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清代文官制度概述 -- 冷逸

清史稿的职官志在您举出的那一句话之后详细介绍了总督的变化。

从这段话看，笼统的称之为“总督从一品”只是为了介绍方便，不然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不好说总督究竟是几品。“嘉庆十四年，定以二品顶戴授者兼兵部侍郎衔，俟升品秩再加尚书衔”这句话，说明总督不加尚书衔仍然是二品。河道总督、漕运总督的情况应该是一样的，视加衔确定。

协办大学士的问题，清史稿称之为正一品，但其他地方通说为从一品，具体情况如何，我还得再去查查资料

封疆大吏——总督与巡抚

地方的最高长官是总督与巡抚。巡抚每省一人，而总督则根据军政、地理形势，下辖一至三省，共设有直隶总督、两江总督、两广总督、湖广总督、闽浙总督、云贵总督、陕甘总督、四川总督八人（一度也有川陕总督、甘肃总督的设置）。除此之外，还有专职的总督，如河道总督、漕运总督。原则上来说，总督“厘治军民，综制文武”，侧重管军事，巡抚“抚安齐民，修明政刑”，主要负责民政。但一省之中，可能有总督也有巡抚，或是无总督只有巡抚，还可能没有实任巡抚而是有总督“兼署”巡抚事务。而且，总督和巡抚都有自己所辖的绿营军队，称为“督标”与“抚标”。再加之总督与巡抚都可以专折奏事，直接向皇帝请示汇报。因而在实际上，督抚职权并没有明显区分，都负责整个辖区内的全面事务。而且虽然品级不同，督抚之间没有上下级之分，并无隶属关系，相互之间的公文使用平行的“咨文”，见面时也是平等的礼节。但同时由于总督兼任兵部尚书、右都御史虚衔，巡抚兼任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虚衔，总督往往在实际会有更高的地位。这样一种奇怪的制度设计，就往往造成督抚之间权责不明、相互冲突，尤其是那些“督抚同城”的省份，督抚之间的矛盾更是极为常见。

督抚之下的地方官员

在督抚领导之下，各省还设有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和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布政使主管一省之内的民政与财政，按察使则主管省内的刑名案件。虽然布政使品级要高于按察使，但都有权协助督、抚处理全省政务。不过一般而言，布政使因为负责民政，地位更加突出一些，可以秉承督抚的意思来撤调官员，如果想要自己做主，督抚通常也会给个面子。正因为布政使的这一特点，往往会成为巡抚的中转站，在巡抚出缺时，布政使有很大的机会署理巡抚事宜，并最终获得实任。而按察使则不容易获得这样的机会。在布政使和按察使之外，省一级还设有主持一省学务的学政，三年一任。学政的品级不定，属于钦差之官，常驻地方，但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地方官员。他的职责是代表中央管理人才，主管一省之学校，教习及教育行政、考试诸事的最高长官，也被称为督学、学使，大宗师。学政独立于各省的行政长官，官员在任学政期间，不论本人官阶大小，均与督抚平行。他不得干预地方行政，但地方的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也不能干涉他所分管的事务。学政虽然也算是清水衙门，但很受尊重，而所有士子如果犯罪，也必须经学政革去功名，方可刑讯与定罪。除此之外，在一些有重要出产的地方，会设置有承担特殊职务的官员。如在盛产纺织品的江浙一带，就设有江宁织造、苏州织造、杭州织造，专门负责为宫廷供应各类织物。而在产盐地，为了负责食盐专卖，则设有两淮盐运使、两浙盐运使等等。这些官员品级和地位都较高，但只管辖自己专职负责的行业，而不介入地方事务。曾有一位盐运使出行，路上遇到的一位老妇人见他是大官，便上来诉苦声怨，这位盐运使听完之后，笑着说：“阿姨，我是卖盐的官，不管你吃醋的事。”

布政使与按察使之下是道员，道员分成两类，一类管“条条”，一类管“块块”，分别相当于厅长与市长。前者包括粮储道、盐法道、海关道等等，主管全省的某一项事务。后者则称为分守、分巡地方道，下辖若干府作为辖区，管理辖区内的全面政务。另外，还有着既不像“条条”也不像“块块”的兵备道，其分管的是省内的部分辖区而非全省，但又不管全局而主要负责军事，只有在兼任分守、分巡道的情况下才管理民政，常常是设在战略要地。

