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大河入海处 延安-A-领袖的孕育和分娩 -- 史文恭
我举这个例子主要是想说明士兵委员会的权力和影响到底有多大，这种极端民主化现象主要出现在1927-1929年，也就是红军内部民主的初创时期。而随着实践中其危害性的不断显露，TG也逐步在对其进行修正，最典型的是在古田会议上，对这种极端民主化做了严厉的批评，并对红军内部民主做了更加符合实际的阐述。古田会议决议中的相关内容节录如下：
红军第四军在接受中央指示之后，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减少了许多。例如党的决议比较地能够执行了；要求在红军中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等项错误主张，也没有人再提了。但是在实际上，这种减少，只是一时的和表面的现象，还不是极端民主化的思想的肃清。这就是说，极端民主化的根苗还深种在许多同志的思想中。例如对于决议案的执行，表示种种勉强的态度，就是证据。
纠正的方法:
(一)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首先，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其次，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这种自由散漫性带到党内，就成了政治上的和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任务根本不相容的。
(二)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其路线是:
1 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
2 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
3 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
4 上级机关的决议，凡属重要一点的，必须迅速地传达到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中去。其办法是开活动分子会，或开支部以至纵队的党员大会(须看环境的可能)，派人出席作报告。
5 党的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要经过详尽的讨论，以求彻底地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它的执行方法
关于非组织观点
四军党内存在着的非组织的观点，其表现如下:
甲少数不服从多数。例如少数人的提议被否决，他们就不诚意地执行党的决议。
纠正的方法:
(一)开会时要使到会的人尽量发表意见。有争论的问题，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调和敷衍。一次不能解决的，二次再议(以不妨碍工作为条件)，以期得到明晰的结论。
(二)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
乙非组织的批评:
(一)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但是红军党内的批评有些不是这样，变成了攻击个人。其结果，不但毁坏了个人，也毁坏了党的组织。这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纠正的方法，在于使党员明白批评的目的是增加党的战斗力以达到阶级斗争的胜利，不应当利用批评去做攻击个人的工具。
(二)许多党员不在党内批评而在党外去批评。这是因为一般党员还不懂得党的组织(会议等)的重要，以为批评在组织内或在组织外没有什么分别。纠正的方法，就是要教育党员懂得党的组织的重要性，对党委或同志有所批评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提出。
关于绝对平均主义
红军中的绝对平均主义，有一个时期发展得很厉害。例如:发给伤兵用费，反对分伤轻伤重，要求平均发给。官长骑马，不认为是工作需要，而认为是不平等制度。分物品要求极端平均，不愿意有特别情形的部分多分去一点。背米不问大人小孩体强体弱，要平均背。住房子要分得一样平，司令部住了一间大点的房子也要骂起来。派勤务要派得一样平，稍微多做一点就不肯。甚至在一副担架两个伤兵的情况，宁愿大家抬不成，不愿把一个人抬了去。这些都证明红军官兵中的绝对平均主义还很严重。
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不过一则见之于政治生活方面，一则见之于物质生活方面罢了。
