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民工千里回乡路 -- LaoYaoGG
亲 历 民 工 千 里 回 乡 路
２００５年１月１９日到２０日，新华社记者肖春飞与当时在新华社实习的浙江大学新闻系研究生叶锋亲历了一个民工的千里回乡路。
１９日２３时，肖、叶二人跟随民工白光芹登上上海开往安徽蚌埠的５０５２次列车。
５８岁的白光芹家住安徽泗县瓦坊乡苌圩村卓坊庄，他在上海张江一个建筑工地干了３个月的小工。
民工专列－－难以忍受之拥挤
５０５２次列车是一趟没有空调的"绿皮车"，票价低廉，乘客绝大多数是像白光芹这样的民工。车开之前两小时，候车室里已经人山人海，硕大的蛇皮袋几乎跟人一样多，等候时间太长，人们席地而坐，不少人酣然入睡。在人群中要想挪个地方非常困难－－无处下脚。一位旅客欲从中"突围"，竟然踩上座椅的靠背，在一排椅背组成的"平衡木"上摇摇晃晃地走回。人群中一片惊叹，同时有抱在怀中的孩子被挤醒，放声大哭。
２２时３０分，离检票还有半个小时，候车厅里的气氛有些焦灼，民工们已经齐刷刷地从座位、过道、墙角站立起来，整个厅里如同一锅浓稠的焖粥开始沸腾。他们就这样站了半个小时，直到检票。白光芹和他的三位同乡一起，被裹入其中。列车在旅客将车厢塞满之后缓缓启动，记者也登上了这趟车。
车厢里，过道上、车厢连接处甚至洗漱间都挤满了人，厕所里倒是没人，但要想上个厕所，难度很高。白光芹在七号车厢，他买到了坐票。
白光芹个头不高，有一张消瘦的国字脸，他戴了个短檐毛线帽，上身是一件咖啡色的夹克棉衣，花３０元在上海买的，一条绿色军裤，做保安的二儿子给的。
他有个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做爷爷很多年了。"做爷爷了，还出来打工，有什么办法呢？"候车时，白光芹叹息说，"我们那里方穷，人多地少，又没什么厂矿，只能出来打工了。"
在建筑工地，白光芹每天要工作１０个小时：早上６点上班，中午１１点下班，迅速吃中饭，再从１２点干到下午５点，工作强度很大，５６岁的年纪并不受欢迎，干活慢一点，就会遭到白眼。
他觉得实在支撑不下去了，但还得撑着。２００３年，白光芹给二儿子结婚，负债累累－－这笔债只能由他来还，二儿子、大儿子都不管。
"其实我也不想他们给我什么钱，只要顺心就行了，不叫你生气，就过得去了。"白光芹叹息说，他总结道：现在一些年轻人的素质太差了。
这个总结无疑导致了一个小插曲的产生：白光芹怀疑肖、叶二人跟随他回乡的"动机"，加上同伴老乡的猜测，他决定"躲"，上车前，他告诉记者自己在８号车厢－－实际上他在７号。当记者在８号车厢扑空，然后四处寻找他时，他摘下帽子，趴在桌上装睡－－后来下了车，他看了两人的身份证，才放下心来，他不信记者证，更不相信名片。
在这种拥挤的车厢找一个人，确实很困难。记者几个车厢走下来，已是一身汗水。车过苏州、无锡，又挤上来不少人，他们还想到车厢里走一走，再找一找白光芹，但根本挤不过去了。
列车长高星照说，一节车厢的定员是１１８人，而春运期间的载客量可达１６０多人，车厢里寸步难行。人最多的时候，乘务员只能脚踩座椅背，手往上抓住行李杆，杂耍般地从一个座椅跨到另外一个座椅，"脚不着地"地走过车厢。
歧视，民工们已司空见惯
２０日凌晨５点，白光芹瑟缩着走下火车。这是京沪线安徽明光站，摄氏零下三度。昏暗的路灯下，乘客们打呵欠、打喷嚏，一团一团的白汽。
