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开个头 来说说齐泽克 -- 贝石海

聪明人的活法是这样滴。

李敖不也是这样的活法么？一边搂着小娇妻一边发发议论。

揭露资本主义的欺骗性揭露了多少年了，没太大用。还是批评的理论工具太粗糙，喊口号式的批评没用。个人认为现在需要好好建设理论工具，看看自由主义有多少理论家，知识分子吃这一套啊。其实自由主义那些理论漏洞大的很。只不过西马的理论也同样没突破而已。齐泽克起一个promote的作用,越多人来讨论越好，怕的是没人理会那就没戏了。齐泽克讲Don't just do something, Talk! 真理不辨不明啊。

理论现在是欧洲强，难不成要靠咱们马列主义教研室么？

新资本主义精神的胜利成功地复活了1968年平等主义和反等级制度的论述，将自己表现为对公司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机构的压迫性质的自由主义反抗，穿着随意的“酷”资本家，如比尔盖茨和BEN AND JERRY'S冰淇淋的创始人，概括了新自由主义的精神。

现在，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很多人都坚持说，格瓦拉，68年符号之一，已变成“典型的后现代偶像”，意味着所有一切，同时意味着空无一物，换言之，他可以象征人们希望他象征的任何事：年轻人反抗威权，声援穷人和被剥削阶层，精神纯洁，乃至自由主义共产主义的，为大众服务的企业家精神。几年前，甚至连梵蒂冈的高级发言人都宣称可以理解对格瓦拉的赞颂，因为那代表了对一个人为他人的利益甘冒风险并献出生命的敬意，等等。和往常一样，无害的赐福和它的反面-低俗的商品化，混合在了一起，一家澳大利亚公司最近上市的的“切瑞格瓦拉”冰淇淋，重点推广“吃的体验”，当然的，“樱桃们的革命斗争被压了个扁，因为困在两层巧克力中间，让他们的味道在你嘴巴里永垂不朽吧！”在这种切已经成为一个中性商品标志的见解之中，有一种绝望的味道，最近的一系列新书警告我们说，他同时是一个冷血的杀人犯，策划了1959年古巴的清洗，等等。值得注意的是，正当对资本主义新的反抗在世界各地出现之时，这些警告也出现了，将这一偶像再次变得危险起来，以“波兰部长要禁止列宁，格瓦拉的T恤”为标题,欧洲新闻2009年4月23日报道说,波兰的平等部长想要扩大对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宣传的禁令，包括书籍，衣物和其他物品。”

从20世纪60年代的性解放幸存下来的，是宽容的享乐主义, 很容易纳入超我庇护下的霸权意识形态。那么超我是什么？最近在纽约一家酒店的服务单上，我看到：“亲爱的贵宾！ 为了您能享受在本酒店的时光，本酒店完全禁止吸烟。如违反本条例，将收取您200美元。“这漂亮的字句，字面意思是，因为你拒绝享受，所以该惩罚你...超我要强迫我们享受，这反转了康德的话"Du kannst, denn du sollst!"（你能够，因为你必须），变成“你必须，因为你能够”,这就是说，今天的非压抑的享乐主义（我们今天时常面对的挑战，让我们必须一路享乐到底，探索一切形式的享乐）中的超我，处于由允许享乐变成强制享乐之中。这纯粹的自闭症享乐（通过药物或其他方式达到迷幻状态），起源于一个精确的政治时刻：1968年的解放行动在1970年代中期已耗尽了所有潜力，剩下的唯一选择是直接的，野蛮的行动，朝向真实界的运动，有三种主要形式：探索极致的性快感;左派政治恐怖主义（德国的红军派，意大利红色旅等，他们的赌注是，在这个时代，大众已完全陷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困境，标准的意识形态批判玩不转，只有以直接暴力直接行动达到真实界，才能唤醒大众）；以及转向内部体验的真实界（东方神秘主义）。这三条路的共同点是从实质的社会政治参与中撤退而直接面对真实界。

