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一些不得不说的话 -- wolfgan

看看国内任何一个BBS和新闻评论，那种民意的沸腾扑面而来，任何社会问题的解决，最终都要归结到人心上，这个比保8要重要得多

中新社北京十二月二十八日电(记者龙剑武)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今日在北京为改革问题研究新著《第二次改革》举行新闻发布会。他在这本刚刚出版的新书中提出，中国实现未来三十年的可持续发展，出路在于推进第二次改革。

　　迟福林在书中提出，中国传统发展方式到了难以为继、非改不可的地步。过去三十年中积累的发展方式的弊端，需要通过更大决心的改革进行全面矫正。为此，需要尽快推进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的第二次改革，基本思路是推进从生产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变。

　　作者认为，第二次改革的重点任务，概括起来是三个领域的全面改革：一是推进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二是以适应社会公共需求转型为主线的社会体制改革；三是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迟福林在发布会上表示，过去五年的研究中，他愈来愈感觉到，当前的改革与过去三十年相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一是消费主导时代的转型与改革。二是城市化时代的转型与改革。三是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的转型与改革。四是低碳经济时代的转型与改革。五是政府转型时代的改革。

　　迟福林是全国政协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东北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重点大学的客座教授或特聘教授。近些年主要致力于经济改革问题与经济政策研究，研究的重点是转轨经济理论与实践，其研究成果受到中央相关部门的高度关注。曾主笔和主持向国家有关决策部门提交的多份政策建议报告。

延伸阅读：

辜胜阻：后危机时代重大转型是实现消费主导

我国的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不到40%，而美国超过了70%，世界平均水平为62%。居民消费不足，使得我国经济增长过多依靠外需。能否改变居民消费这个短板，是决定我们能不能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市场、能不能从投资主导走向消费主导、未来经济能不能可持续增长的关键。[详细]（人民网）

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回顾 积累重要经验启示

改革开放不仅极大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各项事业全面进步，也有力促进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进步和成熟，是通过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来实现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处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接合部，既与经济体制改革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又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合理配置党的执政资源的基础性工作，是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必然要求，贯穿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详细]（中国新闻网）

大部制推动新阶段政府转型 将深触政府利益

当前，我国已进入到改革发展的历史新时期。由于新时期矛盾的阶段性变化，改革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从新时期改革的现实需求看，推进大部制有三个重要目标：加快政府转型；进一步理顺中央、地方关系；建立完善的公共治理结构。为此，推进大部制将全面开启新阶段的政府改革，并由此寻求新时期全面改革的新路。[详细]（新华网）

真不是个简单的事。

也不是个短时间能解决的事。

目前对TG现在的领导人，不抱希望。尤其是缩小贫富差距这一块。胡温一直在腾挪空间，避免与利益集团的直接对垒。

十年之后中国无腾挪空间了，那时候怎么办呢？会出罗斯福那样的伟人吗？

哪怕明知是自我欺骗，也要如此。因为当年邓小平是把改革定性为“拨乱反正”，而不是正常的政策调整。那么今天要改变改革开放政策，就将面临严重的政治困境。

我的看法是现在再隐瞒问题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只有把问题揭露出来才有解决的可能。忙总、老虎作为体制中人，很多话讲出来多有不便，实际上他们人一急的时候还是会把自己的真实意思吐露出来的。我没有他们的限制，可以把话说得放肆一点。

中国的政治经济问题不需要你这么入世，你好好的在自己的专业干对中国的作用比你淌浑水的作用会更大，个人意见。

在没有强势领导人的条件下,只有通过局部奔溃,来推动改革.

其实很多重大问题,上层不是没有看到,只是没有解决问题的胆量,有时只是空喊口号而已.