道之下设府，府之下辖有州、县、厅。府、州、县、厅的长官分别称为知府、知州、知县、同知或通判，这些都是管理所辖的行政区内全面事务的官员，主要职责在于催收赋税、审理案件、维持治安等等。在这些主官之外，府有同知、通判，州有州同、州判，县有县丞、主簿，厅有巡检、寺狱等僚属官，专职负责辖区内的某一事务。州、县、厅三者平级，都是最基层的行政机构，只按辖区大小区分，州最大，县次之，厅最小。另外，从前面的列表可以看出，在正五品的序列中，有一个“直隶州知州”，级别高于其他知州。这里的直隶州，是与府平行的机构，下面也有辖县。其与府的不同，就在于直隶州除了监督辖县之外，本身也要执行基层行政事务，并且州和辖县不在一地。而府则只监督县，本身并不直接负责基层行政，并且府的机关一定是驻在某个辖县，而这个县则被称为“附郭县”。根据省会的驻地所在，各省的道、府、县都有首道、首府、首县的区分。例如山东省会是济南，驻在济南的济东泰武临道就是全省首道，济南府是首府，济南府驻在地历城县则是首县。首府、首县官员在地方官员中地位最为重要，通常只有德才兼备、深得督抚器重的官员才能出任。

府、道以上的官员，一般被称为大人，而州县官一般被称为大老爷，这些都是最通行的敬称。而中央官员最通行的称呼是京堂，尚书与侍郎统称部堂或堂官，下级京官则统称部曹或司官。下级官员参见上级官员，一般称呼大人，而自称卑职。不过，若是布政使、按察使参见督抚，则自称司里，道台对督抚自称职道。如果是地方士绅参见官员，则要称呼府、道以上的官员为老公祖、大公祖，称州县官为老父台。总之，都是要显示出特别的尊敬。而除去这些一般的称谓，为了更准确地表达敬意或是亲密关系，还针对不同的职务有着不同的别称，并且有些还相当复杂。

例如，对于大学士称为中堂，这是我们在影视剧中常常听到的称谓，作为内阁的主政者，有这样的别称也很容易理解。但六部尚书的别称就难免令人摸不着头脑了。吏部尚书称为天官或是冢宰，户部尚书称为大司徒或大司农，礼部尚书称为大宗伯，兵部尚书称为大司马，刑部尚书称为大司寇，工部尚书称为大司空。这些名称的来源，都相当古朴。天官冢宰出自周礼，是“治官之属”，“掌建邦之六典”（《周礼》天官冢宰），因而被用来称呼负责官员的任免迁降的吏部尚书。同样，宗伯也是来自于周礼，是“帅其属而掌邦礼”的“礼官之属”，“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周礼》春官宗伯）与礼部尚书的职责大同小异。大司马掌军事、大司寇掌刑罚，大司空掌制造，与兵部、刑部、工部尚书的职责也是基本一致的。而户部稍有些复杂，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周礼》地官司徒），但地官司徒同时也是“帅其属而掌邦教”的“教官之属”，其职权还包括了礼部主管的教育事项。而汉武帝时出现的大司农一职，则一度作为全国财政经济的主管官，更接近于户部尚书的职权。因此，户部尚书就有了大司徒与大司农两个别称。翁同龢就任户部尚书时，时人就更根据大司农这一别称，将其与大学士李鸿章的官名与籍贯巧妙地组成一副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用典准确、对仗工整而又讽刺辛辣，令人拍案叫绝。而与之类似的一幅对联，则是道光年间的大学士曹振镛与太子太师董诰，被称为“庸庸碌碌曹丞相，哭哭啼啼董太师”，两人姓氏与官名的组合，恰好让人想起《三国演义》中的曹丞相曹操与董太师董卓，不免莞尔。

其他官员的别称，大多也是基于同样的规律，用该官职的古代名称或是古代与之职权类似的官职来称呼。例如御史台曾被称为宪台，因此左都御史就又称为总宪，左副都御史称为副宪。通政司负责的是传递内外章奏和臣民密封申诉之件，而在唐朝时负责这一职责的被称为银台，因而银台也就称为通政使的别称。地方官员也是如此。例如布政使、按察使分别被称为方伯、廉访。《礼记王制》载：“千里之外设方伯”，乃是一方诸侯的领袖，布政使虽然只辖一省民政，幅员却不亚于商周之际的诸侯，因而有这样的别称。而廉访则来自于元朝时所设立的肃政廉访使，与按察使负有相同的职权。道员被尊称为观察，则是取唐代“观察使”之意。此外，知府又被称为太守，知州则被称为牧或是刺史，州同与州判有州司马的别称，知县的别称则包括明府、令、大令、邑令、邑尊、邑宰等等。不过，历代官名官制有很大变化，因而这类称呼方式，也会产生一些误解。历代官职中，只有宰相和大将军，在历代都是重臣，其他的就会出现很大的差异。比如尚书和侍郎，在汉朝都是闲散官，从唐朝开始则有了很高的地位，在清代仍然保持。而中书舍人在六朝时可以与宰相相提并论，到了清朝便只是内阁七品小官。唐、宋、元的大学士，都不过五品，清朝的大学士则和太师、太保、太傅同属正一品。更有趣的是，有些官名后来被用于称呼某些职业。比如理发匠被称为待诏，工匠被称为司务，当铺伙计被称为朝奉。曾有某人写信给一位道员，抬头称其为“陈观察”，这位道员的仆人大怒，说“彼欺我官太甚！”大家都感到很奇怪，便问这位仆人何出此言。只见这位仆人拿出《水浒传》，指着“缉捕使臣何涛观察”那一段，振振有词地说：“观察只是衙门的捕役，怎么能用来形容我们大人呢？”