纠正的方法:应指出绝对平均主义不但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的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红军人员的物质分配，应该做到大体上的平均，例如官兵薪饷平等，因为这是现时斗争环境所需要的。但是必须反对不问一切理由的绝对平均主义，因为这不是斗争的需要，适得其反，是于斗争有妨碍的。
至于他们两人，在网上稍微搜一下就能找到。这是其中之一。
不管是什么原因，那段时间他们掌握了TG的最高领导权。
TG是支组织严密的队伍，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组织原则之一。中央对下面发的指示下面是必须执行的，当然只用电报、信件指挥时天高皇帝远，有各种变通的办法。但人来了就不一样了。
当时的几大根据地，包括瑞金，都有中央派去的大员空降“夺权”。如张国涛去了鄂豫皖，夏曦去了洪湖，当地的领导都得听他们指挥。即使是他们在那里犯了很多错误，甚至乱杀自己人，当地领导也只得服从，直到上级的指示改变。
这个集权领导虽然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在当时是必须的，否则会造成新军阀。
博古是在上海呆不下去到端金的，他是当时的中央总负责，到端金后老毛、朱德自然就得听他的，有不同意见也只能等待时机把他选下来。
实际上就一个原因，TG的军队不是军阀，不是谁拉起的队伍就一直听谁的。TG的所有军队都是属于TG中央的，不是属于军长的。
这点是从三湾开始的传统，老毛在党内职位没有那两位高，只是地方干部，当然必须服从中央的意思，尽管他在军队中的实际影响力非常大，否则红军分裂，那样立刻就会被各个击破，老彭把红三军团合并入一方面军也是这个原因。老毛后来在遵义后尽管还不是党内一把手，但是由于在他前面的张闻天和周恩来都不贪权专断，大事都征求他的意见，实际他已经控制了党的命脉和军队的命脉。
“人民”这个概念，是会变得。因之，“人民的军队”这个概念，同样也是会变得。
当然，“军民关系”这个概念，或许会变得少一点，但是，也不是永恒的。
所以，俺理解您所感慨的所在，但是，从现在来回顾历史，我们已经失去了太多太多。好在所失去的，并不全是精华，----当然，所继承了，也并非没有糟粕啊。。
马甲兄骑兵团的主人公就是一个磨豆子的，后来成为tg的死忠，靠的就是军中的民主和思想教育工作。话说回来，骑兵团的战斗骨干有几个是tg后才加入的呢，嘎嘎。
忘了哪里有句话，“天天打内战，从来不死人”。
记得以前看了一本罗素的书，讲到意大利人以前内斗时，也是天天打仗，从不死人。结果有个贵族搞了支法国雇佣军，他们居然真的杀人，这可吓坏了意大利人。当时觉得特别搞笑。不过意大利人确实没打仗的意志，现代化装备军队连非洲人都搞不定。
后来看了些川军内斗的帖子，也蛮搞笑的。有个笑话说，刘湘（？）的飞机没炸弹，就把条石装上去当炸弹投，结果当地农民一看见飞机就高兴的喊，刘司令给我们送猪槽来了（条石稍凿便可成猪槽）。虽然是笑话，流传的开就反映了川军内战烈度很低。红军来了抵抗弱是正常的，都是自己人嘛，何必生死相搏。
但川人在蒙古，满清，日本入侵以及朝鲜战争的时候表现可圈可点，人人都有视死如归的精神，就这一点立即把同样“天天打内战，从来不死人”的意大利人抛在十万八千里后。蒙古和满清入主中原后，四川地区人口较前朝后期都锐减百分之九十（数据记不太清，但差不太远，湖广填四川可做旁征），可以想象抵抗之惨烈。抗日战争我没数据不知道，朝鲜战争川人牺牲人数遥遥领先，按照官方数据明显超出四川在中国的人口比例。小学课本为了革命大义而无畏牺牲的三个英雄典型黄继光，董成瑞，邱少云中有两个都是川人，黄继光和邱少云，他们都是朝鲜战争中牺牲的，这个应该不是偶然。
外战内行，是我们民族的福气；内战外行，也是我们民族的另一种福气。
师哲作威作福，以及抗美援朝要看他脸色的例子，请指出；
构陷周公投降就已经很无耻了，还要构陷师哲这么一个小任务?
是萧三的哥哥萧子升。
有两三年，死人可死得不少。参见顾诚南明史21章。
那是相当的勇于私斗怯于公战。
至于刘湘的大言，hoho，他勾搭韩复榘，还试图联络
宋哲元，在抗战军兴的关键时刻联日反蒋，结果一个
枪毙一个毒毙，为了避免动摇军心，给他一个国葬也
就算了，拿他出来吹嘘就免了吧。
但毛的论战这时候就已经了断了.所以!这一百五十六个项目的事情.各自看吧.没有一百五十六个项目.中国今天不可能有那么齐全的工业体系.
但苏联就算是对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也不这样规划建设!
在一五六之下.中国的国家经济必须服从苏联的计划.政府工作必须接受莫斯科的指导和援华工作组的直接指挥..
这个事情,那些苏联专家的回忆里有写.他们是如何指导中南海工作的.
所以我说他们是偷鸡不成,太小看中华民族了.我们不用感激他.
不过,最困难的时候,抗战!那是值得记念的!
不过,因为斯大林的屁股问题,支援了国民政府.于是TG在很长时间内连苏联援助中国抗战的事情提都不提.
反而台湾说的比较多.
锦上添花没意思!雪中送碳才可贵.
李云龙总结的没错：军队的创立者的性格融入了军队之中。国家又何尝不是。要不是这帮牛人规划了美国的框架，哪有美国今天的呼风唤雨。
何况，俺们中学政治课本上有一句老话，叫，时代局限性。
先写ABCD，再写一二三四，再分甲乙丙丁
浩大的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