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那年庐山 （三十七） 回顾和评论 （之一） -- 史文恭

当年的内务府造办处和江南织造，金陵海关各地县道府藩司这样的体制。

象江南制造局还有各省的机械局开销来自户部。户部来自县道对农民的征收。这些制造局一点赢利的意思都没有。我真不知道这是什么经济？

七九年的时候我们县有一个烟厂，两个瓷厂是提供出口和外销的厂家。一个机械厂。一个农业机械厂，一个氮肥厂一个鞋厂一个五金厂一个中药厂。还有一些其它的小作坊工厂。战争的时候这些厂可以提供我们县一个轻步兵师的支持。但这些厂没有什么税收或者其他的东西好说。上面叫做什么就做什么，反正钱粮是国家给的，这些厂干的就是等上面给活干。

七九年我们这开万人大会的时候点了烟厂的名，那一年烟厂有一千万的赢利，这些钱当年够其它厂的总开支了。

一切的社会开支靠政府来统筹，但政府的工业服务于军事和高级官员和外交的需要。工业根本没有成本核算等东西。

国家的财政主要靠农民的粮食来保证货币的发行，这个经济体系满清二百六十多年干下来还没有新中国三十年那么困难。这就是懂经济。

其实这些懂经济派是根本不看历史。他们祖师爷的话，历史就是现代史，以前的历史就不准看。所以就成了懂经济！

到88前中国的财政和通涨为什么那么厉害？那就是外资的事情。那时候外企到中国。得到地方的政策优惠。可以还轻松地贷款开工厂。完了地方报上去引资多少多少，但这些钱撒出去你得有东西来抵。所以财政困难和通涨来源于此。

不过懂经济派不知道，或者是故意不知道这些。就说这是邓的胡闹。其实到九十年代后中国才正式开始走象现代社会经济模式。到今天中国对于经济领域的东西，比如金融资本，工业规划等东西都还是摸索学习阶段。现在咱们有点东西了就因为了不得了。

懂经济派感到迷茫，他们祖师为什么搞不出这样？而现在的社会有那么多的问题出现就硬是把它和邓的改革开放放到一起。你看，这不胡闹吗？

其实看问题不能只看一个点。从它的前因后果上来看，看肯历史上人家怎么做，看看外国人怎么做这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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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的东西其实是很好的东西，不过他写的东西兼顾了各种人的感受才这样写。

那个战备经济说，算是一家之言吧！那是他们党内的一家。

首先,建国后中国发展经济的首要目的是什么?是增加国家财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还是提高国家的战争实力?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如果不回答这个问题,一切都是在瞎扯.毛泽东的选择是明确的,提高国家的战争实力,要大炮不要黄油.这确保了中国独立自主发展的可能性.至于经济发展过程中,TG确实犯了很多错误.那边也很自然,一群擅长战争的人去搞经济,总要有个适应的过程,缴点学费也正常.当然,这些错误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犯下的,现在有种倾向,把这些错误都堆到了毛泽东一个人头上,这虽然避免了一些人的麻烦,但这并不事实.这些错误,周恩来,刘少齐,邓小平等人,基本个个有份.

地方只看到他手底下的那一点点地方和利益。

有些经济学家也是这样

老史写这个文章，以及许多批评主席的人，从来没有说是主席一个人的责任。甚至老史的主要用意，就是想说明庐山会议到底错出在哪，不想简单地推到主席一个人身上。

你再往前几步，就差不多了。

1. 学费论。到底有多少？“缴点学费”，这样轻描淡写不实事求是。如果只是“一点学费”，这么多人会在这使劲研究？还用得着替主席翻案么？

2. 错误人人有份，周刘邓陈都有。这也是一种翻案法，但这样翻的话，气势已经下去了。往这条路上研究下去，主席的个人严重错误是跑不了的，和稀泥搅混水，也不如党的历史决议文有力。

3. 大炮黄油论。主席要大炮，以黄油为代价是值得的，所以可以给主席翻案。这也是一种强辩手法。有成绩，有代价，只要死扣着“成绩大大”，“代价值得”，就可以翻案成功。我倒无所谓，就怕这种逻辑给台独、民运听到，被人嘲笑。要真正让中国人在世界上理直气壮地挺直腰杆，不能靠这种“大炮黄油论”强辩，可能都说不过美国之音这种烂电台。还是得老实承认犯了大错，做出不需要强辩就让人服气的成绩，才真正算是为中国好。

小邓当年不能彻底清算文革，才留下今天这些奇谈怪论的余孽。

大炮黄油说是有一定理由的。因为假设的另一面没有实际的反例，例如不能够现实地想象是否别国的政策会有所不同，所以其实无法证明主席错了，只能当历史看了，历史就是发生了而已。当然其时的政策也许本可以有更多的权衡折衷，但我国在那个时候的选择空间肯定是没有现在的大。

祝史文公新春快乐！

当是刘省长。

举两弹一星的例子，俺是想说所谓备战经济并不能概括整个国民经济的大部分，而是小部分。---换言之，以备战为由，为“高积累率”做辩解，似乎论证过程不够有力。

“引自［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

“毛泽东几次谈到《资本论》，着眼于它是怎样产生的。在毛泽东看来，首先是因为社会发展提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现实；其次，马克思本人“同时是哲学家”，“有辩证法的武器”；此外，毛泽东在1961年3月23日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还说到，马克思能写出《资本论》，与他“调查”论敦图书馆的“材料”是分不开的，即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

　　据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介绍，毛泽东曾多次翻阅过这本书。什么时候读的，他习惯于写上时间日期。目前看到的有4个日期，主要在50至60年代。不过尚未看到具体的批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