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上海博物馆青铜馆馆藏浅介 -- 故园湾里

判断出土地点是非常难的。

除非是该文物和已知出土地点的文物可以有明显证据证明是一套的，否则很难判断出土地点的。比如著名的越王勾践剑，仅看铭文，根本不可能想到他是出土于湖北的楚墓。而全国多把吴王夫差剑，出土地点居然完全不一样，还有的无法得知是何处出土的。

我只是说根据有时可以用这些方法来确定而已。

量够高，可以作为货币，也可以直接作为青铜器的原料。而贝壳则价值太低，用十朋的贝壳恐怕也支付不了这件器物的费用。

倒酒方便贝－可以很方便地倒个底朝天

也是因着北京有一条街被人们俗称为“簋街”，所以我后来还查过这个簋字，所以故园MM提到这个，我还能稍稍知道一点点（很可怜的）。。。

嗯，故园MM什么时候再更新啊……好几天没新的了。

【上个星期正式成为无业人员，本周不得不为了工作的事情奔忙。幸好这两天天气不是很热，可是路上还是漫天沙尘……那啥，上海也有沙尘暴了么？

但是再累……被三妞MM惦记了于是拼命上来更新一节！】

【我是本次照片很囧拱拱爬走打人表打脸的分界线】

(本图片来自网络，感谢原拍摄者！)

说到德鼎，它的来历却又比刚刚说到的8号鄂叔簋还要来得曲折离奇了。

首先我们来看两个和德鼎有关的文件，感谢上海博物馆志愿者论坛的Jasmine Wu提供

传说，事情是这样子滴——

在上海茂名南路上的老锦江饭店，一只古朴典雅的圆形铜香炉安分守己地做着它摆设的工作，一干就是好多年……

突然有一天，有一个中年人偶尔路过。被这只“香炉”吸引得迈不开步。他盯着这只香炉左看右看上看下看，里里外外反反复复地看，终于找到了饭店领导，要求就这只香炉，谈一谈。

这个中年人的名字，叫做马承源，时任上海博物馆保管部副主任。他认为，这只香炉不是只普通的香炉，很可能是一件文物。经过同饭店领导的协商，将这只鼎暂存于锦江饭店的主人汪敬之、陈翔九两位先生浮出了水面。上海博物馆当即同两位先生取得了联系，最终两位同意将这只鼎捐献给上海博物馆。当时上海市副市长、著名报人金仲华先生代表上海市人民委员会为他们颁发奖状。

这只“香炉”，就是德鼎。上博馆藏第二大鼎。

德鼎是西周早期遗存的少数青铜大鼎之一。这一时期的鼎发现很少，在重视食器的当时，都是重器。德鼎的造型较商代晚期已发生变化，口部呈桃形，器腹微微下垂，平添沉稳的气质。鼎的花纹仍采用带地纹的兽面纹，但构图趋于简略（和从头到尾都是纹饰和浮雕的父已觥相比），层次也不甚丰富（和三层花的亚夫方罍相比），表现出周人独特的简约风尚。德鼎内有铭文若干，图片如下

一个个分别解读之。

“王”字。注意看“王”的下面一横，和上横、中横都不太一样，明显带有弧度和粗细变化，看上去像是什么？有学者认为，这是钺的刃口。钺在当时，就是王权的象征，所以“王”字本身也带有“钺”的印记。这种说法是不是有道理，大家可以见仁见智。

“易”字。通假字，通“赏赐”的“赐”字。这个字的样子，是物体（液体？）落入杯子的形象。

“德”字。双人旁以及中间的横“目”，在金文的“德”字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溯源。

“贝”字。“貝”，象形字。

这个其实是两个字，“廿”“朋”。

对比小臣单觯的铭文，那个“十朋”

下面红色虚线框起来的地方，是两篇铭文里相同的那一个字，“朋”，形象上说，就是两串穿起来的物体的样子。

上面黑色虚线框起来的地方，是两篇铭文中不同的字。金色的德鼎铭文，好象是比出“V”字/数数时表示“二”的手势，也就是“二（十）”；而黑白的小臣单觯铭文，就是数数时表示“一”的那一根手指，表示“一（十）”。

“用”字。

“乍”字，通假通“作”字。

“宝”字。繁体字做“寶”，金文中上半部分是个宝盖而下半部分同样有一个“贝”字。：）

“尊”字。

“彝”字。

上海博物馆除了德鼎之外，还有一件德方鼎。

德方鼎的铭文，比德鼎要多很多，一共是二十四个字。

据郭沫若先生的解释，这是说

目前所知，一共有四件铭文带“德”的青铜器。在上博的文件中，对另外两件的下落也有所说明。

• 上海博物馆青铜馆馆藏浅介

可我怎么看：“下面红色虚线框起来的地方，是两篇铭文里相同的那一个字，“朋”，形象上说，就是两串穿起来的物体的样子。上面黑色虚线框起来的地方，是两篇铭文中不同的字”