从政治参与向后政治的真实界的转变，贝托鲁奇的电影也许是最好的例证。这个背叛者，其作品跨度从早期的杰作例如革命前夕，到后期的唯美主义/唯灵主义的自我放纵，例如那部恶劣的作品小活佛。在贝托鲁奇后期讲述巴黎68年的的影片梦想家中，这一跨度完成了完整的循环，故事背景是68年旋风般的事件，两个法国学生（姐弟）同年轻的美国学生成为好友，然而到电影的结尾，朋友们分道扬镳，法国学生卷入政治暴力，而美国学生仍然忠实于爱情以及情感上的解放。

让-克劳德米尔纳深知当权者是如何成功消除1968年的所有具有威胁性的后果，将其纳入所谓的“'68精神” ，从而使其成为68运动的真正核心

的反面。对新的权利的要求（这将意味着真正的权力再分配）被准许了，但仅仅只是在“许可”的假象下，“许可的社会”扩大了主体被许可的范围，但实际上没有给主体任何额外权力：

拥有权力者都很清楚权利和许可的区别....权利在一个严格意义上赋予权力，另一方权力则相应的减少。许可则并不减少授权者的权力，不增加被许可者的权力，只是使他的生活更轻松，并非一无所获。

离婚权，堕胎权，同性婚姻权等等就是如此，这都是伪装成权利的许可，没有以任何方式改变权力分配。这就是68精神的效果：它“有效的使生活更轻松。这是进步，但不是全部。因为它没有侵犯到权力。”“在过去的40年一片宁静笼罩着法国的秘密”就在于此：

虽然68年5月的目标是（全面政治化的）全面行动，68年精神已经变成一个非政治化的伪行动（新的生活方式，等等），一种社会消极的形式。其中一个后果是最近在郊区爆发的暴力，没有任何乌托邦的或是解放的内容。米尔纳苦涩的结论是：“别跟我我讲许可，控制，平等，我只知道力量。我的问题是：当达官显贵达成一致和最强者联合起来的时候，还说什么弱者会拥有权力？”

如果左派撤回到性亲密或是精神性的真实界之中，激进政治组织会变成怎样的形式呢？会变成半非法的组织，准备着在国家权力的缝隙中进行末日式的最后一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小团体在美国以存活主义团体的形式重新出现，尽管他们的意识形态信息是一种宗教的种族主义，其整个组织模式（以小非法团伙的形式同联邦调查局和其他联邦机构战斗），使它们显得像是在60年代黑豹党的化身。以下奇怪的听起来像是哈特和奈格里的话，是来自1982年一段原教旨存活主义的招聘视频中的歌曲：

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

这个世界缺的是意义，不缺的是物质生产过剩和欲望生产过剩。

理性在哪里呢? 理性可以提供意义吗？理性可以平衡欲望吗？

尽管人类的理性始终在发展，我相信人的本质终究还是非理性的。

相信即使理性可以提供意义，也不可能在所有人身上实现，要从理性中找意义，有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就是教化。

只有教化才能使理念深入人心，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无法从理性提供的意义中受益。

儒家的理念之所以可以施行，有两个条件，其一有一个强制的教化过程，读书人都得要经过多少教化才能进入社会，其二整个统治是以读书人为基础的，经过教化的读书人把这个理念传递到下层。没有这两个条件，尤其是没有这个强制的教化，儒家精神是没可能落实的。

给大众提供意义不是现在这种层次的理性可以提供的，目前还得靠宗教，靠非理性，靠好莱坞。

相信理性没有办法平衡欲望。

改革开放前对欲望的压制不是通过理性实现的，而是通过感性实现的，马克思的原理似乎是理性，可是不是因为理性就能实施的，最终不做成一种类似宗教信仰的非理性狂热，就根本没法落实。

