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选择改良主义的青年毛泽东――纪念毛泽东逝世28周年 -- 燕人狂徒

毛泽东不仅酷爱读书，并且提倡实践，即所谓“既读有字之书，又读无字之书”。本篇着重讨论青年毛泽东关于实现改良主义理想的实践。实际上刚开始的时候毛泽东虽然很受康梁的影响，主张名副其实的改良主义，但由于他大量阅读了国外的很多哲学，伦理学以及各种政治学说，他的思想里还掺杂着其他思想。他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过：“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为了方便叙述，我根据自己的理解，把以上各种区别于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思想的所有“非暴力”思想一律归于“改良主义”。

毛泽东最早的有影响的活动就是组织新民学会了，光看这个学会的名字，我们就可以大致了解他当时的思想了。那时候刚离开军队的他甚至怀疑武装革命，一九一六年七月二十五日给萧子升的信中不安地写道；“法兰西之祸，最为可惧，前车不远，即在寻亥。”这与当时激进的革命党人相比，显然不合时代，乃至于陈旧、落后的。而在毛泽东创办新民学会之前，他自己个人也做过注重个人发展的实践。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新青年》上刊载了一篇《体育之研究》，全文约七千字，署名二十八画生。这个“二十八画生”，就是毛泽东。这是件很有趣的事情，一代伟人毛泽东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竟然是体育论文。这个时候他比较强调个人，认为个人的体育和国力是联系在一起的，说：“国力恭（讫）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顺便提一下后来毛泽东十分著名的一句话，即：“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就是这个时候产生的，出发点在于其“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思想下对体育的重视，想借此提倡武勇世风和充满朝气的奋斗向上的人生观。后人常用这句话来攻击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可谓无知也。

第一师范十分重视学生的课外生活，毛泽东则是一个活跃分子，类似于学生会主席这么个角色。由于这个身份，毛泽东周围逐渐聚集起一批追求进步、志同道合的青年。年轻人多了，想法就多，并且这些人都和毛泽东一般，都有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再加上这些学生和青年大多来自农村，了解民间疾苦，没有少爷公子的浮华，充满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朴实而充满朝气。于是结社的念头不由的产生了。一九一七年冬天，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开始商量组织一个团体，立即得到大家的响应。新民学会这个名字是由萧子升提议的，得到了大家的赞成。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四日，是个星期天。新民学会在岳麓山脚下的刘家台子蔡和森家里正式成立。到会的有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萧三、张昆弟、陈书农、邹鼎丞、罗章龙等十三人，再加上没有到会的李和笙（维汉）、周世钊等人。这样，最初的会员就有二十余人。会章是由毛泽东和邹鼎丞起草的。刚开始萧子升担任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不久，萧子升去法国，会务便由毛泽东主持。学会的会章重点强调个人修养，政治性还比较含糊，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当时达到的思想水平，受老师杨昌济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

一九一八年六月毛泽东从一师毕业后，就曾偕同蔡和森、张昆弟等人，寄居岳麓书院半学斋湖南大学筹备处，踏遍岳麓山的各个乡村，想建立一个半工半读、平等友爱的新村。他们在这里自学，相互讨论改造社会的问题，自己挑水拾柴，用蚕豆拌和大米煮着吃。这是个典型的无政府主义的实践。这种实践有它的道理，毕竟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讲，无政府主义也算是一种较为先进的思想，是人们反对军阀统治的一种有意义的尝试。在受过社会主义熏陶的我看来这种无政府主义只能算是空想，没有实现的可能性，然而处于当时当地，也是没什么可以批评他们的积极实践的。

学会的青年们不停的在探索救国的出路，出于对西方思想的向往，新民学会开始准备赴法勤工俭学。恰在毛泽东从一师毕业、面对着选择今后生活道路的时候，法国到中国招募华工。蔡元培、李石曾等在北京组织华法教育会，搞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杨昌济此前已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把这个消息传回家乡。这时湖南的政局十分混乱，政权不断更迭，“教育摧残殆尽，几至无学可求”。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都觉得这是一条出路，便发动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并派蔡和森先期到京打前站。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五日，毛泽东和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二十四名青年，坐火车离开长沙，奔赴向往已久的祖国首都――北京。这是他们第一次走出湖南，同时这次赴京对毛泽东有着非常的意义，因为就是这个时候毛泽东认识了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李大钊。不过，虽然毛泽东已经和李大钊有了接触，但是他的思想并没有较大的转变，他对新文化运动的其他人物同样很尊敬，譬如胡适，而胡适显然和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格格不入。毛泽东在北大担任图书管理员的时候，读了很多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同期认识了无政府个人主义派的一个代表人物是北大学生朱谦之，谈得很投机，常常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毛泽东本来到北京的目的是为了去法国勤工俭学，然而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如他所愿，主要是当时教育部还有一个规定，中等师范毕业生不能马上考大学，先要服务几年。另外经济原因和他个人比较推崇自学也是他赴法流产的重要原因。

