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漫谈中国政治改革之一 -- 井底望天

也很中肯。中国的不少事情，政府通常有大责任，但是，中国人太精明，也有反向作用（当然，我不想说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是因为政府不把人民当回事，导致人民太精明，还是人民太精明，让政府处处防着人民。）。

“人们为什么犯罪呢？很大比例的犯罪的起因是缺钱”可以证伪。

1. 以中国为例，2009年每10万人的刑事立案数达到407.69，全部立案数达到1169.23；改革开放前每10万人的立案数大约60。难道中国人越来越缺钱？

《解读中国犯罪率大幅增长》

2. 联合国统计过犯罪率

http://www.uncjin.org/Statistics/WCTS/wcts.html

1988-1997 http://www.uncjin.org/Statistics/WCTS/trc000927.pdf

每10万人立案数

澳大利亚……5446增长到61615（缺少1990之后数据）

加拿大……8804增长到9979（缺少1995、1996、1997年数据）

丹麦……8282增长好10051

芬兰……10062减少到7273

法国……4877增长到6765（缺少1995、1996、1997年数据）

德国……4873增长到8025

挪威……3566增长到6995

瑞典……11171增长到13516

这些富国的犯罪率这么高是因为缺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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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是用来脱罪的，不就是用来减少冤案吗？同义反复。

因为“缺钱　&& 人品差”导致犯罪也有问题。其中，“人品差”定义不明，跟“犯罪”有同义反复之嫌。

“好律师”定义不明。假设“好律师”的意思是使嫌疑人脱罪成功率高的律师，那么这里就又是一个同义反复。

没钱请“好律师”就肯定会坐牢……不成立。

“｝　else {

goto 犯罪；　//

}”也有问题。

犯罪没有被抓，并不一定导致“再次犯罪”。

以暴力拆迁为例。很多暴力拆迁是法律判定强制执行的，其根本原因，不就是所谓“法院”，其实是政府的一部分？如果负责土地买卖的政府官员跟政法系统的官员（未必是法院，检察院就可以了）虽然行政上不从属，但是邻居，酒场上的朋友，甚至夫妻（真有这种情况），总之大家是一个圈子里的人，那么打起官司来普通老百姓真的有机会？

还有你说的屁民钻法律空子的情况。也许他们有时候真的不占理吧；但是如果法律本身不合理，或者如果真的按“合理的”规矩办事的话，成本相当高，那么不钻空子又能怎样？我今年夏天回家帮父母办房产证，深刻体会了照规矩办事有多么痛苦。其中一次是到一个部门改一份出错的资料（是国土资源局的错，但他们让我们自己找人改），等了一天也没等到那个负责的人。他们让我们第二天再来。到了晚上，我母亲通过熟人找了他们领导，第二天上午九点，接到电话，资料已经帮我们改好了。

受限制的权力，会导致行政效率的低下和资源的浪费，正如你所说的美国的一些弊端；没有自我限制机制的权力呢？

昨天看片子刚好记住这句台词。

个人应该承担起个人 应该负 的责任。有限的责任。

见义勇为是值得表扬的，但是过分鼓吹和强调，把见义勇为变成每个人的义务，也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应该鼓励勇敢者，而不应该在同时指责一时退却的人。

保护自己，本来就是人性的一部分。

让别人去牺牲，总是容易的

上班了 只能挑小虫了

为什么写脱罪， 因为律师是"把那些罪犯搞成没罪的人"。 这个是增加错案，而不是减少冤案

错案有3种：让有罪的逍遥法外；让没罪的蒙冤受屈；定错刑。

理论上，不管当事人有罪没罪，律师都会代表他的利益。

只考虑

：）

美国组织机构，不管公家私人，其实实际办事效率是比较高的，至少能在规定时间内解决。在他们那里议会扯皮是主要原因。

中国的组织机构，别说公家，私人的又怎样呢？说来他们完全是受消费者限制的吧？和其它第三世界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比呢？不要说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说说中国的人均水平，哪怕是最发达一线城市的人均水平。

在这样的中国实际水平上，再加上个湾湾或印度式的议会烂架，会是什么样？其实都没有必要谈湾湾，湾湾的总体经济水平真不是我们目前所能企及的。

以中国的国情，人家屁民听了这句话，回到家里，召集全村人开一个会，最后的决定，超家伙，俺们自己动手。

其实困难事人人都会遇到。但是放在最屁的民那儿，也许更喜欢中国的行为方式，毕竟打官司这种方式既费钱又需要知识，最屁的民刚好上面两点都缺。所以还是中国的方式最直接也直观，解决办法是两个，一个是找最大的官把我的问题解决了（现在称为上访方式），这个青天方式是最好的，另一个呢，就是咱自己操家伙，把问题解决了，无论毁灭自己或者毁灭对手都会让问题得到终极解决。

