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战略动态系列（一）朝鲜二题 -- 南渝霜华
朝鲜领导人金正日突然去世，不仅使朝鲜半岛的局势变得扑朔迷离，就连华盛顿上空也笼罩着晦暗不明的阴云。朝鲜问题向来微妙，当初协商朝核问题时就足有六方参与，然而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对美国而言朝鲜问题幕后真正的对手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
发布金正日逝世消息的第二天，《外交政策》网站就刊登了罗伯特哈迪克的一篇名为《本周之战：准备下一场朝鲜战争》的评论，将朝鲜问题置于亚太视野中加以审视。整篇文章用了一半的篇幅谈论台湾而非朝鲜，而且完全聚焦于如何备战、如何应战的军事策略，这种赤裸到连和平手段和外交手段都完全不予考虑的态度，实在令人感到咋舌，仿佛朝鲜-亚太问题早已不局限于纸上谈兵，而是一触即发的战事。
那么，是否可能出现第二场朝鲜战争？哈迪克断然否认了这种可能，然而即便没有战争，半岛仍不会太平到哪儿去。哈迪克援引一名韩国高级军官的评论，考虑到去年的“天安号”事件和延坪岛事件，他相信未来朝鲜更可能发动的是非常规战役。这恐怕也是哈迪克说“金正恩很快就会来摸韩国的底，但绝不要指望会像1950年那样”的原因。之所以要如此强调这种相当“传统”的非常规战（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这就是新形势下的游击战）和所谓的“非对称性冲突”，原因在于：无论是韩国还是其背后的美国，长久以来都把军事重心放在坦克、火炮、机械化步兵和攻击型飞行器等传统武器上，而面对朝鲜去年才有的这一“新动向”，“韩国是时候在军事投入方面另辟新路了”。显然，韩国方面的防御很不乐观，在“好战的”的朝鲜人面前总是陷入被动，看来只能随机应变了。
但是紧接着哈迪克非常奇怪地谈到了在台湾发动空战的可能性——当然，了解五十年代朝鲜战争始末的人，应该不会觉得他的思维过于跳跃。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也并不乐观。美国可以使用F-22战斗机，但这样一来，首先就必须放弃条件更加优越的冲绳和日本本土的军事基地，只能驻扎关岛，因为前二者“距离中国太近，很难抵挡中国对地巡航和弹道导弹发动的大规模攻击”。另一方面，F-22可以说是战斗机中的“娇小姐”，没有空中加油机和其他辅助设备，几乎难以进行持久作业。可是放弃使用F-22呢？又会促使中国武力统一台湾。所以唯一的可能就是对大陆进行威慑，发展短程战斗机，从而让中国大陆不敢“插手”台湾。否则打一场昂贵又费时的战役，美国也吃不消。
其实无论是首尔还是台湾的安全，可能都是次要的考虑，关键是如何让美国在这两个区域大展身手，制约中国。哈迪克的这番言论相当的技术化，却也十分蛮横。特别在谈到应对台海问题的时候，似乎用武力威慑中国大陆成了势在必行的选择，而反过来大陆则不能伤台湾一根汗毛——这才是真正的军事上的“非对称”。从朝鲜到台湾，二者被很自然地衔接起来考虑，原因并不难想见。哈迪克提到，“朝鲜战争期间，首尔两次被敌军攻陷，真是严酷的历史记忆”，但美国人自己的“严酷记忆”，恐怕更多地来自于长津湖血战。当年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第七舰队立刻开进台湾海峡，从而把中国拖入了决斗，而美国也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鉴于美国近来把注意力转向亚太，重温“严酷历史记忆”也在情理之中。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哈迪克和《冬季17日》的制片人似乎都是凭借着灵敏嗅觉未雨绸缪。
可是这样的分析尽管相当有条理，却存在着致命的破绽。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哈迪克一心一意地专注于美国在特定地区的策略，却没能看到，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势必受到其内政的牵制。对于这届美国政府而言，眼下最大的麻烦莫过于“将相不和”，最近与巴基斯坦的冲突就是典型案例。原本，随着在阿富汗的撤军，美国将逐步把注意力转移到亚太战场，然而这仅仅是奥巴马政府的想法，军方却不那么看。中东问题悬而未决，“阿拉伯之春”的烽火燃烧了整整一年，扔下一大片烂摊子无法收拾，伊朗桀骜不驯，以色列也蠢蠢欲动——这一切都决定了美国有必要在阿富汗及巴基斯坦地区保持强硬的军事力量。在阿富汗远未风平浪静的时候急于撤军，很可能会使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势力趁机渗透，并为中东局势的掌控留下隐患。然而眼下希拉里在南海附近不断煽风点火，寻找“盟友”，妄图瞬间将国家战略聚焦于亚太区域，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这种政策的“瞬移”实际上很难得到军方的充分支持。与此同时，经济很可能长期不振的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尽管有很多想法，究竟洒不出多少真金白银，反而要从日韩等附庸国身上抽血。即便只看军事，一向再穷也不能穷军队的美国，也迫于财政赤字的压力要在十年内削减上万亿美元的军费，包括F35采购计划在内的多个军事项目因此受阻。在这个态势下，要多点开花跟中国大搞最烧钱的空海一体战，美国的底气得打个问号。而如果没有扎实的投入和建设，光靠搬弄唇舌唆使与中国有间的周边国家挑事，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打法一时可以奏效，却不是长久之策。
据此看来，哈迪克的献言献策似乎没有触及问题的要害。不管是对付朝鲜的非常规战术，还是用海空手段钳制中国大陆，这些技术化考虑的前提都是空军和海军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持。然而假如军方对本届政府的能力深怀疑窦，或是军事和经济实力难以支撑美国雄心勃勃的政策和战略的话，所有军事性、技术性的讨论则都很可能沦为战略评论家的一厢情愿。哈迪克认识到“这已经不是50年代了”——他指的是朝鲜的战略，这固然不错，但是他忘了说，如今的美国，也同样不再是二战之后的美国了。更大的误区似乎在于，哈迪克们要么被特定利益集团驱动，要么陷入“战略官僚主义”，对每个热点地区都无法放手，都孜孜不倦地规划美国如何亲力亲为。于是，米尔斯海默构想的离岸平衡，一个美国国力足以支撑的、真正有绵长后劲的布局，始终被束之高阁。不知收敛的帝国，注定要盛极而衰。
1月4日的外交政策聚焦（Foreign Policy in Focus）网站发表了Christine Ahn题为《韩国之春？》的文章，现摘译如下：
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去世之后，在瑞士受过教育的金正恩继承了他的职位。这或许预示着朝鲜即将到来的改变。同时，在李明博总统四年来的高压政策之下，2011年，韩国的民主运动也开始复兴，其标志是三个代表性事件：
1）江汀村人民对海军基地建设的抗争
这是一个草根运动，却成功地挑战了韩美同盟的军事化。江汀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物圈保护区，政府指定的“绝对保护区”，拥有罕见的岩层、丰富而肥沃的农田、质朴清新的海水和濒危海洋生物。按韩国政府计划，到2014年，江汀村基地将拥有20艘军舰，包括核动力航空母舰和潜艇。江汀村民的抗争遭到了韩国政府和海军的镇压。数十名积极分子和村民被殴打、罚款和逮捕，其中包括江汀村长。江汀村民赢得了舆论的广泛支持。到年底的时候，村民赢得了初步胜利：国会把2012年的海军基地预算削减了96％。
2）劳工抗议在釜山，韩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焊工，金珍淑，上演了一出一个女人对韩进重工裁员的抗议。2011年1月，韩进重工宣布将裁员400名工人后，金爬上了35米高的起重机。51岁的金珍淑在起重机驾驶室生活了309天，经历了台风、季风和热浪。数千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公民赶来支持金的抗议。防暴警察用水枪和催泪瓦斯，阻止了7000人的第一次声援浪潮。11月10日，金终于爬了下来后，公司和工会达成了一项临时协议，同意在一年内让94名工人复职，对被解雇的工人进行赔偿，并撤回诉讼。金的抗议在社会上得到的广泛支持表明，韩国的中产和蓝领都对李明博政府的重商政策和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瓦解感到愤怒。
3）反腐败
目前韩国最受欢迎的播客NaneunGgomsuda强烈批评韩国的政治腐败和保守的、亲资本亲政府的媒体。NaneunGgomsuda是全韩国最流行的脱口秀节目，得名于对李明博批评最严厉的人给他取的绰号，意为“我是小爬虫”。这个节目的视频每周下载大约六百万次。播客作为一个有影响的媒体，不仅表达了许多韩国人的愤怒，还对去年十一月汉城的市长竞选结果起到了重要影响。
在南方的群众运动，无疑会影响南北实现和解、维持和平以及统一的前景。朝鲜半岛上的这些变化，为目前的奥巴马政府提供了一个转变为建设性态度的机会，而不是盲目地跟随一个不受欢迎的即将卸任的韩国总统。
译者评：
和去年天安舰和延坪岛事件后，美韩动辄叫嚣对朝鲜动武相比，金正日去世后，美韩的反应反而平静了很多。李明博最近访华，报道称中韩“决定在实现半岛和平与稳定的共同目标上保持步调一致。”韩国的转变，一方面是由于中朝的充分准备，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之后韩国国内矛盾的加深和相应的韩国人民的斗争也会对朝韩关系产生影响。同时，我们应该看到，韩国人民在反对韩美军事同盟的同时，还对美国抱有相当多的幻想。美国在韩国的驻军和影响力，可能会继续保持相当长的时间。
