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历代王朝的德性 -- 马伯庸
大家看完顺便帮我捉捉虫，或者有知道这方面的掌故帮忙补完一下
五德玄奇编年史
――中国历代王朝的德性
不要被文章名字骗了，那只是用来吸引眼球的，其实这只是无责任的历史考据
――作者按
听过楚汉争霸那段评书的人都知道，刘邦起家的时候做过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就是斩杀了一条白蛇。话说那日刘邦走到半路，前面有手下回报说咱们绕道吧，前面好大一条白蛇呀。刘邦不是许仙，没兴趣同船撑伞眉来眼去，只见他大喝一声老子不怕，抄着西瓜刀――不是，是提着三尺剑就过去把那蛇斩成两段。到了晚上，有人在蛇死的地方碰到一老太太在哭，就过去问怎么回事，那老太太说我儿子是白帝，刚刚被赤帝斩成两段儿了。
太史公写到这，加了一句“后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诸从者日益畏之。”这故事真伪如何，诸位可以自己找条白蛇来试试，咱不加详考。不过为啥一听到这个又白又红的故事，刘邦心里就美滋滋的，而周围的人更敬畏他了呢？这就涉及到中国历代王朝所要关心的一件无聊的大事：德性。
前年我在北京挤公共汽车，不小心踩了旁边大姑娘一脚，大概是道歉的时候不够诚恳，当时人家就瞪了我一眼，骂了句“看你那德性。”不过这里所说的“德性”可不是那个意思，而是别有深意在里头。
西方讲究“君权神授”，中国讲究“受命于天”，两者虽然意思差不多，不过具体操作起来区别就大了。中国的“天”是个虚的概念，就好象“道”一样，虚无飘渺而又无处不在，仿佛《1984》里的老大哥,随时偷窥着君王的行为：假如君王做了什么狗屁倒灶，这天就会――当然，只是理论上――刮风下雨打雷闹点洪水瘟疫什么的；如果君王多做善事，老天爷就会阳光普照天下太平。古人们认为，人类和大自然是相互联系的，尤其是君主们，他们的联系直接影响到天的各种异象。所以我们看历史书，经常看到只要天下哪儿遭灾了，皇帝就赶紧又是下罪己诏写检讨又是节衣缩食停建楼台亭馆。
既然天和君王之间是有心灵感应的，那么这种心灵感应当就是有规律可循的。于是古代大贤人或者大闲人们就开始琢磨开来，他们的原则是：洞察这一个规律，并将之理论化；如果没有这么一个规律，那就杜撰一个出来…………
最初这种思潮十分混乱，大家各说个的，谁也没准数。到了战国晚期，涌现出了一位承前启后的大理论家邹衍。这位仁兄是战国时代的齐国人，稷下学宫的优等生，诸子百家里的阴阳家就是他开创的。诸子百家的理想都是天下太平，不过每一家的手法不同，道家的老子说：“大家都回去睡觉吧”；儒家的孔子说：“大家都要懂礼貌呀”；法家的韩非子说：“大家要紧密团结在以老大为核心的朝廷中央哦”；墨家的墨子说：大家要好好劳动不打架。”不过身为阴阳家的邹衍另有主张，他综合前人关于阴阳五行的研究成果，以《尚书?洪范》为基础开发了一套“五德始终说”，这套学说简而言之，就是说世界的基本元素是金、木、水、火、土（亚里士多德：靠，比我的多一种）五行，这五种元素相生相克，天下万物都是出自他们克来生去的复杂关系。现在随便去火车站地摊上买一本算命的书，都能找到这五行之间的规律：
金克木, 木克土, 土克水, 水克火, 火克金
金生水, 水生木,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其他还有五色五方五味五音五向啥的，都和这五行是一一搭配：比如木是东方，属青色；火是南方，属赤色；土是中央，属黄色；金是西方，属白色；水是北方，属黑色，等等等等。
前面说了，古人认为皇帝跟大自然是有感应的。于是邹衍就开始发挥了，他说这个朝代的兴替，其实也是天人感应，有着规律可循的，这规律就是俺的五德五行。每一朝代都有它的一德，就好象每一个人都有属相一样。一德克一德，所以一个朝代取代另外一个朝代。五德之间的彼此克生，就反映到王朝兴替上面来，这就叫做“五行相胜”。（原文：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土德后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 而每一个朝代的德是怎么知道的呢？这就要看上天会降下什么样的预兆祥瑞了。《吕氏春秋》举了个例子：最早的黄帝，碰见过一条十余丈长，几米粗的大蚯蚓，蚯蚓属土，所以黄帝是土德；而大禹曾经在郊外碰到过青龙，青是木色，木又克土，所以夏朝就是木德；而取代了夏朝的是商朝，赶上过山上冒出来银子的好事，故而商属金；金克木，于是商就是金德；到了周代的时候，周王曾经看到过好大好大一个火流星在宫殿上空盘旋一周，变成无数的火鸦，是火，火克金，周自然就是火德了。五德就是这么循环交替，贯彻始终。
“五德始终说”是个大大的好东西，因为这套理论有点象LINUX语言，开放度特别高，谁都可以去按照自己的需求去修改。按它的本意，只有拥有正德的势力才能推翻前朝创立新政权；但是大家全都反着用，先捏掉前朝，然后再给自己配一个合适的“德”，以证明自己是受命于天的合法政权。这就好象是先上车后补票，先生孩子再领结婚证，先打下伊拉克再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全都是一个道理
既然有了这一个先进理论来武装和指导，那么大家吹嘘起自己的“神膺天命”就更理直气壮了。首先发现这种好处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吕不韦，他不仅让人把这套理论写进《吕氏春秋》，而且按照这套“五德始终说”为今后的王朝积极筹备理论基础：周是火德，水能灭火，水克火，那么取代周朝的自然就是拥有水德的王朝嘛。当年秦文公出去打猎的时候，打到一条黑龙，黑色属水，那么统一天下的必定就是秦王了。
插一句说明，《吕氏春秋》在计算的时候，是从周直接往后跳的，没把春秋和战国的N国诸侯算进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只是周王朝治下的封建割据势力，名义的周天子臣下――包括那个不服王化的楚国――没有统一天下过，自然没资格拥有正统地位与“德”的属性，所以被自动无视了，好可怜，这就是配角们的苦命下场。这种计算方式以后还会经常碰到，而且被变出无数花样，此是后话，暂且不提。
接下来的事情人人皆知，赵夫人的独子项少龙的徒弟赢政扫荡六国，一统天下，开创了大秦王朝。赢政是个很迷信的人，特别信阴阳五行这一套，于是就找来他便宜老爸吕不韦的春秋一查，周朝是火德，我大秦是取代了周朝的，那自然就是水德呀。
于是乎，秦朝的水德就这么确定下来了，五色里配合水德的颜色是黑色，于是大家都纷纷把衣服染黑，穿的有如保安一般。嬴政还特意把黄河改名为“德水”，以炫耀自己的正统性。
以往的夏商周的“德性”都是后人追认，从秦朝开始，中国王朝才第一次真正“以德治国”。
俗话说上行下效，既然皇帝都如此好兴致，下面的人自然也就一窝蜂地研究起阴阳五行来。邹衍的学说本来是为了劝说皇帝节俭，被这群不学无术的人发挥之后，逐渐开始变质，什么古怪的东西都冒了出来；好端端的五德学说逐渐蜕变成玄幻小说，成为算命风水的理论基础，贻祸后世。梁启超就说：“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直至今日，在社会上犹有莫大势力。” 秦代那些学了邹衍皮毛的方士们做了不少让人掉下巴的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那个带着五百小罗丽小正太出海找不死药的徐福徐老爷，不过这与主题关系不大，一提则罢。
秦朝历二世而亡，这水德终究没有保佑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传至万代。接下来就是楚汉相争，而这“五德之说”也开始掀开了乱七八糟的一页。
在高祖二年，也就是公元205年的时候，楚汉之争正是激烈的时候。刘邦在彭城被项羽打的灰头土脸，连老婆孩子都被人逮了去，他自己连滚带爬回了关中。这位仁兄倒是心宽，也不弄块凉席挂块苦胆，反倒优优哉哉地躺在秦宫里，晃着脑袋问别人：“这个秦朝当年供的都是什么神呐？”别人告诉他，秦祭祀的是四色帝，青、白、赤、黄。刘备皱着眉头想了一会，说“我听说一共应该有五帝呀，这怎么才四个？”别人哪知道他的鬼心思，都说不知道。刘邦一看时机到了，立刻忝着脸说“四个多寒碜，干脆就再添一帝凑五个得了，我吃点亏，就算一黑帝吧…………于是这青、白、赤、黄四帝身边就多了一尊神气活现的刘黑帝，估计那四帝若在天有灵，定是满脸黑线吧。
接下来的剧情大家都熟，先是十面埋伏，霸王别姬，最后楚霸王乌江自刎，老流氓刘邦建立了汉朝。刘邦和他那几个手下人黑社会出身，文化水平不高，这一天忽然做了上层人士，反而不知所措，还要叔孙通这个礼仪教师手把手的教，才学会点皇家规矩。刘邦的老婆吕雉对此也是糊里糊涂，不知道穿什么衣服好，只能找秦朝的黑保安服先凑合着穿。新朝初立，有人想到了那个五德之说，就问刘邦咱们汉朝德什么呀？刘邦看了看披着保安服的吕雉，心想也别换衣服了，怪麻烦的，于是傻呵呵地说，我当年不是黑帝吗？水德配合的颜色是黑色，那咱们汉就是水德吧，我看挺好。
咣铛！
估计当时如果旁边有一百个人的话，得倒下九十九个。秦朝是水德，那你身为战胜国，好歹要找个能克水的德才行；这位壮士倒好，拷贝不走样，直接就把秦的水德CTRL+C AND CTRL+V给粘贴到汉朝头上来了。从感觉上说，水德寓意是“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无仁恩和义”，汉初老百姓最烦就是这东西。刘邦选这么一个德，这就等于宣告天下俺们和暴秦就是一伙的，都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这人可丢大了。
不过周围的人虽然倒下九十九个，还真有一个没倒的，这个人就是张苍。这家伙当年当过秦朝的御史，长的又白又胖，精通天文历法，也算是刘邦麾下的一个级别很高的知识分子。按道理这五德之说他应该是烂熟于胸的，可一见皇帝开口，他怎会说皇帝说错了？于是张苍装模做样地推演了一番，然后说汉正应水德，陛下您说的对。他一说话，别人也不好意思反对，汉应水德的事就确定下来了，所以汉初的时候满宫殿里看见的都是黑压压地一片穿黑衣服的保安到处溜达。
后来张苍生怕天下人笑话，理直气壮地解释说：“暴秦那根本不能算是一朝，只能算一个国统。咱们汉家出身正统，直接承继的是周代的正朔。周代是火德，我们是水德不正合适吗？”刘邦听了以后直点头，为此还特意立了个天水祠，以资纪念。
别看张苍这借口牵强，却为后世无数王朝开创了一个先例。以后经常就有人拿这个做为理由，把不顺眼的前朝忽略掉，改继一个比较光彩的朝代，充分显示了五德始终说的可塑性，那根本就是一块橡皮泥。
这笑话一直到刘邦死也没纠正过来。一直到了汉文帝即位后，才终于有人回过味儿来，觉得该纠正过来。首先发难的是名声赫赫的贾谊，那时候他正是年轻气盛，容不得这么大的BUG存在，于是直接上书文帝，说按照五行相克，土克水，所以我大汉应该是土德，才能克掉水德的秦朝，强烈建议立刻全国改德，服装变黄。文帝大概是嫌这年轻人锋锐太盛，没搭理他，直接一脚踢去了长沙。到了文帝十四年，一个叫公孙臣的山东人也发现了同样的BUG，不过他采取了更有策略的办法：他给文帝上了份奏表，预言说根据符谶过几天会有一条黄龙出现在成纪（今甘肃省静宁县），黄色在五行里配的是土，所以汉应该奉行的是土德才对。文帝一看，心想这是张苍的专业啊，于是让当时担任丞相的张苍审议一下。
张苍老奸巨滑，一看这份奏表，眼珠子一转，心说不好。当初主张水德的是他，如今这个公孙臣却主张土德，分明就是拆他的台，不行！驳回！坚决不能承认这回事！没想到这个公孙臣也是个老谋深算的人，过了几天以后，果然有人上报说在成纪看到一条黄龙。这一回张苍可是有苦也说不出，人家一口咬定看见一条黄龙出现，然后又飞了，你又证明不了人家没看过。这一下子，弄的张苍无地自容，颜面扫地，人人都知道他搞学术腐败，还打击异己。结果公孙臣高高兴兴进了宫，文帝给他封了个博士，编制土德的历法书；而张苍从此失宠，在丞相位子上赖了几年后，称病回乡了。这种祥瑞之事根本没成本，而且收益高，于是后世纷纷效法，所以我们翻开史书，经常可以见到某年日月，谁谁在哪又看到一条龙，特报祥瑞云云，都是这个公孙臣起的头。
本来文帝打算听公孙臣的话，改德易服，结果却碰上另外一档子事。有一个赵人新垣平，也是个阴阳家，擅长望气。他见公孙臣平步青云，也跑去对文帝说我看见长安东北有五彩神气，应该建所庙来祭祀，里面青白赤黄黑五帝全有，汉朝正应土德。文帝心眼实在，笃信方士，就建了个五帝庙，封新垣平为上大夫，赏赐了不少东西。这个家伙一见有了甜头，就开始信口开河，一会说今天有神人献杯，一会说自己能挥戈反日，文帝全都深信不疑。俗话说长在水边站怎能不湿鞋，终于有人开始怀疑这小子不是在吹牛吧，经过调查以后发现果然是个大骗子，立刻上书揭发。新垣平最后落到汉朝包青天张释之手里，一番拷问之下全招了，于是全家被杀，真是成也口舌败也口舌。
文帝想着以前对新垣平的宠信，觉得自己纯洁的心灵受到了无情的伤害。对于这些祥瑞之事，也就心灰意懒了，明白这些阴阳家都是些胡说八道的家伙，不能信。可怜公孙臣就这么当了池鱼，连带着也失了宠，这改德之事终于不了了之。
这事一拖，就拖了几十年。到了汉武帝在位的时候，还是习惯性地认为汉乃是水德，甚至还设了天水郡来纪念之。一直等挂历翻到了元封七年，西汉正值建国一百零二周年。（汉书是从高祖元年、公元206年开始算的，这听起来比较威风；就好象国民党把自己的历史从同盟会时期开始算起一样。）当时任太史令的司马迁、大中大夫公孙卿、壶遂三个人上书给汉武帝，说现在的历法乱七八糟的，得整顿一下。于是汉武帝叫来御史大夫?嚎恚?说你们四个好好商量商量吧，看该奉什么为正朔，穿衣服穿什么颜色。然后司马迁和?嚎砑父鋈艘缓霞疲?想到当年贾谊、公孙臣的事迹，觉得这是个机会，于是就建议奉土德。汉武帝觉得这个请求有理有据，他当皇帝的也有脸面，于是恩准，改制，并根据新历法《太初历》把这一年改元为太初元年。
但是还有一件麻烦事，超级大学者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提出了一个三统说，说“商为白统，建丑；周为赤统，建子；当有新王，为黑统，建寅”这个三统跟五德说之间有矛盾。以我们现代人的角度来看，无非是两部玄幻小说的设定不同罢了，但那时候可是大事，董老爷是儒家的精神领袖，怎么也得给他点面子。斯大林说过：“如果理论与事实不符，就修改事实。”汉武帝雄才大略，深谙此道，于是就玩了一把中庸，取了三统说中的正朔和五德说中的服色，揉成一门边缘学科，定为官制。泰山封禅的时候搂草打兔子，顺便诏告天下，这争议才算告一段落。
说句题外话，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也提到过这个三统论，还半开玩笑地说”法西斯主义正黑统，资本主义正白统，共产主义正赤统”………………
自从武帝定夺以后，从汉初延续下来“汉应水德”的大笑话终于在一百零二年后收场，从此汉应土德，汉人终于可以脱下保安服，换上黄马甲了。而“三统五德”的合二为一，则标志着方士退出历史舞台，从此推演五德的重任就交给了儒生们。
本来汉德之事到这里就该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结果偏偏就在西汉差不多结束的时候，横地里掀起一阵波澜来。这波澜不仅在当时产生震动，甚至对后世千年都有了极大的影响。其始作俑者就是刘向、刘歆父子俩。
这两父子乃是汉室宗亲，楚王刘交的后裔。父亲刘向是汉宣帝、元帝、成帝时期的大儒，著述无算，写过《说苑》、〈列女传〉、编辑过〈战国策〉，连那个叶公好龙的成语故事也是经他手里传下来的。这个人搜集、整理古逸颇有一套，著过〈别录〉二十卷，开了目录学的先河。他儿子刘歆也是强人一个，魔武双修，不光文科成绩好，理科也不含糊，曾经编过三统历，研究过圆周率；更重要的是，他政治上也吃的开，先被汉哀帝当成心腹近臣，接着又帮同事王莽篡了汉，成为新朝的国师；等到王莽快完蛋了，他图谋政变，失败后被迫自杀。
这两父子是典型的玄幻爱好者，最喜欢谶纬之学，是汉儒里谈论灾异符应最多者。有人根据《汉书五行志》记载统计，刘向父子推测灾异应符之事有一百八十二件，发表灾异符应理论二百二十六则――搁到现在就是俩神棍――足见这两个人对五德五行学说痴迷到了什么地步。
他们两位都是〈易〉学名家，有一天父子俩看到〈易经〉上写了那么一句“帝出于震”，就开始犯上琢磨了：按照周易的说法，震是位于东方，那么这个“帝”显然就不是黄帝了，因为根据五行学说黄帝是位于“中”，而不是“东”。这个矛盾好生古怪，研究来研究去刘氏父子终于明白了，原来这个“帝”指的并不是“黄帝”，而是伏羲！因为伏羲一向是位于东方的。
这个发现可不得了，因为如此一来的话，邹衍的“五德始终论”排出的朝代轮替就出了大问题。刘氏父子抓住这一疑问继续努力，又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里找到关于“五行相生”的说法，于是他们就得出结论：第一，五德始终说的王朝排序大有问题，应该从伏羲算起，而不是黄帝；第二，王朝之间的更替不是相克的关系，而是相生的关系。说的简单点，就是朝代之间不再是新德胜旧德，那样杀伐之气太重了啦，应该是旧德生新德，才显得和气一团；第三，秦代不以德治国，而是以严法治国，最多是个“法”国，不能算正朔之内，没资格“德”国，只能叫做“闰统”，能够称作“霸”，却不能称“王”。