第一次赴京虽然最终以毛泽东未能成行法兰西告终，但是大大的拓宽了毛泽东的视野，也初次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们结束了半年预备班的学习，就要启程出洋的时候，毛泽东因为“母亲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于一九一九年春天回到了湖南。这次以后，毛泽东放弃了去法国，但是他仍然“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即便是在一九二一年九月，他还计划在国内再作三四年的预备，然后“赴外国求学，至少五年，地点在俄”。由于在京又很是读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回湖南后毛泽东根据周作人发表的《日本的新村》以及北京大学的王光祈等组成的三个类似新村的“工读互助团”，又继续尝试用这种和平的、以典型示范的方式来创建新生活和新社会。他虽然一直忙于学生运动和办刊物，但仍草拟了一个颇为详细的“新村”建设计划，作为他改造社会的一种构想。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他把其中的《学生之工作》一章公开发表在《湖南教育月刊》上。毛泽东是这样来设计他的理想社会蓝图的：创造新学校，实行新教育，让学生们在农村半工半读；再由这些新学生，创造新家庭，把若干个新家庭合在一起，就可创造一种新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设立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厂，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等等；以后，把这些一个个的新社会连成一片，国家便可以逐渐地从根本上改造成一个大的理想的新村。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今不敢言‘模范国’、‘模范都’、‘模范地方’，若‘模范村’则诚陈义不高，简而易行者矣。”这种主张同他在《湘江评论》上提倡的“无血革命”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认为，岳麓山一带，是实施新村建设的最适宜之处。他把《学生之工作》公开发表出来，目的是希望得到社会的关注。

毛泽东在实践其改良主义的期间做过的最为激进的事情莫过于“驱张事件”了。张敬尧是皖系军阀，就任湖南督军期间，作恶多端。他领导《湘江评论》和湖南学联在舆论上和行动上齐头并进，逼迫张敬尧离开湖南，以实现理想中的湘人自治。为了驱张，毛泽东组成赴京代表团，第二次来到了北京。张敬尧的罪行逐渐大白于天下。在各方一致声讨下，他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最终国民党的谭延贻在南方政府的旗号下率湘军再入长沙，迫使张氏溜出湖南。对于如何重建湖南，毛泽东以为，根除的办法是废除督军，裁减兵员以“推倒武力”统治；以银行民办、教育独立、自治建设及保障人民权利等，达到“实行民治”的目的。这样做的先决条件，是“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他认为，一省一省的问题解决了，将来合起来便可以得到全国问题的总解决。这些想法虽然有其局限性，但是已经从无政府主义迈出了一小步，是毛泽东再次接受新思想的自然表现。

驱张之后，毛泽东还想试一试他一度醉心的工读互助生活，和彭璜、张文亮几个人在上海民厚南里租了几间房子，实验过互助工读团的生活。他们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毛泽东担任洗衣服和送报纸的工作。经过亲身实践，他很快察觉这种团体生活中难以克服的弊端，立刻写信告诉北京的黎锦熙，“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实际上我认为此刻毛泽东已经面临着即将抛弃改良主义的境地，以他坚忍不拔的性格，不是这么容易就放弃的，很显然这次赴京和赴上海的经历使他重新理顺了自己的思路，真正的认识了马克思主义。

给与毛泽东改良思想致命打击的还是谭延贻的军阀政府。本来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湖南已经脱离了北洋军阀的控制，自然应该实行自治，甚至可以建立“湖南共和国”，呵呵，也是个分裂分子。于是他号召湖南各界来推动谭延贻政府实现其大胆而又空想的近乎惊世骇俗的构想。长沙近两万群众冒着大雨的游行迫使谭延贻收下请愿书，缓兵之后断然拒绝实施宪政，典型的军阀嘴脸。而之后取谭而代为湘军总司令的赵恒惕，更撕下开明的伪装，找茬想要逮捕毛泽东，最终使得这场以和平请愿方式进行的好似与虎谋皮的自治运动从此一蹶不振，不了了之。

无情的事实使得毛泽东的改良主义梦想接近破碎，不得不冷静下来总结得失。他一向是个善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能够在探索中不断扬弃那些不符合实际的想法的人。刚好这个时候法国的蔡和森和萧子升分别来信，阐述了各自的主张。其中蔡是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主张学习苏联，建立自己的共产党；肖则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普鲁东式之新式革命，主张从教育入手。毛泽东由于自己的实践屡屡碰壁，认识到改良主义行不通，回信表示赞同蔡和森的主张。这封信也是毛泽东思想上正式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暴力革命的一个标志。他说明自己赞同革命道路的理由：因为温和改良的法子，实属“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这时，毛泽东刚过完二十七岁的生日。一个改良主义者倒下了，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诞生了。毛泽东的这些历程，很能帮助我们重新思考，从而脱离书本的局限。毕竟我们这些年轻人里面也有很多人和青年毛泽东几乎完全一致，都是改良主义的信奉者。但是在霸权主义日益逼近的今天，在为虎作伥的买办阶级越来越多的今天，改良主义行得通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只有代表着斗争，代表着大多数贫苦人民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最犀利的武器。打破旧世界，创立新世界，听起来似乎很恐怖，很血腥，可是如今几乎天天发生的恐怖袭击，局部战争就不恐怖吗？低烈度而长期的破坏终究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我预测，这个世界迟早还会发生一次大革命，也许我们都能亲眼见到，除非统治这个星球的国家和阶级大发慈悲，自愿放弃既有的利益。