（张岩）
哈萨克斯坦在2010年12月16日迎来了该国独立二十周年，在哈萨克斯坦建国短短的二十年间，相比其他前苏联国家，该国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被称为中亚五国中的“首富”、“大块头”。正当全国进入二十周年大庆的时候，在哈萨克斯坦的西部石油重镇扎瑙津等地发生了骚乱，参与者不少是石油工人。骚乱造成了14人死亡，包括6名警察在内的86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接近19亿坚戈（约合人民币8600多万元）。哈国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指出有境外势力参与该国骚乱，由于中亚国家的政治社会局势与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有很多相似之处，如同为伊斯兰国家，局部地区还受伊斯兰极端主义影响，特别是一些国家实行“独裁”统治，如哈国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已执政约20年，国际舆论开始猜测“阿拉伯之春”会不会在哈国上演。哈萨克斯坦二十年，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在中亚国家内，素有“哈萨克斯坦道路”的称号。此次骚乱会否影响哈萨克斯坦的道路选择，会否威胁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统治？哈萨克斯坦，何去何从？
1991年，当苏联解体后，哈萨克斯坦是最后一个宣布独立的国家。从当初建国时不被看好，经过二十年的建设，哈萨克斯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甚至广为西方国家赞叹。就在骚乱发生的前几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俄罗斯和欧亚项目高级研究员玛莎布瑞尔还以“20岁的哈萨克斯坦”为题撰文，盛赞在20年时间内，哈国已成功转型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
独立初的哈国，在经济、国防、民族等方面都面临着非常棘手的问题。在经济方面，独立伊始，哈国经济严重依赖于俄罗斯，俄罗斯的经济危机给哈国带来了严重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为此，哈国开始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道路：使用自己的货币，加大经济改革的力度，积极吸引国外的投资，大力开发油气资源，着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全国和国际铁路网，打通出海口。同时，哈国还构建了全民性的教育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20年来，哈人均GDP增长了12倍，现在哈人均GDP已超过1.1万美元。在国防方面，独立后的哈国是当时世界上第四大核武器库，纳扎尔巴耶夫为了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与俄、美两国达成了削减大规模杀伤性核武器的协议，获得了两国的认可。在民族政策方面，哈国民族结构复杂，包含140多个民族，主要有哈萨克族（65%）、俄罗斯族（21%），还有日耳曼、乌克兰、乌兹别克、白俄罗斯、鞑靼、维吾尔、朝鲜等民族。哈萨克族多信仰伊斯兰教（逊尼派），俄罗斯族多信仰东正教，哈萨克语为国语，俄语在国家机关和地方自治机关与哈萨克语同为正式使用的语言。哈国坚持多民族国家的立场，坚持中国式的“单一国家”制，而非俄罗斯式的联邦制，实行温和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国内稳定和秩序得以保持，防止了大规模种族冲突和民族分离运动的爆发。政治方面，独立后，纳扎尔巴耶夫即就任总统，一直到现在，他已经执政了20年，而且他的第四任总统任期到2016年才结束。纳扎尔巴耶夫的长期执政，是因为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相信前苏联政治领导人更懂得民众所需的惯性思维，以及强调尊重老人的社会传统等。哈国自由民主派人士穆拉特也表示，尽管有些人希望国家发生改变，但似乎还没有人可以替代纳扎尔巴耶夫。
自西部石油重镇爆发骚乱之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下令在扎瑙津市实行紧急状态法直到2012年1月20日，同时在1月5日前实行宵禁。由于参与骚乱的大多为失业的石油工人，而石油和天然气工业占哈国经济的80%以上，如果骚乱造成石油和天然气工业的瘫痪，那么，哈国经济就会遭到沉重的打击。有专家分析说，可能有国际玩家企图在哈国制造不稳定方案，就像利比亚的“班加西”方案一样，企图通过混乱来控制哈国的油气资源。但更重要的是，哈国本身仍然存在一些尖锐的问题。首先，官员腐败问题严重，官僚主义盛行。上至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其子女都控制着哈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命脉。在去年结束的议会选举中，纳扎尔巴耶夫领导的政党获得43%的支持率，他的大女儿达利嘉领导的政党则获得了第二多的选票。哈萨克斯坦最大的反对党只获得了17%的选票。议会下院已完全由忠于纳扎尔巴耶夫的政党所主宰。纳扎尔巴耶夫的三女儿迪娜拉直接控制着国家教育基金，她的丈夫库利巴耶夫担任 “萨姆鲁克-卡森纳”国家基金总裁。下至各地区官员，沿袭了苏联时期的官僚主义传统，再加上哈国本国的新官僚作风，又没有像前苏共一样的组织和纪律约束，就更加肆无忌惮了。本次骚乱的主要参与者就是哈石油天然气公司失业的石油工人，由于失业石油工人没有任何保障，工人的罢工已持续数月，而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布置的解决劳动纠纷的任务并未得到执行。不但如此，企业主还决定非法解雇公司员工，包括那些因住院、休假等正当理由未能上班的人。上述这些都加剧了局势的紧张。第二，宗教问题。由于在哈国西部数月前发生了数起宗教极端组织策划的爆炸事件，在9月份，哈国政府着手制定了旨在控制宗教活动的立法草案《宗教活动和宗教组织法》，如果该法案获得通过，哈全国所有宗教组织都必须重新登记注册，而重新注册意味着国家宗教事务署将根据有关法律，对所有宗教组织进行严格审查，并对它们是否有利于社会进行评估。伊斯兰极端组织为了报复政府的限制政策，很可能发动这些石油工人进行骚乱。另外，据俄罗斯《真理报》分析，哈国政府的反对派和地方上的政治精英也可能会有意发动骚乱。第三，人们对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长期执政的不满。在骚乱示威中，一些人要求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辞职。据《真理报》的分析，哈国财富很大的份额都流入了一小撮人手中，哈国的八大家族希望通过推翻现政权来争取更大的利益。
根据哈国总统战略研究所所长苏尔丹诺夫的分析，此次骚乱，不管是国外势力的策动，还是哈国内宗教极端组织的发动，或者是国内民主派或地方精英的有意安排，哈国在中短期内发生相应革命性事件的可能不大。哈人均GDP是埃及的4倍，国内经济发展稳定，尽管有反对派，但势单力薄，缺少民意基础，也尚无可与现总统一较高下的人物。从外部来看，以哈国为首的中亚各国也是早有行动今年8月，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领导人在哈国首都阿斯塔纳举行非正式会议，谈到各成员国应制定共同防御信息空间和网络空间威胁的措施，防止“阿拉伯之春”的蔓延。但在笔者看来，哈国虽在发生革命性事件方面可能性不大，但是，随着骚乱示威活动的扩大化，会造成民众对政府的不满逐渐加深，如果纳扎尔巴耶夫属意自己的女儿达利嘉作为接班人，那么，到那时候，达利嘉是否拥有控制哈国局势的能力，哈萨克斯坦会不会上演南斯拉夫流血分裂的悲剧，还未可知。（吕万）
新年来临，透析时事并对下一年国际局势做出预言和判断并不容易，因为回顾2011年，至少已经有十个这样的预言最终破灭。
阿富汗：
美国和欧洲一直致力于继续在阿富汗驻军至2014年，他们期许一个民主、统一的阿富汗作为盟友。美阿官员都表示这样做为了阻止基地组织卷土重来。但奇怪的是，恐怖分子似乎从来不缺乏避难所，拉登在巴基斯坦境内被击毙的事实证明阿富汗不是组织的唯一所在。即使在巴基斯坦境内严重受创，基地组织目前仍积极将力量转移至美军和北约无力控制的非洲地区。
美国：
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但是2011年其政治制度遭遇困境。虽然两大政党在许多问题上保持较为谨慎的差异——至少在增加花费和扩大政府规模方面他们是一致的——但他们从未真正合作过，即使国家处于危难关头。当其他国家都在制定紧缩的预算决策和重新重视传统的社会利益时，美国官员仍拒绝探讨社保和医疗保障的问题。
巴尔干：
尽管一直以来都被视为西方军事和外交行动的成功案例，巴尔干地区仍然存在不稳定因素。美欧从不接受“塞尔维亚总是失败”的假想，西方不断打击由塞尔维亚人统治的语言混杂的国家，并坚称塞尔维亚人仍然存在于其他混合型国家。此时，被联盟践踏的人权已被忽视。1999年南斯拉夫战争之后塞尔维亚人被允许生活在科索沃北部，但去年北约的科索沃维和部队（KFOR）试图强迫那里的塞尔维亚民族顺从于普里什蒂纳的统治。联军伤害平民、破坏路障，而这些就是美国和欧洲对这个地区民主和自治的贡献。
中国：