于是基于这三点认识，刘氏父子专门写了一本叫〈世经〉的书，把邹衍的理论框架丢到一边，重新设计了一个更为恢弘的世系表。在这个表里，太昊（伏羲）是当然的第一位，他上承燧人氏，钻木取火，（至于为什么不把燧人氏排到第一，大概是刘向觉得他还没完全开化吧）自然就是木德；炎帝承接伏羲，木生火，于是炎帝就是火德（在这里刘氏父子还说炎帝就是神农氏）；接下来火生土，黄帝就是土德；少昊以金德承土。按照这规律朝下一路推演去，颛顼帝以水德承金，帝喾木德承水、唐尧火德、虞舜土德、夏禹金德、成汤水德，到了周武王的时候，水生木，于是周代就是木德。秦忽略不计，那么汉继承的是周代，木生火，于是汉就是火德了。（准确地说，秦并没有忽略不计，而是被修改为金德，尚白，但级别比其他朝代低了一等）
对咱们来说，刘氏父子这个论断不能说是对是错，和邹衍的学说之间也就是美式足球与英式足球的区别。不过在当时，却是关系到一朝体面的大事。当年汉朝从水德改到土德，花了一百多年，这一次没有理由就轻易相信“汉应火德”的说法；何况一旦改德，又得改服装又得换旗帜，成本太大了，于是朝廷既不点头，下面的人也不起哄，这事就搁置了。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刘歆在朝廷上吃了瘪，却在别处捡了便宜。这个“汉应火德”的学说终于受到了一个人的青睐，这个人就是中国著名的浪漫主义革命家王莽。王莽当年跟刘歆一起当过黄门侍郎，两个人关系极好，刘歆的这一大发现王莽自然是知道的。
大家都了解，王莽这个人别的毛病没有，就是好复古。他篡位以后，官名要改古的，度量衡要改古的，连钱币都要改古的，几乎打算穿越时空把整个新朝带回古代去算了。刘氏父子的五德体系上追到伏羲，足够古董，王莽看了自然喜欢。
于是等到新朝始建，王莽立刻迫不及待地宣布，根据刘歆“五行相生”的学说，汉室是尧的后裔，属火德；而他自己是黄帝的后裔，属土德。火生土，所以他的新朝接替汉朝是合情合理合法合适合衬合身的，还特意派了个叫张邯的儒生去给百官解释。至今故宫收藏的那个新朝的大鼎上，还刻着：“黄帝初祖，德匝于虞，虞帝始祖，德匝于新……据土受德，正号即真……”几个字。而这一学说的创始人刘歆也荣膺新朝重臣之列，一直坐到了国师的位子。
说到这个，不得不提到的是，这个“汉应火德”和王莽之间，还引发了两起历史悬案。
刘向、刘歆父子有个大毛病，就是借着职务之便篡改古书。郭敬明是拿了别人的东西说是自己的，他们两个反着来，自己写了东西却说是古人写的，比如〈庄子?内篇〉就有学者怀疑是刘向所伪。康老圣人那本〈新学伪经考〉里的“伪经”就是指刘氏父子篡改的古籍，顾颉刚也专门考证过这个问题，并且指出刘歆是为了给王莽篡位制造理论基础，才编造出“汉应火德”和那一大串世系德表。而钱穆和其他一些历史学家则力辩无此事，理由一是“五行相克”是自董仲舒就开始的说法，不是刘向首创；理由二是时间上合不拢，刘歆负责管理典籍的时间有限，很难将所有的书都伪造一遍，退一万步说，当时经书流传天下，光他一个人改根本就没什么用处；第三，刘氏父子的火德说事实上根本没被西汉政府承认，对王莽来说这种非官方的东西没什么舆论价值；第四，王莽自吹是黄帝之后，这都是没族谱可循的，全是他自己瞎编的。反正都是无本生意，他大可以宣称自己是夏禹的后裔，承木德，克汉朝的土德，这更方便，连伪造古籍的工夫都省了。这两种观点在民国时期爆发过相当激烈的论战，至今仍旧是谁也没说服谁。
这一个“刘歆伪造”的悬案连带着还引发了另外一起悬案，这一次连司马迁他老人家也扯进来了。还记得本文开头的那个斩白蛇的故事吗？在那个故事里，刘邦是赤帝子，赤色是火德，那么斩白蛇就成为证明汉是火德的一个征兆，顾颉刚就认为这是刘歆为了证明汉属火德而特意在史记里伪造的。对于这一说法，钱穆有不同看法，他认为赤帝子什么的只是秦末汉初对五色方帝崇拜的表现，与五德没关系。不过他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自认赤帝的刘邦后来又转性当了黑帝，乃至汉初大家一直都得穿保安服。于是这个“斩白蛇”的悬案一直到了今日，也无确切的定论。
顺便讲个故事。汉代有一本书叫做《论语撰考谶》，伪托古人写的，里面讲的是孔大圣人的出身来历，说孔子之父叔梁纥与孔子他老妈徵在到尼丘山祈祷，祈祷的时候徵在感觉到了黑帝之精 （咳……别想歪了），后来便生了孔丘，所以这孔子就是黑帝后裔。本来孔子是有帝王之相的，只可惜他生不逢时，生在了周末――可不是星期五哦――周是木德，接替周的应该是火德，而孔子是黑帝的便宜儿子，是水德，于是没办法，只能当素王了，拿言情小说里的话解释就是“有缘无份。” 这本书是不是刘歆伪造的，不知道，不过文中至少是沿用了刘歆得的五德世系表，所以成书必然是在西汉后。
回到刘氏父子身上。刘歆这个人虽然聪明绝顶，但是有时候也缺心眼。一般来说，贩毒的自己都不吸毒，跳大神的自己都不迷信，可这位专好制造谶纬的大爷自己却真的相信谶纬这回事！汉哀帝建平元年，民间开始流传一则谶言：“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刘歆听了，连忙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刘秀，美滋滋地以为今后能坐上皇帝的位子。可惜自古以来，买了体育彩票以后自己修改号码拿去兑奖的人没一个有好下场，刘歆不知道恰恰是在他改名这一年，另外一个叫刘秀的小孩子在济阳出世…………后来真正的刘秀长大了，他的一个朋友蔡少公告诉他这则谶言，说当今国师也叫刘秀，说不定这预言就应到那个刘秀身上，刘秀微微一笑，说你咋知道这一定不是我呢？
后来刘歆因为老存着这个念头，就被人撺掇着叛乱；这位老爷叛乱的时候也还先算卦，先是说只有在东方才能成事，临出兵了又说等太白金星出来咱再走，结果拖拖拉拉之间贻误了战机，失败被杀。一代大儒就因为深受封建迷毒害而死，可怜可怜。
刘歆虽然死了，但是他的学说却还在。本来“汉应火德“只是在学术界流传，后来王莽拿这个做了篡位的借口以后，这学说反倒名震天下，人人皆知。当时天下民众的心理是，凡是王莽反对的都支持，凡是王莽灭掉的都要光复；王莽以木德篡掉的本是不为官方承认的“火德”，他们反而认准了汉非是火德不可，土德反而没人提了。刘秀打天下的时候，打出的旗号是复兴汉室，为了表现出自己的正统，他也不得不承认汉是火德，并为自己大造谶纬。比如他打下河北以后，以前在长安跟他睡一个大学男生宿舍上下铺的儒生强华献了一个《赤伏符》，上书：“刘秀发兵捕 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符名为“赤”，符言里又说“火为主”，无论这谶纬是刘秀自己伪造的还是别人造的，总之是承认了汉是火德。
到了刘秀开国，光武中兴，定都洛阳。这个洛阳的“洛”字带水字边，与火德相冲，不吉利，于是刘秀去掉“水”字添了“佳”字，改做了雒阳。接下来“立郊兆于城南，始正火德，色尚赤。”至此“汉继火德”终于为官方所承认，汉人从此不穿黑保安服也不穿黄马甲，清一色全改穿了龙虾袍。后来班固和范晔两个人写历史写到这段，都觉得这个“土德变火德”不好解释。班固比较聪明，在《汉书》里拿刘邦当年那个斩白蛇称赤帝的故事来证明汉确实是火德；而范晔比较老实，在《后汉书》里含含糊糊地说了句“汉初土德，色尚黄，至此始明火德”，打个哈哈就蒙混过去了。
从那以后，东汉就是火德，而且有了个专用词组叫“炎汉”，得到大家公认，土德和水德则几乎没人再提了。
而“五德始终说”则从东汉开始演变成了两套算法：一套是邹衍从黄帝起算的五行相胜法；还有就是刘歆开发出来从伏羲起算的五行相生法。这两套五德系统并行不悖，都流传到后世，不过“五行相生”法后来居上，逐渐演变成主流，历代王朝多采取这种算法，“五行相胜”法只有在前者不管用的前提下才会被人想起来。
比如说吧，公元144年，就是汉顺帝去世的那年，九江一个叫马勉的阴陵人发动叛乱，宣布自己是土德，尚黄色，火生土，所以汉朝要灭在他手里，于是自称“黄帝”，这是按“五行相生”的算法来玩的。后来这位“黄帝”被朝廷镇压，入土为安，成了“土帝”。就在同一年，九江地区又出了一个华孟在历阳起义，有马勉前车之鉴，证明五行相生的说法不灵，于是他改弦易张，宣布说水能克火，老子我就是黑帝（因为水德尚黑），这是按五行相胜的算法来玩的。可怜天不佑德，王师反走，最后堂堂“黑帝”也落得个凄惨下场。估计这两位九泉下相见，一定会相拥着大哭吧，克不行，生也不行，太TM冤了啊！
到了东汉末年，张角兄弟率领黄巾军起义，他们的理论基础是后来被小霸王孙策斩了的那个于吉写的《太平经》，经里称汉为火德之君，而黄巾军自称拜的是中黄太乙神，承的是土德，打的旗号是“黄天当立”，此节常看三国的人都熟悉。可惜，这一次土德还是没有“德”起来。可见就算是哈德之人，也未必真的能“德”国的……
这几次起义只是“德性”大爆发的前兆。黄巾之乱后，紧接着历史跨入了华丽的三国时代。曹操一代枭雄，不是傻子，他虽然挟天子以令诸侯，却不谋朝篡位当那个出头鸟，也就不着急为德性的事上火；刘备那时候还拖着关张二人满世界流窜，也顾不上德；孙权年纪还小，真正第一个吃螃蟹的家伙却是袁老二袁术。
熟读三国的人都知道这袁老二心比天高，却没什么能耐，仗着自己是高干子弟就胡作非为，还琢磨着当皇帝。当时有句谶纬“代汉者，当涂高”，袁二说我们老袁家是春秋时代陈国大夫辕涛涂的后代，应了这个“涂”字；而辕涛涂是大舜的后裔，舜是土德，那我袁家也是土德，根据五行相生，恰好取代汉的火德。
于是在建安二年，他就高高兴兴地称了帝，谁知道众叛亲离，末了这位“皇帝”连碗蜂蜜都喝不到就挂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倒真是土德呢；因为蜂蜜是水，土克水，所以他喝不到……说句题外话，袁二在这上面栽了大跟头是因为他不学无术，不知道当年西汉年间谯周（就是三国演义里那个整天夜观天象闹着要投降的老爷爷）曾经问过阴阳大师周舒，周舒说这谶言指的是魏，但没说明理由。后来小谯又去找名侦探……不对，名术士杜琼。杜琼解释说这个“当涂高”代表的是魏；为什么呢？因为“魏”指的是皇宫两侧的柱子，称为魏阙；涂字是通假字，通的是途，也就是路；所以当涂就是指正当着道路，而正当着道路的建筑自然就只有高大的魏阙了。这样看来的话，袁二根本就是冒名顶替偷了曹操的月票坐公车，他不能不败。
袁家老二死了，还还有个老大。袁绍比他弟弟强，知名度高，人缘也好，实力也强，不免也动了称帝的心思。他讨破易京捏掉公孙瓒后，不免得意起来，这时候他手底下有个叫耿苞的主簿，悄悄说现在汉朝的火德已经不行了，将军你是黄帝之后，享土德，正是取而代之的大好时机。
这个耿苞倒真是用心良苦，自知若说袁家是大舜之后，就等于把袁大降到袁二的档次了，干脆再提高几代，从黄帝起算。袁大自己听着挺高兴，不过他比自己弟弟多个心眼，把这事拿出来给幕僚们商议。幕僚们一致表示这个耿苞大逆不道，该杀。袁大没敢吱声，回头就把耿苞砍了，证明自己没这心思。
袁绍尚且如此，别的诸侯就算有了称帝之心，也就不大好意思说出来。后来大家彼此争战，谁也没空琢磨这档子事。一直到了三国局势稳定下来，曹丕篡了汉，这德性之说才重新浮出水面。
当初在汉恒帝的时候，有人在楚、宋之间见到了黄星。辽东一个叫殷馗的人说：“五十年后，在谯、沛地区要出一位大英雄。”到了汉灵帝的时候，又有人在谯看到一条黄龙，太史令单矧说这地方将要出帝王啊。这不禁让我们想起当年的公孙臣来，这诈术经历了这么多年，还是米有进化的说。
这些真实性无可考证的祥瑞黄来黄去的，做为篡位用的理论基础足够用了。黄色是土德，这么多黄色的谶纬出现在曹氏的老家，用意不言自明。而且，曹丕选的是五行相生派的说法，而不是自称自己是克掉火德的水德，理由很简单，因为汉家的天下是“禅让”给曹丕的。据说在禅让的时候，有N多只黄鸟叼着红色的书聚集到了尚书台，不用问了，这一定是“上天”降下来的征兆，红火生了黄土。等到曹丕登基，立刻宣布改元黄初……看，连年号都是黄的！
唯一讨厌的是，那袁氏两兄弟一个把持了舜帝，一个占有了黄帝，曹魏自然不能和他们同流合污，必须另选一个新祖宗。从古籍里查考，能和曹魏拉的上关系的是颛顼，但颛顼按照刘歆的系统是属水德，按照邹衍的系统则根本没他什么事，这就与曹魏大力宣传的土德不符合。怎么办？没辙，小丕丕只能狼狈地解释说我们是颛顼的后人嘛！什么？你说他是水德？对啊，但颛顼和舜的祖先还是一样的嘛！所以我们承的还是舜的土德啦……这个解释当真是牵强附会，一看就是走投无路硬憋出来的理由。不过也罢，就是个形式嘛，没什么大不了的。
Once upon a time, 光武大帝为了讨个吉利，把洛阳的水字边去掉变成雒阳，这个咱们前文说过。现在魏国做老大了，就有人上书说按五行学说土乃是水之牡，水衬着土乃能流动，土得到水才能变的柔软……最后总结说水对土德是有好处的。这一通玄之又玄的物理课把曹丕侃了个晕头转向。不过他这么一想，反正土克水，不吃亏，于是下令把雒阳改回来，佳字去掉，水字放回去，变成洛阳。
到了魏明帝曹睿的时候，这小家伙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老闹着要改正朔。群臣心想这改正朔，就得改服色，咱们大魏黄色挺漂亮，这么一改会被人嘲笑的，就纷纷表示反对。曹睿小朋友却是个驴脾气，三番五次地闹，非改不可。大臣里有个叫高堂隆的就上了道书，先顺着曹睿的毛摸了摸，稳住皇帝，接着和司马懿等人想出一个折衷的办法，就是搬出董仲舒的三统论，说曹魏是地统，地统尚白，可以按照这个来改朔，祭天的时候用白色的牲口，但服色还是按五行的黄色来吧。于是在群臣连拉带劝之下，曹魏总算是仍从黄色土德，小孩子毕竟难伺候呀。
至于其他两国，蜀汉号称是继汉正统，自然是火德。南朝刘宋时候一个叫刘敬叔的人在《异苑》里提到过这么一件事：“蜀都临邛有火井……桓灵之际火势渐微，诸葛亮一览而更盛。”意思就是说临邛有一口盛产天然气的火井，桓灵的时候逐渐烧的不如以前了，等到诸葛亮到了四川去看了一眼，这火就重新旺盛起来；这就是暗示本来汉代到了桓灵就快完蛋了，幸亏有诸葛丞相在四川撑着蜀汉，这才汉火重光，一息不灭。搞笑的是，刘备称帝的时候，也有人汇报说在武阳的赤水看见一条黄龙，待了九天才走。且不说这是曹魏玩剩下的桥段，单从颜色上来说也与汉德不合，不过蜀国有资格做美国政客的人很多，他们引经据典地解释说《孝经援神契》言“德在深渊则黄龙见，龙者，君之象也”，《易经》里又说飞龙在天，所以老大您当皇帝是完全符合天意的。就这样，他们轻轻跳开“黄”字，避实就虚单说“龙”字，打着降龙十八掌蒙混过去了。
而吴国呢，孙权更没什么创意，照搬了曹魏的剧本，先改元黄武，带了个“黄”字，又在鄱阳发现一条黄龙；等到了黄武七年年底，孙权坐不住终于称帝，立刻就有人说在夏口又看到一条黄龙――敢情这三国的黄龙比耗子还多――于是这一年就是黄龙元年，他连年号都懒得想了。这么黄来黄去的，吴自然就是土德了。
所以说这三国鼎立，其实就是俩土一火三拨人争来打去。
到了三分归晋的时候，司马氏该应什么德呢？魏是土德，那么晋就应该是金德，尚白色，因为土生金。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可未必大家都这么想。晋武帝泰始二年的时候，一群老头子官僚上书奏说咱们晋是受了魏禅，应该学尧禅让舜的传统，继承前代的土德和黄服色。司马炎本来打算恩准的，这时候跳了来一个孙盛，气哼哼地说：“你们全错了，学没学过五德始终啊，晋代了魏，是以金代土，尚白，这才是王道啊！”
写到这里，我得说我太感动了，因为前面几百年以来，天下只围着“土德”和“火德”打转，好象全世界只有那么两德似的，乏味啊乏味，现在终于冒出一个新鲜的金德，总算可以换换空气了，不然土土火火的，读者不烦我也会腻味死，孙盛大人真好。
德性之说一旦兴起，自然就会有“哈德”的人来献符瑞来配合论点，这一次也不例外。据说魏明帝时期有人在张掖的删丹县金山柳谷里面发现了一块大白石头，上面写着：“上上三天王述大会讨大曹金但取之金立中大金马一疋中正大吉关寿此马甲寅述水”一共三十五个大字。魏明帝一看，有“讨曹“二字，心里就不痛快，派人把那个讨字的那一点敲掉，变成个计字。等到司马炎受了禅让后，一个叫程猗的人提起这茬，跟司马炎说：“这石头上有个“大”字，乃是极为兴盛的意思；还有个金字，正是我晋朝的德性；还有个中字，意思就是正赶上交汇的时机；还有个吉字，当然就是吉利的意思。这石头分明就是暗示陛下您开创大晋王朝乃是顺应天意呀！”
好嘛，他倒省事，就拣了四个吉祥字儿说，别的就装没看见。
关于晋的德性，还有一个例子。在建兴年间，晋愍帝司马邺在位。江南出现了一首童谣：訇如白坑破，合集持作。扬州破换败，吴兴覆瓿?R。坑是一种陶制容器，它的口是用金属籀起来的，所以属“金”，又是“白”颜色，所以白坑实际上指的就是“金德尚白”的西晋司马氏。果然到了建兴四年，匈奴大将刘曜攻陷长安，司马邺投降，西晋灭亡，“白坑”破了个乱七八糟。
细心的人也许要问了，这个金德有矛盾啊。蜀汉是火德，火非但不生金，反而是克金的，怎么会归晋呢？这个嘛，好解释，因为伐蜀的不是晋，而是魏。虽然那时候司马氏早就把持朝政，但名义上还是曹魏的天下，皇帝还是曹奂，所以灭蜀从五德来看，恰是“火生土”；而到了伐吴的时候，曹魏土德已败，司马氏已经得了天下，承了金德，土生金，所以晋伐起吴来也就无往而不利了。五德之说虽属虚妄，在这里倒也很难得与现实配合的很巧妙。