阿门，上帝保佑我们。

• 【原创】毛泽东与知识分子的恩恩怨怨

还是他们完蛋的时候，毛已彻底转到俄国人那里去了？我记不清了。

不过黄庞之死当时也算个大事。

这个时候毛泽东的世界观已经彻底转变，不再对改良抱有希望了

毛在当时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是自宋以来就面临的一个大问题。从根本上来讲我觉得就是土地的私有和兼并所导致的农村绝对贫困。地主和佃农的体系形成而且始终无大的改观。

现在的一个最悲观的趋势就是形成全面的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关系。但西方国家早以在此制度下存在良久，相当多的经验教训可以借鉴，而且中国工业化的历程还只是刚刚开始而已，还不至于在短斯内即使矛盾迅速激化到无可收拾的地步。

我以为在中国以过长期的异族入侵，战争破坏和政治动乱后，中国当前最迫切的任务还是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这需要一个相对较为长期的稳定和平的局面。一切社会的矛盾最终总是可以归结到资源的分配和生产上去。我觉得现代社会最大的收获不在于分配，而在于解决了生产。中国当下首要的问题，也还是生产的问题。

迈出一步之后，要赶紧迈另一步，而不能是一条腿拖着另一条腿走，说远一点，经济发展和民主也是类似的问题。

现在国内主要的问题是经济遮百丑，经济问题上是效率遮百丑，效率问题上是一私遮百丑，私有化问题上是不争论遮百丑，最后就扭曲成了悄悄的瓜分，争吵的不要。

而在经济刚起步的时候，讲究公平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那时候工业基础薄弱，人民面临的是生存的压力。一个人每天多吃一碗饭，几片肉的代价往往会导致令一个人的死亡。这也是我对一些人成天说当年没肉吃反感的原因。

我已经出生以后，70年代的事情了，

那个时候还如此，不知道国家几年的农业发展到哪里去了，

以前查理贴过解放前后农业增长和国民营养水平的比较，

30年代的水平，很多到70年代才赶上，是事实吧？

农民大规模挨饿，除了战争时期，大概就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了。这个公平不知道体现在什么地方。

飞将军的意见我非常赞成，公平和效率要兼顾，

可能因为原来过于强调“公平”，改革开放以后，

很多地方都有“效率优先”的说法，我在北京工作的

高校，某次新上任的校长就明确提过这个口号。

呵呵，要是按照“政策阶段性”的论调，为了提高生产力，为了发展，一段时间内需要牺牲公平是必要的，

必须的，你们也不要抱怨，默默承受好了。

民主与经济，经济发展以后，政治体制的改革也要跟上，

俺举双手赞成。

除了唱衰中国和歌颂改革开放之外，我的这种看法在民间也是比较常见的。

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任老师已经讲了很多，亦即现在的几个发达国家，特别是美英，他们的资本主义发展是建立在扩张的基础上的，中国靠对内进行原始积累则更加残酷（对中国人来说）。而北欧的一些小国对于中国的借鉴意义实质上微乎其微。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而达到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准，我的回答只有一个字：“难”。

我前两天转帖过一个关于追赶型经济的帖子，我是比较赞同采取一种有别于既定资本主义发展轨迹的新方法来解决我们国家自身问题的，其实也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挂羊头，卖狗肉。

查理的帖子我没看过，这里就提一下国民营养水平。

我认为“国民营养水平”的最终表现形式无非是人口的变化，在出生率没多少变化余地的前提下，人口的变化取决于死亡率，而死亡率则取决于民营养水平和医疗。看一下梦晓提供的这幅人口变化图：

很清楚，建国后出现了数学以前说的“毛泽东飞跃”，人口增长率提高得惊人，难道这是“国民营养水平”下降的结果吗？或者说仅仅是医疗水平提高的结果？

不过这些东西并不是我主题帖想要表述的内容，要进一步讨论大可以另开主题，没必要在这里深究了。

与死亡率最相关是医疗，药物水准，

抗生素的发明对此有直接贡献。

查理的贴子你还回过呢，这里：

http://www.talkcc.com/cbbs/Ps/RA2.asp?BID=720&AID=114373

另外一个相关的

1936年的小麦，稻谷的人均产量之和直到78年才超过

http://www.cchere.com/article/115179

最后说一句，死亡率降低是人均寿命的延长的表现，而人均寿命的延长只和医疗药物有关吗？没有足够的食品营养支持，再好的药物也不顶事。

但是抗生素的发明，是人类社会医药史上的重大发明，

对死亡率和人均寿命的提高影响非常之大，

那个时期的变化，主要应该归功于此

应该远远超过营养水平带来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