国际共产主义的倒塌在中国引发了巨变，毛泽东去世后中国作为超级大国的潜能得到释放。许多迹象表明北京将会横扫美国而逐渐成为世界主导。但在2011年这一切似乎演变成又一个破灭的假象，尽管中国经济仍在发展，但由于通胀的房价、不可靠的银行贷款以及愈演愈烈的社会暴乱，相比于经济发展，国家的长治久安受到更大的威胁。北京若继续在国际关键领域发挥作用，就会继续促使邻国加大向美国的军事采购。即使是结盟国家缅甸和赞比亚，面对中国也有所退缩。中国仍然具有最终成为超级大国的潜力，但相对于短时的预测，全球霸主的确定仍需要长期的观察。
埃及：
民主已经成为许多美国政策制定者对其他国家外交政策的固有成见。就像在伊拉克一样，20万民众的死亡只是被看作选举的小小代价。然而，选举并不足以创造出一个自由的社会。只要看看充满了歧视、压制和暴力的所谓“民主”伊拉克，再看看埃及，是否真的施行民主还无法确定，如果真的这么做了，基督教科普特人以及其他少数人的宗教将会面临一个更加危险的未来。打着民主改革旗号的偏执社会景象是导致部分叙利亚人支持阿萨德政权的原因所在。
欧盟：
欧洲大陆上的政治、知识和商业精英几十年来都在梦想创造一个欧洲联盟。但事实上并没有很多人支持欧盟计划。为了让所谓的里斯本协议通过，欧盟官员甚至阻止欧洲人民对此进行投票。欧洲距离成为中国和美国之后第三股力量还远，而且当务之急是在欧元区尝试拯救货币同盟的混乱。当欧盟官员还在坚持寻求更为紧密的政治关系时，公众对此变得愈加怀疑。在2011年末，欧洲趋于分散而非联合。
防止核扩散：
华盛顿针对它不喜欢的那些国家的一贯基本政策是防止核武器扩散。对以色列可以不用提起，对印度现在已经接受，巴基斯坦则必须容忍。然而伊朗和朝鲜则赫然排在美国人的黑色名单之首。美国人原则上喜欢协商，但是这种转变的美好愿景最终消失在2011年。利比亚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独裁者卡扎菲与西方交易他的核武器计划。然而在他最脆弱的时刻，西方去借口人道主义干涉发起了推翻他的政变。
朝鲜：
随着共产主义在苏联和中国实际上的结束，朝鲜成为世界上仅剩下的几个仍坚守马列主义思想的堡垒之一。然而去年，所谓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宣称它比共产主义专政更加专制。1994年，政权的移交从金日成到他的儿子金正日。三年以前，金正日开始着手将统治权交给他的儿子金正恩。最近金正日去世，政权的移交正在进行，这就像土耳其帝国一样，家族成员如兄弟、叔辈都被包含在政权之内。年轻的金氏也许不可能最终执政，但是他一定是站在政权最前面的人。最近将进行的朝鲜大赦也是为了纪念两任领导人的诞辰，可见个人专制主义在朝鲜的程度之深，不过大赦并未提及金正恩的生日。
奥巴马政府：
曾经有一段时间民主党被认为是主张公民自由和国际和平，2008年奥巴马在他竞选总统的时候也营造了这样的氛围。然而赢得选举之后奥巴马却花费大量精力来吸收布什政府的政策，他两次增加在阿富汗的军费开支，却不去关闭关塔那摩监狱。去年奥巴马发起了对利比亚的战争，他的国防秘书却对外宣称美国对此毫无实质利益可言。奥巴马一改竞选之初的态度而不断寻求增加军费开支。2011年底，已经很难对美国国内的保守派和主战派作出区分。
共和党：
冷战时期，保守派总统如艾森豪威尔、尼克松和里根都趋向于注重实际的现实主义，所有人都用外交手段来解决对抗共产主义政权的问题，他们选择的平和方式被右派所批评。这种致力于谨慎行事的方式在共和党主政时期大大消失。如今只有让保罗、约翰逊和洪博培反对新保守主义持久战争的共识。鹰派人物如佩里、巴克曼和罗姆尼不被认为是传统的保守主义者。（小马 编译）
主宰中国的不再是毛泽东，而是一个无人具备足够领袖魅力的官僚集团。
这个结论我认同。不晓得今年上位者，会不会改变这一均衡。。
2月10日，在经历了许多天的跌宕起伏之后，希腊内阁通过了总额为33亿欧元的新财政紧缩措施。当地时间13日凌晨时分，希腊议会终于以199票赞成、74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该项措施。
根据该协议，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向希腊提供1300亿欧元的新救援贷款。作为条件，希腊政府要做到将私营部门的最低工资标准降低22%、年内减少32亿欧元政府开支并在2015年之前裁减15万名公务员等。
在议会表决时，组成联合政府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PASOK）、新民主党（New Democracy）共有43名议员对议案投了反对票，这些议员随后被开除出各自的议会党团。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认为，那些不能担当“历史责任”的成员应当离开内阁。“一场混乱的拖延将使我国陷入绝境，将造成不能控制的经济混乱和社会动荡。”
帕潘德里欧希望希腊保留还债能力，并且留在欧元区。但他有一个难题，自己的45人内阁是由三个长期争执的不同党派成员组成，又缺少职业政客和专业人员，如其中规模最小的人民东正教阵线（LAOS）领袖卡拉扎菲利斯是个前健美先生和电视台老板。就连卡氏也指出帕潘德里欧应当起用更多的专业人员任职内阁。
随着四月份换届选举的临近，希腊国内各党的支持率发生了很大变化。两年前选票最多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支持率降至8%。反对紧缩措施的左翼党派支持率正在上升。萨马拉斯领导的新民主党支持率目前最高。令人担忧的是，一些极端民粹主义党派的支持率也在上升，如金色黎明党，以袭击移民闻名，得到了3%的支持率。
“三驾马车”（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不相信希腊将贯彻新的紧缩措施，因为希腊还在沿用之前的一些措施，例如国有财产私有化以及职业自由化。希腊债务危机爆发两年多来，希腊承诺的每一项紧缩和改革措施都没有落到实处。往往在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拨款前，希腊议会都忙着通过紧缩措施。而一旦贷款到手，立刻天下太平，紧缩措施落实问题就乏人问津了。
由于政府通过财政紧缩将影响民众的福利，希腊警察和示威者在首都雅典的街头爆发了冲突，大约10万名示威者走上首都雅典街头。根据希腊媒体12日发布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目前48%的希腊人宁愿国家违约也不愿接受痛苦的紧缩措施，38%的希腊人支持实施紧缩措施。
希腊是否要继续留在欧元区？德拉克马的阴影逐渐笼罩着这个国家。
希腊媒体本周早些时候发布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70%的希腊民众希望该国留在欧元区之内。然而继续采取紧缩措施的前景并不乐观。希腊已连续四年经济衰退，失业率达到22%，48%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2011年11万余间商家倒闭。希腊的债务已经达到GDP的160%。
在欧元区内部，把希腊驱逐出欧元区的话题不再是禁忌。而此次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第二轮救援贷款条件问题上寸步不让的强硬态度应该令希腊明白：它的机会不多了。
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委员、希腊央行行长普罗沃普洛斯表示，假如希腊重新使用德拉克马，这将是一场灾难，他警告称，此举将意味着该国货币将贬值60%-70%。
德拉克马不仅代表了迅速的贫穷，也象征着退到过去。对于很多希腊人来说，离开欧元区意味着在欧洲被孤立，这种处境将使他们更加不知所措。（编译 桃桃）
深陷债务危机中的希腊形势似乎有所变化。在《外交政策》网站最近一篇题为《为什么希腊在削减私营部门的工资？》的评论中，乌里弗里德曼对希腊的最新政策进行了剖析。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辩论，希腊议会于当地时间2月13日凌晨以2/3多数通过了新一轮财政紧缩方案。这是希腊获得“三驾马车”，即欧盟、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第二轮救助资金1300亿欧元的先决条件。希腊暂时躲过一劫，再次避免了违约。
按照新的紧缩方案，希腊政府将在2012年减少32亿欧元的政府开支，约占国内生产总值1.5%；将私营部门最低工资标准降低22%；到2015年共裁减15万名公职人员，今年年内先裁员1.5万人。
希腊比雷埃夫斯大学的经济学家迪尼奥斯解释说，国际金融组织所倡导的削减旨在更新经济结构，使其更具竞争力。“希腊有一个非常僵化的劳动力市场，因此，过去10年的经济增长并未带来就业岗位的增加，”他说，“关键是通过干预劳动力市场，以便在经济复苏到来时尽可能快地创造工作岗位。”
弗里德曼认为，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一个所谓“内部贬值”的过程，同样降低了拉脱维亚的生活水准。但是，拉脱维亚模式是否适用于希腊？这引起了媒体的激烈辩论。
同时，他还列举了巴德学院经济学教授、李维经济研究所主席帕帕迪米特里欧的观点，后者认为希腊没有像德国那样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因此高度怀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可行性。
帕帕迪米特里欧认为不能简单地通过降低供给方的生产成本激发劳动力需求。“如果希腊有一个良好的工业基础，降低工资是可行的，因为来自国外或国内的需求是存在的，”他说，“不然的话，干预私营部门劳动力并不能解决问题。”他还说，降低薪水会造成税收和养老公积金的损失。
弗里德曼和迪尼奥斯都认为根本的解决办法还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然而，正如帕帕迪米特里欧提到的那样，在世界经济整体上萎靡不振的情况下，以希腊现有的工业基础和科研能力，不可能大量创造新的就业岗位。