接下来的历史，可就麻烦了。以往虽然五德说法很多，可都是一朝一代交替着来，还算有个谱儿。可从西晋开始，这谱子就彻底乱了套，因为五胡乱华，开始了史称十六国和南四朝的大分裂时期，那时候南北分立，诸国蜂起，华夏大乱，其混乱有甚于伊拉克塞黑索马里，大家人手一“德”，混乱到家了。
五胡乱华最直接的结果，就是灭亡了西晋，把司马氏和中原大族赶去了长江以南。在中原折腾的少数民族兄弟们宣称自己是继承了西晋的正统，该按着五德继续排行；而在江南的东晋以及随后的宋齐梁陈四朝则认为自己才是华夏正根，有资格参与五德循环，北边那些蛮子都是僭越，是伪朝。结果“五德始终说”的链条到这里就一分为二，一南一北两条分支，双方谁也不服谁，倒也煞是热闹。
让咱们从北边先说起，这一位是十六国中第一位英雄豪杰刘渊，他是匈奴人，左贤王刘豹之子，曾在晋朝为官。西晋八王之乱后，他被匈奴诸部推为首领，起兵反晋。因为他汉化程度太深，总觉得起兵得有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想来想去，终于被他想出一个有创意的理由来：当年刘邦曾经与匈奴和亲过，我就是匈奴人，而且也姓刘，那就是汉室宗亲呀。于是刘渊拿着这位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说事，宣布国号为汉，还很有幽默感地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为神主，摆明了是继承蜀汉的火德，不承认晋的正统地位。可惜他出身少数民族，没人搭理他，他这个兴复汉室的口号没多少人响应。
后来刘渊死掉，他儿子刘聪即位，派刘渊的侄子刘曜攻破了长安，拿下了晋愍帝司马邺，西晋灭亡。接着刘聪的儿子刘桀接替皇位，却被大将军靳准杀掉。于是刘曜乘机在司空呼延晏等人的拥戴下砍了靳准，做了皇帝。 司空呼延晏给刘渊上书说：“晋朝是金德，本朝取代了晋朝，按照五德相生的说法，金生水，应该是水德。这个汉是火德，十三不靠。不如把国号改为赵吧，赵出自天水，正应了水德。” 刘曜一听，想想自己叔叔打了这么多年汉室的旗号，也糊弄不了老百姓，于是下诏，把汉的国号改为赵，水德尚黑，服色旗帜都改黑色。
刘渊手下本来有一位大将石勒，是羯族人，一直很受重用。刘曜称帝改号后，把他也封了个赵王。后来两人交恶，石勒灭了刘曜，也建立了一个赵国――史称刘氏赵国为前赵。石氏赵国为后赵。在二赵混战的时候，发生了这么一件事：荏平的县令师欢打到一只黑兔，献给石勒。石勒身一边一个叫程遐的人说这兔子是黑色的，黑色乃是水德之象，预示着您将取代晋朝金德，石勒听了特别高兴，宣布改元太和以纪之念。
等到石勒砍了刘曜，该称帝了，于是就想到了黑兔这件事。恰好侍中任播也上书说：“那个刘渊的赵来路不正，不该在五德之内。我们石赵才该是继承了晋朝正统的水德。”两件事联系到一起，于是后赵就应了水德，尚白。这和当年刘邦指汉为水德张苍附议的故事真是同出一脉的师兄弟。
后赵日子并不长久，摊上一个超级变态石虎为君，很快陷入宫廷斗争之中，先被石闵（冉闵）把石氏皇族杀的七七八八，然后末代皇帝石祗起兵讨伐不成，被自己的部将害死，水德的后赵就此OVER。 这个时候，中原之地有三处主要势力，一是改名冉闵的石闵开创的冉魏；二是氐族符氏；三是鲜卑族慕容氏。 南边本来在刘渊时期还有一个李特、李雄的成汉政权，不过他们没德过什么东西，后来被东晋大将恒温灭了，不提也罢。
公元352，十六国第一名将慕容恪灭掉了冉魏，燕主慕容俊觉得自己很不得了，于是称帝建立燕国，史称前燕。既然称帝，就得找找自己的德性是什么。别看前燕自己是鲜卑族，可还真看不起其他少数民族，很多大臣觉得这什么前赵后赵都是蛮夷，不能算在五德循环之内。当年张苍把秦朝踢开，让汉直接继承周的德性为水；后来刘歆也把秦踢开，让汉直接按周德继德行为火；这前燕大臣们也打算如法炮制，让前燕直接继承晋德，晋为金，那么前燕该是水德――――转了一圈，还是抄袭前后赵那一套。读书人说话罗嗦，商议了很长时间也没个准数，慕容俊心里也没底，就从龙城召来了一个明白人韩恒。韩恒那也是一代名士，他说咱们燕王是在东方发迹的，按八卦来说就是震的方向，而四象是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所以震方又是青龙，青色乃是木德之色，所以燕该是木德。”
其他人一琢磨，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而且后赵是水德，五行相生水生木，燕即木德也不吃亏。最初慕容俊不太乐意，大概是嫌这个木德不如水德好听，后来群臣都赞同木德，他不得以只好下诏公告，从此前燕就确定下来是木德，尚青色。
“五德始终说”到目前为止，一直为诸家皇室所迷信，虽然中间颇有争议，但从汉至前燕，五德循环，贯彻始终，都有本可据有案可查。而直到前秦，这一条链子却意外地中断了，原因就出在前秦的一代英主符坚身上。
前秦的前途本来并不被人看好，开国君主符洪的孙子符生是个暴力分子，这小子在位的时候把国内折腾的乌烟瘴气，符坚气不过，就发动政变把他给杀了，自己即位，局势立刻大为不同，他这个皇帝当的实在华丽，对内修政安民，对外灭掉前燕、前凉、代国，一统北方，一时极有霸主气象。
按说这前秦在符坚治下，比前面几个势力都风光的多，而且兴儒学，早该有人站出来议论德性。可偏偏这么怪，前秦的“德性”史书上却没提过，符坚也从来没明确说自己是啥德。
有一种说法认为，符坚并不迷信，所以他对这类玄幻的东西是持反对态度的；在他执政期间，老庄还有图谶之类的东西都是严令禁止，所以“五德”自然也在禁止之列。不过这种说法并不正确，因为符坚虽然禁那些玩意，但这是出于自王猛的意见，他本人其实也颇信这些符异谶纬。新平王符??有一次给他献了图谶，王猛说这小子妖言惑众，砍了吧。符坚对王猛一向言听计从，就要杀符??。符??临刑前上了一篇文，在文里引经据典一通神侃，把符坚给侃晕乎了，结果给他追授了个光禄大夫。而在符坚临死前，姚苌问他要玉玺，他瞪着眼睛骂道：“你丫一个小羌崽子也敢逼我，你算什么东西，根本连一点图纬符命的凭据都没有，还想要玉玺登基？”说明他还真是信这个的。
还有一种说法是前秦应木德，因为符氏最早的时候是姓蒲，后来符洪听过一句谶言“草付应王”，恰好他孙子符坚背后还写着“草付”，于是改姓为符。草属木，那么由此推之，前秦该算是木德。这个说法得到了后秦开国之君姚苌的支持。他杀了符坚抢了玉玺称帝，自谓是以火德替了符氏的木德。
而还有第三种说法，出自北魏，说前秦承前燕正统，以木生火，应该是火德才对。
这三种说法要么是没有史料支持，要么是跟理论不符，符坚本人又不可能现身说法，所以到现在还是一笔糊涂帐。以我个人的看法，有可能是符坚确实信图谶之说，但是王猛不让，于是他也就没搞五德的花样；以他对王猛的信任程度，就算后者死了，这个政策应该也不会改；等到淝水之战后，前秦崩溃，符坚也就没时间玩五德游戏了，因此前秦没有官方认定的德性。
前秦风光了一阵子以后，终于赶上了淝水之战，引致全国大崩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前秦倒真象是火德……碰到淝“水”，于是挂了――当年刘秀改洛阳为雒阳看来还是很有道理的，地名和王朝之德也相克哟。
前秦一倒，麾下有点能力的人都蠢蠢欲动，中原大地立时就冒出了无数割据势力。个头儿比较大的有后秦、西燕、后燕，后来又冒出夏啊、北燕啊、南燕啊、后凉啊、北凉啊、南凉啊、西秦啊（我还韭菜呢）等等一大票国家，跟当年苏联解体后独立出一大堆“斯坦”似的。
后秦刚才提过了，国主姚苌自称是火德，以继承符氏的“木德”，至于前秦到底是不是木已经不重要了。那一票X燕的德性没明说，但想来是继前燕正统顺应“木德”的。其余几个小国都是路人甲，路人乙的角色，到底什么德不说也罢，不过有一个国却不得不提，就是大夏。夏的创始者是赫连勃勃，这家伙是匈奴人，曾是后秦的将领，后来戳杆子自己闹了独立。赫连勃勃一听名字就是个满面大胡子的蛮夷（当然，人家其实长的挺有气度，姚兴见了都要流口水的）而他所做的事也和野蛮人差不多。他给自己建统万城的时候，每修一段城墙就派一个人拿长矛去扎，扎进去就把建筑工人处死，扎不进去就把持矛的人处死，比现在北京施工队的老板还黑。其他的残暴事迹更是不胜枚举，在十六国时期的暴君里能排的进前三名。
可最令人FT的是，这么一个野蛮人，却大摇大摆地自称自己是大禹之后，所以国号为“夏”，奉的是金德，也要在华夏正朔的五德循环里占那么一席之地。打下长安以后，赫连勃勃曾经在统万城的南边刻石颂德，里面说“我皇祖大禹以至圣之姿……网漏殷氏，用使金晖绝于中天……于赫灵祚……金精南迈”。大致意思就是说：老子是大禹后裔，自从殷商以来金德一直混的不太好，一直到我，这才算是金德复兴云云。具体赫连勃勃怎么推演的已经不可考，我估计可能是因为他和后秦之间颇有渊源――后秦属木德，按五行相胜系统的算法，金克木，这就对的上卯了；唯一的问题是，后秦是人家东晋灭的…………算了，俺干嘛要给他找理由算正统？反正他这个金德来路不明，事实上也没几个人承认。
这十几国在中原闹腾了许久，最后终于被鲜卑族的北魏统一，北边这才算是安定下来。北魏是什么德咱们等会再说，先回过头来说说南边。
其实南边的形势比北边就简单清楚的多了。西晋末代皇帝司马邺被刘曜拿下的时候，正好晋室里有个叫司马睿的皇族在长江以南的建邺呆着。当时“永嘉南渡”才过去六年，人心惶惶群龙无首，大家看司马家也剩不下什么好枣儿了，于是矮子里拔高个，把他拥戴为帝，继承皇统，史称东晋。
东晋局势比起西晋要稳定多了，长江横在那里就是天然的马齐诺防线。只要北方五胡诸国没出古德里安与曼施坦因，这个偏安江南的朝廷就能一直平安无事。虽然东晋也组织过几次北伐，可都被少数民族兄弟们敲了回来，于是只好乖乖地趴在江南养活那一大窝磕药的名士。北方诸国中只有符坚认认真真南征了一次，可惜淝水之战客场惨败，让东晋躲过了一场大劫。这件事经常被江南名士拿来吹牛，说咱家才是正统，看见了吗，老天爷保佑着呢。
东、西晋其实是后世学历史的人为了考研划重点方便而分的，当时人家江南可是坚定地认为只有一个晋朝；既然只有一个晋朝，那德自然无需改动，于是东晋也是金德――――同时期的北边，什么水德木德火德金德掐的正欢实，东晋都是置身局外，冷眼旁观，嗤以之鼻，最多从牙缝里蹦出三个字：“哼，伪朝”
公元420年，那时候北魏还在打扫北方中原地带，东晋出了一场大变故，被自己朝中的大将刘裕逼着禅位，刘裕代晋称帝，国号“宋”，史称刘宋。
刘裕这人是个不世出的军事天才，在东晋服役那几年屡立奇功，最远曾经打下过长安，后来又被“金德”小太阳赫连勃勃撵出去了。这个人的身世很有意思，据他自己说是西汉楚元王刘交之后――如果这个谱系是真的话，他倒是与刘向、刘歆两父子有亲戚关系呢。小时候他也是靠卖草鞋为生，跟当年那位大耳朵的汉室宗亲际遇颇为类似。
按说他跟汉朝皇室这么有缘分，篡了位以后该说自己复兴汉室才对。不过刘裕大概是知道那时候去汉朝灭亡有几百年了，已经没什么号召力；何况有刘渊前车之鉴，还是换个国号的好。刘裕篡位前是被封为宋公，于是国号就是宋了。
国号换掉，那么德自然也得要换。五行相生，金生水，刘宋就应该是水德，尚黑。《宋书?祥瑞志》里记载了这么一件事，说在东晋义熙十一年的时候，建康（因为要避司马邺的讳，所以东晋初建邺就改名为建康了，就是今天的南京。）的西明门忽然塌陷，闹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水灾。这当然不是豆腐渣工程的错，西方属金，西明门就是指金乡之门，被水毁了，恰好就是金德衰水德兴旺的迹象。所以读宋书，经常可以看到皇帝老儿穿着黑介帻单衣晃来晃去，就是尚黑服色的缘故。
刘宋王朝过了六十几年，被萧道成推倒。萧道成的南齐不用说，萧字草字头，属木；加上水生木，于是齐就应木德，尚青色。关于这个的符兆还是一如既往地玄，说萧道成十七岁那年梦见一条青龙追着西边的落日跑，有术士解释说落日就是刘宋，这青龙自然就是萧道成；而他的儿子萧赜十三岁那年，梦见穿着木屐在宫里溜达。木屐当然是木头做的，暗示他早晚会登基云云。这还算是祥瑞里比较有创意的，其他废物点心就只会比照着史书，编造说哪里哪里又看见一条青龙云云，叫人看了想打瞌睡。
南齐传了五十五年，终“禅让”于梁。那么梁是什么德呢？经过前面这么多朝代的熏陶，大概大家都猜的出，木生火，梁一定是火德喽？……桀桀桀，今次你就说错了呀！
梁的开国皇帝梁武帝萧衍是一个奇怪的家伙，他本来也是南齐皇室宗亲，他老爸就是萧道成的亲弟弟；有这么一层关系在，他就算踢开末代皇帝萧宝融，自己继承南齐的皇位也完全合法。不过他不干，非要用自己的封号“梁”来做国号，明摆着想另立新朝新气象；立新朝也罢，然而在议德的时候，他却又搬出自己是齐朝皇族的身份，说大家都是一家人，谈什么五行生克的就见外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前朝什么德咱也是什么德。于是乎，这“五德之说”第一次蒙上了“亲情”的色彩，而齐梁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对真正连续同德的朝代。（秦汉、前后赵本来也是同德，但那是在不承认前者正统地位的前提下，所以不算）
后来梁被北年投诚过来的侯景折腾了一气，元气大伤，最后被大将陈霸先篡了位。这位陈霸先是个老实人，梁是木德，木生火，那么陈朝自然就是火德，整个过程中规中矩，乏善可陈。一方面是因为没什么可争议的，另一方面也证明南朝对五德之说也开始不怎么重视了。
综观东晋以及南四朝，五德循环波澜不惊，个个都是顺理成章继承下来。相比起南朝“德”的平稳过渡，长江北边的“德”可就真称得上是热闹非凡。
长江北面最早当老大的是北魏，北魏的皇族拖把头……不对，拓拔氏源出黑龙江，是鲜卑族。五胡乱华的时候，拓拔氏也南下想瓜分中原花花世界，在山西建起了代国，后来被符坚攻灭。等到前秦崩溃，拓拔??趁机跑到内蒙古重建代国，然后改国号为魏。
别看这北魏一派游牧民族气象，来头却还十分正点哩。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拓拔氏最早系出黄帝！！黄帝有个儿子叫昌意，被封到了北边大鲜卑山，就是拓拔氏的先祖。无论邹衍还是刘向、刘歆，“五德始终说”排的世系里黄帝都是属于后土之德，而北方俗语里“土”字念“托”，“后”字念“拔”，这就是拓拔氏的起源……强吧？完全无敌的设定，这比那个《从机器猫看阶级斗争残酷本质》就更有想象力。
既然北魏自称是黄帝之后，那连符瑞什么的也省了。拓拔??改国号称帝的时候，就依照这个说法，上应土德，服色尚黄，干脆利落。啧啧，看看人家北魏多气派，别的朝代都是参考着前朝之德来确定自己的德行，比如汉是火，魏就是土；宋是水，齐就是木；只有北魏煌煌大气，不跟那些小家伙蜗角相争，直接从黄帝开始论辈份，根正苗红……当然啦，这是官方的说法，实际上拓拔氏在北魏之前一个带“德”的势力都没消灭过，无牛可吹，无德可替，只能走祖宗路线。所以这个北魏的“土德”是横空出世，没法排进五德始终说的循环里去。
后来北魏在公元439年统一了北方，五十一年以后，到了公元490年，太和十四年，一代明君魏孝文帝拓拔宏开始亲政。拓拔宏雄才大略，精熟汉典，终于觉察到本朝这个“土德”来路实在不正，和历代传下来的顺序接不上榫头，于是下诏让群臣讨论讨论，看能不能换一个更合适的“德”，或者找出个更合适的解释来。
这一下不得了，惊起了座下无数读圣贤书的闲人。要知道，这北魏群臣多是些机关干部，最喜欢开会，解决问题与否倒还次要，最重要的是能过嘴瘾。当年北魏历代皇帝想迁都洛阳，这些大臣就嘁嘁碴碴聊了半天也没个定论，只好搁置。前两年拓拔宏因为多了句嘴，问祭祀太庙该用“杜”还是“??”字来形容，又引得大臣们兴高采烈地又发帖子又灌水，折腾了半天也没结论，最后拓拔宏自己锁帖了事。现在既然皇帝开了新话题，大家岂能放过，于是纷纷引经据典，引发了一场大辩论。
最先站出来的是中书令高闾，他是个书生，文学青年出身，比较有学问。他说五德之说本自汉代开始，一共有三种说法，张苍认为是水德，贾谊、公孙臣认为是土德、刘向认为是火德；水德从逻辑上说不通，而土德则是把秦朝当成正统，都不足取，所以汉的火德应该是直接取代周的木德，这才合乎天理。以后魏土德代汉火德，晋金德代魏土德，赵水德代了晋金德，（前）燕木德代了赵水德，（前）秦火德代了燕木德。秦虽然不是我们灭的，但它灭亡的时候恰好我大魏始称帝，所以我们应当接替秦的正朔，火生土，咱们大魏还是土德。
听到他这么一说，旁边跳出二人，一个是秘书丞臣李彪，一个是著作郎崔光，他们都是拓拔宏身边的重臣，掌握着修史的大权，自然嗓门比别人大些。他们两个觉得，你高闾小P孩一个懂什么？老爷我是专门修史的，这方面我们才是行家。我大魏当年神元皇帝拓拔力微跟晋武帝司马炎是好哥儿们，后来刘聪、石勒肆虐的时候，本朝两位皇帝还帮过晋朝的忙，晋朝一直感恩不尽；后来平文皇帝抵抗过符坚，太祖灭掉了后燕，这才有了大魏的天下。无论赵啊秦啊燕啊全都是僭越之辈，是伪政权，不能算五德循环之内。魏有恩于晋，而晋朝灭亡的时候，正好又是平文皇帝兴旺的时间，那么继承晋金德的理应就是我大魏，应水德之象。再说了，晋灭后的六十几年里本朝服色一直都是黑色的，这难道不是天意吗？这实在就是天意呀！
简而言之，他们两个的意见就是我大魏当年跟晋有过渊源，理应继承其正朔，中间的那些朝代全不算――――他们可真强，轻轻“不算”二字，就忽略掉了足足一百八十六年，奥运会都能举办四十六届了。这让当年的张苍都为之汉颜。