从中国历史看,多少朝代经历?强势人物又有几人?更多的只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唯稳,局部奔溃后才出强力揪错.

wolfgan,你说的问题是存在的，我也考虑过多次这个问题。

假如你把中国复兴的希望寄托在今日的中国政府身上，那么你一定会失望的，一定会一再失望的。这个政府的确不足以把我们带到世界第一的位置。

但也不能太悲观。原因1：这个政府实现不了最好的，却未必一定得到最坏的。实际上以我个人体验，中国政府比其他很多政府的确强不少呢，不能总拿欧美水平要求中国。2：中国政府只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不否认缺点）。中国在过去30多年吸取很多西方的东西，而且会继续吸取。我们有4000万技术人员，有十多亿勤劳的人民，有很多很多优势，能做到很多别的国家不敢想象的事。我们所需要的，只是改变他们的组织方式而已。

假如你把你的眼光从体制内挪开，你会喜悦的！会自信的！你会看到普通的中国人是那么聪明，那么顽强，创造了多少或大或小的奇迹。给他们一个空间，他们一定会回报你一个惊喜！

历史一定会给中华民族一个合适的位置的。曾有那么一个短暂的时期，政府和人民站在了一起，我们凭借步枪和炒面就和世界第一强国打成平手。现在这个政府正在疏远人民，幻想凭小聪明就能实现国家的复兴。他们肯定要吃苦头的。但中国人的平均教育水平和自主意识已经和历史上有了本质的改变，一旦意识到问题，肯定要改变的。

你看问题先于众人，所以你注定不能免于痛苦。

不要期望一帆风顺，但前景仍是光明的。你看历史上中国多少次礼崩乐坏、道德沦丧，还不是逐渐恢复了？当你看到东晋那些淫乱、吸毒、玄谈、渎职的士族的时候，你能想象中国在唐朝还能称霸世界、独步天下吗？！

现在我们这个民族既有普及的教育，又广泛参与世界性的竞争。过去那个几艘炮舰打破国门的时代不存在了，福特一条生产线超过半个中国工业产值的反差也一去不复返。中华民族是注定要重新崛起的。可能进程会被当今腐朽的政府延长，但这个趋势是不会改变的。

整篇文章看来，无非就是世界经济要崩溃了，准备世界大战了。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应对方案倒是简单：

首先是要能撑，谁撑到最后，谁就最有希望获胜；

其次就是要下手狠，什么仁义道德的，统统抛开。如果发现谁撑不住了，一定要立刻扑上去分掉。当今的几个主要大国，只要倒掉一两个，基本上就可以确保剩下的度过这关了；

最后就是要造原子弹，确保能把所有主要对手都能炸回石器时代，最起码的，也要回到青铜时代；

至于重新回到石器时代或者青铜时代之后的事情怎么办，就不是你我能想象得出来的了。

要么坚持改革开放，要么放弃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四个字本身就含糊不清，有N种解释

再说，也不是只有截然不同的两个选择.......

估计全国人民都觉得“结束文革，政治上要垮台”。

实用主义深入中国人民血脉，没有什么不能变的事情。真正重要的倒是该怎么变，这个看不清楚。楼主泛泛而谈的

包括产业升级什么的，没有意义。谁都知道要升级，如何升才是关键。

Wolfgan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那就是我们三十年来执行的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随着这次经济危机的到来已经变得不合时宜需要彻底改正。敢于对这一问题进行反省，我觉得就值得赞赏。但是你的思路是认为改革开放的本质是搭车，搭欧美主导的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车，而目前的经济危机表明欧美主导的世界经济大车已经停下来，所以以搭车为目的的改革开放国策必须彻底改弦易辙。但我觉得有几个问题需要探讨：

世界经济为什么会出现一个长达六十年的上升周期？如果不能很好解释这一问题，那么你认为目前这一趋势已改变就没有充分理由了，是臆测的。世界经济在过去六十年能购保持快速的发展，主要原因是两个

1、技术的进步

2、全球经济一体化

其中1是2的基础。正是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全球的经济一体化才有了基础与动力。航空、船舶工业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全球化的物流基础，通讯技术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全球化的信息基础，管理技术的发展使得企业的全球扩张及在世界范围的分工合作成为可能。在这同时，法律及经济体制也在适应及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所以你的结论中有几个问题，是我不同意的：

1、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是我们总结了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洲邻国的发展经验提出来的，顺应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一个长期策略。本质是顺应及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并不是搭车这么简单。而且推动经济的全球化也是美国的基本国策。