“希腊正在追逐一个可怕的噩梦，”就像希腊工业联合会主席季米特里斯达斯卡罗普洛斯说的，“导致经济竞争力衰退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法律和官僚主义的泛滥，腐败、臃肿和浪费状态导致市场越发地封闭，使希腊的商业环境不断恶化。如果我们能够依靠政治制度尽早地解决问题，我们就不会到今天这个地步！”
法制弊病和商业环境不佳这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但所有人都有意无意漏掉了希腊此次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希腊的经济实力已经无法维系现有的“高福利”制度。高福利制度之所以给国家带来沉重负担，除了各种让世界上大部分人瞠目结舌的奢侈待遇之外，主要是因为政府冗员惊人，各部门机构臃肿不堪，效率低下，却拿着丰厚的薪水。根据欧洲改革中心副所长巴里什的介绍，希腊国营部分的工资多年来高于私营部门，经济危机前平均高出60%-70%。此外，国营部门职工不仅工作稳定，而且还享受各种各样的额外待遇。这部分员工在希腊足足有100多万，超过了工人总数的五分之一，极大地拖累了国家财政。因此，真要让希腊走出困境，恐怕全国上下都得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可能长达十年）勒紧裤腰带，精兵简政，推行经合组织所建议的“大爆炸式的改革”，而这必然是痛苦而艰难的。正如美联社在上周末指出，“希腊陷入两败俱伤的困境：要深化财政紧缩计划将引发更多的人失去工作。否则拖欠的债务会逼迫它不得不放弃欧洲单一货币体系的便利，并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银行体系走向破灭。”
俗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简难。”无论是砍工资，还是裁员，都意味着很多人将不再能够享受高福利支撑的舒适生活。已经被高福利养懒了的普通民众对此极为不满。雅典街头燃起的烈火预示着，新的紧缩方案面临着巨大的执行压力。票决当晚，约2.5万名群众聚集在雅典市中心的宪法广场，抗议紧缩方案中裁减公务员、削减退休金等措施。示威者与警方爆发小规模冲突，部分示威者放火焚烧了雅典市内几处建筑，包括多家银行、电影院和咖啡馆。据法新社报道，冲突导致至少54人受伤。据希腊国家电视台报道，暴力抗议已蔓延到科孚岛、克里特岛和北部城市塞萨洛尼基，以及希腊中部的一些城镇。
希腊的困境是深重的，无论如何选择都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虽然希腊政府已经咬紧牙关做出了选择，然而从希腊人的反应来看，问题的解决会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悲观一点说，包括希腊在内的许多南欧国家，也许都不免沦为“旅游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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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foreignpolicy.com/posts/2012/02/13/why_is_greece_cutting_private_sector_wages
联合国安理会于2月4日表决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时，俄罗斯、中国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否决了这一决议草案，使得西方借联合国的名义武装干涉叙利亚内战的企图落空。那么不肯善罢甘休的西方国家，尤其是美英，会如何干涉利比亚呢？最近英美的主流媒体和智库提出了很多方案，本文选择其中几个有代表性的加以介绍。
1）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如何解放叙利亚》一文中，呼吁尽快推翻阿萨德政权。在具体干预方式上，该文认为对于战斗力低下的卡扎菲，西方尚且用了好几个月的轰炸才结束战争，对实力强于利比亚很多的叙利亚，只靠空中打击见效太慢，而援助反对派大量武器的话，可能会导致日后叙利亚局势动荡，或者重蹈扶植阿富汗极端组织的覆辙。《经济学人》建议，在叙利亚国内，一方面离间叙利亚政府和支持者之间的关系，同时让一盘散沙的反对派团结起来。而在国外，通过保证俄国在叙利亚的利益，来说服普京撤销对阿萨德政权的支持；同时西方派出特种部队和联络小组去支援叙利亚反对派。并且，土耳其应当在北约和阿盟的支持下在叙利亚北部设立一个安全区，类似英美当年在伊拉克所做的那样。
2）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是美国政府重要外交智库。该协会的中东问题高级研究员埃德侯赛因在外交协会网站撰文，称西方切不可对利比亚军事干预。该文认为叙利亚不是利比亚，北约或者阿盟自身对叙利亚并没有足够进行军事干预的实力，他们的军事干预势必会把美国拖入战争泥潭。如果阿萨德被美国用武力消灭，则美国无法避免昂贵的驻军成本。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在伊拉克犯下的错误就是完全清除了复兴党，导致了多年的混乱和杀戮。今天，叙利亚商界、传媒、教育、安全、宗教和军队由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完全控制。清除复兴党会意味着什么？伊拉克的权力真空，已经导致了恐怖组织和极端组织在这个国家的盛行。美国应该吸取在伊拉克的教训。在外部，美国是否能阻止中俄的敌对行动？紧靠俄国的叙利亚和四处树敌的卡扎菲大不一样。
3）美国的新共和网站刊登了一组针对叙利亚问题的研讨。其中，Soner Cagaptay 提出建议，认为可以组织穆斯林世界的联军来介入叙利亚，以土耳其、沙特和卡塔尔为核心，欧美提供支持和保障。同时应保证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利益，换取俄罗斯的不干预。
可以看出，英美对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是考虑到伊拉克、阿富汗两个泥潭的教训，英美千疮百孔的财政，两国直接发动大规模地面军事入侵的可能性并不高(对叙利亚尚且如此，那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入侵的可能就更小了)。但是作为对使用各种阴险招数拥有丰富经验的新老世界霸主，他们一定会使用各种借刀杀人、挑拨离间、驱虎吞狼的招数，以便取得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在叙利亚问题中，土耳其，可能是其中最大的变数。作为北约成员国，欧美的盟友，同时也是叙利亚的邻国，前宗主国，其自身作为非阿拉伯的地区伊斯兰强国，土耳其的动向值得特别关注。
对中俄以及伊朗来说，唇亡齿寒。苏洵在《六国论》中指出，对强敌的屈辱和步步退让，只会最后换来自己的孤立无援甚至灭亡。以史为鉴，面对西方的各种威逼利诱，自身又缺乏远程常规军力投放能力，中俄阵营应对叙利亚问题的挑战，需要高明的智慧和手段。
链接：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47243
http://www.cfr.org/syria/west-must-not-intervene-militarily-syria/p27338
http://www.tnr.com/article/politics/100573/what-should-the-united-states-do-about-syria
“民主”能让台湾变得“尽善尽美”吗？这大概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不过，一些西方观察家比我更加吹毛求疵，在《外交官》杂志撰文批评台湾的民主已经输在了起跑线：“最近的大选还算自由，却不完全公平。”
“华人世界民主灯塔”的吹捧者听到这话，恐怕心有不甘。要说当年两颗子弹闹得满城风雨、“奥步”（下三滥招数）层出不穷，大陆人民看得冷笑连连的时候台湾选举不公平还罢了，2012年的选举波澜不惊，胜败双方都有风度，这“不公平”三字，却从何说起？
从表面看，台湾民主之所以有问题，就在于如今的执政党还是国民党。对于刚刚过去不久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来说，最令作者诟病的地方，莫过于国民党这个政党倚仗独裁时代积累下的资源继续把持台湾政治。虽然国民党已经逐渐沦为选举机器，但该党一党独大时的老底子，比如在军方、警方和司法部门的根基，以及联接大公司和媒体的人脉，再加上民进党屡讨不获的“党产”，仍在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想想看，马英九胜选之后，还要向曾经的大独裁者蒋经国五体投地、叩头谢恩！在西方人眼中，这对台湾民主真是一个令人无法直视的讽刺。更麻烦的是，比起更加“本土”的民进党，马英九不但不像蔡英文那样如此强调台湾的“主权”，还和大陆政府形成了心照不宣甚至暗通款曲的统一战线，大打恐惧牌，异口同声地声称民进党一旦上台两岸关系就会倒退，台湾经济也会惨遭连累——如此吃里扒外，焉有公平可言？
