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关于叛徒问题以及其他 -- 史文恭

宝推不了，只能人肉推了.....

居庸抗教头.....

我也没能力检验史文恭摆的是不是事实，但是我觉得他后面一大段很蛇足，所以打算开个玩笑，结果开玩笑这门西西河必修课又不及格了

中央只是同意采用措施营救他们出狱，而不是让他们以反共声明的形式出狱。

洛甫后来在文革里也认了帐，但能不能证明这事是经过当时TG中央批准的呢？

附 六

张闻天交代，1936年3月刘少奇作为中央代表到达北方局，不久，刘少奇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白区干部很缺乏。北京监狱中有一批干部，设法把他们救出来就能解决白区工作干部缺少的问题。监狱里边最近传来消息，何梅协定以后，监狱当局准备离开北京，想早一些处理这批犯人，监狱里的人只要履行一个不反共不发表的简单手续就可以出狱。来信中还寄来狱中干部提出的三条请求条件。刘少奇要我在请求书上签字，让狱中人知道中央同意这样办的。

我当时很相信刘少奇的意见，于是就私自写信、签字表示同意刘的意见。我没有把此事汇报给毛主席，也没有在中央会议上特别讨论一下。

有人在欺上瞒下。

让我看到了思想的光芒！

后来76年的时候让马天水还是徐景贤帮他再找一个，人都选好了，那边就被关起来了

老兄，对于无原则之人，也许会有另一番解说：那就是文革都是冤假错案，洛浦是在受迫害之下违心说的，因为历史是刘少奇所说的人民写的。

文静本人向一直组织隐瞒变节一事，张是在和她结婚后发现问题的。

张闻天和61人是没有什么责任的。稍微有点责任，即从“完人”角度出发来拷问，当时的北方局负责人，包括刘少奇和柯庆施等人，是需要负责任的。但这种所谓的道德责任么，很轻，一风吹就没了。而拿这件事去纠缠薄、杨等人，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古人早就有云“事急从权”，而从“自首”出来的五六十人对华北党的贡献来看，这个“从权”的做法禁得起历史的考验。最关键的是，如果在政治上拿“完人”的标准来衡量人和事，那么将会发现，最终没有一个人或一件事符合这个标准。如，党内几乎称为圣人的周公，也曾灭人满门，这件事，无论从社会道德还是从党性原则来说，都说不过去，但从当时极其险恶残酷的斗争环境去考虑，那么你会下结论，可以理解。太阳也是有黑子的，但如果指着太阳的黑子说——太阳是黑的，那么距离事物的真实简直是十万八千里了。

江青么，历史是有问题，即曾经因为失去与党联系，事实上脱党，同时在文艺圈上很有些乌烟瘴气的东西，事实上，在毛江结婚前夕，上海、华中等地不少党内高级干部都曾经去电表示了不同意。但说她是叛徒，就有些离谱了。

其一，这个所谓的附件是来自1967.03.16；中发［67］96号《中共中央关于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出狱问题材料的批示》，这个批示本身就是文革的产物，而且已经被TG中组部于1978年12月16日正式平反了。

其二，所谓张闻天的信是怎么回事呢？当南开大学的红卫兵在时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的“指点”下发现了登载六十一个的“反共启事”的旧报纸后，于是挖出了所谓的刘少奇“招降纳叛”的叛徒集团，----（而实际上，这六十一个人出狱的真相作为老资格的康生是完全清楚的。）----但他却唆使红卫兵去张闻天那儿调查。----

“在康生的指使下.南开大学红卫兵向当年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同志.追问一九三六年薄一波等人出狱的问题.他们到张闻天同志家、向他追问经过情况，还逼他写具体材料交代，张闻天同志说，事隔数十年，具体情况需要仔细回忆再作回答。鉴于这是一起重大政抬案件，为了回答红卫兵的质问，张闻天同志作了认真的仔细的回忆。但是对当时的具体的细节，确实是记不很清楚了.只有一个关键的情节.就是关于营救薄一波等同志出狱，刘少奇同志曾给党中央写过报告这件事，他是记得很清楚的，对报告中向中央的建议，他当时也是认为可以同意的.但当时正式批准北方局的报告的经过，他就记不清了。为了慎重起见，张闻天同志曾将他回忆的情况，先给康生写了封信，请他查查中央原来的档案，以证实当时的情况，奇怪的是，康生接信后不于置理，张闻天同志又第二次给康生写信，康生也一直不做答复.最后，张闻天同志只好决定由他个人负责，承认是他批准的.

一九六八年四、五月间，有一天，有两个自称是康生派来的干部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找到张闻天同志。他们对张闻天同志说：一九三六年薄一波等出狱的案件，被你(张闻天)从中把水搅浑了。这案件是刘少奇背着中央干的、你张闻天为什么要承认是你批准的。以后你如再瞎说，后果由你自己负责，你应替你的子孙后代留条后路.等等.

这次谈话后，张闻天同志感到压力很大.事隔不久，一九六八年五月六日下午，在康生一伙的指使下，竟有一个排的武装，把张闻天同志和他的爱人看守起来.实行隔离监护.进行审讯，直到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日才解除监护。”

引用部分来自：王年一选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345页，熊怀济《天地有正气》

值得说明的是，看来康老发掘“叛徒”的确有一手，看来康老对江青和张春桥的判定也是他专业的眼光啊。。

其三，还有一份回忆，张闻天的夫人《刘英自述》，其中关于上面的红字部分的引用，《刘英自述》里是这么说的：

“那是1936年春天，少奇同志派专人送来一封信，说有一

批干部〈六十一人)关在北平草岚子监狱，过去表现好，据

监狱内部传出消息，只要履行一个不反共的普通手续就可以

释放。当时华北抗日形势迅速速展开，急需干部，而狱中同志

要得到中央同意，看到领导同志签字的文件，才愿出狱。”

所以，细节部分，引用最好要完整。不能为了观点，而切割材料。以上。

还是履行手续“反共”、不“反共”？

刘英自己不也说了，张那里得到的信息是履行“不反共的普通手续”，为什么经北方局传到监狱里，就变成了公开发反共声明呢？

张闻天当时是总负责、总书记，他当然代表中央，不存在什么私自不私自的问题。

你还是在转移问题啊。

文静又不是被密捕，在日本人那里是公开到电台做宣传的，怎么瞒的住呢。

日本人那里宣传，根据地也不一定就都知道，文静当时又不是什么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