除了这种用古代官名来作为敬称的方式，“台”则是对道以上官员的普遍称谓。总督称制台，巡抚称抚台，河道总督称河台，漕运总督称漕台，布政使称藩台，按察使称臬台，学政称学台，道员称道台。而督抚以下级别的官员，也可以称为“司”，例如藩台与臬台就又被称为藩司、臬司或是东司、西司，盐运使称为盐司。另外，由于总督、巡抚都兼管军事，所以又称为制军、抚军；而因为其分别具有的兵部尚书和右都御史、兵部侍郎和右副都御史的虚衔，所以也被称为部堂、督宪与部院、抚宪。另外，因为汉代太守厅堂墙壁为黄色，出行以五匹马拉车，所以知府又被称为黄堂、五马。总的来说，官员的这些敬称可谓五花八门，在不同的场合、面对不同的对象该如何运用，对于现代人而言，还真是一门难懂的学问。

土鳖扛铁牛

这些文字出自于已经出版的书，因为出版社方面约稿的选题限制，所以当时局限于介绍静态的常规制度而没有谈及动态的变迁过程。不足的部分，争取在以后写出来

前生作恶知县附郭恶贯满盈附郭省城

早期因事而设，派出到地方，事务完成即返京，归本任。

清初还是这样的，康熙朝逐渐定下来，成为后来大家所熟悉的样子。但官制属于京官的影响还存在，如无下属的“行政编制”等。

全国那么多总督，难道都是兵部尚书么？

兼任兵部尚书的总督不会参与兵部的日常工作的，所以数量多并没有影响

因为附郭县的迎来送往很多，附郭省城要迎送的大人物更多，小小的知县一个招待不周就惨了

“各省总督和各省巡抚数目”比如陕甘总督下有陕西巡抚甘肃巡抚；湖广总督下有湖北巡抚湖南巡抚。

那么到底“省”是哪一级呢？民国初年的十八星旗代表哪十八省呢？

花谢盼复。

不考虑早期的复杂变化，只从比较成熟的常态来说的话。

设有巡抚，意味着这一地区有了正式的行政治理，而不是军事统治或者土司、王公、喇嘛之类的传统势力治理。

但设有总督的含义是一样的。总督的辖区则可能是一省或几省。但是清末改革，裁撤了部分督抚同城的巡抚，那么这些省份就只有总督了，其省的性质仍然不变。更准确的说法也许是说设有督抚之下的完整行政机构可以称为省。如直隶总督是由直隶巡抚升格而来，以总督兼署巡抚事，很早就没有巡抚。

十八星旗指的十八省是直隶、山东、山西、陕西、甘肃、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湖北、湖南、江西

通过官员选拔制度的各种途径走入仕途之后，就需要通过任用制度，将各人对号入座到相应的位置上去。新官上任之前，首先必须根据各自的不同情况，在各自的班次上等候任用。所谓的“班次”是清朝确立的一项官员任用制度，共有六班。

除班

初次任命于有官资格者。这是所有人踏入官场第一步所处的班次，无论是通过科举考试入仕，还是以贡监生、官学生、吏员等身份入仕，都首先进入到除班等候初次授职。初次除任的依据是成绩与出身，例如进士一甲一名除翰林院修撰，二、名除翰林院编修。

补班

处于补班内的人，都是已经获得实授官职，后来又因各种原因而暂时开缺。等到造成开缺的事故已经消除之后，要等待重新授予官职，此时就称为补班。因为造成开缺的原因多种多样，补班人员的分类也就相当繁多，包括因为裁缺、回避、丁忧、种养等原因开缺的官员。

转班

转班是官员在同一衙门内品级不变的转任。转任的官职与原官职虽然品级相同，但地位稍高，略微含有迁升之意。这类情况，有些有明确规定，如六部和理藩院左侍郎由右侍郎转任，詹事府左庶子由右庶子转任。这些，多是为了增强事务管理的衔接性，疏通某些官员的升迁渠道等等。