但这些台湾民主之友声张正义的控诉之中，留下了一个难言之隐。一句“对于美国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来说，重要的是确保台湾民主制度下的公平竞争”，道不尽民进党对于美国的怨恨。台湾“总统”选举酝酿期间，大陆固然动作不断，然而美国的几次表态对蔡英文的杀伤力一点不小。蔡英文访美寻求支持之际，英国《金融时报》不早不晚地引述美国资深官员谈话指出，奥巴马政府担心若蔡英文当选，可能会使两岸关系重新陷入紧张。此后更有美国智库学者公开说，“许多华盛顿的官员暗中支持马英九连任，但不能公开说”。至于大选前夕赴台力挺九二共识、从而重创民进党的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包道格，简直就是特命助选钦差。也难怪民进党败选之后的委屈如同山洪暴涨的浊水溪，怨复怨兮远山曲，连万里迢迢赶来安抚绿营的包道格前任薄瑞光也饱餐了闭门羹。说到底，高言“公平”的观察者们最不该忘记的，是台湾的游说集团在哪个国家的国会门口逗留徘徊，是哪个国家的《对台湾关系法》罩着台湾，是“中华民国在台湾”赖以自保的大部分先进武器装备来自哪个国家。既然当初为了联共抗俄可以“中美断交”，今天为了自身利益考虑，轻轻拨弄一下台湾选举有何稀奇，还别说近年来美国战略界一再出现“放弃台湾”的建言呢。
所以，无论台湾如何定义自己的政治，无论国际友人们如何期待台湾民主垂范大陆乃至亚洲，台湾民主很大程度上要随美国的需要起舞。而如今，大陆也开始凭借经济力量发挥实质性的影响。由此看来，民进党与国民党的选战之争或是“全民公投”都不能构成台湾民主的真面目。甚至，台湾人是否真的有能力决定自己的命运，并由此真正实践原初意义上的“民主”，都还是个问题。一个夹在中美之间、身份暧昧的大国博弈筹码，自作主张选个综艺节目命题是没问题的，但要在主权层面上自主命运，实在是勉为其难。如今的台湾民主还能混个“似尽善也，未尽美也”的B+，不过是得益于中美间的战略平衡。随着美国高调重返亚洲，台湾还会更深地陷入大争之世的漩涡，台湾民主也将被跨越各种边界的战略力量更加有力地牵扯，关于“民主灯塔”的期许和自恋也终将像春梦一样烟消云散。
第一，所谓苏联在初期的败退中损失了几乎80%的资源产地毫无根据。我首先得跟你说明下，所谓美国援助前期苏联人使用黄金支付，然后支付的是原材料，资源等。我真不知道你所谓的这个80%证据何在？事实上损失最惨重的是粮食产地，你自己可以百度下41年和42年苏联的粮食产量对比，即使是最惨的粮食下降数也不超过50%，而且粮食产量下降很大一部分原因有劳动力上战场后带来的人力短缺造成的。
第二，单独一个机车产量并不能说明问题。事实上从总产量来说，美国援助总产量不足苏联总产量的5%，而且美国援助在43年6月前援助量不过占总量的20%，约合21亿美元物资装备。不到同时期苏联军工产量的2%。
第三，美国在西欧牵制了德军80%的空中力量更属于胡扯。我已经对你这样造谣感到非常厌烦，你自己搜索吧，仅仅从击落数量上看东线击落数占总击落数的45%左右，而且德军空军高价值的轰炸机几乎全部损失于东线。从总价值上说东线击落无疑要大于西线+北非的总和，更远远大于美国在西线的击落价值。
第四，轰炸确实起到了效果，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德军事产出的最高峰正是44年，而44年真正击垮德国的决定性力量是东线的几次大规模突击。事实上43年库尔斯克以后德国人已经毫无任何获胜的希望，而在库尔斯克以前盟军对德国的轰炸损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第五，盟军援助的坦克在1941年10月-1943年2月根本没所谓的一万辆！这纯属你个人的造谣而已！事实上第一船盟军援助到41年底才抵达苏联，而42年有超过一半的时间西方更是中断了援助，直到42年7月才开通，具体输送船队你可以搜索一下，即使算上沉入海底的坦克也没有一万辆！而且，即使运到苏联，这些坦克诸如马蒂而达火力弱，比德国坦克还不适应苏联地形，美援M3坦克，三大指标还不如苏联赶工只造的T70轻型坦克。援助的坦克纯属鸡肋。
划定西藏与印度尼泊尔的边界为管制边界，对偷渡放行;对非法入境者，按恐怖分子非法入侵，先杀后问。
砸场子的完成任务，轮到搞重建的登场了！
当美国撤离阿富汗之时，中国正在向该地区挺进。
BY ANDREW SMALL
一直以来，北京方面的阿富汗政策都可以用“高明的无所作为”来概括：对于阿富汗战争，它不希望任何一方取得胜利。然而，9月末中国的安全事务总管周永康出访阿富汗，成为近50年内中国第一位访阿的高级领导。伴随美国2014年从阿富汗撤军日期的临近，周的出访释放出强烈的信号：中国将不再扮演旁观者的角色。当美国逐渐放弃击败塔利班的目的时，中国可能成为阿富汗未来最重要的调解人和投资方。
911袭击发生后，中国对阿富汗的战略目标可以说是完全消极的：既不希望西方获胜，也不希望极端分子得逞；即不希望美军长期驻扎，又希冀消灭疆独的恐怖主义训练营地。最为重要的是，中国当局不希望深度卷入阿富汗的事务当中。除了规模巨大却又艰难推进的Aynak铜矿项目外，中国只是象征性地参与阿富汗的经济、安全和政治事务。中国既害怕与西方国家的过度合作触怒伊斯兰世界，同时也不希望纵容恐怖袭击影响到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于是仅仅把阿富汗作为一个名义上的邻国对待。阿富汗和中国经一片山脉接壤，边境线较短，边境地区保持着极其闭塞且经济落后的状态。然而，对于这个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国家，中国却没有给予该国期待的政治关注和援助。
但是随着美国撤军日期的临近，中国的计划发生了改变。中国当局多年来都对美国的包围感到忧虑，如今它的官员却呼吁美国在撤军的同时要负起责任。中国害怕北约军队的迅速撤离会导致阿富汗内战的爆发、阿富汗邻国之间的“代理战争”的升级，以及更广泛区域的不稳定——巴基斯坦的处境尤其让中国担心。尽管北京方面并不想为阻止上述情景出现承担责任，但是它也认识到，袖手旁观已经不再是一个合适的战略选择了。
但是，北京方面缺乏惯常的西式国家建设工具。中国没有提供大规模援助的传统，其有限的维和部队没有任何实战经验，同时它的国际训练项目也显得十分薄弱。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一位参与者将其接受的中国缉毒课程形容为“一次到新疆的旅游和一场关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讲座”。也难怪中国并不热衷直接参与，而是利用其经济杠杆对巴基斯坦和塔利班的影响力来扩展自身在阿富汗的影响。
中国方面和塔利班蛰居头目Mullah Omar的关系要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末Omar在阿富汗掌权时期。当时，作为和Omar会谈的唯一非穆斯林，中方官员承诺认可其政治地位，并且在电信和其它投资项目上对塔利班提供支持。作为回报，阿富汗方面保证不允许中方“分裂势力”立足阿富汗领土对中国发动袭击。911袭击削弱了双方的合作，但是该协议的基础依然健在。中国一直保持着和阿富汗塔利班最高领导层Quetta Shura的联系，而且根据我去年从中国和巴基斯坦官员那里了解到的情况，上述联系正在逐渐加强。尽管北京方面也畏惧塔利班重掌政权所带来的激进后果，但是这总比任何一支西方政治势力和塔利班交易要安全得多。
中国任何影响塔利班的举动最终都要经过巴基斯坦，这个中国在本地区最亲密的伙伴。巴基斯坦和美国的关系一直缺乏互信，但是中国在政治领域却给予巴基斯坦倾力支持。北京方面希望巴基斯坦能够保障其在阿富汗的利益，并且使得该国未来的政治走向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前进。一位至今仍深度参与谈判的前中国官员称：我们希望能在阿富汗看到力量平衡局面的出现，我们一直告诫巴基斯坦，让其不要成为这一目标的阻碍……如有必要，我们也有自己的对其施加影响的方式。
北京方面采取这样的姿态部分原因是由于其和喀布尔当局关系的改善，包括情报合作。近些年来，阿富汗当局已经成功地使得中国当局产生疑虑，即在对付疆独武装力量方面，中国不能完全依靠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数十年来，中国在该地区的情报搜集都由巴基斯坦经手，中国也开始认识到情报渠道的多元化的好处。
中国、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三方关系在去年所发生的转变清楚地表明中国要在美国2014年撤军后扩大政治影响力的意愿。阿富汗方面最直接的收获是，在中国的区域外交中，阿富汗已经获得了系统性的升级。上海合作组织——中国在2001年发起成立的中亚安全和经济集团——在今年6月份的北京峰会上已经接纳阿富汗作为观察员国家。峰会期间，阿富汗总统Hamid Karzai与中国签署了一份新的战略伙伴协定。今年2月，北京方面最终同意举行一次中巴阿三边会议，这也使中国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间扮演的调停者角色更具分量。
9月份周永康对喀布尔的突然造访则更具冲击力。作为中国的最高决策层，中央政治局常委常常访问那些看上去无关紧要的国家——在过去的3年中，政治局二号成员吴邦国访问了斐济、纳米比亚和巴哈马群岛。周的这次访问，不仅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46年来对阿富汗的第一次访问，而且由于周代表的是中国的安全和情报机构，而不是主管经济外交，因此更加引人关注。周永康和阿富汗当局就恐怖主义和边境安全举行了会谈，并且宣布了一项中国公安部“对阿富汗国民卫队提供训练、资助和装备”的协议，这也显示出北京方面在打经济牌的同时，也正试图对阿富汗的国内政治施加影响。
北京当局和各方都保持着非同寻常的友好关系巩固了它在阿境内的巨额投资：毕竟长期性的投资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MCC）负责着30亿美元的Aynak铜矿，虽然该公司的工业设施从未遭受较大的袭击，但是该公司对不经意飞来的火箭弹还是心有余悸。中方官员暗示，中冶集团对于继续履行合同的不情愿——正如同其它中国公司不愿意把资金投向阿富汗一样——一方面是不愿被人认为与美国的战备投入有瓜葛，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直接的安全考虑。但是政治环境正在变化。