历史上成功提供了意义和平衡了欲望的，都不是只靠理性，要么是靠的教化，要么是靠的非理性狂热。

一种理念好不好拿王阳明的标准一看就知道了：良知，无不行。

所以西马要引入弗洛伊德和拉康，只靠资本论里面的理性根本是缺一条腿的，就算所有人都在理论上信服你了，那没用，我做事只靠感情，感情只信欲望，欲望只信广告。人行动的本质就是一个欲望（让齐泽克感到可怕的一件事就是，现在的科技已经快要能控制人脑喜怒哀乐的感受了，到那一天人类就彻底被控制了。人类理性么就该到头了）。

你要搞明白欲望是什么，才算是完整的理性，可施行的理性。现在人类的理性真的得要上层次才行，知行合一这回事到底怎么做到还得继续研究。

这一局面以其最彻底的形式揭示了当代“选择社会”的僵局。今天在选择这一主题上的意识形态投资有很多，尽管脑科学家指出，选择的自由是一种错觉，当我们能够依照我们的生物性决定的方式行为，没有外部障碍阻碍我们实现内心的倾向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自己是“自由”的。自由经济学家强调选择的自由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购买东西，我们以某种方式，不断用我们的钱在投出选票。 “更深刻”的存在主义思想家喜欢提供“真实的”存在主义式的选择这一主题的变种，我们存在的核心全靠这一选择，这一选择涉及到存在主义式的全面参与，而不是表面上的选择，不是在这种或那种商品之间做出的。在这一主题的“马克思主义”版本中，市场用多样化的选择来轰炸我们，就是为了把根本没有任何真正激进的有关社会基本架构的选择这件事给模糊掉。然而，这一理论明显少说了一个特征：那就是，我们缺少做出一个理性选择所需的认知基础，这限制了我们的选择。正如Leonardo Padura所说：“在不知道过去的情况下具有能影响将来的能力，这是可怕的。”我们的基本处境是被迫在形势不透明的情况下做出决定。我们知道在强迫选择这一典型处境下，我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才能有选择的自由。因此唯一能做的只有做出一个姿态，假装自由地完成专业知识强加给我的选择。但如果与此相反，选择是自由的，并且正因为其自由，才更令人感到沮丧呢？我们于是发现，自己不得不不停地对于将从根本上影响我们生活的事务做出决定，却没有适当的知识作基础。再一次引用约翰格雷的话：“我们被丢进一个一切都是临时的时代。 新技术每天都在改变我们的生活。过去的传统已失去。也几乎不知将来会怎样。我们不得不这样生活，好像我们是自由的一样。”

不断选择的压力，不仅涉及到我们对选择的对象一无所知，更为激进的是，对欲望问题的解答主观上就是不可能的。当拉康将欲望的对象定义为原初的缺失之时，他的观点不单单是说永远无法了解我们所欲望的是什么，注定要永远探索那个“真正的”客体,既欲望的虚无，一切追求对象只是欲望的转喻替代物，更激进的, 他是说，失去的客体其实就是主体本身，失去的是作为客体的主体，也就是说，欲望问题的原初之谜，，主要并不是说我想要什么，而是说别人想从我这里要什么，我在他们眼中是什么样的对象-对象a，正因为此，拉康接受这个歇斯底里的问题：为什么我是这个名字？“（我的符号身份来自哪里，其基础是什么？），拉康指出，主体是歇斯底里的。他给主体同义反复的定义：“主体即非客体“的要点是，将自己作为一个客体（知道我在他人眼中的力比多含义是什么）的不可能性，正是这种不可能性构成了主体。正基于此，拉康生成了他的丰富多变的“病理的”主体立场， 将主体看作是对歇斯底里问题的多样化的回答：歇斯底里和沉迷是这个问题的两个组成部分，精神病是大他者享乐的对象，而变态是大他者享乐的工具。