改班

改班比起转班的范围要广泛的多，不止限于在同一衙门之内，也不必限于同等品级。第一类是改任其他衙门同一品级的官职，有些官职也有明确的改任线路，必须依例进行。例如左都御史改任六部、理藩院尚书，修撰、编修、检讨、郎中、员外郎、内阁侍读改任汉御史。第二类是八旗武职改用文职，例如一等侍卫改任三品京堂。武改文的现象是非常罕见的，而汉官中虽然也有武改文的例子，但都是特旨任用，不在六班之内。第三类是由于不称职而改职。这类情况往往会被降级。例如在各部主事的职位上学习期满，对于部务还是不能适应，就只好改为知县、内阁中书等职务；捐纳得官之后，试用一年，经过考核发现才能平平不堪重用的，道员和知府改任同知，直隶州知州改任通判。第四类是自愿改任。例如满洲、蒙古文进士应被任命为知县的，如果自己愿意留下来当京官，可以改为笔帖式；进士与散馆的庶吉士应被任命为主事、中书等职务的，如果因为不愿意等待补缺而希望注销京职的，可以根据个人意愿改任知县与教授。

升班

这个不必多说，列入这个班次，就意味着得到了组织上的重视，列入了提拔的行列。因此，这也是所有官员的最大愿望。

调班

调班针对的是某些特别官缺，一旦原任官离职，需要由某些指定的官员去调任。因此，这些都被明确规定下来，因而不同于改班和转班有着更多的可能性。有些调班是在不同衙门之间，例如吏部尚书出缺，必须从其他五部和理藩院尚书中调任。有些则是在同一衙门之内调班，例如刑部满洲司狱，要从本衙门的满洲笔帖式中调任。

上述的六班之制，概括了除了特旨任用之外的所有候任官员。而不同的官员，又是因为不同的具体原因进入这六班之中，例如有的是因为考中了进士、举人，有的是因为受到父辈的恩荫，有的是因为丁忧回家守孝期满，有的是因为捐纳，有的是因为庶吉士散馆等等，这些具体原因称为选班。不同的选班，在六班之内等候任用的顺序是不一样，有一些法定的排序标准。

在许多情况下，如果某一个官缺等待补缺，往往在数个班次中都有符合条件者。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不能随心所欲的安排，而需要有一定的制度加以解决。一种方法是设定明确的法定顺序，按顺序任用。例如，在双月大选之中，如果要补郎中员外郎、主事之职，首先轮到那些原来就在该部院中、丁忧回家守孝期满的官员；如果这类人尚未补完缺，再轮到该部院中因病假开缺现已痊愈的官员；要是这样仍然不行，那么郎中从下级官员中推升四人，再捐纳一人，员外郎则推升二人、捐纳一人，荫生二人。还有一种办法，就是规定一定的搭配，组成授补这一官缺的“正班”，再上报之后请旨定夺。正班的组成，也有明确规定。例如满洲郎中，以四名应升人员和一名捐纳人员组成一个正班；员外郎以一名应升、一名捐纳、一名荫生组成一个正班；直隶州知州，以两名记名主事，一名捐纳组成正班。如果出现了没有明文规定，也就无法对候用人员排序的情况，为求公平就只好使出最原始的一招了——抽签。

排列在六班之中候缺的官员，在得到任用时，有着不同的任命形式。而这些任命形式，是根据不同的品级、官缺的性质和京官与外官的区分来决定的，主要分成七种。

特旨授

特旨授的对象，都是位高权重的重臣，包括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侍郎、翰林院掌院学士、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运使等。所谓特旨授，是指在这些职位出缺时，无需开列名单题请，而是奉特旨直接补缺。不过在实际操作中，皇帝也还是常常会先让吏部或是军机来开列题请，再来从中选定。而运使的任命则比较特殊，按照惯例需要由军机处先开列出20名资深道员和10名知府，从中等待特旨授。

开列

开列是更为常见的任命形式，其范围上至大学士下至京堂，也包括督抚两司，与特旨授有一定的重合之处。当属于开列范围内的官缺出现时，吏部就需要开列具题，先是列出应当转出者来补转出之缺，再开出属于补班、改班、调班、升班的官员名单。这些组织上考察的对象，需要把情况上报皇帝来挑选任命，有些官缺还需要皇帝亲自接见，例如太常寺、鸿胪寺、光禄寺的满洲少卿。这份考察名单，也不能由吏部随意开列，而是有明确的规定。例如当总督出缺时，所有的侍郎、巡抚、学士、副都御史都要开列具题；巡抚出缺时，所有的学士、副都御史、佥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寺卿、府尹、本省布政使以外的布政使都要开列具题。而这些应当开列的官员中，如果有革职留任、降级留任、停升、停俸等情况，则要从开列的名单中被扣除。除此之外，外放主持乡试的主考、副主考，虽然级别不高，但是因为地位尊崇，也要由礼部开列名单，皇帝御笔圈选。但是按照惯例来说，礼部开列名单已经经过考试对候选者进行了排名，皇帝的圈选只是例行公事，从礼部排好名的人选中一一画出。但也出现过意外情况，慈禧太后就有一次不小心圈中了一个不在考取名单以内的官员，这时的慈禧还不像后来那样说一不二，于是便小心翼翼地问军机大臣：“我错了，如何是好？可挖补否？”，军机们倒也乖巧，回答说：“御笔既圜，自是其人有造化；考取名单不过作一标准，可不必拘泥。”（何刚德：《春明梦录》卷上）