中国和阿富汗的贸易额维持在为数不多的2亿3千4百万美元，但是同2000年的不到2500万美元相比已经有了显著的提升。起初，中国认为经济方面的活动，尤其是大规模的经济投资对美国在该国的长期存在是一种支持，因此动作很缓慢或者压根不投入。如今，随着2014年撤军日期的日益临近，缺口即将再次打开。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两国并没有签署任何重要的合作协议，但是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阿富汗政府以十分优惠的条件将一个大型的石油勘探投标交给中国，这可能将拉开今后两国间更多合同签订的序幕。
多年来，美国一直要求中国采取更多行动，将阿富汗纳入地区间的政治和经济秩序框架当中。如今，伴随美国军队的撤离，中国最终接受了上述要求。但是和远隔千山万水的美国不同，一旦中国将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重磅资源投入阿富汗，它就不可能再退出。
Andrew Small是美国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跨大西洋研究员
（梁鹏/译）
编者按：《超限战》问世，已经有十三个年头。尽管西方某些人曾经指责该书“为流氓国家或组织的恐怖主义行为提供理论依据”，但世界各地更多的军事科学研究者予以高度评价。从里毕奇的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真实的超限战正在激烈地进行着。当然，需要指出，他所谓的无形战争仅仅是超限战的一部分而已。
无形战争的幽灵
马丁C里毕奇
马丁C里毕奇是兰德公司高级管理学家，主要从事信息技术对国内和国家安全影响的研究。已发表《网络空间的征服：国家安全和信息战争》以及《信息技术标准：共同字节的探求》等诸多专著。曾任职于美国国防大学、美国海军及美国总审计局能源矿产部。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硕士和博士学位。
摘要：
本文对新兴的无形战争进行了详细全面的介绍和评论。作者首先解释了无形战争的含义，而后逐一分析了网络战、太空战、电子战、无人机战特种作战、暗地破坏和刺杀、代理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情报支援作战的特点。最后，作者对无形战争的作用和国家应该如何应对无形战争的威胁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结尾作者认为，无形作战的普及将会腐蚀军事价值和外交准则，并增加世界各国之间的怀疑，因此并不利于人类文明的发展。
过去的几十年来，技术和组织的创新，都为无形战争提供了可能。这种战争的战争发起方，乃至战争本身，都完全是不明确的。
仅以最近众所周知的计算机蠕虫“震网”为例。它的蠕虫已经渗入伊朗纳坦兹的离心机设施，导致设备在几周内自我毁灭，使伊朗10%的铀浓缩量提前耗尽。在蠕虫“震网”被公开披露（2010年9月）的几个月内，西方情报人员便宣称伊朗最早制成核弹的日期被推迟了数年。而直至蠕虫被发现并解析前，伊朗人始终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设备那么快就耗费殆尽了。事实上，当被公众问及是否遭受蠕虫攻击的时候，他们先予以了否认，直至两个月后才转而宣布被攻击的事实。
尽管无形战争的集中体现是网络战，但各国可使用种种方式互相攻击，受害方难以查明攻击方，甚至不清楚是如何被攻击的。有些如电子战（对非军事目标）和空间战等，还未成为有实际战略意义的工具。而其它像海上/陆上矿物开采或暗地破坏的手段却由来已久。它们的共同的特点是战争的模糊不明确。常见的可行而不露形迹的战争形式包括：
网络战
太空战
电子战
无人机战
暗地破坏、特种作战、刺杀及矿产战
代理攻击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情报支援作战
相对其它战争，无形战争有自己显著的特征。比如说，德国波兰边界的一场坦克侵略战，会引人发问：那些是谁的坦克，它们来做什么等问题。而无形战争并不会引发这种问题。无形战争的作用相对而言是有局限性的。比如很难做到接管另一个国家的首都，却不让别人知道自己是谁（通过代理战争可能可以实现，但届时往往不再是代理关系，而演变成附属，甚至会催生独立政权）。防御战通常总是由保卫方展开的。像美国革命时期，美国海军陆战队军旗上响尾蛇身下的那行“别踩我”，通过要强调“我”来表明自卫的决心，即使遭受强烈打压，防御方也要高调表现出自我认同。但有些类型的战争中，如果敌人是无法锁定的，反使某些类型的战争更有成效或更有利。再以震网病毒为例，无论是否有人能确认是以色列（或它人）所为，延缓伊朗核项目都会使以色列受益。此外，如果战争的目的是使被攻击方首都人心动摇，战争的不明因素可能会导致战后人们视线集中于此类战争体现出的国家安全和国力（削弱后）的问题，而不会聚焦于未知攻击方的恶行。
本文将分几个步骤来探讨这个话题。首先是解释一下无形一词的含义。第二步，具体描述在某些情况下，哪些类型的战争会成为无形战争及原因。第三，推测下国家（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可能会如何利用无形战争。最后，设想下受害国应如何应对无形战争的威胁。
战争在什么情况下会变成无形战争？
无形的核心是模糊性。如果受害方不确定谁是攻击方，则可能会犹豫不决，不会像面对明确攻击方那样做出回应。或者，即使受害方确定谁是攻击方，但外界对此表示质疑，受害方也会如自己不确定但外界确定一样，对事件做出谨慎的回应。
如果事件本身就有问题，无形的特点会更突出。有些可能是偶然事故或者根本就是秘密，比如解释不清楚的卫星事故。还有些可能是犯罪行为，像有政治倾向的抢银行团伙，或者间谍活动——许多被称为网络攻击的事件，实际是窃取情报的间谍活动。尽管如此，有些无形战争如果变为有形的，将明显是战争行为，这种情况下，不确定的是行为体，该行为的战争性质是确定的。
有些形式的战争因为攻击方和国家的关系不明确，而成为无形战争。举例来说，真主党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又在多大程度上只是德黑兰操作的一个傀儡？在某些情况下，肇事者可能受雇于国家，但不一定或者至少无法证明，他们是由某国家幕后操控和指使的。比如与俄罗斯政界联系紧密的人，宣称自己组织攻击了在俄罗斯的爱沙尼亚机构，就可凭此说明攻击行为是俄罗斯所做吗？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的情报机构一直被指包庇塔利班武装分子，因此就可说明巴基斯坦在同阿富汗作战吗？如果上述两个问题都可以回答“是”，那么这两个都可以作为无形战争的例子。
最后，许多形式的无形战争中，参战者自身没有任何的安全风险。这点几乎如定义一样，是必然的，因为逮捕或识别出肇事者可能会使攻击方身份浮出水面。但却不能因此下结论说，因为战斗机没有问题，所以使用这种战斗机的国家也没有问题。不留足迹的作战方式的下一步，很可能就是发展不留指纹的作战方式，但这两种方式仍然很不一样。
所谓的无形不是绝对的，受害国在何种情况下会采取具体行动进行回应也大不相同。首要的一个标准就是，如果确实是一次攻击，受害方有多大把握认定是由某个特定国家发起的。然而几乎总是无法排除其它国家的可能性。很少有国家真的相信只有一个他国想害自己。而即使事后查明是一场事故，受害方也常常会将责任转嫁于其它国家（如美国将缅因号战舰爆炸的责任归咎于西班牙）。如果是在一场危机中（如西班牙试图镇压古巴民众暴乱），则会更倾向于认为任何有害或不寻常事件的发生，都是源于蓄意的攻击。
因此，当攻击方采取恶意攻击前，必须要考虑清楚，受害者对认清攻击方身份的把握，是否高于或低于受害者回应攻击的信心，即对攻击进行回应的临界点。一切均取决于此临界点，并且回应的方式有很多。虽说受害方对攻击方身份的把握，很少能像美国法庭审案那样有足够证据，达到“无合理疑点”的标准进行刑事定罪，但如果受害者决定以战争方式进行回应，事实上往往可能需要类似高准确度的把握。然而，仅仅是怀疑便足以缩短或撤销双方合作协定的安排，例如共同军事演习，合作研究，或网络对等关系等。有一些形式的无形战争，被攻击方可能不确定攻方国家牵扯其中的程度，但如果这个国家理应有能力发现并阻止，或阻碍这次攻击，而却拒绝采取任何行动，则被攻方会认为这个国家也必须承担一些责任。
被攻击国明辨是否是另一个特定国家进行的攻击的方法也有所不同，但综合考虑攻击方式、动机和时机，得出的结论应该就八九不离十了。时机，若以可追踪的载体形式出现，能最好地区分有形和无形战争。但是时机只是这三大要素之一。试想，如果1962年出现一次所谓的手提箱式核武器爆炸，美国会做何反应。这个手提箱被引爆后，几乎不会留下任何证据线索。但是在那个时候，除美国外只有三个国家有核武器攻击的能力，而其中，只有苏联有攻击的动机。这这种情况下，虽然缺乏明确的载体线索，但却不会对美国认定是苏联所为的看法有多大影响。类似的，对许多形式的无形战争而言，如宇宙飞船受到攻击，有嫌疑的国家不会太多，因为有能力进行太空发射的国家的数量极其有限（当然，这种情况下，受害方必须能让人信服地区别攻击和意外事故）。
无形战争的种类
是什么塑造了无形战争的无形性质呢？让我们来逐一的分析。
网络战
黑客可以坐在任一角落攻击世界上任何一处系统，扰乱系统功能，毁坏储存的信息及运算过程，甚至如“震网”蠕虫那样，从黑客系统处发出有害指令而毁坏机器。在网络攻击中，找出元凶尤为困难。构成攻击指令的1和0并不含背后操纵者的任何信息（尤其当这些1和0是由别处工具复制而来时）。被成功攻入的系统，几乎是定义一样，被攻击时不可能从看似无害的输入中，辨识出正将遭受一次攻击（对分散式阻断服务攻击而言，关键在于攻击的体积，而非内容；那些攻击性的字节通常来源于被入侵，而向受害者发送大量垃圾信息的“无辜”的机器）。通常的技术方法如沿攻击路径追查其来源，很容易徒劳无获，攻击者可使用一台无辜机器提供的服务，或转到第三方WiFi网络上，让攻击指令辗转于足够多的网关间来躲避追踪。查出元凶的困难很有可能是网络传播介质所固有的，在未来几年中恐难有所改进。想找出幕后元凶的国家认识到，他们必须从攻击方式和动机入手去查明真相。对一般不太高端的攻击来说，攻击方式仅对找出元凶有一点帮助，因为已有100多个国家对网络战进行的调查表明，黑客包括有组织的犯罪团伙，非国家操纵者及个人。大都认为只有凭一个国家的力量，才能运用如“震网”这种利用4个零日漏洞并盗用两家公司数字签名的高端攻击手段。当意识到被攻击后，伊朗可能已经想明白，只有以色列和美国同时拥有进行这次攻击的动机和能力。但是也不能完全排除俄罗斯或者中国想延缓伊朗核武器进程的可能。
