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汉民族的内斗劣根和科举制度之间的联系 -- 思想的行者
教主的文章，论据是论据，观点是观点，两者不搭界！
除了原则性的问题，观点谈不上对与错的，是值得辨析的，但是没有论据的支撑，太过于空洞了，不太负责任的观点容易提出来的，但是论据以及论证的过程是严谨而严密的，我没有说教主的观点对与错，但是，这样的缺乏论据支撑的观点，怎么说呢？记得有人说过一句话，叫做另类标题党，呵呵，不知狐兄的看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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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这个单位来比，
因为咱地方大人多，
就显得咱一直好内斗。
可是，如果换个角度，欧洲和咱地方差不多
大人也差不多多，德国人从柏林冲到巴黎去，
苏联从莫斯科跑到柏林，那就叫“世界大战”；
而咱林彪的部队从东北打到海南岛，跑的路
也不短，影响的人也不少，就成了“内战”。
我一直觉得中国非常团结。
跟中国对等的地方（我用地方这个词，不用国家）：欧洲，东南西北非，阿拉伯，印度，哪个不比中国更善于内斗？
美国澳洲加拿大是新国家。
俄罗斯算是例外吗？
而说起翁同龢这个晚清的大才子，，两朝帝师，清流代表，历任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也是满清权力中枢一员，我只说他是书生误国，清流坏事。他是李鸿章一生的大冤家，犯李鸿章所作所为，不论正确与否他都要从中作梗，台湾置省设抚他反对，中法，中日战前他更是主战派的主将，但对李鸿章要求增拨银两以添置新舰却一再阻挠和恶语中伤，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主张的变科举、重西法、练海军、开铁道诸事，处处遭到当时主持户部的翁同龢掣肘，他反对李鸿章说的头头是道，乍听之下也像是蛮又道理，说空话振振有词，办起实事来却一筹莫展，能提出问题可却拿不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会指责和挑刺。。那光绪靠他发动新政变法怎能不败？？？他的对头还是政治手腕十分老到的慈禧老妖呢。国家不幸就是这样的空谈误国之人还占据高位，还无远见，心胸又不宽阔。北洋之败，翁也难辞其咎。
翁酥同这样的科举精英就是科举制度的副作用的严重体现了
另外该篇文章中这一段提到了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比较：
从国势上看满清的洋务运动举步维艰，内部争吵不断,变革只是少数开明官绅没有形成全民认识和上下一致,而日本却上下一心，官民一致，掀起向西方学习的浪潮，国势也蒸蒸日上。从军事看北洋水师虽有雏形并小有实力，但慈禧为其六十大寿而挪用海军军费使北洋从1889年起几年都没有添置新舰，新炮，而日本却在天皇带头捐资下掀起买舰的狂潮，并且改革兵制使日本海军的战斗力超过北洋。
余每叹中国文化坏于晚明，晚明社会坏于士林风气。晚明士林风气首坏于标榜清流而结党营私之"东林"党人。兄发表此书，亦有意学东林党人或东汉许邵辈之"月旦评"乎？晚明马、阮诸辈，老而无耻，足资前鉴！兄传布此书于天下，已足留为千古笑谈之资，不知谁真真才是"聪明误"也！
东林党号称清流，并且遭到了魏忠贤等人的打击，出于袒护弱者的心态，很多人认为东林党是真正的清明的政治精英，但是他们真的是政治精英还是一帮空谈家吗？
科举制度仅仅用文章辞藻作为选拔标准，不可避免的导致中国出现了很多的空谈家，而东林党人则是出现在晚明时期的一个空谈家团伙罢了
中国历史上，自宋朝之后官员冗滥现象越演越烈，官场越来越臃肿，几乎成了灾难。《宋史·食货志》说：“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外国，耗蠹中土。县官之费，数倍于昔。百姓亦稍纵侈，而上下始困于财矣！”宋朝的冗官、冗兵、冗费极其突出，到宋神宗熙宁年间，国家财政收入为5060万，但开支也达5060万，国库完全空虚（参见清代赵翼《廿二史札记》）。这也是宋神宗下决心起用王安石实行变法的背景之一。
这里且只说宋朝官员的冗滥之害。汉代初期的地方行政制度只有郡、县两级，唐代地方行政也只有州府和县两级，汉代从中央往地方派刺史实行监督，唐代从中央派往地方监督的是观察史和节度使（后来节度使演变成割据一方的“藩镇”，唐王朝遂灭亡）。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在州府上面又加了一级政权叫“路”，竟然设置了四个行政长官即帅（安抚使）、漕（转运使）、宪（按察使）、仓（常平使），分别掌管军事、财政、司法、救济等要务，且四个长官直接向皇帝负责，互不从属。这样，州县从过去只承奉一个顶头上司，变成需承奉四个顶头上司衙门，简直不堪重负。宋代中央机构也是叠床架屋，职责不清，清代王士禛在《池北偶谈》卷三“宋官制”中说：“宋初至元丰以前，官制最为繁猥，六部九寺皆为空官，特以寄禄秩、序班位，而别以他官判职事。如兵部事归枢密院，户部、工部归三司。设审官院、三班院，流内铨判吏部之事。设判礼部、判贡院，判礼部之事。设判审刑院及详议官，判刑部之事。又有使，有权使，有权发遣使之名。他如太常归判司礼院，太仆归群牧司，鸿胪归客省之类。官自官，职自职，名实舛互。”宋代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机构，可谓一塌糊涂。由于宋朝皇帝吸取唐代藩镇割据的教训，特别着眼于牢牢控制军队和官吏，一方面加强对官员的监察，限制官员的权力，另一方面则让官员多多获取做官的好处，甚至宁愿将官员养起来，恩荫制度极滥，官员数目空前庞大，吏治十分松弛疲软。
王夫之这样描述以司马光为首的元祐更化：“进一人，则曰此熙丰之所退也；退一人，则曰此熙丰之所进也；行一法，则曰此熙丰之所革也；革一法，则曰此熙丰之所兴也。”王安石已经听不进不同意见，容不得反对人士，司马光对新法缺乏分析，不分是非，全面否定，一切复旧，比安石走得更远，做得更绝。连朱熹都讥讽这种一切以熙丰划线的思路，是“闭着门说道理”，因而“矫熙丰更张之失，而不知堕入因循”。
更为关键的是，元祐更化虽然纠正了熙丰变法中的部分弊病，却在北宋后期政治上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这一期间的许多人事，新旧党之间的党同伐异，旧党内部洛蜀朔党的杯葛恩怨，高太后与宋哲宗祖孙之间的龃龉隔阂，到绍圣绍述时都搅成一股逆反的合力，以更大的势能喷发出来，影响到其后的政治局势与历史走向。
显然科举制度是在历史上起到了正面的促进作用的，但是副作用也很大，一千多年流传下来，副作用也积累得比较的严重，所以我们要正面的面对科举
你去说德意志民族民族劣根性试试。
中华民族的优点当然很多，比如包容心---这个比日本人就好多了，日本战败以后战犯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包容，他们是很感激的；比如中国人聪明到甚至于狡诈；比如中国人热情好客等等，想一想欧美的那种AA制，那样的冰冷的人际关系比得上咱们这样的其乐融融的大家庭的乐呵呵吗；
批评一个民族的弱点是希望这个民族抛弃自己的包袱，让优点更多的展现出来，更快的前进
是人类社会内部的自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