题授

题授往往用于中央与地方衙门中较低级别的官员，无需经过吏部的考察与皇帝的批准。在出缺时，中央部堂堂官或是地方督抚自己挑选认为合适的人员，经过吏部审查之后就可以自己引进补授。

这种任命形式，又可以再分为两种情况，分别称为留授和调授。留授和调授分别针对的是留缺和调缺这两类官缺，而留缺与调缺则都是指定的。两者之间，还有一根本性的区别，那就是留缺可以由应升人员升补，因而称为“题升”，而调缺只能从对应品级人员中“调补”。一般而言，堂官和督抚不能自行将调缺变成留缺，随意提升官员。只有在法定的特殊情况下按照程序奏报，请旨定夺。并且，题升也不能越级，只能在应升人员内选择，还需要科道现行稽查复核。

拣授

拣授是于应升人员之中挑拣出正、陪两类，由负责大臣引见之后补授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也是由法律明确规定，某些特定的官缺出现时，采取拣授的方式补授。针对不同官缺，负责拣授的官员也不一样。有的是由本部堂官负责拣授，例例如内阁侍读、满钦天监监正；有的是由吏部派大臣负责拣授，例如六部、理藩院的汉军缺堂主事；有的是由吏部直接拣授，例如直隶热河道、口北道、吉林道。

推授

推授是和拣授一样的适用于某些官缺的补授方式，也根据官缺的不同由不同官员引见推授。不过，推授中的候选人员范围要更大一点，不限于正、陪之内。例如当六科掌印给事中出缺时，从给事中当中提补推授；当给事中出缺时，从十五道御史中引见推授。

考授

某些教职是通过考授来补授的。有些由吏部派大臣负责考试，例如国子监满洲助教、翰林院汉孔目、国子监学正、学录等等职务，如果没有进士候补，则由吏部考授。还有一些则是各部门负责考试，送吏部引见后录用，这一般是针对某些指定衙门的笔帖式。

选授

这是最普通的一种任命形式，由吏部铨选补授，除了上述六类以外的官员授职，都属于选授。因此，吏部铨选在文官任命制度中，也占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

作为负责文官任用的最主要机构，吏部的铨选在整个文官的任用制度，处于最为基本的地位。针对不同种类的候选官员，吏部建立了“月选”制度，分成双月选、单月选、双单月选，分别适用于不同班次、不同种类的候选人员。单月选的是补班，因而又称为急选；双月选升班、除班，所以称为大选。铨选的具体程序和内容，也都有着严密的规定。

铨选的程序

要选授官员，首先需要有可以任命的职位。铨选的第一步，就是开缺，即各衙门各职位的定员人数出现缺额，需要补授时，由该部门向吏部及时报告，等待吏部铨选。有缺才能有授，才能够对候补人员进行铨选。如果某衙门虽然人数出现缺额，却不依照程序进行开缺的话，就不能启动铨选程序，候补人员也就无法获得授职。这种情况称为“压缺”，有点囤积居奇的味道，很容易导致官员的徇私贪赃。因此，清朝的官员任用制度，特别注意了开缺的时间规定，法律均做出了明确规定，各部门必须严格遵守程序的要求。开缺向吏部汇报，称为“截缺”。例如，各部院衙门所属的满官，以及内阁中书、国子监学正学录、刑部司狱、各省盐大使、库大使出缺，均应在月底截缺，如果是需要具题请旨的，需要在二十一日之前报告到吏部，如果二十二日之后就只能算是下月截缺了。而如果在开缺时有所迟延，承办官要被处以罚俸三个月的处分，要是没有发现手下经办的书吏利用压缺来受贿，就要按照失察书吏犯赃处罚，如果是纵容这种现象，将受到革职处分。

等候铨选任用的人员，都必须来京城向吏部投送参选材料，称之为投供。这一程序，类似于应聘时投递简历，投供材料到达的先后日期，在候选人员排序时是一个重要依据。候选人员的投供材料包括了繁杂的内容，其中必须包括的，是本人投文和原籍官印结，我们不妨将其看作是个人自述和政审报告。在原籍官印结中，包括了年龄、相貌、籍贯，以及这人以何种科班或是身份出身，科举名次如何，还要注明有无过继、祖宗三代三代履历、过去有没有假冒违例事故、有没有应该回避的事由等等。投文必须保证真实，如果有虚假内容，投供者和具结官都要受到处罚。另外，如果是郎中以下、小京官以上的京官或是道府以下、七品官以上的外官，材料中还应该包括同乡京官印结，算是推荐信。对于那些曾经任职后又因故开缺的，要重新参加铨选时，还必须提供原任衙门的材料。