尚没人知道网络攻击以无形方式进行，是否会对幕后操纵者有益。俄罗斯（或俄国人）对爱沙尼亚和格鲁吉亚的攻击，完全无法明显看出得到了多少好处。如果确实是以色列在网络空间上攻击了伊朗，那么这次成功可以看做是一套新的军事行动的开端，或者说，这是一个别人无法也不需要效仿的特殊案例。
太空战
卫星通常在深邃而黑暗的宇宙空间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性能逐渐降低。一次攻击载体不被发现的卫星攻击，可能接近于一次完美的作案。受害国家可能想查明事发原因，但卫星在最初设计时并不一定带有脱离轨道功能，或因受攻击而不可能做到，而且需要消耗大量的燃料。虽然事后复原分析可能会查明发生了什么，但可能仍无法查出是谁做的。这就是说，想远离“卫星杀手”是有难度的。美国有能力找出每个足够大的陆基导弹发射，并且按理说能追踪到太空中扳手大小般的物体（当然准确细节是保密的）。因为美国对每个卫星常理上在做什么有相当好的了解，对那些从事其它活动的卫星，则会特别关注。但微米卫星、纳米卫星和皮米卫星的面世，可能会使接下来几年中的监测更为复杂。陆基系统可能会让卫星脱离检测，但卫星那时必须正看向地面系统中的特定设备（而这样就泄露了激光的来源）。能购买卫星发射的国家，远远多于那几个能发射物体进入太空的国家。
电子战
随着我们有线的世界变得越来越无线，电子干扰的潜在可能也在迅速增长。四散隐藏放置的，小而普通的信号发射设备能屏蔽全球定位系统的信号（至少对商业信号接收器而言），无论是手机及紧急信息，还是机器的控制台，信息交流都会受到严重阻碍。这种设备有时很难被找到，但归纳它们的特征并不难（刻意的信号干扰，通常不会和自然因素或事故混淆太久）。使用这种设备并不容易被查出信号来源，但真正做到匿名的关键，是安置这类设备时不被发现。一旦这类设备开始运行，它们的寿命是有限的，或者因为它们会被发现，或者因为电池电量耗尽。
无人机战
在一些相对少的情况下，无人机攻击的明确来源可能可以做到不被发现。达到这种要求的条件有很多。无人机必须要避免撞毁（或者如果撞毁能得以修复），否则很有可能被查出它的上一个买方，即使只是一种很普通的无人机。目标攻击国家必须有相对弱的雷达覆盖，或者是邻接领土或海域没有雷达覆盖。如果无人机自海上潜入，则有嫌疑的攻击方即可被限定在当时在那个区域有船的国家内。无人机本身必须要相当的普通，从而在一定距离外它的指标和许多国家一样，或者它可以做到隐身。最后，美国如想使用无人机进行一次无形攻击，必须要等到其它国家也研发出这项技术后才有可能，否则，任何这类的无人机都会被认定是美国的。对于和美国有争执的国家来说，根据动机和攻击方式，可能就足以认定是美国所为。
特种作战，暗地破坏和刺杀
同无人机一样，特种作战中保证匿名的关键是不能被逮到。讽刺的是，要确保许多特种作战开展而不被抓捕，需要很多组织和专业的技能保障，而只有几个国家有能力做到这点，所以就更容易确定攻击方。因此，最好的办法是自我毁灭，除非攻击方有可观的限制因素。此类方式包括使用隐形运输工具（如潜水艇）布雷，在历史和当代均有实例，如准备硬闯加沙封锁的爱尔兰船遭到损毁这一神秘而有争议的事件。
代理战
这一大类包括恐怖分子，叛乱分子，民兵和私掠武装船。查明幕后主使比较困难，因为通常需要抓捕肇事者（或使用可识别的方式方法），更因为还需要由肇事者联系到幕后主谋。然而在现实中，叛乱分子和国家的关系是模糊不清的，并且也不一定是刻意的。赋予一个人组织、思想指导和武器，会让人觉得他们自己和目标很重要。例如越共可能已由北越建立并维系着，但可能优先考虑的事多少有些不同。非洲提供了一个更恰当的例子，许多支援叛乱组织去攻打邻国的国家，同时发现自己也遭受受邻国支持的本国叛乱组织的围攻。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攻击
冷战时期被称作手提箱式的炸弹，已结合了生化试剂的使用，这种炸弹的类型有很多，并且至少从理论上讲，每一种都能使攻击方做到杀害目标而不被发现。因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般来说相对较小，它们使用时可能不需要强行置入，并且现代的电子技术可以让它们被远距离引爆。但是，这种攻击行为很恶劣，几乎每个国家都签署了一则或多则抵制这种行为的国际协议。因此，相比于暗地进行的烈性炸药攻击，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攻击更容易被查出幕后的主谋。虽说传染性病原体，特别是那些凭借DNA重组技术尚未被发明的病原体，可以以一个很隐蔽的方式进行攻击，但是除非有个国家，自己的国民能以某种方式免疫这种病毒的感染，否则不见得这个国家能得到什么益处，或者说，如果这种攻击被用在“末日武器”的模式下，这个国家也没必要隐藏自己的身份了。
情报支援作战
虽说专业的讲，情报支援作战不属于战争， 但一个拥有高端独立情报收集和处理/分布机制的国家，可以为他的友邦提供很大的数据帮助。如果这种援助没有被直接拦截，而且它的分布也是有局限的，那么别人将难查明它的来源（当然一个国家可能怀疑，对手同强于他的国家开战，可能是从别处得到了什么帮助，而只有一部分国家有能力并会提供此帮助）。同其它形式的无形战争不同，提供信息帮助并不是一个多么恶劣的行为，而否认，或者“不承认也不否认”，在情报界是习以为常的。尽管如此，提供援助的国家可能不希望在冲突中表露身份，以免被指责好战，或者它的敌对国以此为理由协助另一方。
值得重复的是，除非一次攻击看上去完全像一次意外事故，并且被攻击目标完全相信这一点，否则是不可能存在完全查不出源头的攻击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敌国和不信赖的友国，如果有什么意外发生，通常被怀疑的国家就会被特别拿来进行审查。相反，除非受害国确实需要什么近似司法证明的东西来采取行动，或者因攻击方确实不很明确，所以自己不做出回应也不会显得很懦弱，否则貌似合理的否认是无意义的。肇事方并不必须被逮个正着，仍会遭受由受害者将进攻方式，动机和其它可能的线索联系起来，而构成足够充分的行动理由的报复。
无形战争的作用
通常更容易说明有什么是无形战争无法做到的。上文已提到了它不适用于征服和具体压制的特点。此外，如果查出每次攻击源头的概率不为零，而且查明一次事件源头的概率某种程度上和另一次事件无关，则任何需要持续一连串攻击的战略计划，也不能使用无形战争这一技术。这点适用于太空战、电子战、无人机战和特种作战。可能也适用于网络战，但一般不会适用于幕后主使只能推测、而非发现的代理战，以及情报支援作战。
那么无形战争可以做什么呢？作用之一是通常的压制或者劝阻。不是发出“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将那样做”的信息，而取而代之示意“如果你们这么做，你们将会有一些灾难降临。” 因为发出这种信息的举动本身会指明攻击方身份，所以最好是由它国帮助发出这样的信息。如果对很多其它国家有共同受益，那么这些国家可能会很乐意提供帮助。例如越南、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都反对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强势态度。这些其它国家也可能有共同宗教信仰或指导思想（例如，“对我们地区不尊重，那么你们将会有灾难降临”）。无形战争用于胁迫上更难起到什么作用，因为相比让不同的国家共同同意应该做什么，让他们共同同意可谴责什么更为容易。
另一个比较明显的用处是暗地破坏。比如用“震网”来破坏它的攻击目标的性能。暗地破坏的难处在于它起不到多大作用，除非它以一个很大的规模发生，或者它在某种程度上和一次行动相关联（如果是一次作战行动，被攻击目标可能会认为破坏者受雇于战斗攻击方）。即使是造成了永久的损害，那个国家通常也能恢复过来。而对伊朗离心机的攻击是可理解的，因为一些国家强烈地想阻碍伊朗的核武器计划而争取时间。另一种进行暗地破坏的原因是将目标推过其将临近的转折点，虽说以往事例表明这种攻击往往是显而易见的。除此以外，同可能引发战争的后果相比，进行暗地破坏是得不偿失的，即使一般不会被发现。
一次不留痕迹且有足够力度的攻击，可能也会在武装攻击前，削弱攻击目标的力量，或者至少可以使目标陷入混乱，无法有效分配监测器、现有武器等资源，或者分散组织管理层的注意力，以致无法预测或准备应对即将面临的公开攻击。很明显，从以往事件来看，如果随后真的展开一场攻击，之前的无形攻击也不会再继续隐藏下去（除非目标有许多虎视眈眈的敌人，都在寻找它的弱点，这种情况下，看起来很明显的东西仍然可能是错误的）。以无形战争作为开端的模式有两重好处。首先，如果最初是很明显的攻击，被攻击目标可能采取抵御手段使攻击更难进行，比如它可能知道在哪里布防；他也可能召集其它国家对攻击方施压；或者它甚至可能进行反击。其次，如果起初的无形攻击效果并不理想，攻击方即可取消随后的公开攻击，隐匿起来以求不会受到责罚。
然而一次无形攻击可能只是一次测试，查明某项技术是否有效，攻击目标的防御是什么样的，以及有哪些可以改进的地方。如果被攻击目标从这次攻击中认识到自己的弱点，并借此为契机和依据去弥补这些缺点，对攻击方来说，是为这次检测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无形的行动也可以帮助第三方取得战争的胜利。这种帮助可能因为帮助本身是无形的，或者因为提供帮助方可能是几个国家中的任一个，或者是例如叛乱军团或雇佣军团体等个体。这就引发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提供帮助的国家不想留下痕迹呢？原因之一是攻击发生的国家并不想被帮助（例如叙利亚攻击伊拉克，而美国攻击叙利亚境内的目标），从而战争行为演变成了它自己的意愿，而被攻击国也可借此为理由向自己的友国寻求帮助（例如攻击伊拉克）。然而更多情况下，这种帮助是由另一个国家或叛乱军团支持，在被攻击国境内的军事行动，因此并不牵扯上述考虑因素。假设援助方承诺要追求胜利或者让敌方颜面扫地，那真正重要的，是他对履行承诺的表现和如何去坚守承诺。先介入而后提前撤回帮助的做法，会引起对这个国家意图严肃性甚至是可信度的质疑，即使这个国家从未承诺要坚持到底。
