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大河入海处 延安(F)狮子身上的虱子 -- 史文恭

在这一章里，俺要说说传说中的五大书记。1944年5月21日，TG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开幕，----值得一提的是TG的六大是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这一届的中央委员显然很“长寿”，到了16年之后，还在开六大的七中全会。----当然，这个六大最后一次的中央委员全体会议是为了筹备TG的七大，而最关键的一点在于，这次全会选举的主席团成员，就是七大的领导核心。----即后来著名的五大书记----东哥，朱老总，胡服同志，周公，以及其中第三个湖南人，任弼时。

而这个核心，一直工作到了建国，-----以1950年任弼时英年早逝为分界。---如果用俺粗鲁的分法，俺觉得，建国是对于TG这样革命党的党史一个极为深刻的分界线。---所以，反过来讲，建国之前的五大书记，作为一个制度，从政治架构的角度分析，是很有意思的。

对于1944-1949年之间的TG而言，是一段极为辉煌的历史，因为在这个时期，TG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几乎完成了有史以来未曾见过的伟绩。----因为TG的胜利，不仅在于她打败了一个看似极为雄大的对手，同时，特别要提出的是，她建立一支无比强悍的队伍，并彻底地改变了中国，这个古老而曾经傲慢的伟大国度的根本的生产制度，----所以说，这是一个有革命理想的政治组织所能期望的最大的成就，而TG作到了。

因此，必须站在这样一个背景上，我们才能看到，五大书记作为TG这个巨人强大的心脏，在这个时代，所发射的耀眼的光辉。-------历史是以成败论英雄的，因为历史的复杂决定了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同时历史的目的在于指导我们的将来，是以对五大书记这个整体的分析可以是一个政治架构分析的典型。

在开始我们的分析之前，首先要讨论一个敏感的问题。---即什么是政治领导意义上的“民主”和“独裁”？-------当然，对于这个问题讨论的前提必须是，我们对这两种方式，不应该从道德等等和政治不相干的标准进行衡量。-----否则，那就沦为一场比较音量大小的游戏了。

好，回来，当我们考虑到政治领导意义上的“民主”与“独裁”时，似乎是在说，做决定的人数多少问题。假如一个政治决定，是在一个广泛的基础上进行充分讨论的并根据公平投票的原则，依照得票多少进行最终决定的，---我们视为“民主”，---反之，若政治决定都是由一个人（请注意，这里只能是一个人，而且是THE ONE， 不是A MAN）决定时，则视为“独裁”。

但可惜，上面的定义是毫无实践意义的。----或许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一个能够有更多人参与的政治机制，看起来都会显得更加公平，但实际上，参与人数的多少，从来都不是判断一个政治体制是否有效率和公平的主要指标。---这一点，在我们生活中，已经有太多的例子。

而且，假如用客观的描述的话，则任何一个政治决定，都是多个信息综合下的判断过程，---从这个角度讲，在信息复杂程度越来越大的前提下，在技术上，通过单个人，在长时间内做政治意义上的决定，是很难想象的。------我们知道，在古代，中国的皇帝似乎是“金口玉言”，但事实上，他们极少有机会作到“乾坤独断”。----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是在大臣的奏章上作选择题，---但问题是，皇帝陛下的选择题，通常情况下并没有太多的选项。

进一步说，我们也可以问，是否与五大书记同时的蒋中正，他的领导能否“乾坤独断”呢？-----似乎也不可能，无论按照葛优马路长草的理论，蒋中正的脑门何等铮亮，所以无比英明---但让他一个人都料理国事，也是忙不过来的。

于是，假如按照我们上面的推理，似乎蒋中正的领导也是“民主”而非“独裁”了。-----其实，假如一个过程里，推理可以成立的话，那如果结果令人惊奇，则很明显，前提肯定错了。

是的，对于政治领导的“民主”“独裁”的辨别，从参与人数入手，或者从做政治决定的过程入手，都是错的。----因为，那些都是表象。----判断这个问题唯一核心的标准其实只有一个，即做决定者的出发点，是因为“公心”，还是“私心”。----为什么提出这样一个原则，其实原因很简单，----政治的对象是“众人之事”，所以一个“政治的”决定，必然要站在“公心”之上，而不在做决定者个人利益之上。“独裁”与否，不在于其下决定的参与人数，而在于这个“独”字，是否可以引申为“私”字。

基于这个原则，我们才能很清楚地看到，五大书记这个核心，和国民党的头头们比起来，所呈现的基本差距所在。-------这五大书记，有来历不明的巨额私房钱吗？有豪宅吗？有多名情妇吗？有自己子女任要职并大肆谋取私利吗？----（虽然俺这些问号很有可能让尊贵地读者们不禁地起了抚今思昔之感，但是）----在那个时候，历史的答案是否定的。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国民党诸精英或许在智力上和这五大书记相差不大，但在成就上截然不同的本质所在。----而俺要重复这个非常浅显的结论的原因就在于，现在，我们经常忘记了这个至为重要的前提。

在重申了上面这个前提之后，让我们再回到对五大书记的具体分析。-----

政治局常委，或者延安时期的书记处五大书记，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架构。我们要知道，这样一个通过选举（但没有竞选过程的）产生的委员会，对于中国的历史而言，还是一个较为新鲜的事物。----当然，有同学会说，五大书记之前的TG不就是这个样子吗？-----俺的回答是，的确如此，但是延安时候的五大书记，作为一个架构，要比之前完美和巩固许多。

首先，这是一个有核心的委员会。当然，核心就是东哥。考察五大书记时，有一个很好的佐证，那就是朱老总在其中的作用。他是代表军方的。但实际上，他的这个“代表”是形象大使。----五大书记在其团聚在一起的日子里，是按照东哥的生物钟开会的。---而这，对于其时年近花甲的朱老总而言，是一个折磨。----经常在深夜，书记处的会议上响起朱老总均匀而平和的呼吸声，----往往在惊醒之后，朱老总都会不好意思地问：“你们讲到哪儿啦？”

当然，以上是玩笑，其实很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TG的领导人而言，年龄是一个终极的标准。因为作为领导者，并非题字，剪彩的活儿，而是实实在在地要研究，商议，判断很多事情的。----所以朱老总此时并非智力不济，实在是廉颇老矣，未能“会”也。-----但这个情况，却恰恰与他长期做红军总司令的资望所匹配，也就是说，军方的代表，在五大书记里面，由资望无人能比，精力有所不行的朱老总担任，实在是太合适不过了。------

（喝水去也）

• 大河入海处系列的相关链接

这个是台上和台下的基本区别吧。没有不能证明一定高尚，因为有了也保不住么。要换了现在，还不是。。。。。。呵呵，俺不说了

请问毛的晚年政治行为，算民主还是算独裁？其出发点算公心还是私心？

大谬大谬。

“民主”不是某人或某团体秉“公”办事，而是“私”意们可以充分表达，“私”利们被最大限度的尊重，是保障众多“私”意们，可以和平角力碰撞，达到某种平衡的游戏规则。

嗯，搞文革据说也是出自公心，反修防变嘛。这个标准是有悠久历史的，从天子到替天行道，从革命尚未成功到带三块表，那个说自己是为了一己之私？

再写教头就要上梁山了。

公是众私之共同点。

公不是上天赐予的，是对众私的总结与归纳。

所以公的产生要民主，是私的集合、碰撞的过程。

而公一旦产生，就必须为了这一目的雷厉风行，所以当民主产生公后，就必须集中以执行，众私避世。

集中是民主后的集中，民主是集中后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