因为对材料有着如此严格的要求，对于想要通过铨选的候选者来说，自然就有求于为他们出具印结的官员。这些出具印结的官员们也很清楚，自己写出来的这份评语，对于他人的仕途可能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既然如此，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乘着选官的时候，向那些需要参选的官员勒索重贿才肯出具印结。等到这些候选的官员真的上任了，有些人还不放过，将当初出具印结作为一项大恩大德，时常来索求回报，或是加以要挟，许多官员本来还期望立身清廉，最后就因为这个而不得不开始贪赃枉法起来。

投供程序中另外一个常见的弊端，就是应该投而不投。这是因为不同时期开缺的官缺肥瘦不均，参选的人们常常一心要得肥缺，唯恐不小心落到了瘦缺，因而宁可不投供也不要被分配到那些老少边穷的省份。对此，法律对策也是很严厉的，无故不投供或是投供后临期不到的，一律革职。

对投供人员查验审核之后，根据授官要求确定他们的资格以及排序，接下来就进入了堂议程序，按照官缺情况和六班人员分类排序。堂议根据月选之法进行，满官的堂议是每月十四日，汉官则是每月二十三日。这个程序是对所有参选人员的讨论，经过堂议，投供参选人员中应选官的名单被确定出来，具体什么人授什么官，就还要经过一个抽签定缺的程序。抽签分成三次，每月二十五日，尚书、侍郎会同河南道御史在天安门外抽签，为汉官定缺，满官和笔帖式则由尚书、侍郎在吏部堂上抽签定缺，时间分别是每月初五与二十日。抽签这种程序看起来最为公正，事实上也是大有手脚可做的，不然也不会每届世界杯上东道主都能有个好签，强队却常常落入“死亡之组”了。因此，想要得到自己心仪的好缺，一般是需要买通吏部官员或是部吏的。一次有六个知县同时出缺，其中两个在广东，另两个则在云贵，部吏们就偷偷找到一个候选人，说我看你是哥们，愿意帮你，只要送我三千两，保证你抽到广东，要是舍不得花钱，那就肯定去云贵了。说来也巧，这个候选人恰好和文选司掌印是亲戚，就去咨询这钱到底能不能花。掌印听了大笑，让他问问其他候选人就知道。一问，才知道部吏对每个人都是这套话，人人都收了三千两。抽签之后，吏部制作选单明确记载情况，格式是：新任职务、所在部门、姓名、籍贯、出身。

选单制作出来之后，吏部将本次铨选出来的官员名单发给各个衙门，会同九卿、科道一起审查，这个程序称为验看。验看可谓是一道外调程序，审查的内容包括本人是否有品行不端的前科，是否出身不正，还要看身体状况能不能适应职位的需要，重点审查的，则是其祖父有没有过钱粮亏空。

等到最后一轮审查结束，这个官员就可以正式上任了。如果是在京官员授予京官，命令下达当天宣旨赴任就可以了，外官则还要多一道给凭程序，“凭”在这里就相当于上任的介绍信。在外官员升授了京官，吏部会向该省行文，要求将他任内事项交代清楚，然后拿着介绍信来部里报道。而要是在京官员升任了外官，就在取得京官印结之后，十日内发凭。在外官员仍然授外官的，由督抚负责转发。等到官员上任之后，按照一定的时限，需要将凭交还吏部。

吏部铨选的审查内容

吏部在对参加铨选的候用人员进行审查时，审查的内容是全方位的，除去前面已经提到的是否身家清白、品貌端正、言谈流利、身体健康等等之外，还需要“核其事故”、“密其回避”、“观其资考”。

所谓核事故，就是审查候用人员是否有某些事项不得铨任或者铨任受到限制的。不得铨任的事故，如在服丧期间或是需要养亲，除非有极其特殊的情况降有特旨“夺情”的，都不能除补升转。而铨任受到限制的情形就更多了，例如候用人员如果是独子而又父母年过七十，或者虽然并非独子但父母年过八十，京官不能升用外缺，外官一律不能升班。除非是曾经在考核中被评价为“卓异”的，外官可以在本省应升之缺上升用，京官可以在靠近京城的省份升用。这样的制度，倒是让很多一心想向上爬的官迷心窍者不能拿着“忠孝难两全”的套话来为自己辩解，也充分体现了“以孝治天下”的意识形态意义。另外，受到行政处分也是需要考核的事故。例如京官任内受到降级留任以上的处分，就必须停升；外官任内有任何行政处分都一律停升，但如果是罚俸处分，完全缴纳了这笔罚款之后还是可以照常升转。官员正在被科道或是督抚弹劾，或有其他案件在身，还没有得出结论时，也属于限制升转的事故。