站前广场，白光芹和老乡们把行李集中在一块，一个老乡憋不住了，跑到一片铺着秸杆的地方小便，黑暗中突然一道手电光照来，几个小便者作鸟兽散，白光芹的老乡跑得慢，被一个穿着蓝色棉衣的胖子逮住了。
这胖子用电筒照着这个倒霉者的脸，"砰"地一声当胸就是一掌："我叫你跑！我叫你跑！"被打者连声告饶，胸前又被推了一把，于是掏出烟来，说："抽根烟，抽根烟。"
蓝衣胖子瞄一眼民工手上的劣烟，声音缓和了一点："我不抽烟。"随即说："如果你不跑就没事了，谁叫你跑？罚１０块钱。"
他一把攥过１０元钱，转身走了，没给被罚者任何收据。白光芹几个人缩着脖子在一边看，都不敢吱声。
车站前停了一溜客车，几个人围住白光芹，拉他上开往泗县的车。白光芹问车票价钱，对方回答１５块，于是他们决定坐这辆车。拉客的人七手八脚地将白光芹四人的行李塞进行李箱，白光芹在旁边看着，模样有点心疼－－他背着一个蛇皮袋，里面装着棉被和饭碗，手提一个花布小袋，装的是洗漱用品。
上车后才发现车厢里早挤满了人，拥挤程度并不比火车逊色－－后来在泗县下车时叶锋数了一下，这辆车牌号为"皖Ｍ７１７７７"的"宇通"客车，定员为４４人，但居然变魔术似地走出了９９人－－白光芹就蹲坐在驾驶员身后的一小块地上，售票员递给他一卷草纸垫着坐。
客车开上了１０４国道，一路向北。售票员脱掉外套，这样挤到人群中方便一些。这是个头上染了一撮黄毛的肥胖小青年，他开始卖票："每人１６元。"白光芹递过去１５元，小青年说："老头，是１６元！"白光芹虚弱地争辩了一下："上车时不是说１５元吗？"小青年劈手把钱甩在白光芹身上，大声呵斥："老头，站到后面去！"
白光芹无奈，费力地从内衣里掏出一把皱巴巴的钞票来，他举起一张票子，想借微弱的光线看是不是一元钱，小青年不耐烦地夺过去。白光芹说："给我票。"回答是："没有！"
天蒙蒙亮，车速很快，公路上空无一人，只见黄淮海平原上绵延不绝的杨树。车内外温差大，驾驶室前的玻璃窗上蒙了一层雾气，司机不时站起身来擦玻璃，又不时弯腰去弄旁边的车载ＶＣＤ，这玩意儿放不了碟。
天慢慢亮了，售票员也卖完票，又挤回到车前来，一身汗水。他不时地叫一车民工坐好，低下头，预防公路超载人员的检查－－但一路上没有人检查，路过五河县时，一个警察骑着摩托车从车旁经过，但看了一眼就若无其事地走了。
民工们开始聊天，一个说："这时候在上海天早就大亮了，这里天亮得晚。"虽然这里就是他们的家乡，但他们在上海呆的时间更长。记者身后一个民工大声咳嗽，然后准备吐痰。驾驶员与售票员同时厉声制止，售票员找出一个塑料袋，递给民工装痰，一边鄙夷道："瞧你们这些人！"
售票员总算把ＶＣＤ捣鼓好了，开始放一个香港功夫片，片头主要演员名字一个个出来，众民工跟着一个个地念，"成龙"、"刘德华"、"梁家辉"……很熟悉的样子。胖子售票员也聚精会神地看，并不时发表评论，民工们跟着一个个讨好地笑。
白光芹没有看碟，他始终保持着一个姿式：躬背坐着，双手拢在袖筒里，头埋在双臂之间，偶尔被售票员推开或者车有点颠簸时，他会茫然地醒来，抬起一张愁苦的脸。
他很??，也很生气－－在上海打工时，老板原来讲好每天３３元，但是最后只给３０元一天，他去理论，老板矢口否认。他跟记者叹息说："老板只要说话算数，就是好老板了。"
回家，卑微然而真挚的幸福
８点０５分，客车到达泗县，一停稳，便陷入一片机动三轮车－－当地人称为"马自达"－－的包围。
白光芹四人上了一辆"马自达"，"车厢"内已没有足够的空间，两个大蛇皮袋就挂在车后。记者叫上一辆出租车跟着，以为他们马上就要到家了，但出租车司机说，还早着呢，他们是去长途车站。
