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灭有别的可显摆的了，八卦下俺的外公吧 一 -- 青瓜

外公外婆他们回到延安不久，赶上了康生发动抢救运动(这是什么说实话我不清楚，我看见康生的名字就讨厌，所以也没有去查资料)，一批干部被诬陷为国民党而被捕入狱，其中包括了外婆所在中央党校六部的负责人柯庆施。关于柯庆施的事情，与本文无关，就不多说了。

外公被卷入运动是缘于献金运动。所谓献金运动，貌似是因为当时根据地的资金匮乏，所以号召大家贡献自己家的财物支持政府（或者支持党？反正差不多），外公和外婆于是就把给姨妈和舅舅的两个金戒指捐献出来。在当时的延安，估计很多人一辈子也没有见过这玩意，反正捐出金戒指给外公带来的非但不是组织上的表扬（这是俺自己的想法，估计外公是不在乎表扬不表扬的，关键在于党需要，他就捐了），反而是一场牢狱之灾。

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怎么会有金戒指这样的奢侈品？在当时这个问题已经足够让一个党的领导干部锒铛入狱的了。并且那群人（别问我那群人是谁，历史的各个时期永远不缺少这样的人）有没有询问外公或者怎么询问的已经不重要了，外公有没有回答或者怎么样回答的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那群人自己给这个问题找出了一个答案：这两个金戒指是特务经费。

按照那些人的逻辑，从这个结论往回推，特务经费为什么会在外公手里？因为他是特务。他是什么特务，什么时候潜伏的？他是汪精卫清党时期就叛变潜伏下来的特务！ok，真相大白，那群人又火眼金睛地发现了一个长期潜伏在党内的叛徒特务。他们还有证据呢，证据是1927年一封电报。

至于一个特务为什么会把可能暴露自己真实身份的电报历经各种危险从27年到42年保存了整整十五年这个问题，似乎并没有人提出来。也许当年的人们会把这样的电报当作定情信物也说不定。

可关键的问题是，这个特务（我外公）他自己不承认。不承认就要坐牢，外公造了一辈子反，被通缉了一辈子，总算在自己人的地盘上坐了一回牢。关于这件事情，他只有三个字：想不通。别说他想不通，我也想不通。

外公在牢里呆了一个星期。如今我所能想象的关于个星期所有的情景就是沉默。因为据俺爹说，一个星期后，外公从牢里放出来的时候，一头头发变得雪白。我在想，那满头的白发是不是都可以归结到“想不通”这三个字上。

在之前的故事里，外公给我的印象是胆大包天，机智多谋。但是从这件事情开始，外公性格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开始越来越显现出来，那就是倔强。这是后话，以后还会提到。

外公在被释放出狱的原因是，1927年时负责湖北省党的工作的领导人董必武（还记得吗，在我开始八卦的第一篇帖子就说过，外公当时去武汉就是去寻找党组织和董必武的）回忆证实，当时的宜昌还没有电报局。既然没有电报局，那么那封电报自然不应该存在。一封电报竟然可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叛徒，现在看来多少有点不可思议。

当时俺爹并没说杨大哥的下场的，追问了半天才告诉我，被杨森剿灭了。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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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历史上激烈的斗争，都不是个人品质和利益可以解释的，而是基于对这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思考的必然选择。

在通过政治斗争和组织措施处理掉那些可能成为“野心家”的领导人时，这其中许多的斗争都是不公正的，也对许多个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但这几乎是一种具有历史必然性的选择，对于政治问题，仅仅从道德上做出价值判断是肤浅的，更何况这是一个对于新生的国家或许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中国革命胜利之后所面临的问题，是其他国家所没有遇到过的。既要实现魅力型政治的常规化，又要在有限的时间内迅速推动国家的转型，这就是中国所面临的一个基本的历史吊诡。而这一历史吊诡极大的制约了中国的制度选择，为了保证政权的稳定和国家统一，也为了通过魅力型领导人来推动迅速的国家转型，中国选择了一个不是建立现代法治而是频繁进行政治斗争与政治运动的制度模式。政治斗争和政治运动，是为了清除野心家，培养接班人，从而同时实现建国与转型。

虽然在制度选择上还是出现了失误。而这种失误在根本上源于对国家转型的深度与广度都缺乏足够的预见，主要运用了关于传统中国与传统世界的经验来看待“建国”的问题，从而为此付出了过高的代价。但这只不过是事后诸葛亮而已，我们不能由此苛求前人，身处于国家转型带来的全面社会变迁之中的人，很难真正地认识“庐山真面目”，即使今天的我们也是如此。而政治问题是不能戴着玫瑰色的眼镜来加以判断的，往往需要做出最坏的打算。如果我们看到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背景，看到许多政策失误恰恰正是在中苏关系恶化、中美持续紧张、中印边境冲突这样的国际环境下出现的，看到杜勒斯“寄希望于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的言论引起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何等警惕，看到对“野心家”的批判中一个最重要的词汇就是“里通外国”，则也不难理解这几乎是一种必然。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的失误，是由于他们作为政治家，不能像我们这些旁观者一样，可以从相对乐观的视角来看待问题，而必须从最宏大的视角、最坏的可能性加以考虑，有些问题或许可以预料到只有百分之一的可能性发生，但一旦发生却不可挽回，因此必须当作百分之百可能发生来对待。

也许，一切都是天命使然，就像柏拉图告诉我们：“为一切立法的不是人，而是无时无地不在发生的机运与灾难”。

所谓关心则乱，事涉自家，难免情感为主导，但葡萄大所说这些俺其实是明白的。

当年曾经看过一篇文章，分析对比国共两党49年前的情报战的优劣对比，认为tg在情报战线的大获全胜，得益于在各根据地不断进行的，一轮又一轮的整风，肃反之类的运动。

大约十年前，一位老师提到海外大学有专门研究中国文革的，大吃一惊，不晓得文革还有什么可研究的，不是已经盖棺定论了咩？但这些年来不断看一些相关文章，渐渐隐约觉得太祖把文革当做毕生两大事之一不单纯是为了杀功臣而已。而自从入河以来，也看了许多大大们的东西，视野思路与之前已经大不相同，渐渐多少明白了一些文革的意义和必要。

但，在宏观上这些运动的必要性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对于某些擅长罗织，为图私利构陷无辜的人，我是非常切齿痛恨的。

不过，再拉远一点，换一个角度想，比如我的外公这样强调自己一生革命的人，如果日后人人都这样，势必成为一个庞大的，影响力巨大的特殊阶级，是福是祸就难说了。（作为家人这样说也许有点冷血？）

我娘曾经不止一次跟我感叹，他们家几个孩子都没有靠家里过，文革的时候当兵的当兵，下乡的下乡，改革后各凭各的本事自生自灭。她当年身边一批这样的朋友，都是差不多家世差不多经历，很多也都成为栋梁，但大多数都选择远离政治的（我娘自己就一辈子没入党，囧）。

其实看看我外公的一生，虽然晚年不得志，但也终究全寿而终，已是一大幸；更幸的是，在之后崎岖反复的潮流中，到底没有成为历史的对立面。关于这一点，不晓得外公是否同感，但我和父母都是很欣慰的。

• 十·祸兮福兮

那个时候中国走过的道路（特别是文革）是属于全世界的，那是一种史无前例的尝试，其经验教训应该属于全人类，而且也只能从全人类这个角度去理解看待。

刘少奇真不知道自己吃几两干饭。

军队根本没人鸟他，党顶多一小半，政府顶多一半，

居然这样做当中侮辱毛，自寻死地，不怪他人。

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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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花，好久没有回家了，想家啊！

可惜今天才知道老英雄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