严密的官员回避制度

官员回避，这是中国古代文官制度中长期以来都得到坚持与发展的重要内容。因为整个社会的差序格局，重视家族关系、重视人脉联系，必然也会影响到官场。虽然这种文化传统有利于整个国家的稳定，但对于官员忠实于统治者克尽职责却可能存在消极影响。因此，对于回避有着相当严密的规定，在官员铨选中需要仔细审查。

最重要的回避是亲属回避，这个制度在今天也并不陌生，在“家国天下”的体系中，其重要性是毫无疑问的。而由于中国古代重视宗法伦理，亲属制度十分复杂，相应的回避制度也就跟着复杂起来。针对京官和外官之分，以及不同的等级与亲属关系之分，回避各不相同，基本原则是官小者回避、幼辈回避和后任者回避。如果三项原则之间出现了冲突之处，则又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了，例如当亲属关系中的双方一方是京官堂司，另一方是外官中督抚两司或是道府州县长官，那么官小者回避，其他关系中一般是幼辈回避。另外，父系亲属的回避要严于外姻亲属。京官的亲属回避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尚书以下、小京官以上。如果是嫡亲叔伯兄弟在同一个衙门，官小者回避；同衙门职位相同的，后任者回避。如果是祖孙父子，一般都由子孙回避，即使祖父后任或是官小，只有在同时任堂官和司官的情况下，才打破幼辈回避原则，由司员以下官员回避。而是外姻亲属的情况下，如果有人任堂官，那么官小者回避，否则无需回避。京官的第二层次是笔帖式。如果嫡亲叔伯兄弟出任本衙门堂官司官，那么笔帖式回避，如果都是笔帖式，后任者回避。祖孙父子除了补放堂官之外，都由笔帖式回避，如果是司员一级，那么仍然是子孙回避。外姻亲属补放本衙门堂官，笔帖式回避，否则无需回避。外官中，如果宗族外姻亲属中有人现任督、抚、藩、臬和统辖全省的道员，官小者必须回避，而对于那些虽然同在一省但不统辖全省的道、府官员则不需要回避。要是道、府以上官员有同胞同祖兄弟、叔侄在同一省内担任同知、通判的，官小者需要回避。而祖孙、父子、伯叔、兄弟的亲属关系，从道府以下，无论官职大小都不能任职于同一省。如果是佐杂官员，同祖兄弟和应当回避的外姻亲属，不能在同一府当差，官小者必须回避。

籍贯回避规定的也相当严格。一省之内都必须回避，不得在籍贯地任职；即使是在外省，如果距离籍贯地500里以内，仍然需要回避。对于总督而言，由于管辖了好几个省，所以都需要回避，例如籍贯是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就不能出任两江总督一职。籍贯回避甚至也适用于京官，例如户部与刑部的司官，就不能担任他们本籍所在省份的清吏司郎中。但规定的严格并不等于执行也同样严格。在和珅权倾朝野之时，为了拉拢某一官员，在京察记名之后安排他外放上海道，可这位官员提出，上海属于原籍五百里以内应该回避，和珅说：“君太迂，此细事，何足问哉！”没想到这人是个死脑筋，到任之后自己主动申请和江宁盐道对调，把和珅气得不行。这一制度，当然也很好理解。因为重视家族关系，各地区之间的人员流动又很少，原籍地的人和官员常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是熟人，就难免不能拉下面子秉公执法，国家制度就难免得不到遵守。因此需要严格的籍贯回避，避免官员“胳膊肘向里拐”的偏私行为。而籍贯回避的范围扩的如此之大，古代又交通不便，那些外出做官的人就不免感慨宦游漂泊，回家不易，往往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这种情况下也就不容易受到亲戚朋友的太多影响，只能老老实实地在陌生的地方扎下根来建功立业。这种回避甚至扩展到官员所聘请的幕僚，如果幕僚的籍贯或是家属居住在该官员任职地方本省五百里内，就不能被聘请。不过，这一点影响并不大，因为官员既然需要回避，而幕僚又往往是他们从外地带来，自然符合回避要求。大概也正是这样的制度，倒是使得幕僚这个市场没有封闭起来，绍兴师爷成为遍布全国的第一品牌。不过，籍贯回避也有一个很严重的弊端，在中国这个方言众多的国家，在那个普通话尚未普及的时代，那些外来的官员们如果语言学习能力弱一点，和本地人的交流难免会有鸡同鸭讲之嫌。这样一来，地方官员常常会与当地居民交流不畅，难以了解真实情况，自然必须依赖于本地的书吏、衙役和士绅，这就给了他们操纵地方官场的机会。

