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又论叛徒问题以及一些闲话 -- 史文恭
小蒋固然在苏联待过，但是“文革”那阵子，海峡两岸的社会结构、指导理论乃至具体的行动方式，就真的有多少共同点么？我看不出来。你总不能说，小蒋是按照“文革”理论指导他的内部清洗的吧。
我承认，“文革”可能是无法在美国发生的，在敌人强大的压力面前，不努力清洗自己内部的渗透分子、动摇分子是可能的，常凯申和萨达姆都是这样做的嘛，结果呢？
1.章含之信的全文：
去年夏天，大约八月，一天晚上，海容、小唐两位同志来找我说有件事要了解。她们说她们去看了康生同志。是邓小平带话给她们说康老想见她们，后来康老的秘书直接打电话与她们联系约时间。小唐说她们请示了主席，主席同意后她们才去的。
接着，她们说康老病很重，恐不久于世了，因此有件心事要托她们转报主席。康老说，江青、春桥两同志历史上都是叛徒，他曾看过春桥同志的档案，是江青同志给他看的。康老要海容、小唐找两个人去了解情况，一个叫王观澜、一个叫吴仲超。康老说这两个人可以证实江青、春桥同志是叛徒。海容、小唐说她们想问问乔冠华同志是否认识王、吴二人。乔说他只知有此二人，并不认识。她们又说，听说江青同志的历史叛徒材料在三十年代香港、华南的报纸上有登载，问乔当年在华南工作是否见到过这类消息和文章。乔说他只见过生活上对江青同志的攻击，从未见过涉及政治叛变这一类的东西。关于春桥同志的情况乔说他完全不知道。当时我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听说上海有一派贴过大字报说春桥同志是叛徒，后来被压下去了。
当时我们都劝王、唐两位不要替康老传这些活。我们说如果康老有事向主席报告，他可以口授他的秘书写下来，而不应该叫两个不了解情况的年轻同志传这种活。我当时说尤其关于江青同志这些话更不应该传，这样做客观上矛头是对着主席的。小唐说他们这些老同志不会把江青同志的事扩大的，不过她应当退出政治活动，将来叫她养老，去看看她还是可以的。
以后我们再也没有问起此事。但是在她们谈此事后不久，有一次在人大会堂宴会散会时，我见到一个行动有点困难的老年人。正巧海容走过，我问她此人是谁。她说“这个人就是吴仲超。”不知这是否是她有意安排吴出席宴会的。
以上情况特报主席参阅。
含之
一九七六年四月廿五日
2.王观澜的简历：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转入秘密活动。1927年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9年初，转入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继入列宁学院、苏联红军总医院学习。1930年底回国。1931年1月，至闽西苏区任中共闽粤赣特委代理宣传部部长，主编特委机关报《红旗报》，并任闽粤赣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继任组织部部长，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先后兼任(上)杭武(平)县委书记、汀州市委书记。同年11月，负责筹备并主编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1932年，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在叶坪乡开展查田试点。不久，中央苏区全面开展查田运动，任指导委员会主任。1934年1月，任苏维埃中央政府土地部副部长、中央土地委员会副主任。同年10月，在红一军团地方工作部工作，随工农红军开始长征。次年1月遵义会议后，任中央军委干部团地方工作团主任。越雪山，过草地，历经饥饿、病患，坚持带队前进，到达陕北。10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土地部部长、中央农委主任。1938年，王明、康生诬称观澜是“托派”，毛泽东进行干预，说王观澜经过我十年的亲自考验，这个同志如果不是好同志，我们党内就没有好同志了!次年，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不久，因肠胃病与严重神经衰弱症住院医疗。毛泽东到医院看望，并写了一封长信，鼓励道“既来之，则安之”，“让身体慢慢增长抵抗力”，与疾病作斗争。
解放后，历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农业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兼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党内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发生原则争论，观澜亲至江、浙农村调查，如实向中央报告。毛泽东将其报告批转全国，并提倡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大跃进”年代，又至河北省徐水一带视察，上书中央指出“浮夸是万恶之源，欺骗是害人之本”。受毛泽东称道。
“文化大革命”初，遭残酷迫害。1975年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彻底平反。不久，被增补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任国家农业部顾问组组长。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年逾古稀，仍积极至农村调查研究。1979年下半年，至陕北革命老根据地调查12个县。1980年春末夏初，还到上海及江苏、浙江、福建、江西等省市作社会调查。