果真如此，白光芹一行下了"马自达"，就上了一辆泗县开往大庄的中巴车。车继续往北，路两边是光秃秃的杨树，树后是麦地，可以看到屋顶的积雪、冰冻的小河。路上有拖拉机，还有慢悠悠的驴车，上学的孩子们。车上来了一个警察，半路下去了，他没买票。叶锋不解，问售票员，回答是："我们都是为他（警察）开车的，他还要买票吗？"
９点钟，大庄到了，四个人扛着蛇皮袋，去找"马自达"。这儿离他们家还有十几公里。他们跟一个"马自达"司机讨价还价，一方说车钱一元，一方说两元。最后还是白光芹们妥协了。上车前，白光芹花五元钱去买了两笼小笼包，他饿坏了，从上海等车时开始至今，他什么都没吃过。
记者也上了这辆车，六人加上四个硕大的蛇皮袋，小小的"车厢"里几乎挤得人脸贴人脸。车拐出１０４国道，向东走上一条土路。这条路并不平坦，"马自达"几乎是蹦蹦跳跳向前走，大家都紧紧抓着可以抓的东西。
白光芹说："冬天还算好了，下雨的时候，全是泥浆，根本没法开车。"
从上海火车站开始，到了这里，白光芹才露出笑脸来。
这是他的家乡，笔直的杨树，刚被霜打过的麦苗，还有落在车后的骑自行车的乡亲－－他们朝"马自达"里的人打招呼，双方都是一脸笑意。
白光芹和同乡在认真地讨论家乡的变化：这条路怎么还没修好、某某家又怎么样了……他们都放松下来，这时车停下来，记者以为到了，但白光芹说，还有两里地呢。
车停在一个乡村小卖部前面，他们下车买一些糖果回去给小孩吃，上海的东西太贵，这里则便宜多了，他们花两三块，能买一大包饼干或蛋糕。但白光芹没买，问他为什么，他神秘地一笑。
卓坊庄是皖北常见的那种乡村，散落着带着院子的平房，也有两层楼房，那是村干部的家。
白光芹和老伴李恒侠一起回来了，李恒侠比白光芹大３岁，已经５９岁了。她患有癫痫病，一直没钱治。看见客人，她把手在蓝围裙上擦了又擦，笑得满脸都是皱纹。
虽然记者已有心理准备，但走进白光芹的家，还是被贫穷震惊了：最值钱的是一台破旧的黑白电视机，水泥地面已经剥落，露出里面的砖头，房梁上全是蜘蛛网，第二道门与泥坯的厨房一样，只有门框而没有门板，用来遮风避雨的，是一幅"门帘"－－用剪开的化肥袋缝成的，上面是花花绿绿的字和图，在寒风中摆动。
桌台上，摆着他的儿女斑驳发黄的照片，柜子上还贴着年代久远的一个电视连续剧的剧照－－《武则天的恋情》，这是他的儿女们还没成家时共同在这间屋子里生活时留下的。白光芹俩口子翻箱倒柜要找他的小儿子的照片给记者看，只找到正在上初中的小儿子的学生证，他们指着那张小小的照片说：他很懂事，有什么吃的，都知道先给父母吃。
这个孩子，是他们唯一的希望了。
白光芹这时的神情已很愉快了，他把蛇皮袋打开，从里面一件一件往外掏东西，饭碗，一小袋葵瓜子，还有一个小塑料袋，他郑重地把袋子打开，里面有十几块方形纸包的芝麻酥，上面印着"上海特产"。这是白光芹花５元钱从上海千里迢迢带回来的礼物，他一直紧紧地抱着自己的袋子，在汽车站，别人把它不当回事地扔来扔去，他很心疼。
白光芹小心翼翼地剥开一块，尝了尝，说："我不爱吃这个。"递给他的老妻，妻子要他也吃，两人一起吃起来，用手捧着，把手心沾的最后一点粉末都嘬进嘴里。
这是一对农村老年夫妻的幸福时刻。
上海到明光４２６公里，明光到泗县７９公里，泗县到大庄２５公里，大庄到卓坊庄１２公里。此前，白光芹从上海张江打工的地方找了一辆小面包车，把他和几个老乡一起送到张江地铁站，坐地铁来到上海火车站－－回家路上，白光芹换了六七种交通工具。
回乡之路如此漫长，但回家的人是如此幸福－－即使这种幸福很短暂……（完）
无话
文中并没有提到这个东西啊?