这两派各执一词，叽叽喳喳地吵啊吵啊，拓拔宏听的是头晕脑涨，也不知道听谁的好，末了摆摆手，缩着脖子说让大臣们都商量一下吧。这一下子，大家吵的更欢实了，从八月份一直讨论到了来年正月，足足五个多月，官僚作风实在不输后世宋代那群玩“濮议”的大臣。
最后，那一班大臣联名上了一份奏表，说经过组织仔细研究（废话，五个月了都），我们觉得还是崔老师说的有道理，大魏应该顺水德，以接替晋的金德。拓拔宏被他们闹的没脾气了，回旨说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吧。于是从这一年起，太和十五年，北魏不再是土德，而是水德，服色尚黑，总算是搀和进“五德循环”的次序里来了。
打那以后，北魏孝文帝拓拔洪算是见识到了那些家伙捣糨糊的能量。等到三年之后他想迁都的时候，就再也不敢搞民主讨论了。他先拉着一群老少爷们儿说咱们今天南征啊大家跟着我走，等到了洛阳以后全都走不动了，这拓拔宏才说既然大家都走到这里了，索性别回去了，就定都这里算了。事实既成，群臣没奈何，只好答应。从此北魏定都洛阳，进一步汉化，逐渐走向强国之路。这幸亏是先斩后奏，若是拓拔宏按老办法让他们商量，恐怕这历史就得改写了。
孝文帝迁都后三十四年，公元528年，契胡酋长尔朱荣入洛阳，杀了胡太后与元钊，另立了元子攸为帝（那时候拓拔氏已经汉化，改姓元）。公元530年，元子攸亲手杀了尔朱荣，尔朱荣的侄子尔朱兆又杀了元子攸，另立了元恭为帝。这时候在冀州的大军阀高欢发兵杀了元恭，击败尔朱兆，立了元修为帝。534年，元修跟高欢有了矛盾，就逃到了关中，依附另外一个地方实力派人物宇文泰。高欢没奈何，新立了元善为帝，迁都邺。而一年后，元修被杀，宇文泰找了另外一个皇室成员元宝炬当皇帝。于是经过这么一番乱七八糟的折腾，北魏出现了两个皇帝，就此分裂成高欢的东魏和宇文泰的西魏。
甭管这魏是东是西，毕竟都是魏，所以两魏名义上全部都是水德。可惜好景不长，公元550年高欢的儿子高洋废了皇帝，建立了北齐；而七年之后，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也废掉了皇帝，建立了北周。于是中原分裂，形成周、齐对峙的局面。
这样一来，问题就浮上水面了，魏只有一个，德只有一个，如今一分为二，这怎么算呢？这高洋、宇文觉都是太子党出身，都有着天下英雄舍我取谁的气度，觉得自家才是正统，于是彼此都不理睬对方。北齐先宣称自己承魏水德，应木德，尚青；接着北周不甘示弱，也宣布自己为木德。
神奇的事情在这时候出现了：不晓得哪个变态出的主意，北周这个“木德”应的非常古怪，木德尚青，而北周的服色却是尚黑，是水德之色；他们又宣布实行古代夏朝的历法，而夏朝分明是金德；更离谱的是，宇文家自己公布的族谱里，最早的祖先是神农氏炎帝，炎帝却是火德…………这就完全彻底地乱了套。本来一朝一色，习为定制，到了宇文家就成了五颜六色的万花筒，除了黄土以外，四德俱全，倒也算得上是另类的行为艺术。对此我除了说声“靠”以外，就没别的评论。
靠归靠，这四彩斑斓的北周却真成就了一番霸业，在公元557年灭掉了北齐，统一北方，想来是上天也被这不按规矩出牌的宇文一族气糊涂了。
周武帝宇文护死后，他儿子宇文谟接替了皇位，就是周宣帝。这小子是个废柴，整天都在后宫嘿咻嘿咻，也不理国政。他有个妃子姓杨，这妃子的爸爸当然也姓杨……咳，咳……不说废话了，她父亲就是今后开创一代圣世的隋文帝杨坚。
宇文谟只在位两年，就在“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的后宫生活中累死了。他年仅八岁的儿子即位，辅佐朝政的自然就是身为外戚的杨坚。接下来的故事就算没听过这段历史的人也能想象的到，公元581年，杨坚废掉这个小娃子，自己做上了皇位，隋朝诞生了。
隋代的是北周，而后者本来“德性”就是乱七八糟的，于是这隋朝索性快刀斩乱麻，只认准了“木德”说事，别的一概忽略。按照五德相生，木生火，隋应火德。早年有人献过图谶，说“赤帝降精，感应而生隋也。故隋以火德为赤帝天子”，还有人看见一大堆龙满处转悠；甚至在杨坚收到禅让书的时候，有人看到一只朱雀降临在宫殿之上……反正都是老掉牙的符瑞桥段，总之能证明隋应火德乃是天命所受就成。接着就好办了，受禅，登基，宣布本朝火行，朝会之服、旗帜、牺牲尽尚赤，OVER。
有意思的是，此时江南的陈朝也是火德。从西晋灭亡开始，南北两边演变出两套彼此独立的五德循环次序，而且都自认来路正统，对方是僭伪；于是北边骂南边是岛夷，南边骂北边的是索虏，谁也看不起谁。然而造化神工，经过这几百年的轮回，这两条线的终点站“陈”与“隋”一南一北恰好都是火德，倒是巧合。究竟谁才是真命天子，就看哪家的火烧的更旺盛了。
公元588年，隋军南征，五十一万大军南下讨陈，兵临建康。没有人能够阻止陈朝的灭亡，就连隋军总指挥杨广自己也不能。大军杀入建康，拿住在藏在井底的陈后主，（井者水也，陈朝的火德天子躲到井里，你说那还能落着好吗？）从此中国经过三百多年的大分裂终于恢复了统一。而“五德循环”的两条分支在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混乱之后，也终于合二为一，重新并到了一起…………谢天谢地，不然我就要他喵的累死了。
隋传了二世，终于被超级败家子杨广败的精光，天下大乱。李渊父子太原起兵，在公元618年终于逼得隋恭帝“禅让”，李渊自己做了皇帝，是为唐太祖。新朝既然创立，按习惯就得推“德”，五行相生，火生土，唐于是就顺了土，服色尚黄。
本来这件事清清楚楚，无可争议。可偏偏有人看着不顺眼，非要跳出来唱反调。这个人就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唐高宗在位的时候，他写了一本《大唐千年历》，说唐的这个土德应该承的是汉的火德，而非隋的火德；为什么呢？因为从曹魏以降到隋，历代都没有统一过中国，他们都是没有资格参与“五德循环”的，不过是些五行“?l气”（就是类似汽车尾气的玩意，文人骂人最阴损）。这个王勃毕竟是大才子，手笔非凡：汉代张苍踢开秦朝让汉承周德，不过是裁掉了从周亡到汉兴之间的四十三年时间；北魏时期崔光甩掉十六国，让北魏上追晋德，也不过省略了中间一百八十六年而已；这位大爷下手比前人狠的多，轻轻四字“唐继汉德”，汉唐之间魏晋十六国南北朝三百九十八年的时光就被一刀切掉扔进下水道去了。这个算法实在是太过荒唐，连朝廷都觉得不象话，根本不予以采用。
到了武则天夺了李氏天下后，把国号改为了“周”，追认周文王为武氏始祖。周按邹衍的说法乃是火德，于是武周于是也跟着祖宗学，应了火德，旗帜尚赤。这又是一个不按牌理出牌的主儿，因为无论是“五行相克”还是“五行相生”都解释不了为啥唐“土德”以后会是周的“火德”。不过错归错，却没人敢纠正，这可以理解，换了我穿越时空回到那个时代，也一样装聋做哑，为什么？旁边周兴、来俊臣都支楞着耳朵呐，万一我说了什么话惹得武则天不高兴，被请进大瓮里洗桑拿，那可怎么办？总不能指望狄仁杰来救我啊。
反话是没人愿意说，说奉承话的却是大有人在。武则天曾经建起过一座祭祀用的明堂，后来天有不测风云，那天整个明堂“呱”地一声被火烧成白地了。武则天心里这个郁闷啊，整天在宫里蹲着画圈。这时有个叫张鼎的左史谄媚地说：“这个大火在王屋上燃烧，正合我大周火德兴旺之象呐，这是祥瑞啊。”气的左拾遗刘承庆上书直言：这小子哪儿是奉承，这分明是在说风凉话啊。陛下你可千万别信。”
当初武则天刚登基的时候，李嗣真给她上了一个表，又把王勃的旧话重提，建议把周、汉尊为二王后，其他的小朝代尤其是北周、隋要降格处理。这一次武则天恩准，颁令全国改制，于是只有周、汉两朝被尊为正统，其他的包括“唐”全变列国了。
后来唐中宗李睿复了位，怎么看这些政策怎么不顺眼，于是一股脑全废掉，改用唐初的政策。
一直到了天宝年间，歌舞生平，就有温饱的闲人想追求更高层次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追求，而想要更高追求就得升官，升官最便捷的方式就是上书朝廷，以得到皇帝青睐。当时上书言事的人为求能吸引眼球，不惜在奏章里说些奇怪的话，话说的越是诡异，观点越是新奇，就越容易得到注意。这其中就有一个叫崔昌的人拿王勃的旧文改了个名字，然后上交朝廷。这一次正赶上唐玄宗在位，他大概也是位行为艺术家，觉得这说法真新鲜，有意思，而且宰相李林甫也赞成，于是准了。结果周、汉重新被奉为二后主，其他朝代又被降至列国，一如武则天时代，只不过这一次承继大统的是唐的土德。甚至两年以后，礼部出了个叫《土德惟新赋》的高考作文，让考生以这件事为题谈谈感想。
后来唐玄宗扒灰扒出杨玉环，两个人恩恩爱爱，杨玉环的哥哥杨国忠得以把持朝政。这杨家一直是当隋是自己本家的，看到唐朝居然把隋也给贬开了，这杨国忠心里着实不舒服，于是建议说咱们不如从北魏开始算起，把北周和隋都放进“五德循环”里。唐玄宗那时候和杨玉环如胶如漆，这个面子自然得卖，于是就按杨国忠说的改制，倒霉鬼崔昌则被杨国忠贬的远远的。
就这么拉拉扯扯了两三个来回，唐的土德这才算真正稳固下来。讽刺的是，就在唐“德”稳定下来的同时，唐朝社稷却开始动荡起来，安史之乱爆发。
安史之乱持续了八年，等到其被平定以后，这唐朝的日子也就开始一年不如一年了。
接替玄宗的是他儿子肃宗，后来代、德、顺、宪、穆、敬一路传下来，到了唐武宗李?e（音“缠”），他为五德之说增添了一个小应用。话说这唐武宗有一次得了病，很长时间都没好，他就开始琢磨上了：“当年汉朝是火德，所以刘秀就把洛阳的“洛”改为“雒”，免得火被水浇灭。如今我大唐乃是土德，而我的名字带三点水，土克水，这病自然就好不了，看来王朝之气是不可以压住君主名字的。”于是李?e下诏改名，改“?e”为“炎”，火生土，这就顺溜了。当初曹魏初定土德，就有人跟曹丕说把“雒阳”改回“洛阳”吧，土克水，王朝之气压住首都之气，是大好事。估计李炎就是想到这个典故，所以才加以发挥的。
说句题外话，唐武宗的前一任皇帝唐文宗本名叫李涵，也是带水的，后来他登基的时候改成了李昂，不知道是否也与五德之说有关系。手头没什么确实证据，姑妄提出来这么一说。
唐朝传二百八十九年，挂了，藩镇节度使们纷纷独立，中国进入五代十国的乱世时期。按照惯例，咱们先说北边。
取代唐朝的乃是朱温朱全忠（这名字起的真好）这人于公元907年建立后梁，成为五代中的第一个朝代。唐是土德，土生金，后梁应金德，朱温自命为金德王，连内殿都起名叫金祥殿，可以说是金光闪闪。还有人在广南附近抓到一头鹿，这头鹿的耳朵上缺了两块；据说鹿这个东西活过一千年全身就会变白，耳朵缺一块。现在这头鹿缺了两块，就是两千岁，正合着本朝的金德尚白之象。
乱世当前，天下大乱，后梁一直忙着与李克用、李存勖父子的后唐对抗，精力有限，这五德之事没什么精力去管，于是“金德”就是登基的时候被提了一嘴，再没多说。
公元923年，后梁为后唐李存勖所灭。 李存勖和他父亲李克用都是沙陀人，因为祖上为唐朝立过大功，赐姓李氏，所以国号为“唐”，对外打出的旗号都是复兴唐室。这一点跟西晋末年的刘渊很象，不过他们比刘渊幸运的多，这个“唐”是为当时的人所认可的。既然是复兴唐室，那么李存勖自然就不能承后梁的金德自称水德，而是堂堂正正宣称自己和唐朝一样，是土德。
接着后唐被灭于后晋，耶律德光他儿子石敬塘把燕云十六州卖给了辽国，换来耶律德光对自己的支持，随即灭掉后唐，称国号为晋。后唐是土德，那后晋显然就是金德了。后晋在中原屁股刚刚坐稳十年，就被辽国灭掉；后晋的节度使刘知远乘机在太原称帝，国号“汉”，并让辽国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被迫退去。
刘知远是沙陀人，却自称是东汉显宗第八子淮阳王刘?\之后，不过他并没有袭汉的“火德”，而是按五行相生的原理，取代了晋德，晋金生水，自应水德。不过他“德”什么已经不要紧了，因为后汉天下一共只持续了三年，就被大将郭威夺了帝位，改国号为“周”。
以往历代国号，往往都是皇帝登基之前所封的国名，比如刘邦的“汉”朝，是因为他以前被封为汉王；曹丕称“魏”，是因为他老爸曹操被封做魏公；后来的晋王司马懿、宋王刘裕、齐王萧道成、梁王萧衍、陈王陈霸先、齐王高洋、周王宇文觉、隋公杨坚、唐公李渊，概莫能外。而郭威最大只在后汉做到了监国，没被封为周公，所以他的这个国号，是跟他先祖及五德颇有关系。
郭威先祖（不用说，也是自称的）乃是周朝的虢叔，再往远推就是周室姬姓后裔。巧合的是，按刘歆的五德世系走的话，周乃是木德，而南北朝时候宇文觉的北周也是木德；郭威篡的是后汉水德，木生木，恰好也是木德。三周皆木，就是天意呀天意，因此这个“周”的国号实在是再合适不过。
北边的说完，该到南边了。不过南边的九国（还有一国是北汉）不够有意思，这班家伙对五德之说并不怎么看重，所以称帝的多，推演五德的少；何况他们很多人都认为正统在北方五代那边，自己不过一割据势力――比如南唐就奉宋为正统，而钱缪的吴越、马殷的楚则都只是国王级别――所以对这与正统息息相关的五德也就不怎么上心。既然本篇重点是说五德，那这些小国就可以略掉不谈了。
对了对了，还有一国应该要提一下的，就是前蜀。这前蜀是王建所创，虽然没什么“德”的记录，可是祥瑞却是十国之中最多的。《新五代史》里一篇《前蜀世家》几乎三分之一的篇幅都是在记录哪年哪地碰到虾米祥瑞；祥瑞太多了，这里不可能一一枚举，我就举一个例子，便可见前蜀君臣的想象力奔放到了什么地步：前蜀武成三年八月，有人在洵阳看到了龙，而且不是一条，而是五十条！！连修史的欧阳修本人写到这里，都忍不住说了一句：帮主，这也太离谱了吧……
五代十国的终点是宋朝。不过在说宋朝之前，还有一国得先介绍一下，这就是辽。
辽的开国之君是耶律阿保机，和后唐太祖李克用是同一时期的人物。他虽然是契丹族人，但一直热心汉化，手底下重用的都是韩延徽、韩知古、康默记等汉人。公元947年，他也学中原王朝体制称帝建国，国号契丹，后经反复，最终确定为辽。到了辽太宗耶律德光的时候，辽国得了燕云十六州，汉化程度日益加深。公元947年，耶律德光灭了后晋，进了开封城，踌躇满志之际也想做中原大王称帝。既然要称帝，就要有国号，而且这五德之说是无论如何不能忽略的。
但最大的问题是，辽和中原王朝向来没什么瓜葛，这个“德”不好联系。于是辽太宗不得不将目光投向了自己的祖先。根据契丹起源神话，最初有一男子乘白马,一女子驾灰牛,两个人相遇于辽水之上,遂为夫妇生出八男子，就是契丹族的始祖；契丹族生于辽水，那自然就该是水德。于是经过这么一个曲折的过程，总算找到契丹应水德的理由，并因此而将国号改为“辽”，即是纪念契丹族的母亲河。所以说辽的水德跟北魏的土德类似，不是五德循环而出，而是横空出世的。
辽说完了，接着回过头来说大宋。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历史。宋乃是从后周而出，后周前面说了，属木德，于是五行相生，木生火，宋为火德，尚赤。这在宋初就确定下来的定制，完全没有争议。
唐当年以土德继了隋的火德后，王勃表示不满，要求跳过这些朝代上承汉德。这一次，宋朝也碰到了同样的闲人。公元984年，宋雍熙元年，一个叫赵垂庆的平民COSPLAY了一把宋朝版的王勃，他上书说本朝应该跳过五代，直接上承唐德，为金德；就算后梁代了唐，后唐代了后梁，排到我们这里也该是金德了。这个家伙很明显偏科严重，文彩则有，数学太差，他算错了。赵垂庆以为五德顺序是按照唐（土德）-后梁（金德）-后唐（水德）-后晋（木德）-后汉（火德）-后周（土德）-宋（金德），可惜这只是个理想状态。可事实上后唐压根没把后梁当成正统王朝，认为自己接过了唐朝的大旗，上应土德，而不是水德；所以按这个推演下来，宋恰好是火德，而非金德。
宋朝善待文人，宋太宗没叫人乱棍把赵垂庆砸出去，而是让诸位大臣讨论。常侍徐铉指出赵垂庆以为五代五德一始而贯的错误，他说唐朝灭亡以后还有后唐拨乱反正，所以正统该从后唐算起，大宋还是火德。为了加强说服力，他还援引了唐玄宗时候崔昌献议的例子。（详见前面唐代部分）。赵垂庆犯的是硬伤，辩无可辩，此事就这么平息了。
到了公元1010年，大中祥符三年，宋真宗在位。开封府功曹参军张君房上书又开始劝说宋真宗改金德。不过这一次和上一次不同，张君房不再在“五德”上绕圈子，而是开辟第二战场，大谈祥瑞征兆。宋真宗是个极迷信的人，尤其痴迷这些东西，对他将上天降瑞，那要比推演五德更有说服力。这个张君房还真搜集到不少论据：他说后周把皇位禅让给太祖的时候，正是庚申年，庚就是金，而申也是位于金位，这是一；太宗登位的时候，开过一个叫金明池的池子，这是二；前几年丹徒进贡了一头白鹿，姑苏进贡了一只白兔，陛下你封禅的时候又有人在山东献上白兔一只，郓州发现一只金龟。金乃白色，所以这些都是预兆大宋该是金德。
这一次论据不能说不充足，不过宋真宗那时候正忙着去汾阴去祭祀后土，没空搭理这事，于是张君房冲击金德也遭到了失败。
天禧四年，又一个闲人光禄寺丞谢绛上书说：“当年汉朝跳过暴秦直接继承了周的火德，为火德；我大宋也应该如法炮制，跳过五代继承唐的土德，所以宋该为土德。”这一回比前两次更不象话，一看就知道谢绛这厮历史没学好。在邹衍的“五德相克”系统之下，周才为火德，而汉则为土德；而在刘向、刘歆的“五德相生”系统之下，周为木德，而汉为火德。这个傻大姐把两套系统弄混了。
与此同时，大理寺丞董行父上书坚持认为宋该金德，还是老一套的理由，说宋该跳过五代，上应唐土德云云。既然对方拍的是火星砖，宋真宗也懒得跟他们费嘴皮子，直接引用当年徐铉发的火星帖，回答说大宋是受了后周的禅让，这么把人家一脚踢开良心过不去。
就这样，虽然下面不断有人哼哼着要改德改德，但宋朝的火德却是始终没有变过。