甚至最简单的在酒店订房的问题（软枕头还是硬枕头？双人床还是两张单人床？），同时也是一个更激进的问题：告诉我你是谁？你想成为怎样的客体？什么可以填补你的欲望空隙？这种选什么的压力令人恐惧。因此，反本质主义的福柯式的对“固定认同”的忧虑，即持续不断“关爱自我”的冲动，不断重新发明和重新创造自我的冲动，在“后现代的”资本主义的动力学中找到了奇怪的回应。当然，旧存在主义已经宣称，人是自为的，并将这一激进的自由同存在焦虑联系起来。体验到个人自由引起的焦虑，人的根本决定的缺失，是主体同其意念世界的稳固之间的统一打破了的时刻。但存在主义没能想到的是，阿多诺努力在他论海德格尔的书的标题“本己的行话”中包含的认识，统治意识形态不再压抑固定认同的缺失，而直接调动了那种缺失，来继续消费主义“自身再创造”的无休止过程。

随着生态问题，金融危机，奥巴马上台，似乎左派得到更多的说话机会。

刚看了一个youtube视频，Zizek在VPRO电视台做的一期节目Living in the End Times。

讲到也许我们所认为和谐的自然其实并不存在，自然本身就是灾难。

讲到中国和新加坡式的资本主义能做到比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更有效率且并不必然产生民主，才是应当忧虑的。

阿富汗的原教旨主义是全球资本主义的结果。

今天需要一种对社会的约束，国家和政党都没有力量做到这一点，需要系统外的力量，然而并没有给出任何答案。

讲到今天唯一能够代表对自由主义不满的声音，只有右翼民粹主义。

未来只有两种可能，如果没有激进的左派有所作为，那么贝鲁斯科尼的意大利就是欧洲的将来。

Zizek讲很多慈善，廉价道德之类只不过是伪善，各种女权主义同性恋运动没有力量，需要整体的根本改变资本主义，需要从零出发，重新发明共产主义理想，然而也只是讲到这里为止。

最近看了一点齐泽克讲拉康的东西，发现之前自己的翻译有不少地方不准确，要找时间改过，然后再继续。

另外，网上流传的一篇出自今日先锋的“黑客帝国或颠倒的两面”，翻译不准确的地方实在太多，让我颇为先锋们担忧。

首先，解释下标题里的Perversion。这里Perversion是精神分析里常见的“变态”或“倒错”，这里是用“变态”一词的拉康意义上的用法，和一般心理学的解释有所不同，拉康对变态的解释大致是说，变态者的自我不自觉的沦为一个外在意志（他者）的对象。

标题翻译成黑客帝国或颠倒的两面，有点不知所云。

当然这篇文章和齐泽克其他的文章一样，不是讲黑客帝国，而是讲拉康。

整篇文章实质性的东西不多，主要就是这样一个拉康观点：

常见的解读：Matrix隐喻了资本主义的现实，一旦认识到其欺骗性，就可以进入真正的现实，法兰克福学派的认识就到此为止。

拉康的解读：拉康的认识更进一步，Matrix之外并无“真正的现实”，我们全部的现实就建立在Matrix（象征秩序）之上。Matrix之外是什么，是拉康所认为的真实，是接近于空无的存在，是语言无法描述的，是人无法承受的，为了掩盖这个真实/空无，我们不得不幻想在Matrix之外还有一个真正的现实。

所以从拉康的角度看，以为Matrix之外有一个真正的现实，这完全是个幻想。本真的真实是不可及的，而我们生活和感知的现实则是建立在象征秩序（语言）之上的，并不存在脱离象征秩序的现实。

黑客帝国再现了拉康的这一论述：主体失去其主体性，完全成为大他者的工具，大他者需要主体的快感来维持其存在。

意识形态表现为它的对立面：非意识形态，这是如何成为可能的？这因为意识形态的转变，在所谓的“后意识形态的”时代，意识形态越来越多的以拜物教的方式运行，而不是以其传统的症状出现。在传统的症状下，我们在意识形态的谎言架构下对现实的认识，受“被压抑之物的回归”（即意识形态谎言结构中的裂缝）所威胁。而拜物教事实上是对这一症状的颠倒。这就是说，症状是扰乱虚假表象的意外状况，是被压抑的他者场景的爆发，而拜物教是一个谎言的体现：这谎言使我们能够承受无法承受的真相。举一个例子，我所爱的人死去了：我“压抑”死亡，我试图不去想它，被压抑的创伤以症状的形式回归，这就是症状，而拜物教的情况相反，我“理性地”完全接受死亡，但同时执着的迷恋一些能够使我否认死亡的物品。从这个意义上讲，拜物教有使我们能应付严酷现实的建设性作用：恋物者并不是迷失在自己的个人世界里的梦想家，而是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恋物者能够接受世界的本来面目，因为他们对恋物的执着,能够减轻现实对人的全面冲击。