康生、谢富治这两位，在当下官方的认定里，是大大的恶人，所以在认定为反革命集团主犯、开除党籍之外，还给了一个特殊待遇——撤销悼词，大致相当于鞭尸。我认为，这是一个大大的冤案，比“六十一人叛徒案”更大的冤案。
我承认，康生、谢富治这两位，确实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让很多人家破人亡。但我认为，这属于不可避免的工作错误，这是由他们的工作性质和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不能成为指控
他们“反革命”的证据。
任何一个政治集团，都是要有分工的。有人干体面活、干净活、收买人心的活，就得有人干猥琐货、脏活、得罪人的活。而康生、谢富治这两位，就是被分配干后一种活的。尤其是康生，
从延安时期起，就是负责秘密战线，“抓特务”的。
“抓特务”这种活，理论上当然要“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但问题在于，特务的脑门上又不会写着“我是特务”，反而会千方百计掩饰自己。因此“抓特务”是一个高难度的活，如果想理解这个活的难度，推荐《春天的十七个瞬间》，看看抓特务专家缪勒是如何殚精竭虑但是仍然失手的。或者看看这个片子的山寨版，《潜伏》也可以。
“抓特务”这种事情，必然会犯两种错误，第一是放过了坏人，第二是冤枉了好人。而且这两者还是密切关联的。在人力物力条件一定的情况下，要想尽量不放过坏人，那就会多冤枉好人，而想尽量不冤枉好人，那就必然会多放过坏人。因此，实际工作中只能根据需要，做一个权衡，看看是多冤枉些好人呢，还是多放过些坏人。
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抓特务”工作，只能选择“尽量不放过坏人，哪怕多冤枉好人”。因为当时是新中国战争危险最大的时期，北边跟苏联开打大家都把核武器亮出来了，南边是在支援越南打美国，西南差点支援巴基斯坦跟印度再打一仗，东面和蒋介石集团的渗透反渗透就没断过。这种局面下面，当然得选择“尽量不放过坏人，哪怕多冤枉好人”，因为一旦放过了坏人这危害就太大了，不承认这一点的可以看看第二次海湾战争就知道了。因此要尽量不放过坏人。不仅要尽量不放过坏人，而且要尽量不放过潜在的坏人。因为人是会变的，具体到一个人，他也许在形势一片大好我军节节胜利的时候坚定英勇得很，但是一旦形势不妙苏军占领东北兵临北京城下他就撑不住了要开城投降，这就属于“潜在的坏人”。对于这种人，当然也要找出来甚至抓起来。
“文化大革命”时期“抓特务”，不仅责任重，而且难度大。因为真正的特务必然不会束手就擒，会跟杀人游戏似的陷害抓特务的，负责“抓特务”的人，搞不好也会被人陷害成“特务”，《潜伏》里余则成好像就这么干过。曾自洲就给过一个链接，里面谢富治他们很猥琐地把宽边信纸给裁了，就是为了洗清自己的干系，免得自己也被打成“特务”。而康生到临死，同时看出来老毛对“四人帮”有所不满了，才检举江青、张春桥也是这个道理，“抓特务”这活，得先保存自己才能消灭敌人。
所以，康生、谢富治在“文革”时期的工作，其实没什么可指责的。换了陈云去干这工作，肯定没他们干得好，术业有专攻么，让康生搞经济也肯定不如陈云。至于说大量的冤假错案家破人亡，那是不可避免的，要怪，第一要怪美帝苏修给我们的强大战争压力，第二就得怪常凯申留下的家底不够雄厚，主观上没什么好检讨的。
真要说康生、谢富治他们干得不够好，那就得数据说话，他们办了多少案子，冤假错案率多少。这还真有一个可比的，就是胡乱帮后来搞“平反冤假错案”，可以用来做参照。这个“平反冤假错案”，固然冤枉的好人大大减少了（不是没有，据雪里蕻举证有人到90年代末才平反），但是放过的坏人也大大增加了，基本是“康生、谢富治说你坏我就给你平反”，正确识别率好像也没增加啊。而造成的损失呢，光ZRJ一个，给新中国工业造成多大损失啊。
所以，康生、谢富治根本不是什么反革命集团主犯，他们真是应了我那句话：
“反党分子”是忠诚党员的墓志铭。
至于康生、江青早年有没有当过叛徒，大家继续挖。
邓先富和康老的历史关系就不一般
不过，最后邓先富还是没能保住康老啊
文革结束后，徐明清还因为“包庇江青”坐了两年多牢
人家徐明清犯得着吗？
达雅提到了海峡对岸的白色恐怖，其实经国自己也是这种阶级斗争理论培养出来的，甚至连KMT都是在共产国际或苏共帮助下成立的，
在指导理论上有着相当大的共同点。
======================
这有些不厚道啊，现在都在夸蒋经国在台湾的民主改革，怎么不把这个功劳算在GCD身上呢？
康生拿这个来讨好邓？未免太不够分量了。
1.出自怀念到永远——记坚韧不拔的母亲秦振球外链出处
2.出自冰 清 玉 洁——忆优秀的共产党员戚铮音外链出处
3.出自关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一些回忆和控诉外链出处
4.华母的情况。出自邹韬奋：心系延安，病逝申城外链出处
5.华家长子华渭臣的资料。出自陈丕显回忆录。外链出处
6.华家次子华斌的情况可见《空军通讯部长的传奇人生》。这本书内容我在网上找不到。但是国图有收藏。从目录上看该书有华家情况的更详尽的记录。
7.华家三子华祝是两航起义人员。
康生是在充分了解“六十一个”真相的前提下，把他们打成冤狱的。
至于什么叫“隐秘”，不理解你想说什么
帖子是你转来的，这是事实
至于够不够分量就不是你说的算了。康老和邓的历史关系不一般，有兴趣也可去网上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