薛兆丰简介:青年学者，深圳大学理学士，主修数学及经济，先后从事程序设计、投资管理和翻译著述工作。兆丰的经济评论，言辞洗练，思想一贯，富争议性。除在《财经周刊》、《南方周末》、《书城》和《21世纪经济报道》等全国性媒体开辟专栏外，还参加过中央电视台、上海电视台和凤凰卫视的财经清谈节目。1997年建立个人网站“制度主义时代”（www.StevenXue.com ），推广与真实世界紧密结合的经济分析原理。现居住深圳，喜欢羽毛球、巴赫和肖邦。 已授权《青草》杂志收藏及在《青草》杂志上发表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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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该人是否是您的朋友，如有雷同，请对号入坐。
你没看过他最近的东西么？
古人云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没有说友蠢啊.只是不知道最近又有什么言辞洗练，思想一贯，富争议性的文章?
---给阿兰做个注解
---网上狗狗的
---http://bbs.news.163.com/article/-0Uxe-JOxTJ7.html
薛兆丰：火车票价还不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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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1/23
春运期间，火车票提价20%-30%。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乘客心理上只能接受10%左右的提价。传媒为民请命，发出“别老打乘客的主意”的抗议，认为铁路部门不召开几场“提价听证会”，不了解民情，就把火车票提得那么高，这样做不合理。更令人沮丧的是，火车站附近的黄牛党活动猖獗。结果，乘客不仅要承受高额票价，往往还要和黄牛党周旋，甚至受骗上当。
回家的路不好走。这就是几乎每年都要大同小异地重播一次的“春运主旋律”。请大家注意，传媒反对提价、抨击黄牛党、为乘客打抱不平，过去一直是讨好广大读者的窍门。不过，恐怕现在另有一些读者，有兴趣看看不讨好的解释吧。
火车票提价不充分
首先问：谁是火车票提价的幕后主使？乘客可以拿块镜子出来看看，答案就在镜子里。
正是客流暴增，才导致了火车票涨价。火车票提价的幅度是多少，取决于客流增加的幅度，而跟乘客的心理承受能力扯不上任何关系。调查乘客对提价的心理承受能力，或者搞“提价听证会”，都是完全多余的，尽管这样的门面工夫，能够让一些老百姓感到安慰。
事实上，火车票提价的幅度还不够高！理由显而易见――因为黑市仍然猖獗。黑市猖獗，表明车票的定价偏低，所以炒卖车票才有利可图。如果铁路部门参照黑市的价格来提价，那么黑市就会销声匿迹；如果铁路部门的火车票定价过高，高到不合理的程度，那么就不仅没有黑市，还会出现售票处忙于“拉客打折”的现象。
黄牛党吃了谁的
只要票价过低，黄牛党就必然应运而生，而且驱之不去。不要责怪黄牛党，他们是应邀而来的。是过低的票价和过高的需求，邀请了他们。他们的确赚了钱，但他们赚的不是乘客的钱，而是铁路部门的钱。由于铁路部门的定价过低，所以黄牛党就分了一杯羹，但乘客付出的“总代价”不变。
只要客运班次不增加，只要供求关系不改变，那么无论票价高低，乘客所须支付的“总成本”是不变的。现在，只是“总成本的组合”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火车票的面值提价不足，于是，其他形式的成本便增加了。乘客为了得到火车票，除了要向铁路部门支付“未充分提价”的票价外，还要向黄牛党支付额外的“佣金”，并承担“反复周旋、讨价还价、鉴别真伪、受骗上当”的成本。乘客付出的“总成本”，是上述三项的总和，而不仅仅是第一项。