在这个精确的意义上说，钱对于马克思来讲，是一种恋物：我假装自己是理性的，实用主义的主体，非常清楚事物是怎样的，但我在金钱拜物教中体现了被我否认的信念...有时候，两者几乎不易察觉：一个对象可以作为一种症状（一种压抑的欲望），而在同一时间又是一种恋物（体现了我们正式放弃的信念）。以死者的遗物为例，一件他们的衣服，可以作为恋物（人在其中神奇的继续存活着），同时作为症状（令人不安的细节，使我想起他或她的死亡）。这种难解的张力与恐惧对象和恋物对象之间的张力不正是同源的？结构性作用在这两种情况中是一致的，如果这一例外元素受到干扰，那整个系统就崩溃了。如果她被迫面对她的症状的含义,不仅主体的虚假宇宙崩溃了，而且其反面也成立，即当她的恋物被夺去后，主体对事物的“理性”接受也崩溃了。

“西方佛教”正是这样一种拜物教，使你可以全心参与疯狂的资本主义游戏 同时又感觉并未真正身在其中，你知道整个场面毫无意义，内在自我的宁静才重要，你知道你可以随时撤回到内心...再进一步说，应当注意拜物教可以有两种相反的表现：一种方式，拜物教是无意识的，另一种方式，人们会认为拜物教才是真正要紧的：西方佛教使人认识不到他存在的真相就在他的社会关系中，他将这社会关系看作不过是个游戏。

虽然西西河里面肯定有谙熟批判理论的高手，但真要来谈这个，可能还是有点曲高和寡。不过这对增加西西河的丰富性很有帮助，希望兄台继续，我会跟进的。

两种不同模式的拜物教的另一种区分方式更为重要：即前面提到的允许的-犬儒的拜物教和民粹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拜物教。再一次的，我们可

以通过同第二种模式的相对关系来解释第一种模式，同意识形态的神秘化相对的，是民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神秘化。第一种模式是虚假的普遍性：主体倡导自由或平等，而意识不到其隐含的限制条件，其范围正是被其形式所限定的（某些社会阶层的特权：富人，或男性，或属于某种文化等）。第二种模式是对敌人的性质和对抗的性质的错误认识：阶级斗争被替换为，例如，对犹太人的斗争，大众对剥削的愤怒从资本主义关系转而导向“犹太人的阴谋”。因此，用天真的解释学来说明，第一种模式，当主体在说“自由和平等”的时候，其实是在说“贸易的自由，和法律面前的平等”。在第二种模式下，当主体在说“犹太人是我们苦难的根源”，其实是在说“大型资本是我们苦难的根源”，这种不对称是明显的。再简化地说：第一种模式，表面“好”的内容（自由/平等）掩盖了隐含的“坏”的内容（阶级以及其他特权与排除的划分方式），而在第二种情况下，表面“坏”的内容（反犹主义）掩盖了隐含的“好”的内容（阶级斗争，痛恨剥削）。

