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 （三十三）李锐的庐山会议（下） -- 史文恭

建国以来这么多次运动，风波，折腾都没有动他老人家的筋骨，非常敬佩啊。

这种把历史事件的责任加诸于主观目的良好的弱势受害者的做法， 是对历史的一种强暴

史兄的大作旁征博引， 可惜有了这么一条基调， 效果大打折扣。 个人看法， 莫怪。 窃以为修史的话， 述而不作要更好一点

这是《潜伏》里余则成的一句台词，俺觉得很有道理。

陈在成为职业革命者之前，在商务印书馆当过学徒，平日里要为师傅端茶递水上毛巾。不要小看了这段经历，这锻炼了人的察言观色的眼力，起码对于形势的判断力要比那些学生-革命者要强许多，也基本不会硬顶，社会经验也丰富许多。有着差不多职业经历的如李先念（当过木匠），由于从前要游历四乡揽生意，参加革命后身段自然比四方面军其他同志要柔软许多。

这种职业背景对于某个人在革命队伍里的发展是有很大影响的，可惜不大有人留意。

长听苏州评弹，一般都比较会做人

其实人都是有点棱角和性子的，但是在党的纪律面前，这些都要被磨掉的。磨不掉的都要吃大亏。

奇怪，朱德是怎么练出来的。

第一次庐山会议，第一代领导核心里面，陈，邓都没去。邓的原因如前述，陈有些资料说上了山了，似乎海拔太高不舒服，又下山了。----所以陈云同志的病也是他的法宝之一。------后来，胡乔木在一九六一年告诉东哥胡服同志曾经想在庐山批判彭总的同时还是搞一个纠左的决议，胡死命拦住，并通过彭市长打消了胡服同志这个念头。-----问题是，1961年5月，胡乔木向东哥汇报庐山会议期间胡服同志准备建议搞一个反“左”文件的事传了出去。这件事引起胡服对乔木极大的反感。在会议上，胡服同志严厉地批评了胡乔木。

结果，胡乔木压力极大，患了严重精神衰弱症，头疼得厉害，几乎无法工作。他深深感到，自己该休息一段时间了。胡乔木给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打了报告。邓小平很快批准了胡乔木的请求，让他好好地休息一段时间。

8月25日，中办送来一封信，他拆开信封时，毛泽东那熟悉的草书展现在眼前。乔木同志：

　　“八月十七日信收到，甚念。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此诗宜读。你似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作一、二、三年休养打算，不要只作几个月打算。如果急于工作，恐又将复发。你的病像陈云、林彪、康生诸同志，林、康因每年休养，病已好了，陈病亦有进步，可以效法。问谷羽好。如你转地疗养，谷宜随去。以上建议，请你们二人商量酌定。我身心尚好，顺告，勿念。”

俺看到东哥给胡乔木信里的红字部分，是痛感东哥恐怖的洞察力。-----东哥在给胡乔木的信里所举的例子非常妙，因为，陈云同志，林总，赵容他们的病也的确不是没有，但病情似乎可以被病人随心所欲所掌握。-----所以就成了他们韬光养晦的法宝了。

其次，陈云同志的一个非常好的优点在于他行事完全按照客观规律，而不是根据他个人利益，同时他在党内的人事关系上之清白，也是非常难得的。----由于这个原因，陈云同志在历次风波里没有辫子可被抓。因为他立身“硬”啊。------举一个著名的小例子，前头提到的抓石鸡的韩先楚上将，对陈云同志感情很深，因为当初在解放战争南满战场，陈就是韩上将的直接领导。-----而韩上将在这个尊重上级方面的表现是有名的，（不止是上面的抓石鸡），文革期间，叶帅手持“尚方宝剑”，率中央陈伯达专案组下来调查，先去福州军区（因为周赤萍中将吧），再去广州军区，武汉军区，最后又回到福州启程回京。------到武汉时候，武汉军区的吃，住，参观规格，明显高于广州军区。从广州军区跟叶帅出来的一起搞专案并负责接待的人不好意思了。-----叶帅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才哪到哪儿，到福州看看，那叫什么规格？”

可见韩上将的热情。----而且必须着重指出，韩上将的热情并非庸俗的拍马，在文革期间，他安排了很多被打倒的战友们的子女当兵。这是有风险的。--其中也包括陈云同志的儿子。

好了，就是这样热情的韩上将，后来，韩上将上京，有一次专程去拜会老上级陈云同志。----但听说韩上将并无公事，陈云直接把韩上将求见给拒了。---韩上将不屈不挠，坚持要见老领导一面，并声明自己不说一句话。-----最后，陈云到了客厅，韩上将敬了一个军礼，两人就此作别。-----陈云的秘书看得目瞪口呆。

其三，陈云同志非常冷静而理性。一个著名的例子是1975年，邓公被东哥扶上总参谋长，第一副总理的位置之后，广大老干部欢欣鼓舞，认为东哥“不远而复”了。----就是陈云同志冷静地说了一句；“你们摸准了他吗？”-----后来的事实表明，陈云同志才是东哥的知音啊。。。

除了职业特点，还有动机。记得李先念发动老乡王宏坤（王树声？）参加革命，就是对方赌钱输光要躲债，李说：“革命就是赌一把，赢了就坐江山、输了就掉脑壳。”

潘涌在《空军大院》里多次感慨的，红军干部和抗日干部的不同，即在于此。

当然了，也不能一概而论，在革命大熔炉里，总是要改变和提高的，逸云三洲说过：“大改大出息、小改小出息”，说的是参加我党抗日武装的地方豪强，也适用于这批红军干部。

不过，这两王后来表现都不好！

再扯远一点，一二九运动积极分子在党内的命运，普遍悲惨（李锐也是这个时期的干部）。

但谷景生、周小舟、李常青等人是悲惨了。对于更广大的参与者如韦君宜来说，悲惨或者过了，说“命运多舛”是可以的，主要是他们遇到一个“自我怀疑”的问题。

此外，还有著名的于光远同志您没写上。。

确实还有于光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