事实上，这些争论已经是“五德始终说”的回光返照。就在那群闲人争论大宋“德”什么的同时，终于有明白人对这个延续了千年的五德之说感觉到了腻味，并对其进行猛烈抨击。最早发难的重量级人物是胡瑗，这人是宋初三先生之一，当世大儒，他写了两篇《洪范口义》，从“五德始终说”最早的理论基础《洪范》开始批评起，强调历史上起作用是人，不是天，汉代什么五行灾异全是歪理邪说。接下来出手的是郑獬，他是仁宗皇佑五年的状元，写得一手好诗词；他写了一篇《五胜论》，继续批判阴阳五行；但这“倒五”风潮的中坚大将却是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他就旗帜鲜明地认为灾异都是自然现象，与人事无关，所谓谶纬德兆全是瞎联系，直接指责董仲舒、刘向、刘歆等的天人感应说是“曲说以妄意天。”在他负责编撰的《新五代史》里，就很干脆地去掉了《五行志》，不予收录；在《新唐书》里他虽然保留了《五行志》，但是只记录客观事实，不跟人事扯到一起。
真正的大地震是自王安石起，这位千古名相发动的变法运动引发了北宋朝中变法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对抗，保守派所利用的武器就是与五德联系紧密的天灾异象，一旦天下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们就跳出来说：“看吧，老王又惹老天爷不高兴了。”与他们针锋相对的变法派则坚持认为天灾就是自然那现象，跟人类吃喝拉撒没有必然联系。最后虽然王安石变法失败，但经过这么一番论战，也让五德之说元气大伤，此后逐渐地在宋代销声匿迹，只有朱熹之类的道学家偶尔能想起来拿出来玩玩了。
孔子有言：墙里开花墙外香。“五德始终说”虽然在汉人王朝受到了冷遇，但东方不亮西方亮，它却被宋视为蛮夷的金朝女真族看中，并大受重视。五德之说一向被视为“夷夏之大防”的重要理论依据，如今却被“夏”所抛弃，转为“夷”所用，倒也真有趣哉。
北宋与辽澶渊之盟后，自以为可以从此过太平日子了，可是两国谁也没料到这时候女真族悄然崛起，随后几年间先灭掉辽国，又对北宋发动进攻，靖康之役虏得徽、钦二宗，北宋就此灭亡，只剩下赵构逃去江南立了南宋。
自从占有了中原半壁江山后，原本生猛的游牧民族女真也开始逐渐被汉化，而且比辽更彻底。金世宗完颜雍很相信五德之说，他觉得本朝灭掉了北宋，那自然是该以土德继宋的火德啊，于是就在大定三年，公元1163年举行腊祭，定金为土德；两年后到长白山祭祖封山的时候，册文里还说“阙惟长白，载我金德”。
到了金章宗完颜?Z的时候，金朝群臣针对本朝德行爆发了一次大辩论。这一回比前朝哪一回都热闹――真奇怪，似乎每一次关于五德议论最热闹的都是少数民族政权，比如上次北魏也吵的极其华丽。金章宗的这一次辩论规模相当大，光是主要派系就分成三个：一派主张继承宋火德，为土德，也就是沿袭金世宗的旧例；一派主张继承辽的水德，金为木德，理由很简单，辽金都是北边过来的，算一家子；还有一派最为奔放，痛痛快快地建议说连北宋带五代咱全不要，咱大金直接继承唐的土德，为金德。这一杆子就跳过去二百二十年――还好，还没打破唐代王勃三百九十八年的世界记录，到底是蛮夷，这方面怎么也比不过中原士子。
对于这三种意见，金章宗表面上是都予以考虑，其实心里早就意有所属，支持第一种意见，金承宋德为土。据专家分析，金章宗虽然是女真族，可已经汉化很深，是个哈中的大菠萝，皮黄里面更黄。他早就觉得北宋系出正统，自然该从这里继承才对。
于是到了泰和二年，金章宗终于下诏宣布定土德，从此土德完全确立了在金国的地位。后来到了金宣宗时候，又有人起了议论――这金朝君臣想来是开会开上瘾了――这一次上书的是辽东宣抚副使完颜海奴，他手下的一个汉人官员王浍告诉他大金祖先乃是高辛，是黄帝的后裔，理应立庙祭祀之；他还说本朝刚兴起的时候，旗帜都是红色，于是完颜海奴就跟金宣宗说咱们是不是该尚火德呀？金宣宗讲究民主，叫来群臣说你们觉得这意见怎么样？大臣里有一位叫张行信的人站出来，一脸无奈地跟金宣宗解释说：“陛下啊，我都被这群没学问的人气的没脾气了。按照《始祖实录》，我大金是从高丽而出，跟高辛八杆子都打不着呢；再说了，就算大金系出高辛，高辛是喾帝，排五行排出来是木德，哪能是火德？当年太祖是因为完颜一族多尚白，又看中了金的性质稳固，所以才起国号为金，与德运没关系；本朝得运是到了章宗一朝才算议定为土。那个什么王浍一没学问二没人品，甭理他。”
从这两次争论可以看出来，金朝对五德之说有多么热衷。
无论是金的土德还是宋的火德，到头来都没有保佑他们国祚绵长，金宋还是先后倒在了蒙古大军的铁蹄之一，从此中国境内就只有了一个政权：元。
元朝的国号取自《易经》“大哉乾元”一句，实际上这个国号还有更深的意义，也与五德有关系。金朝是元朝攻灭的，金属土德，五行相生，土生金，所以元是金德，所以才会使用大哉“乾”元，因为八卦之中的乾卦是属金的。元世祖忽必烈改国号时的诏书里有一句“握乾符而起朔土”，就是这个意思。
元改国号是在公元1271年，宋咸淳七年，那时候宋朝还在苦苦支撑，所以两朝从“五德”上说还是谁也生不着谁。但八年之后元将张弘范灭宋于崖州，问题就凸显出来了……宋是火德，火克金，和现实正好掉了一个个儿。后来元朝大力禁止图谶之说，不知是否就是怕人瞧出这个破绽。
这事若搁到别的朝代，早就有人上书建议改德了；这蒙古人都是倔脾气，死活就是不改，俺金德怎么了？金被火克怎么了？宋还不是被俺捏了？那些住在元大都的北京元人们猜得中这开头，却猜不中这结尾；就在他们还在美的时候，真正克他们的火德悄悄出现了…………那就是明朝。
明朝属火德，“明”这个国号有传说指出是“三重火”，明是汉人王朝，汉朝是火德，称为炎汉，两重；明朝天子姓朱，朱是赤色，赤色属火；又明字拆开是日月，日者阳之极也，日配朱色，也成一火。
按照惯例，火生土，下一朝当是土德才对；然而或许是因为明朝有三火，太大了，只能克，不能生，于是反明的人不约而同地扔掉沿用了千年的“五德相生说”，重新捡起了满是灰尘的“五德相克说”。比如闯王李自成，打进北京以后建立大顺朝，登基称帝，就宣布自称为水德王，以水克火；不过问题在于，不知道他从哪本书看来的，居然以为水德尚蓝，于是满朝文武都成了蓝精灵，真是诡异。
而真正灭掉明朝的满清，对此则早已准备周全。皇太极早在关外就改族名为满洲，改国号为清，意以三个水德一副炸弹来毙掉明朝的三个火德。说实话，这怎么听都觉得很玄幻……民国初年续修的《仪封县志》还有记载，村民们曾经在十堡村火神庙前挖出来一具铁牛，上面的字被侵蚀的很难辨认，只能看到前面写着‘水德’，末行有‘大清’字、‘乾’字、‘四十四年’字。这也算是趣话之一。
这些传说，就是五德学说最后的余光。其实写到明清，关于五德的话题就已经没有多少。从宋以后，“五德始终说”逐渐式微，到了明清已经基本上沦为谈资，这东西终于不再象当年那样威风八面万民仰止了。
事实上明清两代对五行学说仍旧痴迷，比如朱元璋就将自己的后代事先按照五行相生的顺序起好名字，朱棣这个辈份的都属木德；他儿子朱高炽，属火德；其孙朱瞻基，属土德；曾孙朱祁镇，属金德；玄孙朱见深，属水德；再比如说清朝护卫北京的八旗就是按五行相克确定居住方位，东方属木，金克木，而金色尚白，于是正白旗和镶白旗都拆迁去了东直门地铁口和朝阳门。但是这些都属于五行上的应用，而五德则不再被两朝皇室当做一件大事来看待，充其量只是用来做修辞上的装饰品。从此五德五行，也只有一些无聊的知识分子、喜好怪力乱神的民间传说、玄幻小说作者和如我一般放着毕业论文不写却搞这玩意的闲人才有兴趣了。
辛亥革命以后，民国建立，五德始终本该走到了尾声。不料冒出一个袁大头又搞复辟，自己登基称帝，年号洪宪。据说这“洪宪”来源很有意思，本来最初用的年号是昭武，后来有人说这是吴三桂当年造反用过的，不吉利。于是就有高人出现，说不如用“洪宪”，明朝开国年号洪武、清朝心腹大患洪秀全、武昌起义首领黎元洪，皆带一洪字，大是吉利，于是袁氏诏准…………手里资料有限，我不知道这个“洪宪”朝是否确定了自己的德性；不过想想当年袁绍、袁术兄弟两个自称大舜后裔，舜是土德；而土恰好又克清水，说不定袁氏某人就以这个原因而应了土德也说不定哩。
袁氏以后，就是民国。据我一位朋友说，林语堂当年拿民国青天白日旗开涮，说这旗尚青，那民国合该应木德，正好与前面袁氏的土德配了个正着。如此看来的话，咱继续往下推演，五行相生，木生火，火德尚赤，无怪十几年后全国河山一片红了也……
姑妄听之，姑妄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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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未来的选择需要从改变历史入手。
?D?D自题。
又逢甲申。
三百六十年前，公元1644年，农历甲申年，中国天地大变。一个旧王朝死了。一个新王朝刚从母胎里生出来也死了。一个更新的王朝跃上了历史舞台。这个王朝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他们自己。我们今天的一切都与这个王朝有关。
六十年前，公元1944年，郭沫若在延安写了《甲申三百年祭》，那时已是革命胜利的前夜，这篇文章对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毛泽东相当看重这篇文章，把它奉为党内整风文件。今天读《祭》文，有褒亦有损。褒，它促使我党吸取了李自成失败的教训；损，它鞭笞的是封建之尸，宣扬的还是封建之魂。文笔顺，动机也纯，唯立意矮了三寸。我们当然不能苛求前人，连毛泽东也不能免俗呢。毛泽东从西柏坡进北京的时候，一只脚踏进吉普车，兴冲冲地对周恩来说：我们今天是进京赶考啊。我们决不做李自成。他说：“还有殿试呐!”毛泽东虽然是开玩笑，可还是反映了他心灵深处的暗影。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做李自成？仅仅不做李自成就行吗？我们不仅不能做李自成，我们谁都不能做，只能做自己。共产党是人类之旗，在漫长的封建长河里根本没有参照物。事实上，我们当然没有做李自成，但我们的脉管里有李自成的血，“赶考”能打满分？进城后，运动蜂起，争斗惨烈。革命吞噬革命。人民专政人民。神州又一次“陆沉”。这种情况直到邓小平时代才结束。
甲申年对中国人有特殊的含义。重温甲申，心中犹有万马奔腾。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想说：一切当代史都很难跳出历史（一切当代史都会对应历史）。为了明天而逼近历史。遂有此文，再祭甲申。
一、合格的领袖
甲申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历史就是领袖的历史。也就是说，纯粹是英雄的历史。当我们说人民创造历史的时候，其实是说人民的代表――英雄――创造历史。在西方，在英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前，其历史也一样是领袖的历史，但自那以后就渐渐不再是了，今天尤其不是。中国没有宗教。中国真正的宗教是儒教。儒教不除，君主坚挺。一个人的历史就是全部历史。全部历史就是一个人的历史。我们民族总是格外需要领袖。
1644年，中国有四个皇帝：顺治(其实是多尔衮)、崇祯、李自成、张献忠。哪一个是合格的领袖？历史这个女人只对合格的领袖敞开怀抱。不合格者是为优胜者扫平道路的。如果把甲申年发生的一切看作是一场历史的交媾的话，那么不妨可以这样比喻：崇祯把房间打扫干净，李自成把床铺好，张献忠替人家宽衣解带，最后多尔衮兴冲冲地云雨巫山。
崇祯皇帝显然是一个非常不合格的统治者。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一个朝代。朱元璋家族的血统中有着最无耻的基因。崇祯皇帝的名言是：“朕非亡国之君。”他怎么不是？他扎扎实实是亡国之君。明朝亡在他手里是历史的必然。亡得应该，亡得毫无悬念。古来亡国之君不一，有以酒亡者，以色亡者，以暴虐亡者，以奢侈亡者，而崇祯皇帝是以毁灭人才亡者。通览晚明史，我只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崇祯皇帝仿佛与他手下那些人才都有深仇大恨似的，非要把他们置于死地而后快。
征战天下的战略就是重用人才的战略。明虽亡，仍人才遍地。今天中国虽饱经了磨难，仍人才济济。关键是怎么发现和使用他们。同样是一批人，在崇祯皇帝手里是亡国之臣；在李自成手里是阿谀奉承之臣；在多尔衮手里却成了开国之臣。这个事实，三百年以降，仍极具警醒力。
数千年来，中国的社会形态不仅是“人治”，而且是“一人治”。朕即天下。“一人治”下，人才愈多，天下愈稳。崇祯为什么不学刘邦、李世民，管他视人才为奴才也好，或视奴才为人才也好，总是源源不断地开发，使江山长治？这便是崇祯皇帝的性格了。他的性格决定他的命运。他的命运决定民族的命运。他把自己当天才，把臣属当庸才。然而不幸的是他自己偏偏是个庸才。二流的领导不敢用一流的部属。崇祯充其量是个三流货色，敢用谁？人才不用，国家必亡。
崇祯为什么不能用人才？史载：“帝刻忌。”何谓刻忌？猜忌和嫉妒，再加刻薄。他拥有世界最大的帝国，心却比针尖还小。有两点可以说明：一、他不敢负责。李自成兵临城下，有人建议调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入援京师。此举意味着放弃辽东。崇祯皇帝明明想这么做，而自己偏不说，要让臣属们说。臣子们早看透了这一点，偏不说。最富于戏剧性的一幕是，崇祯召一个大学士商议此事，大顺军的炮声已在西直门外隆隆响起。崇祯说：“今事已急，此议如何，你说一句话就可以定夺啦!”那个大学士跪在地上，不发一言。崇祯追问再三，大学士始终像个哑巴。崇祯皇帝一跺脚，回后宫去了。须臾，城破。二，崇祯具有深刻的农民性格。这一点无疑是朱元璋血脉。“东事”和“剿匪”都需要钱，前方再三告急，崇祯甚至打算借民间一年的房租，结果全国怨声鼎沸，骂崇祯皇帝是“重征皇帝”。他没有钱吗？李自成破紫禁城，打开皇宫藏钱的地方，不禁惊呆了。库中“有镇库银，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金一千万锭，皆五百两为一锭。”有许多金银都发霉了。如此巨大的积蓄，何愁发不出军饷？李自成吃了个饱。
人才中不乏天才。崇祯更不敢用天才。袁崇焕就是天才，所以才死得那么惨烈。史载，袁崇焕对崇祯皇帝说：“予我钱粮兵马，我一人足以守辽。”多豪迈!崇祯无语。他为什么无语？他阴暗的心里那一刻飘过什么呢？我觉得那一刻他肯定生出了一丝嫉妒心。我就不信崇祯后来能被皇太极那么拙劣的反间计瞒过，磔袁督师于市。根据崇祯的性格，我敢说他可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嫉妒。中国人也最不缺嫉妒。培根说嫉妒是“凶眼”。崇祯皇帝就拥有这样一双凶眼。弗洛伊德讲，人的嫉妒心是天生就有的，但是西方文化克制这个东西。《圣经》中明确把嫉妒列为七宗罪之一。中国文化则放大了这个东西。西方文化是制造天才的文化，中国文化是扼杀天才的文化。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本质上就是一部扼杀天才的历史。思想压抑、嫉妒杀人。每个人都是嫉妒者，每个人又都是被嫉妒者。在中国，思想或行为出众者，要么一棒子就把你打回去，要么你得具备权势背景。中国文化告诉我们，离天才一定要远，因为天才是要伤人的。天才总是得不到同时代人的原谅。人们从不赞美活着的天才，而只赞美死了的天才。离统治者越近，天才越不幸。
张献忠的嫉妒心也很强，包括嫉妒知识分子，嫉妒人才，但他有一点比崇祯皇帝强：招数使在明处，不像崇祯那样偷偷摸摸的。张献忠在四川称王后，开科取了第一任新科状元。其人才华横溢，张献忠整天让他不离左右，时刻垂询，可没多久却又杀了此人。有人问其故，张献忠捋着大胡子说：“我太爱这小子了!”嫉妒在中国人身上，决不止于心理的冲动，而是经常表现为嫉妒的行为，表现为实际地迫害他人，乃至杀害他人。
扼杀人才，扼杀天才，必然鼓励狗才。天才孤傲地守着自己的信念，迎接他们的往往是地狱。袁崇焕被凌迟时，北京老百姓把他的肉吃了个干净。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天才者的地狱。狗才欢快地守着主子，迎接他们的往往是天堂。狗才有三个突出特点：一、向上爬。“哪里有向上爬的动机，哪里就有吹捧。”(斯坦格尔语)二、向上告密。嫉妒者的眼睛永远是雪亮的。三、造谣中伤。被造谣者只有掌握了权力，造谣者才会把嫉妒变为恐惧，把仇恨变成崇拜。中国人自古以来只崇拜权力，不崇拜天才。