所以中国文化一直强调要忍耐，邻居间要让他一墙，国家间要相忍谋国。在日常生活中，虽然是屁民，但是只要有点身家的屁民都不太会选择上面两种方式，因为第一种办法实在是因为青天难遇，所以要搭进去无数的资源，往往青天还没找到自己却往更屁更屁的民那边去了，而第二种办法虽然简单，但最好的结局也只能是同归于尽。

而如果成为了最屁最屁的民（有个名词叫作流氓无产者），倒也就无所畏惧了，人们常说，破门的县令，但如果根本就没门没派也就破无可破。因此历朝历代当权者，反而最害怕这种人，因为你根本威胁不到他什么，而他则也没什么可珍惜的，就是一条烂命罢了。

所以说，大家读这个系列，总会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但是却也说不出为什么不对。其实这就对了，这个写文章吗，主要是立论，然后摆出论据来，而这个论据，还要看你站在什么角度上。同样的事情，不同的人看出不同的东西来。比如折迁，其实每一个拆迁户都是一个故事，但站在当官的角度来看待拆迁的问题，那些委屈也罢、痛快也罢反正拿了钱走人的守法屁民们，哪怕之前曾经家里让人砸过玻璃、出门让人塞了锁孔，其实都不是故事。对于当权者来说，只有两种人是故事，当然也是问题，一种是打死赖着不走还敢拿刀或者汽油来吓唬人的人，还有一种就是在家垒个鸡窝就要楼房价插根干草就当树的人。

所以，关键还是看问题的视角问题，而井兄举出来的这些例子，好象虽然算不上极端，却总是过滤了一些东西吧。其实这个世界上，钉子户不是很多，恶民则是很少，问题是中国这么大，总会有这样的人，如果你解决问题的角度总是想着如果出现这两种人怎么办，那自然就会得出来，中国的行政体系没问题这样的观点来。

但是，这个世界上，沉默的大多数还是居多的，这个世界上有点身家的守法的良民还是占大多数，无论是不是河蟹社会，其实大家过日子的办法都是忍让为先，上忍当官的（民不与官斗），下忍小混混，没事时偷着乐，有事了先想着让一步。问题是，这样的日子难道算是幸福的吗？遇到拆迁损失最大的其实也是这群人吧，我们是不是应该站在这一大群屁民的角度来看问题呀。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不能总指望着用官大一级的办法去解决问题吧，或者不能总用血酬定律来解决问题是吧，总要找出第三种方法来是吧。其实拆迁只是社会问题交集的结果，因为涉及到屁民的根本利益，所以才有这么极端，而在社会的方方面面，所涉及的行政权力过大的问题全都存在，只是在这些方面，也就是屁民再被多榨出点油水来，咱们也就忍了，所以社会总是很和谐，但怨气不也是这么积攒出来的吗？

请参见彭宇案

1 像纺织业这种入门门槛低的行业，发达国家已经放弃。欧美需要回流的企业对象大部分是中国的外资企业，比如橡胶，钢铁，医药研发，等等中端企业。

2 以前没有通胀是有房市托着，做资金蓄水池。关于结构性通胀，网上说的有很多。

3 江浙企业的内迁，你看看他们内迁的时间点，全是07年，和今年人民币升值的时候。如果不升值的话，与利润相比他们在乎多出的成本吗？

大部分国内官僚还需要“动手”牟利，而不是动动脑子，动动法律牟利，这个社会的伦理还算正常！

外链出处

这个新权威主义在80年代也是流行一时，掀开华丽的词章之后，其实也还是中国过去的老一套东西。所谓”皇帝是好的，坏的是贪官“，因此体制是好的，制度也是好的，关键是执行问题，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树立绝对的权威，要上面给政策下面是执行政策而不是打小算盘，弄出一些对策来。

但是，社会是复杂的，不沾血的高官和沾血的小官，其实并没有什么两样，高官之所以显得廉洁，只是“君子远疱厨”罢了。如果总是说上层其实素质很高，而人材都往城市集中，造成下层人才素质低下，并将官民矛盾的起因总结为下层官员的为非作歹的话，那这将是一个无解的题，或者井大给出的解就是加强中央权威，打击地方豪强，宁愿找一帮大学生（清朝叫做笔式帖）去到基层，也不要信任那些泥腿子，问题是这一政策真的能解决问题吗？