这个字真象“拜”字啊……呵呵~~

相比起来，我更喜欢那个德鼎（圆形的）

我真没有想到这个鼎居然3千年的历史了。

明天有可能，可以先回上海休息一个周末。

今晚上，熟记好文， 周日带小盆友们去博物馆。

MUA一个！

另：湾湾的八百米，是多么的风驰电掣啊。。。

大克鼎，作为上海博物馆镇馆之宝，在网络上的介绍相当多，因此这一篇对于大克鼎的介绍里，我并没有什么能够对网上已经非常丰富的大克鼎的介绍资料进行补充。

但是作为上博青铜馆的介绍，总不可能特意挑开这只重器不谈；所以，还是勉为其难地做做文抄公吧。

大克鼎，通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腹径74.9厘米，腹深43厘米，重201.5公斤。鼎口有大型双立耳，口沿微敛，方唇宽沿，腹略鼓而垂，称“敛口”、“侈腹”，是典型的周鼎器形之一。造型宏伟古朴，底部三足已开始向西周晚期的兽蹄形演化，显得沉稳坚实。纹饰是三组对称的变体夔龙纹和宽阔的窃曲纹，线条雄浑流畅。由于窃曲纹如同正弦/余弦函数环绕器身，因此又叫波曲纹。

腹内壁上有金文铭文28行，基本上每行10字，仅一行11字，另有合文2字，重文7字，共计290字。通篇铭文布局在整齐的网格之中，每格一字，整齐划一。从整体上看，铭文布局严谨，字迹端正质朴，行款纵横疏密有致，和鼎身纹饰风格脉脉相通。

铭文大致记载了克是“膳夫”，专管周天子的饮食，属于“天官”。克歌颂祖父师华父有着谦逊的品格和美好的德行，因此成为周室重臣，辅弼王室，靖远安内，周孝王追念其功绩，任命作为孙子的自己担任宫廷大臣，出传王命，入达下情；官职爵禄世袭，单传嫡长子、孙。随后回顾了周王对克的册命过程和讲话，重申对其官职的任命，又承蒙周王赏赐礼服、土地和奴隶，于是克叩拜谢恩，称颂天子的美德，并铸造大鼎来祭祀余荫及孙的师华父。这篇铭文对于西周的土地制度、社会制度的研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史料。文物界的一代宗师徐森玉先生和它初次相见时也惊叹：“（大盂鼎与大克鼎）乃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和美术考古学的珍贵资料，它们在学术上的价值，堪与毛公鼎、散氏盘和虢季子白盘媲美，若以小盂鼎、小克鼎与之相比，真有大巫小巫之别了。”

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大克鼎于陕西扶风出土。出土当时为一个器群，计有小克鼎七具为列鼎；克钟五枚成组钟，另有克镈（音薄，第二声）、克盨（音须，第一声）等多件器物，而大克鼎就是其中最大的一件。这一群“克”器出土以后随即各分东西，从此天各一方：时至今日，小克鼎、克钟、克镈、克盨等青铜器分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天津艺术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南京大学图书馆以及日本的书道博物馆；黑川文化研究所和美国的芝加哥美术馆等地。大克鼎当时为天津人士柯劭忞收藏，而当时的军机大臣、工部尚书原籍苏州的潘祖荫【(1830-1890年)，字伯寅，号郑盦，清代吴县人。为历任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高官的状元宰辅潘世恩之孙。】于柯氏有旧，旋自柯氏得到了大克鼎。但就在当年，潘祖荫过世。因为他无后，他的弟弟潘祖年阖族商议，觉得朝中无人，在北京有危险而无必要，决定带上潘家所有珍藏，包括大克鼎、大盂鼎以及众多明清字画珍玩如弘仁的《山水卷》、倪元璐的《山水花卉册》、沈周的《西湖名胜图册》等等一起打包，带回了苏州。

潘家人丁不旺，潘祖年的孙媳妇潘达于嫁过来没几年就成了掌门媳妇。此时中国正是一片兵荒马乱之地，群魔乱舞之时。潘达于一个小妇人恪守祖训，严防死守，从不对任何利诱动心。上世纪20年代，一个美国人专程赶到苏州，愿以黄金600两或一幢楼房交换大克鼎、大盂鼎，被潘家断然拒绝。抗战前夕，对二鼎垂涎三尺的国民党要员特在苏州建造一幢大楼，企图以办展览会的名义长期占有二鼎，也被潘家识破婉拒。1937年抗战爆发，苏州沦陷，二鼎命运危如累卵。为确保鼎不落入敌寇之手，潘家在鼎内塞入破絮，鼎的四周又杂置了几十件较小的鼎彝，深埋于祖屋第二进的堂屋地下。又建造夹壁墙，将字画等物品妥善藏入；日军曾多次闯入潘宅搜查这两件国宝，有时一天之内竟搜了7次，但总是挖地三尺空手而归，二鼎得以安渡劫波。

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已经从苏州移居到上海的潘达于致函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愿将两大鼎呈献。1952年上海博物馆开馆至今，大克鼎已在此公展了半个多世纪。而大盂鼎却于1959年为支援北京历史博物馆开馆，调拨到了北京。

四十五年过去了，上海博物馆有情有义，为了让大克鼎和大盂鼎的捐赠人潘达于老人重见两大鼎聚首的盛况。特地在老人百岁诞辰时将大盂鼎从北京接回上海，于2004年2月29日至3月6日举办了为期一周的“百岁寿星潘达于捐赠大盂鼎大克鼎回顾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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