，虽然还不是非常的紮实稳定。那个共同的价值观包括，譬如说，相信个人价值不低於集体国家价值，相信政府必须受到严格监督，相信决策过程必须尊重民意、而且公开透明，相信公器不能私用、权力不能滥用，相信弱者必须受到保护，相信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相信文化必须依靠和平的累积而非激烈的革命，相信多元的信念、语言、文化、种族等等，必须，绝对必须，受到平等尊重。

　以民主自由、开放多元为最高价值，优先次序会很不一样：海岸法可能比公投法还迫切；根本解决原住民的劣势处境、对原住民文化与生存哲学谦卑地去瞭解和学习，还给原住民平等和尊严，可能比改不改国号来得重要；公民素养的培养、国际观的建立、全民艺术教育的落实，基础科学和高科技的研发，经济政策的彻底国际化以提昇竞争力等等，可能比在教科书里更改历史急迫重要得多。

　歌仔戏还是京戏，闽南语还是北京话，台湾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民进党还是国民党，都是表面形式罢了；如果开放、宽阔、容忍、多元的价值不成为文化的核心内容──譬如说，如果我们觉得从中国大陆偷渡来台的孩子们落水溺死是活该，如果我们还是以一个新的固体取代旧的固体，僵化狭隘依旧，观念戒严依旧，锁国心态依旧，我不知道谈台湾文化有什麽意义。

　绿岛是绿岛。大海是大海。中国文化是文化。让我们心灵解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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