2、在中国通过开放加入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之后，并不仅仅是一个搭车的角色，而是一个参与者与推动者。从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就与美国并称为推动世界经济的两个发动机，而在2009，中国体现出来的对全球经济的推动作用是完全不逊色于美国的。我们不是一个搭车者，而是一个参与者与推动者，并正在成为缔造者。

3、目前全球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问题需要解决，但这并不能得出全球经济发展上升期已经结束。相反，这只是一个调整，在这以后会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时期。

4、只要技术发展的趋势依旧，则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就会仍然继续。

5、采用保护主义的国家是自绝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潮流，受伤最重的会是自己。不管哪一个国家，一旦采用保护主义，只需要不到5年时间，其经济竞争力就会大幅衰退。

岁末年初，改革的话题再次引发讨论。其中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鲜明地提出“第二次改革”的观点。2009年12月28日下午，迟福林先生在他的同名新书首发式后接受了FT中文网的专访。以下是访谈内容。

FT中文网：你强调中国应启动第二次改革，这是基于对现实和未来怎样的判断呢？

迟福林：这主要是基于对中国发展面临的内外环境变化与发展趋势的客观判断。中国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改革，从总体上说成功地实现了预期的目标，由此使中国从生存型阶段开始全面进入到发展型新阶段。发展阶段的变化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将逼迫中国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由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的转变，以实现从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型。

这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第二次“转型”，是由两个基本因素决定的：一是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消费需求萎缩将成为中长期趋势的背景下，“大进大出”的经济增长模式必然终结。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是中国发展方式转型需要面对的紧迫而重大的课题；二是中国的需求结构开始发生明显变化。例如，社会需求结构由生活必需品向耐用消费品升级、由私人产品需求向公共产品需求升级。扩大内需已成为中国发展阶段变化的内在要求。

所以，外部条件变了，内部需求结构变了，这是中国的机遇，也是挑战。很大程度上，现在要看决策层能不能下决心，最近三年在改革上应有大手笔。

从中国的经验看，第二次转型直接依赖于第二次改革。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的第二次改革能否取得实质性突破，不仅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成功与否，更关系到中国今后30年的经济社会能否可持续发展。

FT中文网：你认为，中国第二次改革的核心应该是什么呢？

迟福林：要把发展方式转型作为“十二五”改革的主线，并着力推进三大方面的改革。一是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二是以适应社会公共需求转型为主线的社会体制改革，三是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要把扩大内需作为第二次改革的重要目标。中国居民消费率由1981年的42.5%下降到2008年的35.3%，有人说这是由于投资太快，所以消费比率也降下来，但我始终认为这是浅层原因。消费率长期偏低且不断走低，与投资过高相联系，与城市化进程缓慢相联系，但最终根源于传统发展模式中的体制和机制缺陷，尤其是国民收入分配方面的改革长期没有破题。

FT中文网：目前的改革出现了胶着甚至僵化的趋势，改革共识也在减少，你认为改革的动力，转型的动力究竟在哪里呢？

迟福林：改革的动力来源于三方面。首先，来源于中国未来五到十年的转型，其中政府是推动改革的基本动力。中国政府提出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这就是一个动力。现在已经在转了，但这个过程很不容易，涉及到很多因素，包括整个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国有资源配置格局的调整；第二，来源于社会。从基本公共服务、利益关系协调和就业这三方面看，这三件事真要做了，社会对改革的推动力就形成了，改革也就有了很坚实的社会基础。现在大家对医改、教育改革等关注度非常高，不仅是因为这些领域还改得不够好，更是因为涉及到每个人。这有可能形成改革的倒逼机制，由此带来比较强的改革动力；第三是来源于外部的全球因素。总体来说，中国作为经济大国和开放大国广泛参与国际交往已成定局，这既给中国发展带来了机遇，也迫使中国内部必须推进一些改革。比如说，人民币升值问题，现在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进程应该比原来快，但在国际上面临的升值压力还是很大，这就要求我们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有一些大的动作。

FT中文网：历史往往出人意料。如果你谈到的中国三到五年的机遇期没有把握好的话，之后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吗？

迟福林：我认为未来五年到十年是一个关键的转折期。转折好了，中国至少还可以保持30年的可持续发展，否则代价非常大。所以“十二五”对中国太重要了，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要提出第二次改革。