要知道，生物界千古不变的道理，就是大的肯定在欺负小的，而人类之稍许不同，一是智强者胜，二则是弱小者可以联合来对付强者。其实我们也应该知道，为什么矛盾总在最下层发生，那是因为只有在低层，官僚体制才会和屁民发生接触，发生碰撞。你不能因为低层有矛盾，就说矛盾是底层造成的，就象你不能说脚踩着了狗屎，就说脚走偏了，而不说眼不看路。

人总会有自身利益，有自身利益就会有冲突，然后就会出问题。当然这些问题如何解决，这才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千年的体制告诉我们，那些基层的结构是不会变的，无论有没有地主，该有的矛盾还会有。我们应该学习的，是如何让基层的矛盾在合适的层次得到解决，就象古代行之有效的乡绅制度，其关键是家族联系，即使恃强欺弱，也都讲得是家的道理。而现在，我们引入了法律，那么就应该让法律多发挥他的作用，就象乡村的人民调解员制度，这就是个好制度。

问题的纠结，是应不应该加强行政权力，或者说，中国的改革应不应该引入第三方的仲裁制度。不要一说起利益冲突就会是上访，其实屁民们遇到冲突，第一是忍让，然后觉得忍不下去，就会去和基层领导们讨个说法，毕竟乡里乡亲的，找个熟人递个话，把问题谈开了，第三会想到找其它的干部，帮着调解一下，然后还可以找一群亲戚去说理，然后会想到法院去解决，最后才会拦车告状或者进京上访，那已经是多少种办法之后的事情了，也是实在没得办法了。

所以，不要一说体制改革，马上，就会想到上访，想到群体事件，想到需要加强领导权威。那只是冰山露出海面的一角，已经是极端了。我们要解决的，是如何化解基层的浅层次矛盾，不让它激化，不让它变成极端事件。

而要解决这些矛盾，就得打破行政体系一元化，我们看一下当前的政治体制，是不是首长负责制，中国原来政治体系已经存在的独立的按察体系没了，学政体系没了，财政体系没了，维系乡村安宁的家族体系没了（当然这个体系没了就没了，坏处更多）。现在从低层到高层，全是行政首长一言堂，全是领导一句话顶别人一万句。这才是行政改革的关键。

其实我国现行制度建设不能说不复杂，我现在研究起政治制度来，还是惊叹，是谁竟然为这个国家另起炉灶设计出一套新政治体系，比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协制度，这都是以前没有过的。我去过小县城，俺的亲戚就是县政协委员，他们其实也能和县长递上话，也老在琢磨给乡里修条路，然后什么的，其实大家的心都想着造福乡梓，毕竟让人说好话比让人指脊梁骨要舒服多了。

我们不要一谈什么就是三权分立，也不要一谈三权分立，就是司法独立，其实司法更多的用处是用来处理极端情况的，而多大数矛盾应该在立法环节解开（其实国外不也是这样，投票决定的问题，是用嘴斗争，成了就成了，不成损失了也不会到用刀枪解决的地步，而法院就不一样了，它的决定是以枪作为后盾的）。就是说，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协制度。要将行政的权力分出一部分给人大和政协，这才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

而要让人大和政协有足够的权威，就应该落实县乡的选举制度，真正做到选举公开，老百姓还是分得清谁是好人的。其实人大和政协里出现几个黑社会并不可怕，能混到这个级别的黑社会也都已经白的差不多了。而如何使立法机关更有权威，这才是政治改革的难题所在，因为它相对行政体系有着天生的弱势（网络体系相对于金字塔结构总是有弱势）。不过对现今的中国而言，如果能减少出现象倪萍这样的活宝委员，那么也能够将人大和政协的机制建设的越来越强。

http://news.163.com/10/1102/02/6KETV67F00014AED.html

核心提示：一场让农民上楼的行动，正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进行。各地将农民的宅基地复垦，用增加的耕地，换取城镇建设用地指标。他们共同的政策依据是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指出，和平时期大规模的村庄撤并运动“古今中外，史无前例”。

看文章讲好像是新一轮的圈地运动，

土地流传的变种

动摇国本的事情也敢做

TG意欲何为？要变天

今天三大门户网站新浪，网易，搜狐，凤凰同时刊出

是逆袭吗？

再联想到昨天的新闻联播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署名郑青原的文章：《切实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五论牢牢抓住历史机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联想郑青原的连续五遍署名文章

以及昨天的新华网解释郑青原，称是中央政治局共同意见

联想葡萄大大提的 县市公安局领导北京轮训的消息

TG对此早有准备，一颗红心，两手准备

不敢想了，天佑我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