师生回避，是另一重要的回避内容。因为大部分官员都是科举出身，而科举又最讲师生之谊，众多官员争相出任考官就是为了将当年考中的士子收作自己的门生，将来可以成为官场之羽翼。例如道光朝的大学士穆彰阿，三典乡试，五典会试，再加上复试、殿试、朝考、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于是“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为穆党”。针对这种情况，虽然这种师生关系已经渗透到整个官场的方方面面，但还是不能太过于明显地影响到官员的公正性，更不能因此使得朝廷的官员变成了某人私人的官员，自然要建立起师生回避制度。师生回避制度所指的师生，限定为乡会试的同考官与在其管辖下考试及第者。如果学生已经官至督、抚、司、道，而考官还在下级，官小者需要回避。如果是考官官至督抚，学生是其下级属官，则报吏部备案，将来如果有人弹劾时必须声明这一关系。考官任司、道一级而学生是其属下，则需要报督抚备案，遇到弹劾时与督抚一并声明。知府与所属州县的官员，如果有师生关系，则官小者都必须回避。如果是受业师生之间，也必须和乡会试师生一样回避。

除去最主要的三种回避之外，针对一些承担特殊职责的官员，还有一些特殊的回避要求。例如科道人员，身负监察之职，就有着更严格的回避。如果父兄现任三品京堂或是督抚，子弟不允许考选科道，如果先已经担任了科道之后父兄才上任的，也必须马上回避，改任各部郎中。又比如如果某官员的祖孙父子、嫡亲叔伯兄弟中，有人经营盐业的话，就不能在户部任职。

论资排辈的考核制度

在铨选时“论其资考”，本来说的是综合考察任职的资历和考绩的等级，来决定官员的升转。不过，在考绩中被评定为卓异从而可以优先升转的官员通常只是少数，大部分官员就只能根据资历来论资排辈了。

这种论资排辈，当然不是清朝人的发明，而是历代所一直沿用的。毕竟，论资排辈是一个最简便有效的对官员进行排序的方法，吏部在无法充分了解所有官员的才能与政绩的情况下，只要根据资历一排便可一目了然。另外，论资排辈，也显得相对公平，毕竟这资历年头属于人人可见，又能明确量化的，少了许多“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的长官意志。因此，对于大部分官员而言也显然更加拥护这一制度。他们既不擅长政绩工程，也没有多少资本去向上级打点，老老实实地在自己的位置上坐着耗年头，就能成为最稳定的升官渠道，这才像是辛辛苦苦考来的铁饭碗。因此，为官之道，便尽在这《一剪梅》之中了：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

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

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

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

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

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

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

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

（朱克敬《瞑庵杂识》卷二）

论资排辈的具体操作，称为计俸升转。也就是计算官员们在任上的年头和拿到的俸禄，在比较两个官员的任用先后时，早上任的那个就排名靠前。但根据不同的官员，还有一些不同的调整办法。满蒙官员的计俸就要优于汉官，员外郎以下的满蒙官员，现任与前任可以累积在一起计俸，而汉官除了内阁典籍可以累计当内阁中书时的年俸以外，一律都要根据现在的任职重新计算。京官的计俸也要优于外官，京俸一天算外俸一天半，京官只需两年就算是俸满，外官则要三年。外官则还要再分地区，根据地理、气候、人口、经济等各方面条件，将各道府州县分成腹俸缺、边俸缺、沿海缺、沿河缺。腹俸缺因为条件较好，因此需要积满五年才能升迁，三年才能转。边俸缺大多是当时穷山恶水之地，其中有烟瘴缺，包括广东崖州、感恩、昌化、陵水，广西百色、太平、宁明等地，都是“城上高楼接大荒”之地，被分配去的官员不免要伤感“好收吾骨瘴江边”；还有苗疆缺，包括云南元江、广南、昭通、镇雄、永善，贵州古州兵俑道、镇远、铜仁、清江，四川马边等地，都是民风彪悍难以管理的地方。因此，这些地方任职的官员，计俸升转的要求与腹俸缺不同。而至于包括上海等地在内的沿海缺、沿河缺，在当时可不像今天的沿海沿江开放地区那样属于美差，而是和边俸缺一样同属于条件恶劣地区，都只要三年俸满，没有差错便可以升用。如果烟瘴缺之地出缺，而又还没有积满三年之人，不必计俸也可以升调。而广东水土最为恶劣的地区，只要两年或两年半就算是积满。如果在铨任过程中，出现边俸与腹俸相当的情况，边俸优先升转。总而言之的原则就是要照顾那些在条件艰苦的地区“扶贫”的官员，否则的话，这些地方就没人会去了。

土鳖扛铁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