李自成是一个合格的领袖吗？答案是否定的。他的悲剧不在于他输了，而在于他差一点赢了。他当然是英雄。人们成为英雄的原因各不相同，有人是因为历史的误会，有人是因为历史的巧合，而李自成成为英雄是因为历史的无情?D?D先对他有情，继而对他无情，因此他特别令人同情。在李自成牺牲三百年后他的遭遇还那么强烈地撞击着一个旷代伟人的心。李自成的铜像今天就寂寞地耸立在北京城北边，那是他进京的方向。他已经被人们写滥了。但人们尚未发现的是，他输在同他的对手崇祯皇帝一样的弱点上：农民性格兼小家子气。历史再无情，也是由他本人书写的。在中国，农民性格毁掉了一代又一代的领导人，包括毁掉了发誓不做李自成的人。农民问题是我们今天依然要面对的问题。中国自古奉行小自耕农本位，大地主很少，因为中国反对土地兼并有两千年历史，地主不能成为决定因素。小自耕农以家庭生产为主，没有剩余资本，纵有剩余劳力，也无法输出，这就是中国没有工业的主因。穷人喜欢骂富人；富人又喜欢骂更富的人。农民就在这种低层次上可劲儿地徘徊。李自成进北京后，完全是一副庄稼汉作派。国家已是他的了，可他还要敛财。一如崇祯，国家已不是他的了，还要敛财。李自成全盘接收了崇祯的国库不算，天天还要对达官贵戚们严刑考掠，搜刮金银。大顺军从进京到离京，一共四十二天时间，几乎天天要把大量的金银运往西安。吴三桂起兵后，李自成亲征山海。大顺军精锐悉出。可这些远征军战士居然带着大包小包去打仗。何物？全是劫掠来的珍宝。还带着女人。闯王进京的目的就是为了捞一把呀。他根本无意在北京建都。他说：“陕，吾之故乡也。富贵必归故乡。即十燕京未足易一西安!”他的眼光只比项羽前进了十公里。
李自成一生都在战场上驰骋，可是他最大的对手却是他自己。他没有改变自己，因此他也无法改变世界。他的战场是如此辽阔，他的胸襟却如此狭小。有趣的是，他和崇祯皇帝一样，也是一个妒才嫉能的人。他杀李岩，与崇祯杀袁崇焕异曲同工。宋献策送给他的图谶“十八子，主神器”，明明是千年前李存勖[注:李存勖，李克用之子，后唐的建立者。他本是沙陀人，因其父子镇压黄巢有功，被唐王朝赐姓李。后唐建立前，李存勖着人编写了拥戴自己登上皇位的图谶。] 炮制的东西，却像梦魇一样死死地缠绕着他的心。李岩亦姓李，也是人才，近乎天才，他便举起了屠刀。李岩不过是常对他提点不同意见，便不能容。在中国，每一个想要提不同意见和敢于提不同意见的人，最后都是身败名裂，家破人亡。提不同意见，是在举国皆奴中成为自由人的最起码的先决条件。提不同意见，就是对狗才宣战，但往往失败。要想生存，就是要把自己的真面目包起来。“古今中外，只有中国的脸谱多，令外国人叹为观止。”杀李岩，牛金星起了重大作用。这应了鲁迅的一句话：暴君统治下的臣民，可能比暴君更残暴。幸亏李自成失败了。如不失败，大顺王朝不会比大明王朝好到哪里去。总得有人失败，否则，在专制道路上会人满为患。
农民的革命性甚不坚决。李自成也不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逼反吴三桂后，李自成决意亲征。宋献策和李岩都劝他不可贸然出征，说：“皇上去于皇上不利，三桂来于三桂不利。”他执意要去。但他嘴上说打仗，心里还抱有幻想。首鼠两端。既不坚定，又有欲望。离开北京时他带了两个人，一个是吴三桂的父亲，一个是原山海关监军，吴三桂的朋友。此举说明，他还想招安吴三桂。李自成优柔，吴三桂果断，多尔衮更果断。碰撞的结果自然可知了。打则打，和则和。打了就不能和，和了就不能打。失了身就不要立牌坊。过高的欲望必须克制。短期内巨大的成功挑起了李自成天一样的欲望。从这个意义上讲，短期内的成功也许不是成功。
张献忠似乎不值得多说了。他不是人，近禽兽。他已然变态了。他的变态因绝望而起。大明王朝被昔日伙伴李自成推翻。清军又席卷中原。天下无论如何是论不到他坐了，不免自暴自弃。张献忠在四川的暴行，千年的岁月也冲刷不去。2002年我到成都任职，成都附近某县基建，挖掘出近万具白骨，据考证也是张献忠所为。甲申年十一月初十，大西军驱赶人们到成都东门外九眼桥屠杀。当刽子手将要举刀时，迅雷炸响三声，张献忠怒斥苍天：“你放我到人间来杀人，今天为什么用雷来吓我？”命令士兵驾起大炮，对天空连放三炮。这一天，被杀者无算，尸首塞满了河道，九眼桥也因此而折断。张献忠军每屠杀一个地方，都详细记录所杀人数，其中记有人头几大堆，人手掌几大堆，人耳朵几大堆。说明他变态最好的例证是这么一件事：打下麻城，他把妇女的小脚砍下来堆成山，带着他最心爱的一个小妾去参观。小妾笑着说：“好看好看，只是美中不足，要再有一双秀美的小脚放在顶端，就再好也不过了。”张献忠笑咪咪地说：“你的脚就最秀美。”于是把小妾的脚剁下来放到“山尖”上。张献忠说:“不亦快哉!”
甲申年明清鼎革战争中，中国唯一合格的领导者是多尔衮。有一句耳熟能详的口号叫“振兴中华”，多尔衮就是振兴中华的功臣。多尔衮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虽然他不是汉族人的骄傲。满清入主中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拯救了中华民族，不过不能说它拯救了中华文化。世界古代四大文明，今天均不复存在。埃及人和希腊人都不是过去曾经创造了文明的那个原住族。为什么中华文明能延续至今？恰恰是少数民族一次一次给汉族输入新鲜血液。少数民族主要来自北方。中国的威胁始终在北方。中国的希望也始终在北方。我做过一个统计，中国古代的皇帝基本都出自北方，哪怕在南方当皇帝的籍贯也在北方。建都最多的地方是陇海铁路沿线，也就是在今天的河南或其左近。河南是汉族的发祥地，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可现在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全国人民揶揄河南人民。河南人民怎么了？没有河南能有中国吗？
在朱元璋家族手里，汉民族已经烂透了。明朝哪里出现过什么“资本主义萌芽”？封建之树常青。中国已成死水。死水只有一个发展方向，就是变臭，变烂。一切都逼近绝境。就在这个关头，英姿勃勃的多尔衮登场了。满族人具有极大的进取心。他们在关外的日子过得挺滋润：沃野千里，牛羊成群，政治清明，军队剽悍。但他们没有满足于此，把目光投向中原。中原到手后，他们的步伐仍没有停下来。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注视着远方。和成吉思汗一样，八旗铁骑几乎把冷兵器时代的征伐演绎到了完美的极致。多尔衮及其后代对中国历史做的最大贡献就是国家的完全统一。直到今天，我们还享受着睿亲王留给我们的这一笔丰厚的遗产。清朝接手明朝时，明朝只剩下三百五十五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如果没有多尔衮，今天我们出山海关就出国了。出嘉裕关也一样。中国领土在满清人手里翻了三倍还多。清朝留给民国的领土是一千一百万平方公里。
明朝是个大国，但汉民族是个弱势民族。清国是个小国，但满族是个强势民族。强势民族最醒目的标志是，它的心胸非常开阔，什么好的东西都可以接受。因为开阔而虚心，又因为虚心而开阔。它像崇拜自己的祖先一般崇拜汉文化。梁思成先生当年曾陪同一位苏联建筑家参观故宫。面对金碧辉煌、气势磅礴的皇家建筑群，那位建筑家说：“我禁不住要跪下来了!”想必多尔衮在踏进紫禁城的那一瞬间，也会生出同样的感觉吧，否则你就无法理解他和他的子孙为什么那样如饥似渴地学习汉文化。满清开国，面临的问题是汉化。满清亡国，面临的问题是西化。开国的摄政王汉化成功了，实则是失败了。亡国的摄政王西化失败了，实则还是失败了。 [注: 有清一代，一共出了两位摄政王，第一个是摄政王多尔衮，第二个是摄政王载沣，末代皇帝溥仪之父。故有谚曰：“成也摄政王，败也摄政王。”]
满清从不拒绝在他们看来是优秀的东西，这正是他们强盛的原因。在所有的优秀东西中，他们最不拒绝的是人才。这有点像今天那个最强大的、称霸全球的国家。
它如大海吸百川般地吸纳全球人才，特别是中国的人才。现在，一流的人才在国外，二流的人才在沿海，三流的人才在机关，搞腐败。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国籍。目前在许多西方强国都可以组成北大、清华的尖子班。中国缺乏人才吗？否。中国缺乏容纳人才成长的土壤。明朝也一样。崇祯自毁长城。清朝皇帝像重视生命一样重视人才，包括重视敌人阵营中的人才。锦州总兵祖大寿曾杀死无数清兵，投降后又逃跑，十年后再降，皇太极仍能容忍，使用。器量如海。难怪无数人才死心塌地为之卖命。此种宽容大量，不要说朱明王朝差远了，就是李世民也要自叹弗如呢。多尔衮又在皇太极之上。吴三桂来降，多尔衮立即给了他与自己平等的待遇----
封王。今天读史至此，我辈仍觉惭愧。我曾去过满清的发祥地赫图阿拉城（在辽宁省新宾县），城廓狭小。可此地怎么能养育出心比天高的爱新觉罗们呢？入关前，他们活得再有滋味，也不过是解决了温饱。史载，山海关大战前，清军驻欢喜岭，战前吃的是菜肉包子。即将投入一场决定民族和国家命运的大决战，当是饱餐士卒，肯定拿最好的家当，却不过是菜肉包子，可见平时他们吃些什么。但就是这些视菜肉包子为佳肴的人，竟有气吞宇宙的气概。
赵无眠认为满清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朝代之一，此说虽有争议，但不争的是，清朝十三个皇帝在帝王群中是排名靠前的，尤其与明朝十三帝比。爱新觉罗氏品种优良。朱氏残次。爱新觉罗氏中佼佼者首推多尔衮。努尔哈赤有军事天赋，皇太极有政治天赋，多尔衮兼而有之。今天回顾甲申年历史，我们清晰地看到，在多尔衮身边簇拥着一个人才班子，也就是今天我们讲的精英群。刚才我提到的那个当今世界强国的政府也有这样一个精英群。它是靠制度确保精英登上政权的宝塔尖的，多尔衮则是靠感觉把精英们拢到宝塔尖的。两个相隔数百年的精英群都具有一些共同特点：①有一条连续、完整、清晰的战略思路。汉朝对匈奴的胜利固然有刘彻的决心，霍去病的豪情，张骞的顽强，李广的勇敢，但最重要的却是战略思路完整而有延续性。战略的较量有点像武林中高手过招，在凝神运气之际胜负已分，甚至不必刀刃相交。“9?11”事件之后，那个国家迅速抓住这一契机，一举突入中亚，控制了彼得大帝做梦都想染指的地方，这绝不是临时即兴发挥，而是有着非常长期的战略研究和准备。②不犯错误，少犯错误，犯了错误能及时改正错误。而缺乏精英群的国家则很容易犯错误，常犯错误，犯了错误还不知道改正错误。两个精英群的不同在于他们的结局：那个国家的人才始终是人才，在朝在野都是人才。中国历代统治者包括多尔衮在内，对待人才的态度就像对待厕所一样，需要的时候上一下，方便完了就完了。所以中国的厕所都很脏。
多尔衮的聪明使他拥有了巨大的人才库，而人才库又使他变得更聪明。多尔衮的每一个举动都闪烁着睿智的光芒。他受封“睿亲王”，当之无愧。甲申年，这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签收的是怎样一个巨大的摊子呀。你看他，不慌不忙，从容不迫。帷幄中迭出妙策。仅用人一项，就不知超出崇祯千万倍。吃掉中国后，他脚下不仅匍匐着汉人，还有蒙古人、回人、藏人。清朝分而治之，分而用之。对藏族人，用宗教。你不是信佛吗？我在承德给你建庙，全部仿造拉萨的气象，请喇嘛来当大爷。对蒙古人，用婚姻。你不是不安份吗？我把所有的皇女都嫁给蒙古的王子，她们生的儿子，都是我的外甥。你长大了，会造舅舅的反？
对汉人，那就不客气喽。汉人远没有蒙古人和藏人那般幸运。多尔衮对汉人用了两手，两手都很硬。一手是把汉族的儒教神圣化。多尔衮进关不久就演了一出祭孔的剧目。接着兴科举。他知道汉人有个毛病，就是好做官。我给你做官的希望，你就会服服帖帖的。另一手是镇压：杀人，剃发，换衣冠。这又是对儒教的强奸。儒教的先师讲过，头发肢体受之父母，不可动。我偏动。满人剃发，前额不留发，为的是在纵马奔驰和射箭时避免散发遮住视线。而颅后一条粗大的发辫，露宿时可做枕头。汉人剃发，则纯粹是亡国，不，纯粹是亡种的象征。最彻底的征服是心理的征服。外表的变化对一个人的心理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一个男人来说，剃发近乎于阉割。在某种意义上远甚于身体的死亡。多尔衮的剃发令实则是一种精神凌迟。三百六十年了，我们汉人的伤口还在滴血。在中国境内，只有一个民族必须剃发，那就是汉族；只有一个民族必须改换衣冠，那还是汉族。多尔衮敌视汉族人的心态与他崇拜汉文化的心态同样强烈，却又出色地统一在一起。今天，汉族成了全球唯一没有民族服装的大民族。前不久在上海亚太经济组织会议上，全部领导人都按东道主的服饰穿着，被称作“唐装”。那是什么“唐装”？那分明是满洲的马褂嘛。旗袍和马褂是多尔衮留下的纪念碑。
二、机会与机遇
最不容易得到的而又最容易从指缝中溜走的，是机遇。机遇就像个小偷，来的时候无声无息，走的时候你却损失惨重。一个民族的生命固然漫长，要紧处也就那么一两步。
我个人理解，机会和机遇听起来相同，其实有区别。前者小，后者大。前者往往是由英雄来把握的，后者则需要人民、甚至需要文化和历史来把握。甲申年，崛起的满清王朝同时面临着机会和历史机遇的挑战。它极好地把握了前者。
谁掌握了胜利谁就掌握了历史。谁掌握了机会谁就掌握了胜利。纵观古今中外历史，伟人所以称其为伟人，就是抓住了机会。机会是一个区别英雄与狗熊的台阶，上一步什么都是，下一步什么都不是。看似一小步，往往需要一辈子的苦功来走。英雄人物对机会的把握，恍如精彩的一击，却用的是一生的心血。
李自成起陇亩，不读书，凭着直觉闹革命。他对机会的把握向来问天。崇祯元年元旦，大雪，李自成与几个穷哥们在山中饮酒。兄弟们推自成为首造反，道：“或取皇帝，也未可知。”自成说：“当问天。”取一支箭插雪中，深深一拜，曰：“若可作皇帝，雪与矢齐；不然，则否!”结果，漫天大雪飘然而下，雪没过箭羽。自成大喜，遂起。十余年后，他进北京。在承天门也就是今天的天安门下，他又问天。对准承天门的匾额张弓搭箭，道：“若射中‘天’字，便坐稳天下。”结果不中。一头一尾，两次用箭，说明他的思想还停留在朴素的初级阶段。
李自成占领西安后，成立了大顺政权，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此刻，明王朝已经不是他的对手了，他的对手是谁呢？就是在山海关外虎视眈眈的满洲人。只有满洲人的力量可以使李自成的事业发生重大逆转。一如今天，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D?D那个当今块头最大的家伙?D?D的力量能使中国现代化进程发生重大逆转，其他国家都办不到。甲申年的李闯王需要什么？时间。今天的中国需要什么？时间。倘若李自成不要急于北上，把北京留给崇祯，其实也是把从山海关到大同、宣化一带的长城防线留给多尔衮。尤其是山海关，从明初起到今天已修了二百多年，固若金汤。更有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实为天险。甲申年以前，清军四次入关，都是从山西、蒙古、河北等地破边墙进来的，饱掠之后又循原路退出，不敢久居，就因为山海关横亘。没有山海就没有中原。李自成应当在西安把屁股坐稳。取了关中他处于多么有利的位置呵。刘邦和李世民在向他招手。百二秦川，金城千里，那是古中国的天府。李自成又是陕西人，在桑梓无疑魅力无穷。经营好根据地，再争雄。那时中原鹿正肥。
甲申年的西安弥漫着一股浮躁的空气。轻易到来的胜利使李自成丢掉了耐心。耐心是伟大的东西，但它看上去平凡，是一种伟大的平凡。谁有耐心谁就会成功。皇太极的耐心是相当出色的。几次入关，他的马首都曾叩北京。八旗士兵们肯定不止一次在北京灰色的城墙下咽下口水。许多臣属都劝皇太极拿下北京，但皇太极谆谆开导他们：明朝是一棵大树，根深叶茂，现在以我们满清的力量，还一下砍不倒它。取了北京也没有用。我现在带你们所做的事情，就是把这棵大树的枝蔓一根根砍掉。今天砍一根，明天砍一根，天长日久，它就成了枯干。最后轻轻一推，便轰然倒地。皇太极这一番充满哲理的话已和他的英名一同载入史册。皇太极要的不是一座北京，他要整个中国。历史也正是按皇太极的预测亦步亦趋。李自成如果有皇太极一半耐心，大顺军就可能统一黄河和长江流域。彼时满清若再问鼎中原，成本必大不同。
李自成对机会的把握停留在初级阶段，满清王朝对历史机遇的把握也停留在初级阶段。当我用中国眼光来审视甲申年时，我为中华民族的幸运而欢呼。当我用世界眼光来审视甲申年时，我又为中华民族的不幸而嗟恨。正是在甲申年，在世界另一端的英国，克伦威尔率领着国会军在马斯顿草原战役中取得决定性胜利。这次战役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崇祯皇帝自缢五年后，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查理一世走上了断头台。十七世纪四十年代，东西方先后有两位大国的君主走向死亡，可他们的死亡却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结果：西方资产阶级以崭新的面貌登上世界历史舞台。中国却又一次以暴政取代暴政。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讲是没有历史的，因为它只不过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能从中产生，所以说它的历史是一个平面圆圈的循环。西方则跳出了这个圆圈，步入了波浪式上升的轨道。甲申年，正是西方步入这个轨道的标志性年份。中国落后于西方自此始。至郭沫若写那篇著名的文章时，西方无论在政治文明、经济制度和技术上，均已领先中国三百年。