另一方面，铁路部门的收入减少了，国有资产流失了，流到了黄牛党的手里，也流到了为炒票活动提供方便和保护的人手里。可是，铁路部门为什么不充分提价呢？
不知道。可能是由于不了解市场，也可能是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但无论如何，只要提价不充分，就必定会给黄牛党留出牟利的空间，给车站票务人员以及检察人员增加灰色收入。
不管怎样，过低的票价，请来了黄牛党。黄牛党及其合作者瓜分了本来属于铁路部门的收入，而乘客的“总成本”则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只是“总成本的组合”发生了改变。因此，铁路部门提价不足，并不是为民办实事，而是为黄牛党办实事。提价不足的火车票，就是给黄牛党的请柬。既然铁路部门要送礼，怎能怪黄牛党笑纳？
乘客喜欢怎样竞争
对乘客来说，恐怕大多数人更喜欢直截了当的价格竞争，而不喜欢充满艰辛和风险的其他形式的竞争。也就是说，恐怕大家宁愿开源节流，通过自己熟悉门路，多赚一点钱来购买“充分提价”的车票，而不宁愿冒险，为了购买“未充分提价”的车票，提心吊胆地与鬼鬼祟祟的黄牛党打交道。如果是这样，为了方便广大乘客竞争车票，也为了国有资产不至于被黄牛党瓜分，今年铁路部门本来应该参照往年的黑市价格，把票价提得更高。
新年将临，常年漂泊异地的民工们带着终年的微薄收入，以归心似箭的心情，陆续返乡与家人团聚。然而，在北京市昌平打工的江苏籍民工安某及其工友们，辛辛苦苦干了一年，最终分文未得，虽四处追讨而至今无果，安某连170多元的火车票都买不起，日前便吞下鼠药自杀，并拒绝医院抢救：“一年的工钱没拿到，我无脸回家。”（2月4日《新京报》）
之所以感到“无脸回家”，是因为作为家庭的顶梁柱，终年奔波异地劳碌，都为的是能养家糊口，全家上老下小，从年初到年末，都在眼巴巴地指望着这点血汗钱过日子；却现在是分文没有，使全家的希望彻底破灭。 之所以感到“无脸回家”，是因为自己非但不能为家人带回喜悦，却反倒连自己的车费也无从解决。那么，在这般绝境下，安某走上服毒自杀的极端，也实在是出于绝望中的无奈选择，而绝非所谓“自杀秀”之类的“要挟行为”了。
民工安某及其同病相怜的工友被欠薪而追讨不得，笔者以为，更应感到“无脸”的，就既有丧失良心的老板，也有工作不力的劳保部门。而且老板和劳保部门的无脸，属于无脸面对世人的耻辱。尤其是，政府的“治欠风暴”早已刮起，各地劳保部门所公布的“追薪战果”也无不卓著辉煌，可为何还有像安某等民工，历经追讨之艰辛，而至今仍然分文未得呢？显然，这就是劳动权益保障部门工作不得力，甚至在维权工作中严重失职！
由此足见，年关前夕，各地所宣扬的“追薪成果”是存在水份的。的确，公众所看到的追薪完成数据，几乎都是宣称追讨了多少多少亿元，却老是看不到一个完成和未完成的具体比例。更关键的是，各地对实际欠薪数额，都玩的是“不完全统计”。我想，像安某的被严重欠薪，或许正是“完成比例”之外的那部分，或许正是“不完全统计”的那部分。
因安某“无脸回家”走上服毒自杀的绝路，使昌平地盘上讨薪不得的现象暴露了出来。那么，在其他各地，究竟又还有多少人因讨薪无果而同样“无脸回家”呢？又将有多少自感“无脸回家”的民工，可能走向令人痛心的极端？――我们祈望这样的悲剧，不要再现。
新年的鞭炮声已经开始响起，年味愈来愈浓了。却有些远在异地的民工，却有些正被家人翘首以待的民工，可能至今仍在腰无分文地追讨着被拖欠的血汗钱。没有钱，他们就没有回家的必须车资；没有钱带回家，就将使家庭生活继续陷入绝境。因此，各地劳动权益保障部门，也该切实动以真格，加大清欠的力度了。当地政府一定要强行敦促劳保等部门，既要全力以赴地帮民工追讨被欠工钱，并要深入到民工群体当中，了解目前民工中尚未披露的被欠薪情况，做到追讨的万无一失――只有让所有民工都有回家的路费，都能带钱回家过年，政府的良心才能安宁。否则，在举国皆欢的佳节，就可能发生民工安某类似的人为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