FT中文网：改革一直是中国三十来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但目前各部门林立，改革缺乏动力。人们会想到曾经的体改委等改革综合部门。你认为在推进第二次改革中，中国是否需要重新建立这样的机构？

迟福林：现在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太突出，这种利益格局推动不了大的改革。因此，需要建立这样的部门，无论它叫什么名字。这个部门必须是一个协调性的机制，比如建立在中央也行，国务院也行。甚至可以是总理直接建立的一个决策咨询机构，必须有超脱部门利益的高层机构来推动。只要超越了部门利益，我认为中国推进改革还是有很大空间的。

FT中文网：有农民朋友告诉我，现在很多村委会选举都直接跟公共服务挂钩了，比如候选人往往说，你选我的话，我在低保等方面可以给村民带来什么样的好处等等。这个承诺的内容和以前很不一样了。而你很早就提出公共服务缺口是城乡共同的难题，我想问，要解决这个问题，在三到五年内，核心对策是什么？

迟福林：应该肯定这是一个进步，标志着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开始得到高度重视。但应该说，这个进步还不够。到现在为止，中国城市和农村还实行着两元分割的公共福利制度。在农村，土地本来不应承担社会保障功能，现在不得不承担了。所以，首先，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具体水平可以有差距，但是制度应该统一；第二就是加大公共财政投入，中国现在有这个条件，但我们一方面投入不足，一方面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前者和公共财政转型有关，后者与国企改革相连；第三就是推进政府体制改革，这也是一个关键。

FT中文网：你说要从制度安排统一公共服务，这应该是有一定指标来衡量的，比如我们说的教育支出占GDP4%之类的数据，但是现在似乎非常缺乏指标约束。最近温家宝总理接受新华社采访谈到社会保障问题时，也说到现在覆盖面上去了，但水平还不高。

迟福林：是这样的，关键在于城乡统一公共服务体制，包括公共财政等。比如说公共预算制度，必须要到人大去审批。如果只是政府想投多少就投多少，那解决不了问题。所以，立法机构对公共财政预算应有严格审查批准制度，同时增加社会透明度。如果这两条都做好了，那么这些具体的指标就可以解决了。政府现在这种安排当然也是受到多种制约的，这两年有改善，但是从长远看，推进公共财政预算制度改革对中国太重要了。

FT中文网：你刚才谈到公共资源配置格局的问题，那么国有企业，或国有资源的配置在最近十多年有了很大变化，远远超出国企三年脱困时期人们的设想。现在大国企从机制上有了变化，也不差钱了，有人说国企改革已经到了一个很好的阶段，不用大改了。你的观点呢？

迟福林：国有企业改革既涉及到企业本身，更涉及到整个制度安排层面，包括政府。按照我们原来的设想，国企主要集中在经济命脉领域，做出经济控制力和影响力，其它领域原则上都退出。但现在为什么这样的初衷没有实现呢？这有几大原因。第一，从国家层面来说，有一个国有资源的作用、目标和基本配置格局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在我看来，现在很多竞争性领域的钱都应该投到公共领域去，这样也才能给民营企业或中小企业创造空间，而且更重要的是能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现在，国有经济格局的调整还远没到位；第二，我们缺少制度约束，就是要明确哪些领域是国有资本不能进的。过去我们谈国企要逐步从竞争性领域退出，而现在人们说，为什么国有经济不能赚钱呢？第三，资源价格改革难题。为什么垄断行业改不了呢？有人算了一笔帐，说国有企业上交给国家的租金应该是1.4万亿，而它现在的盈利水平大概是7千亿。如果国有企业真正贯彻平等竞争原则的话，国家就先要租金再享受利润了。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必须向国家上交租金以后才能计算利润。这样算下来，国有企业事实上基本上没有多少利润，这也就可以迫使它推进改革了。现在国有企业的租金比它的利润还高一倍，这种情况下当然国企的改革动力弱而投资冲动强。

从国有企业改革说开来，这就是为什么我愿意用第二次改革这个概念的原因，就是说我们仅就技术谈技术，就市场化谈市场化，就价格改革谈价格改革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如果前面谈到的整个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国有资源配置格局的调整这两个主要方面都没解决，局部的改革很难取得预期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