我一直有个看法：鸦片战争发生的不是时候。马克思说鸦片战争有双重性，有消极意义也有积极意义。如此理成立，那么鸦片战争错过了两个最好时机：一是在明朝烂透了的时候。果子烂完了，丢弃算了。那时资本主义进来，中国肯定发生沧桑巨变。第二个时期是满清刚入主中原的时候。那时候它的体内还涌动着原始的激情和冲动，中华文化已经使它醉了，如果一旦出现一个比中华文化更优秀的文化，它会毫不犹豫地弃劣从优。日本人的门户也是被西方炮舰打开的，但日本以一种现实明智的态度去对待西方炮舰后面的文明，举国上下出现了全盘西化的热潮。十八世纪的日本人肯定做得不会比甲申年的满族人更好。不幸的是，鸦片战争偏偏发生在满族已经被汉文化彻底同化之后。满族最后全盘吸取了中华文化，继承了中华文化，但是吸收的却是中华文化中最糟粕的部分，因此结局也最糟。
沉溺在封建泥潭中的明朝是不可能自救的，而满清本来可以做到这一点。从他们在甲申年的表现来看，他们对历史机遇有着多强烈的敏感呵。山海关之战就是明证。李自成打下北京，满洲方面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当时清军已出动，准备像以前四次那样，从喜峰口或墙子岭等地破长城，进京畿地区游击。甲申年四月十五日，大军来到沈阳西南一个叫翁后的地方，突然停止前进。原来，是吴三桂派来请兵的使者到了。直到此时，多尔衮才知道北京陷落的准确消息。吴三桂请求多尔衮继续按原来的路线进军，从喜峰口、墙子岭一带进入长城，截住李自成的退路，与关宁兵一齐聚尔歼之。形势变于呼吸间。昨天的敌人变成了朋友。更强的敌人出现了。留给多尔衮的时间只有一日。这是这个年轻人短暂的一生中最长的一日。他果断决定，大军直发山海。他才不会理会吴三桂要他走喜峰口和墙子岭的要求呢。他知道时机天降，来不得丁点犹豫。他决心在山海关与李自成军做正面战斗。当一个国家打败了一个强大国家，它就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翁后决策，饶是大战略家手笔。八旗军如离弦之箭。清军以每天二百里的速度插向山海关，相当于红军抢渡大渡河的速度。而李自成离开北京后，磨磨蹭蹭。北京距山海关四百余里，大顺军竟走了八天，平均每天三、四十里，结果与清军差不多同时抵达山海关。如果李自成早一天到，山海关之战就不是后来那个结局了。在次日发生的决定中国命运的山海关大决战中，多尔衮命吴三桂先与大顺军接战。大顺军越战越勇，吴三桂眼看就不能支。这时候，从海面上突然刮来一阵狂风。此风怪矣!起来的真是时候。且又是对着农民军刮去。后来清朝史籍中把这股风称为“神风”。这股风莫非也是机遇？多尔衮立即抓住这股风的绝好机会，挥军出动。万马奔腾。山呼海啸。农民军被这股遮天蔽日的沙尘吹得闭上眼睛，重新睁开时，忽然发现对手已换成剃光了前额的清军士兵，战斗意志一下就垮了。李自成正立于高岗之上观战，一个和尚告他：“鞑子兵!”自成拨马就走。这不是一场战斗，而是一场屠杀。
机遇就像阳光，它会公平地照在每一个人身上。捕捉机遇就是捕捉历史。满清没有像英国那样走上一条更新的发展道路，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满人有这个可能。汉人则毫无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指责满人，有点无辜。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不知彼。甚至到了二百年后英国军舰打到家门口，道光皇帝和他的臣子们居然都不知道英国在哪里。
甲申年，李自成也输在不知彼上。他对形势的错误判断有相当部分基于此。最患不知彼。只知道自己有多强大，不知道敌人有多强大。特别是，敌人的强大要比我们认识的强大还要强大，事情就不可为了。满清虽然是游牧民族，生产力低下，但战争力不低。游牧民族的战争热情和战争能量整整燃烧了几个世纪，摧毁了三个文明。他们不会种地，但是会发明战争机器。马镫就是中国游牧民族发明的。有了这个小东西，所向披靡，竟骑马打到欧洲去了。萨尔浒大战时，明兵的披甲由藤、皮革或荒铁所制，朝鲜援兵的披甲则是纸做的，少数是用柳条做的，而清兵几乎人人皆披精铁制成的铠甲。除护住胸部和背部外，连头、手臂和脚，都被层层防护，甚至连战马也披甲。由于其甲胄非常坚硬，除非用强弓，否则百步之外根本无法洞穿 。萨尔浒大战是万历四十七年的事，到甲申年已经过去二十五年了。八旗更精锐。
大顺军在漫长的革命战争中也炼成了钢铁。秦地是出过“虎狼师”的。大顺军亦是一支“虎狼师”。我举一例：大顺军的战马平时是不饮水的，而是饮血。杀俘虏的血饮马。马饮惯了血，对水不屑一顾。打仗前一天，往往不饮马，让马特别饥渴。上了战场，战马一旦闻到血腥味，奔腾嘶鸣，眼睛发红，简直像狮子一样。骑这种马陷阵，无不克。这种事到今天想起来也令人毛骨悚然。但大顺军仍远不是八旗铁骑的对手。何止不是对手，完全不堪一击。你想，敌人有多强大？当时有人这样称赞八旗兵：“我国士卒，初有几何？因娴于骑射，所以野战则克，攻城则取。天下人称我兵曰：立则不动摇，进则不回顾。”
然而，在郭沫若写作那篇文章的时候，我们不仅知己，而且知了彼。我们比满清幸运百倍。宥于历史条件，满清王朝只能在“坏”与“更坏”之间做出选择，我们则可以在“好”与“坏”之间做出选择。历史机遇一如向满清招手那样向我们招手。明清鼎革的甲申年，中国既存在着国民道德素质问题，也存在着当权者统治素质问题。到了郭沫若写作《祭》文的甲申年，经过鸦片战争来百年的猛醒，经过先贤们的奋斗，二者都达到古人无法企及的高度。按说，伟大的民族变革应当到来。
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个伟大的变革，不过不是在纪念甲申三百年的时候，而是在几乎六十年后，邓小平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在那之前，我们又一次与历史机遇失之交臂。郭沫若在文章中“祭”的那个亡灵真是强悍，不仅在中国游荡，不仅在具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东方国家游荡，甚至一度完全笼罩了我们北方那个庞大的邻国。古希腊创造了城邦政体。秦王朝创造了中央集权的官僚政体。希腊的影响是世界的，秦朝的影响只能是中国的。那个北方邻国创建了现代集权专制，它的影响也只能是中国的，当然阶段性地它也影响了欧洲东部几个小国家。毛泽东曾担心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那毫无可能。在中国复辟的只能是封建主义。过去是，如果根除不绝，将来也可能是。邓小平的历史功勋不仅是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还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没有“任何进步”的平面循环，使中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转到了与世界发展潮流一致的方向。伟大的改革从来都是伟大精神的产物。邓小平的精神应该被称作中国历史上的“邓小平元年”。邓小平改变了我们的内心。内心的变化比政治经济领域内的变化更深远。邓小平改变了我们的思想。思想才是最性感的器官。
今天，机遇再次眷顾中国。中国的安全环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好。自秦汉两千年来的历史中，中国第一次免除了来自北方的威胁；自鸦片战争一百六十年来，中国第一次免除了来自海上的威胁；自1894年甲午战争一百年来，中国第一次免除了来自东北面那个小岛的威胁。二十一世纪，中国如果能够得到一个完整的百年和平来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国肯定将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我们不应该让任何其它因素动摇这座平台。中国百年来的革命再革命，为的不就是寻找一个和平的环境，使自己更加强盛吗？现在这个时机来了，我们要抓住它，不能让它溜走。不能为局部欢呼。心境最重要。我们要善于改变心情。改变心情就改变了世界。
回到甲申年，满清丧失历史机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要从被它征服和反过来又征服了它的汉民族身上去找。于是引出下一个话题――
三、一个民族的征服和征服一个民族
前面谈到，中华文明一经成熟就丧失了活力，开始衰朽。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能延续至今，少数民族尤其是满族立了大功。每一次民族溶和也可以说是民族征服之后，都是中华文明的高峰。但这座高峰，往往是用鲜血铺就的。
甲申年的历史是用汉民族的鲜血书写的。满清贵族踏着汉人累累的尸体步入他们最辉煌的事业的祭坛。明成祖时曾进行过一次人口统计，全国人口为六千万。明末为一亿。而满清入主中原后，到清世祖时又进行了一次人口统计，全国人口只剩下一千四百万人了，锐减了百分之八十多。约六千万人民在明清鼎革战争中遭到屠杀。一个小小的扬州，就被杀害了八十万人。满族征服汉族，始终贯彻一个既定方针：屠杀。对蒙古人和朝鲜人却不是这样。清军占领辽东地区后，先是担心当地穷人无法生活而造反，就把辽东地区的贫民都抓起来杀掉，称为“杀穷鬼”。两年之后，清军又怕辽东的富人不堪压迫而反抗，又把辽东地区的富人几乎杀光，称为“杀富户”。如此大规模屠杀两次，辽东地区的汉民基本殆尽。入关之后，也是一杀再杀。直杀得惊天地，泣鬼神。江山在屠杀中改变颜色。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侵华，完全沿袭了满清灭亡中国的方略?D?D战略一致，路线一致，手法一致，连屠杀都一致。南京大屠杀就是“扬州十日”的现代版。
少时读史，为汉人落泪。长大读史，另有滋味。甲申年的历史为何这么悲？一个大国亡于一个小国，怨谁？军队不可谓不多，武器不可谓不精，地域不可谓不广阔，为什么只会望风退？满清入关的时候，满八旗、蒙古八旗、汉八旗、兵力加起来才十七万人。李自成就有百万大军，更遑论明军正规军。汉人上亿。可就是这十七万人，竟斩关夺将，一路凯歌。他们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最大的奇迹。谈及此，作为军人，我几乎忍不住要对八旗军膜拜和顶礼。与此同时我也痛思，我们的祖先怎么了？如何懦弱至极？
就在和甲申年同一个时代里，欧洲发生了一件事情：法国路易十四国王率大军对荷兰进行灭国性攻击。荷兰极小，抵挡不住，但誓死不降。荷兰人民挖开海堤，引大西洋淹没其国。宁将全部财产和家园毁于海水，也绝不留给侵略者。随即登上舰船出海，漂流远洋，决不屈服。有古汉人之风。古代汉族人是世界最强悍的民族。先秦史是汉族的青春史。翻开司马迁的《史记》，有记载叛徒的篇章吗？据统计，在汉朝时，一个汉兵可以顶五个匈奴人。到了宋朝，情况颠倒过来，一个金兵可以抵十个宋兵。到了明朝，我看一个清兵恐怕可以抵一百个汉兵了。至清末，甲申年几乎和满清同时登上世界舞台的英国的几千人远征军，绕过大半个地球来打中国，清朝有常备军百万，竟被打得叫饶。
是什么改变了我们？是什么使汉民族变得这么不及格？从理论上说，甲申年我们已经被开除过一次“球籍”了。我们在心灵上已经死了，虽然我们在肉体上还活着。我们输掉的是战争吗？我们输掉的是精神。是文化使我们生存至今，不，苟存至今么？有人曾沾沾自喜地说，没有一个民族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而不被同化，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对此，我要唱反调。何止我，先哲们早就唱反调了。黑格尔说：中国是灾荒亡国。他指的才不是自然界呢。鲁迅也说过中国人是“灾民”的话。中华文化最诡谲之处就在于，它很难死，也很难生。它僵而不亡，亡而不僵。犹太人始终固守了精神上的祖国?D?D犹太教。而我们在精神上早失去家园久矣!我们民族的延续主要靠繁殖后代。梁启超说：“中国人种……世界最膨胀之有力人种也。”我们民族的繁殖力特别强，有数量没质量。每当灭顶灾害到来时，数量往往起决定因素。对汉民族统治最酷烈的清朝使汉族人极大地焕发了生殖激情，二百余年人口翻了好几番，至民国接手时，已是四亿五千万了。就是拿到今天来比，也只有印度才能望其项背。这种繁殖是以退化作为代价的。犹太人两千年前是什么样，今天还是什么样。纵是奥斯威辛的大屠杀也不能对他们予以丝毫的改变。我们则变了，变得连自己都认不出自己了。甚至连征服汉族的满清人也变了。清亡时，你到北京街头走一走，到处可以见到遛鸟唱曲的八旗遗老遗少。来自旷野的血性的民族竟被糟踏成这么一副惨不忍睹的模样。唯有郊野中偶尔可见几个旗人在放鹰。从他们豪迈的动作中，以及从猎鹰威风凛凛地捕捉麻雀的动作中，才依稀可见当年努尔哈赤和多尔衮的雄风。
中国为什么会屡屡丧失历史机遇？如果说满清丧失历史机遇是偶然的话，汉民族则是必然的。鱼从头烂起。最根本的原因还要从源头上寻找，那就是文化。回顾甲申亡国史，一个庞大的民族被一个弱小的民族所征服，其根本原因也是文化。读懂甲申史，你就毫不奇怪我们民族为什么会独步于世界民族之林外面。
宗教当然是重要原因，但那是另一本大书了。读甲申，与其批判宗教，不如批判儒教。在中华民族所遭受的任何一次重大挫折后面，都可以看到一只黑手，那就是儒教。汉族是在汉武帝手中获得这个名称的，但汉武帝对汉民族又是有罪的。秦王朝如果不颠覆，或晚颠覆，中国也许就不是现在这副德性。秦始皇不容儒。当然，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制度又与继承他的那个朝代独尊儒术有着某种血缘联系。鲁迅也不容儒。梁启超、林语堂、胡适，都不容儒。毛泽东也不容儒。他说他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孔，虽说有其现实的政治动机，可不含一丝文化反思的成份吗？存疑。儒教确立皇权，皇权确立独裁，独裁确立专制。专制是战无不败的。甲申年失败就败在这一点上。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一个奉儒教为宗教的民族则肯定是要堕落的。
儒教全部学说的核心在于它的“崇圣性”：所有的思想到圣人那儿已经到头，不能再有了。所有的权力到君主那儿已经到头，不能更换。社会只存在着一个思想，那就是君主的思想。只存在着一个声音，那就是君主的声音。在一个国家，某种思想一旦成为“惟一”，而且“法定”，这个民族就休想再有什么想象力和灵性了。美国总统威尔逊曾说：“会思想的人不会行动，会行动的人不会思想。”而在中国，千年来，只有行动，没有思想。如果有，那就是王家思想。有明一代，由于朱元璋的残暴，中国人“惟上性格”发展到了极致。满朝一片恐怖之声。举国皆是精神奴才。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领袖，就有什么样的人民。崇祯图强，明为什么偏不强？崇祯要天下稳定，天下为什么汹汹？一亿人的脑袋围着一个人的脑袋转，就是最大的不稳定。全盘汉化的清王朝在这方面一点也不比明朝好。它虽然疆域宏大，但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少自由、最少创造力的王朝。
上个世纪我们北方那个大国的崩溃，就是思想摧残的结果。它解体的直接原因貌似经济的停滞，其实正是长期的思想控制造成了经济的停滞。那个邻国的执政党几十年来孜孜不倦地做着一项工作：使人民丧失思想的能力。丧失了思想也就丧失了创造力，甚至丧失了生命力。几十年只能造成二、三代人的智力衰退。几百年呢？几千年呢？思想的专断必然导致权力的专断。在以毁灭思想为要务的时代，思想者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死亡，一是投降。
在古代中国，国家为一家之国，一姓之国。甲申之际，顾炎武曾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一朝一姓亡是亡国，全民族为异族征服则谓之亡天下。甲申年的历史是既亡国又亡天下。天下人不能为国出力，故国亡。国家不能保护人民，故天下亡。最浅显的道理是，既然国家是你一家之国，我凭什么拼着一腔热血去保卫它？保卫别人的东西？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家姓史而已。帝王既视国家为私产，人民也视国家为商品。这一点，从北方大邻国的执政党的解体上也能得到印证。当执政党宣布解散时，不但广大群众异常平静，而且广大党员也异常平静。他们并没有失去政权的感觉。人民无主权，政权难持久。人民不把这个政权当成是自己的政权，而看成是当权者的政权；党员不把执政党看成是自己的党，而看成是党内当权者的党。绝大多数党员看着执政党被解散，宛如像是别的党被解散一样。这些人除了捍卫自己的利益外，没有捍卫过别的什么。