正如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的，这两种意识形态神秘化的内部结构又一次是这一对并列概念：症状/拜物教：（在自由/平等中）隐含的限制是自由主义的平均主义的症状（被压抑真相的回归），而“犹太人”是反犹主义的法西斯的恋物对象（“犹太人”是防止主体直接面对阶级斗争的最后屏障）。这种不对称对于去神秘化的批评意识形态（critico-ideological）过程有着重要的结果：将自由主义的平均主义合理化，普遍法律形式的意识形态外表和有效地维系其存在的特殊利益关系之间存在着裂缝,但仅这一旧的马克思主义论述是不够的，正如“政治上正确”的左派批评家中所常见到的那样。其反论，即形式从来不“仅仅是表面形式”那么简单，克劳德勒夫特和雅克朗西埃这些理论家所发展的理论是完全有效的:形式自有其动力学，在社会生活的物质性中留下轨迹，从工会主义到女性主义,正是资产阶级的“形式的自由”，使得“实质”的政治要求和政治实践过程得以运行。我们应该抵制那种将形式简化为一种幻象，从而掩盖其具有另一种现实性的诱惑，正如从前那种斯大林式的虚伪，声称资产阶级自由“只是表面形式”，如果它仅仅是个表面形式，不具有扰乱真正的权力关系的能力，那么，为何斯大林主义政权不允许这种自由呢？为什么会如此害怕它呢？

谢谢了！我只是在学习。

我的想法是多学习智者的言论，少受逻辑混乱，意识落后的言论迷惑，尽量多看原作，不想给学术二道贩子似是而非，断章取义的解读误导了。

塔利班崛起的现象正证明了本雅明的老话，“每一个法西斯主义的崛起都见证了一个革命的失败”，不仅现在仍然适用，而且可能比以往更贴切。自由主义者喜欢指出左倾的“极权主义”和右倾的“极权主义”之间的相似性：希特勒的恐怖和死亡集中营模仿了布尔什维克的恐怖和古拉格，列宁主义的组党形式在今天的基地组织中存活，没错，但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它也可以被看作是法西斯如何替换了（占据了其地盘）左翼革命：法西斯的崛起是左派的失败，但这同时证明了有革命潜力的存在，有不满的存在，而左派没能将其动员起来。这难道不是同样适用于“伊斯兰法西斯主义”？激进的伊斯兰主义的崛起同穆斯林国家的世俗左派的消失，难道不具有一种相关性？今天，阿富汗被描述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家的代表，谁还记得，仅仅30年前，这是一个有强大世俗传统的国家，有一个独立于苏联的强大的共产党政权？这一世俗传统去哪里了呢？在欧洲，波斯尼亚也是一样：早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波黑是南斯拉夫共和国中，（多种）文化上的最有趣和生机勃勃的，有国际知名的电影学院和独特的摇滚乐风格。今天的波斯尼亚，正相反，是以强大的原教旨主义势力为特征，例如2008年9月，穆斯林民众粗暴攻击在萨拉热窝的同性恋游行。这一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1992-1995年战争期间，当波黑穆斯林被西方国家拱手让给塞族军队时，他们的绝望处境。

我们都知道,反马克思主义者把共产主义定性为伊斯兰教在20世纪的延续，是世俗化了的伊斯兰式的理论狂热。研究反犹主义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Pierre-Andre Taguieff 把这个定义反转过来：在以暴力反对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衰落后，伊斯兰教是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的延续。如果我们考虑到本雅明的说法，法西斯主义替换了失败的革命，这种反转的“理性内核”能够很容易地被马克思主义者接受。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大多数左派能做的只是希望这场危机控制在有限范围内，资本主义能够继续保障更多的人有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准，那就是完全错误的。一种奇怪的政治人物，他的主要希望是现状的不可实行和边际性可以继续维持...这似乎是Moishe Postone和他的一些同僚左派得出的结论：因为每一个为激进左派开拓了空间的危机，也同时产生了反犹主义，所以我们最好支持成功的资本主义，并希望不会有危机出现。其逻辑结果，这种推理意味着，最终反资本主义的因此就是反犹主义的。要反对这样的推理，我们得要读巴迪乌的座右铭“mieux vaut un desastre qu'un desetre”：对事业的忠诚要敢于冒险实现大事件，哪怕这一大事件最终导致“晦暗的灾难'。其自身对危机的恐惧，正是左翼缺乏信念的最佳表现。这样的左派为自己作为一个批评声音完全融入到体系之中的舒适地位担忧，不准备做任何冒险。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毛泽东的名言：“天下大乱，形势大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贴切。

Living in the End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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