这一点，从明朝皇帝与臣属的关系上得到的印证最无情。明朝最少自由。明朝是一个打屁股的朝代。没有哪一个朝代像明朝皇帝那样喜欢打臣子的屁股。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廷杖”。一言不合，扒下裤子就打。有时候，一百多个大臣被摁在丹墀下，露出一水的白花花的臀部。棍棒飞舞，鲜血横飞，蔚为壮观。朱元璋和他的子孙们视臣属为粪土。对最高贵的士大夫的侮辱往往从最见不得人的私处开始。朱元璋绝对有虐待倾向。到了崇祯皇帝，更上一层楼。某次，一个大臣对自己的错误不承认，崇祯大怒，下令就在金銮殿上用刑。几个内阁大臣连忙奏道：“在殿上用刑，是三百年没有的事!”崇祯皇帝说：“这家伙也是三百年没有的人!”几打死。
明朝对臣属压迫最深，而明朝皇帝的下场也最惨。李自成将要杀入紫禁城时，崇祯皇帝击钟呼唤百官，无一人前来。随他在煤山赴死的只有一个太监。李自成找到崇祯皇帝的尸首后，把它放在大路口，没有一个明朝大臣跑去哭泣，只有一个和尚用麦饭做祭品，吊丧。而次日，李自成下令百官报名出来相见，几乎所有的大臣都跑去了，在院子里站着等了一整天，还没见到李自成和刘宗敏的面。史书谈到甲申年这段历史时写道：“百官皆好降。”为何好降？难道和“廷杖”没有一点关联吗？明朝从朱元璋到朱棣到朱由检，开创了屠杀大臣最多、最惨、最无理、最无耻的先例，明朝大臣也开创了所有朝代中最大规模集体投降的先例。大臣的气节真的还不如几个粉面柳腰的妓女。
还有一个事实我注意到了：离专制中心越近也就是离北京越近，投降的大臣越多，尽节的大臣越少。越往北发生的战斗越少，而越往南则战事越烈。明朝人写的书《甲申传信录》中讲：李自成攻北京，明朝守北京的大营兵四十余万，部将数以千计，“临敌力战，死于疆事者仅二人而已。嘻!”北京陷落时，全国官员自杀者中，南方人多于北方人。具体数目如下：浙江：六人。江西：二人。河南：二人。北直隶只有一人。燕赵之地无悲歌。吴越之地有义士。中国的风向肯定是渐渐南转了。大屠杀都发生在南方。我对音乐是外行，但一听到扬州的评弹，我总有一种挥不去的哀戚之感，隐隐听到八十万生灵的惨痛的呼喊。哀怨中有悲惨。悲惨中有哀怨。袁崇焕是南方人。收拾袁崇焕遗骨掩埋的佘姓义士也是南方人。他再也没有回到南方，一直在北京守着袁督师的遗骨，一守就是十七代。
在明朝受尽屈辱的大臣们到了清朝之后，一个个都焕发了崭新的青春。在与自己同胞作战的时候他们表现出来的勇气、谋略和聪明才智，真令人叹为观止。真正打下汉族天下的是汉族人。《康熙传》中指出：“满族人在征服中华帝国的过程中，几乎没有付出任何代价，而由汉人中最勇敢的人替满洲人为反对他们本民族而战。”吴三桂在宁远前线，并没有显出多么强的战斗力，可一旦易帜后，变得像豹子一样凶猛，对李自成军百战百胜。吴三桂一直从东北打到缅甸。他的战功只有也从东北打到南中国海的林彪可与其媲美。洪承畴 [注：洪承畴，曾任明朝蓟辽总督，率十三万大军援救被皇太极围困的锦州，在松山大败，被俘后投降。清军入关时，积极为多尔衮出谋划策，并亲统军队平定江南。] 曾被困松山，一筹莫展，但投降后，妙计倍出。传檄定江南。明朝兵部侍郎钱谦益曾投水自杀，可由于“水太凉”而没有死成，也投降了多铎，做了清朝的官。他和写作《圆圆曲》的吴伟业的文艺创作都在入清后达到了新的高潮。钱谦益曾发明了一件样式特别的外套：小领，大袖。一位江南学者问他这衣服代表哪朝风格，钱谦益故作戏语道：“小领示我尊重本朝之制，大袖则不忘前朝之意。”那学者讽刺道：“先生真是两朝‘领袖’!”钱谦益受的羞辱太多了，可他仍滋滋润润地活到八十二岁，这说明他在新朝过得相当好。满清对这些明朝旧臣的最高待遇就是把他们统统放进了《贰臣传》。中国第一部史书黄钟大吕。最后一个朝代撰写的史书则饱含激情描写叛徒。非一个叛徒，一大窝也。
专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在我们的文化遗产中，这种由少数人百分之百控制多数人命运的残酷制度既脆弱，又坚强。脆弱是因为其承受不起任何一次外力打击，坚强是因为每当外部打击过去后，它总是枯木逢春。它总是像“一次权力交接仪式，把奄奄一息的专制交给精力充沛的专制。”这就要说到专制下的人民了。专制主义最可恶的一个特点就是愚民政策。要做到这一点唯有高压。高压必造成顺从。顺从必培养奴性。中国的佛教、道教也反智，也愚民，但却不如儒教来得猛烈。儒教已经把中国人培养得有受虐倾向了，并对凌辱有极强的忍耐力。中国人在极权和专制面前是死人。在外国侵略者面前也是死人。人平时没有尊严，战时也很难有尊严。奴隶在奴隶主面前是奴隶，在外国侵略者面前就变成主人了？你做梦吧。
甲申年的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一盘散沙的典型场景如下：一群人站在一起黑压压一片，走起路来整齐划一，喊起口号来震天价响。他们最爱喊的口号是“爱国”和“中国人民受屈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他们对爱国还是卖国的敏感程度要比对专制还是民主的敏感程度高出百倍。由于近代的屈辱使中国人心理存在着某种“不完整”，所以我们一次次说“站起来了”，正是这种心理的反应。思想看起来比疆域还统一。但一旦敌人来了，大家立即作鸟兽散。明末，清军尚未入关，但几次撕破边墙进京畿骚扰作战。孙传庭 [注：孙传庭，陕西巡抚，曾在潼关南原设伏大败李自成。李自成只剩下十八骑，逃往商洛山中。] 挟潼关大胜的余威，进京勤王。一天，他的部队与一小队清军骑兵相遇了。明军有几千人，用孙传庭的话讲：“俱为身经百战之士。”清军只有几十人，双方隔着一条河。明军叫骂道：“我操你的老婆女儿!”清兵大笑，从军营中拉出近百名妇女，穿红戴绿，指着说：“这些都是你们的姐妹母亲，都被我们操了!”说着就真在光天化日下干起来。同时有十几个骑兵下河向这边渡来，几千明军吓得魂飞魄散，转身就跑，被踏死的不计其数。
专制吃人。人民变成羊。汉民族就是羊。汉民族的膝盖特别容易弯。既容易向皇帝弯，也容易向敌人弯。甲申年，整个中国大地上都飘扬着一股羊的气味。羊群再大，也是羊。狼并不介意它面对的羊究竟是一只还是一群。甚至愈多愈好呢。扬州城破，清军开展大屠杀。扬州顿成地狱。比地狱更难忘的场景是那些人民引颈受戮的场面。史载：只要遇见一个满族士兵，“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就像一个蒙古兵可以命令几百个波斯百姓互相捆绑起来，然后乖乖地把他们杀掉一样，清兵在扬州也是这样。一个清兵，遇见近五十名青壮男子，清兵横刀一呼：“蛮子来!蛮子来!”这些人皆战战兢兢，无一敢动。这个清兵押着这些人(无捆绑)去杀人场，无一人敢反抗不说，甚至没一人敢跑。到刑场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杀。
相同的情形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南京，一个师的国民党部队，遇见十六个日本人的小队，就乖乖投降了。几百个日本兵押着几万名国民党军俘虏去燕子矶屠杀，
这些俘虏连逃跑的勇气都无。一位军委副主席讲：在他的老家山东某县，七、八个日本鬼子来扫荡，三、四万军民在“跑反”。
为了活命，扬州城那些因美丽而闻名的妇女们，愿意把她们的身体献给清兵而换取生命。有的女人在满城的哀号惨叫中精心梳妆打扮，尔后倚门，向清兵献媚。一个清兵士卒说：“我辈征高丽，掳妇女数万人，无一失节者。何堂堂中国，无耻至此？”清军令这些妇女全部脱光衣服，押走。直到康熙年间，在宁古塔(黑龙江)或蒙古附近，有人还看见过这些年纪已大、饱受欺辱的妇女。她们操扬州口音，身穿兽皮。她们悲惨的灵魂至今仍游荡在白山黑水间，我深信。
曾有一个玩笑，问：猪除了可以吃外，还有什么用？答：可以用来骂人。走笔至此，我突然想，猪比羊出息多了。一个人是杀不了猪的。猪坚决反抗。猪的吼声是绝望而雄壮的。它一辈子只有在被杀时才发出这最后的吼声。杀羊简洁明快。羊知道死期已到，但不反抗。屠户根本不用捆绑，只用手轻轻摩挲羊的头和身子，羊便驯服地躺下。屠户用刀在羊喉咙处轻柔地一抹，血喷出来。羊的眼睛里淌下一行泪水。我们应当学习猪的胸襟。
专制社会下的人格多奴性，最少宽容精神。奴性越大，宽容精神越少。缺乏互相信任是我们这个民族一个源远流长的特点。这样的民族总是怯于公战，勇于私斗。中国的内战是世界史上的奇观。我认为，越是内战厉害的民族，外战越不行。反过来说，越是外战不行的民族，内战越凶。孟德斯鸠讲过一句深刻的话：“统治中国的就是棍子。”有人认为此话有双重含义，一是说明统治阶级的残暴，二是说明人民的残暴。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得最淋漓酣畅。“一个民族只要干出‘大跃进’和‘文革’这两件事中的任何一件，该民族就能进入‘耻辱吉尼斯大全’而永垂史册。”可我们干了这两件事还不够。“文化大革命”才走，我们已开始遗忘。“文化大革命”是我们民族的文化史，政治史，乃至心灵史，是我们生命中一个永远无可回避的话题。潘岳说：“自建国以来我们所搞的一系列‘革命运动’暴露出来的问题与结果是：自己内部培养的精英层几乎全部被打压，中产阶级萌芽也被消灭。”正因为中国没有革封建主义的命，资本主义反过来就顶翻了所谓的无产阶级。鲁迅说：“中国爱说自己爱和平，但其实，是爱斗争的，爱看别的东西斗争，也爱看自己人斗争，就是不敢同外国侵略者斗争。”
中国的汉奸丰富多彩，叫人说不尽，道不完。汉奸在哪里？汉奸在我们心里。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次大规模的汉奸高潮，一次是在甲申年，一次是在抗日战争中。汉奸有两个特点，一是在外国主人面前俯首低眉，百分之百的奴性。二是打内战，征伐自己的同胞时显示出无比的英勇。甲申年，清军兵锋已逼近湖北，李自成被追得如丧家之犬，很快就要死在九宫山。可就是在这个关头，镇守武汉的明朝总兵官左良玉还顺江东下，准备攻打南京，美其名曰“清君侧”。南京在什么人手里？南京还在中国人手里嘛。镇守南京的马士英也露出一副汉奸嘴脸，说：“我们宁可死在清人手里，也绝不死在左良玉手里!”
清军残酷，汉民族在内战中表现出来的残酷性，不让清军。在扬州、嘉定、江阴这些城市发生大屠杀的同时，在汉人控制的地区也发生了大屠杀。几乎在多尔衮重开科举的同时，张献忠也在成都诡称开科取士，在贡院门口设置长绳，离地四尺，将读书人按名册排列，凡站立起来超过绳索的，都被押到西门外青羊宫杀死。先后被杀数万人，贡院中笔砚堆积如山。张献忠讨厌文人，认为文人奸诈伪善，所以四川的文人差不多被他杀光了。他曾一天内杀了自己二十名文官。有人认为他杀得太多了，他说：“文官还怕没有人做吗？”
张献忠不说也罢，可素以军纪严明号称的大顺军，对老百姓又好到哪里去了呢？大顺军打下安徽桐城，百姓箪壶食浆，以迎义师。一个老农民在城门口拦住几个大顺军战士，絮絮叨叨地向他们讲述自己如何受官府压榨，生活如何凄凉，等等。一个大顺军小头目说：“哎呀，你既然那么苦，何必还活在世间呢？”就把老农杀了。
今天汉民族变了吗？答案在汉民族每一个成员心里。我们身上仍然烙着甲申年深深的印记。我们民族是否能经得起另一场甲申风暴？我们的生活中充斥着太多的勾心斗角，明哲保身。西方文化重视与自然斗，所以诞生了一个又一个思想家和发明家。中华文化重视与人斗，所以出现了一个又一个整人高手。中国是告密者的乐园。甲申年，江苏有个曾当过官的人，躲到乡下去教书，在胸前刺了“不愧本朝”四个字，又在左臂上刺“生为明人”，右臂上刺“死为明鬼”。一天，他脱衣洗澡，被人看见，立即向官府告发，被处死刑。南京大屠杀时，日本人抓住国民党军人后，进行甄别。在押的上万人中潜藏着换了服装的师长、团长。日本人喝道：“谁是当官的？站出来!”顿时森林一般的手指向那些真正的师长团长们。结局是一样的：指认人的人和被指认的人都难逃一死。
是什么使我们本民族如此相互仇恨和恐惧？我们在这种仇恨和恐惧中消耗了民族精神的大部分资源。中华文化的根是一种低成本生存。什么生命顽强？越低下的生命越顽强，如蝼蚁。越高贵的生命越易折，如狮子。蝼蚁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毁掉了自己，也毁掉了所有的征服者。内战凶猛，还有一个原因是自私造成的。儒家理论看起来最无私的，其实最自私。“君君臣臣”就是“无私”。而专制下，帝王自私，臣民凭什么为公？你经营你的大家，我经营我的小窝。你杀了我，我就是要流血。一个自私的人是不会爱国的。明朝“靖难之役”时，两个大官相约一旦南京城破，就自杀以殉。北兵进城时，城中大乱。大官甲听见大官乙对家人大声喊道：“外面乱糟糟的，你们赶紧把猪栏门关好，小心偷猪贼。”甲苦笑道：“一条猪都这样顾惜，更舍不得一条命了。”
中国亡在满清手里是中国的幸运。满清统治了汉族则是满清的不幸。从甲申年汉族的表现来看，这个民族的核心部分早已腐朽变质。它的选择是它的必然。它渴望得到的已经得到了。它必然失去的也全部失去了。性格改变命运。命运改变性格。中国既不能接受自己不能改变的，也不能改变自己不能接受的。既得不到自己所爱的，又不爱自己所得到的。没有任何一种不道德不是心安理得的。没有一个人能听见内在的道德质问。生命的价值低于资源的价值。中国政治内涵于中国文化。一部文明史，本来是人越来越从各种桎梏中解脱出来的历史，因而应当越来越成为人的历史。而我们的文明史，却是越来越把人桎梏起来的历史，因而是桎梏史。中国之落后，实际是一种文化上的落后。文化是一种能力。它强大，却容易被人忽视。文化是社会的镜子，而未来则是文化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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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强文，本朝应该是火德，
那么下一朝就应该是土德（五行相生学派）或水德（五行相克学派）。
毛泽东，江泽民，都带水，水克火，怪不得国运不昌。
邓小平，繁体的邓有火的意思，所以老邓的时候国运最旺。
胡锦涛，涛带水，水克火，锦带金，而火克金。好像不太妙啊！
看来下一代领导人，必须选姓名带土和带木的人才行。
再看看台湾，民进党尚绿，应该是金德，金克木，所以取代国民党的民国只是时间问题。而本朝为火德，火克金，而胡锦涛的又带水，金生水，所以本朝在涛哥手上统一台湾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前提是民国先被民进党终结。
无政府打黑旗加红道道，法西斯穿赫衣，民族社会主义打红旗加黑圈，共产党打红旗。
本来对算命这码事半信半疑，经您一提点，我算看穿了，感情使这么一码子事！~
如果满清是胸襟博大的民族的话，那元朝蒙古人岂不是世界上最宽大的民族？
我就搞不懂文字狱哪儿来的？难不成天上掉下来的
清朝如果没卖国的话泥布楚条约是什么？还保留那么多国土？难道明朝的国土就小吗？崇祯好歹要寸土不失，而清末那么多割让国土的条约难不成是地上长出来的，皇帝老子没事干送国土给人家？
十分感谢！
太长了，打下来回去慢慢看。明天再来具体吹捧。
马兄这篇文章真是千古绝唱。佩服佩服。收藏了。
顺便说一句。国民党的民国其实坏就坏在那面国旗上了。国民党民国的旗是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民党的党旗青天白日缩在一角。结果国民党的命运也就老是缩在一角。开头是军阀混战，缩在在广州。北伐成功，军阀却没消灭，只好缩在东南。等到日寇入侵，步步紧逼就缩到西南去了。好不容易抗战胜利，眼看天下到手，却应了那句“满地红”，三年之内就给“满地红”赶到台湾去缩着了。
本朝正应火德，赤化天下。鹰扬之校，逐美夷于朝鲜。螭虎之士，破身毒于绝域。星流彗扫，退罗刹于疆北，萧条万里，定百越于安南。寒光耀日，上承汉家余绪。赤帜连天，下启百代风范。自后当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声。安固世界，成民族之复兴。
从国旗之类的看，确实色尚红，有火德之瑞；
但从衣服看：
开国、文革那会，色尚绿，当属木德王，有民国遗风；
现在男人色尚黑(染发、西服、皮鞋……)，当属水德；女人色尚白(比如婚纱)，当属金德。金克水，所以阴盛阳衰；
就剩土德没用上了，但您瞅电视里的帝王戏里，万众仰慕的主角们可都穿着黄衣服啊，看来那个“FP”只是迟早的事……
所以很明显：水火不容啊！
无政府主义俺就不知道了，色尚青，估计是木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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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男人色尚黑(染发、西服、皮鞋……)，当属水德；女人色尚白(比如婚纱)，当属金德。金克水，所以阴盛阳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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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生丽水，土克洪涛。女人如果属金应当有利于属水的男人才是。何来阴盛阳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