无形战争也有可能是为舆论效果而产生的。通常，攻击方和目标攻击方都是事件讨论的一部分，并且除非攻击方的行为毫无根据，一般双方民众都是各执一词，站在自己国家的立场进行争论。然而，如果不知道攻击方身份，或者至少不明确，那么事件的焦点必然会集中在被攻击方上，并且讨论的主题一般会集中在为什么被攻击方会成为攻击目标，并且会细想被攻击方做过什么而成了攻击目标，或者为什么被攻击方无法保证自己的安全。事实上，这可能正是攻击方的动机：制造被攻击国家的信任危机，或者完全弱化目标国，使它的政治体系出现分歧，或者至少使它更易被掌控而做出让步。
最后，如果攻击者能说服目标方是第三方进行的攻击，便会加剧目标同第三方的矛盾而攻击方从中获益。例如，在台湾和中国大陆局势紧张期间，一次由台湾对美国发出无形网络攻击，可能会使美国同中国大陆产生争执，从而更可能支持台湾。攻击方煽动两个本来是贸易伙伴的
遗产、胁迫和软实力：
俄罗斯在波罗的海国家的影响
Agnia Grigas
英国皇家战略研究所 2012年8月
摘要
俄罗斯试图约束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独立，并破坏其政治的、经济的和文明的选择。然而，俄罗斯并没有成功改变波罗的海国家的战略方向。
波罗的海国家腐败猖獗，外部势力渗透严重，这既是拜俄罗斯所赐，也与自身国情有关。这些国家通常有众多政党争权夺利，政治体系支离破碎，权钱勾结，法治薄弱，体制有缺陷，还有数量可观的俄罗斯族。
俄罗斯采取的策略通常包括石油制裁、“天然气孤立”和劝阻西方资本投资波罗的海能源项目。俄罗斯依靠行贿、经济奖励和俄罗斯商业文化的“吸引力”来拉拢波罗的海国家的商业精英。相比之下更合法的手段就是大力促进俄罗斯文化，但俄罗斯的商业文化就是依靠关系网络，而非市场导向。
许多制约波罗的海国家的弱点都是自身国情导致的。俄罗斯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苏联时期的遗产，而且很可能随着俄罗斯自身经济状况、全球发展情势和波罗的海国家内部条件的变化而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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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随着2004年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波罗的海国家”）加入欧盟和北约，俄罗斯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影响力显著减弱了。
外界很难理解，为何上述三国依然将俄罗斯视为其经济、能源领域和社会的潜在威胁。有人说，俄罗斯像其它大国一样在周边地区谋求影响力是很自然的，更何况在这些与俄罗斯有着共同的历史和紧密的文化经济联系的国家。表面上看，俄罗斯谋求影响力的做法无可厚非。欧盟和美国也希望在波罗的海地区施加影响力，无论波罗的海国家加入欧盟和北约之前还是之后。
真正引发忧虑的不是俄罗斯寻求地区影响力本身，而是俄罗斯的真正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俄罗斯的表态和政策显示出其在波罗的海地区和后共产主义的欧洲维持一个“利益专属区”的决心，尽管这常常与相关国家的意愿相悖。
本文旨在说明，俄罗斯在波罗的海地区施加影响力的目的是限制波罗的海国家的独立并破坏其现有的政治、经济和文明上的选择。俄罗斯采取软硬实力相结合的策略来实现上述目的，通常使用一些隐性胁迫或者合法性令人怀疑的手段。
本文开篇总结了波罗的海国家最近十年的内部政治状况，继而讨论在能源领域施加影响力常用的胁迫、敲诈等硬实力手段。然后本文讨论俄罗斯施加影响力时相对“软”的手段——在文化、经济、政治和能源领域创建亲俄的关系网络，以及运用公共外交和大众传媒。结论部分，本文指出了俄罗斯影响力的局限。在波罗的海地区，俄罗斯政府和企业典型地使用了软硬结合的方式，导致俄罗斯的硬实力和软实力界限不清，外交行为和情报活动难以区分。
国内政治状况
尽管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已经成功转型为市场经济的民主政体，但其政治体系仍未摆脱分裂和政商结合等体制性缺陷。因此，波罗的海国家的政治极易滋生腐败，从而为俄罗斯势力的渗透提供机会。此外，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俄罗斯族人口众多，这也是俄罗斯能够以共同语言、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为基础成功建立关系网络的重要原因之一。
波罗的海国家内政的主要特点是有许多弱小的政党在争夺权力。本世纪初的十年，这种情况在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尤其明显，爱沙尼亚情况略好，不过近几年立陶宛的情况有所好转。其实单从议会中的政党数量和商业利益集团的影响力来讲，波罗的海国家与其它欧洲国家并没有太大区别，但波罗的海国家的政治体系严重分裂，这就给刚建立不久的民主政府带来了额外风险。政治体系分裂的原因有很多方面：法治环境薄弱、体制性缺陷、责任和问责机制有待完善、私有和公共领域以及大众媒体的专业精神十分薄弱，等等。因此，那些新成立的弱小政党就更容易受到俄罗斯等第三方施加的影响。波罗的海国家的政府也很脆弱，通常不能持续一个完整的任期。21世纪最初十年一直盛行联合政府，从最近几次选举开始，通常是二到四个政党或政党集团组成联合政府。虽然在欧洲的政治大环境中联合政府屡见不鲜，但在波罗的海国家，敏感议题可能导致政府垮台或政党分裂，使其对俄政策难以连贯统一。这种情况加强了俄罗斯在上述三国的影响力。
政商结合，或者说商业利益的高度渗透，是促进俄罗斯影响的又一因素，这种情况在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尤甚。这些新近建立的国家经济总量较小，在出口和能源方面依然依赖俄罗斯，政党融资活动腐败盛行、透明度低，因而商业利益集团的影响很强。本国商业集团和俄罗斯商业集团都参与政治游说、政治献金活动，使俄罗斯在波罗的海国家获益。这些商业集团包括当地从事对俄出口的贸易公司，活跃在能源和运输领域的当地公司，以及在当地运营的俄罗斯石油和天燃气公司。尽管可供查阅的文档资料十分有限，但波罗的海国家相关决策者的非官方言论和媒体的相关报道都涉及上述活动。后文将具体论述。
波罗的海国家内部状况的最后一个结构性特点是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俄罗斯族人口，在两国均占总人口的大约30%，这是苏联时期的遗产。虽然人数众多，这些少数民族人口在21世纪最初十年对政治进程的影响十分有限。原因之一是，代表俄罗斯族人口的政党没有参与任何联合政府。另一个原因就是，大约15%的俄罗斯族爱沙尼亚人和俄罗斯族拉脱维亚人还未取得公民权，所以不能参与投票。然而，近年来，代表俄罗斯族人口的政党实力逐渐增强。在2011年拉脱维亚议会选举中，主要代表俄罗斯族利益的和谐中心联盟（Harmony Centre）所得票数位列第一。尽管和谐中心联盟并未获邀加入联合政府，和谐中心联盟的主要领导人尼尔乌沙科夫（Nil Ushakov）自2009年起一直担任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市市长。爱沙尼亚的情况十分相似，最受俄罗斯族欢迎的中间党（the Centre party）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的政治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其领袖就是塔林市市长萨维萨尔（Savisaar）。可以预见，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俄罗斯族少数民族人口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就会在两国的国家决策中获得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能源领域的硬实力
波罗的海国家政治碎片化、商业开放、民族多元的内政环境为俄罗斯施加影响力提供了诸多机会。尽管波罗的海国家已经加入欧盟和北约，俄罗斯还是明里暗里使用胁迫手段，将其控制在自己的政治、经济和能源势力范围内。其手段从公然制裁、建立和利用关系网络、经济奖励到公共外交皆有，各种手段相结合就淡化了胁迫的色彩。21世纪最初十年俄罗斯采取了一系列硬实力策略，包括抵制波罗的海国家的商品、制裁对波罗的海国家的运输和一场针对爱沙尼亚的网络战，但其施压的焦点一直都是能源领域。原因显而易见，三国大约90%的石油和几乎100%的天然气都依赖于俄罗斯。
能源领域是俄罗斯施加影响最明显的领域，除了上面提到的胁迫政策外，能源领域固有的结构性特点也是造成这种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国内缺乏资源，且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输油管道、电网和天然气网络等基础设施无不与俄罗斯紧密联系，因而波罗的海国家依然对俄罗斯能源高度依赖。
之所以形成目前这种对俄依赖，波罗的海国家并非全无责任。面对耗资庞大的能源多元化项目，决心不足、体制效能低、执行力弱的波罗的海国家可以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纸上谈兵之外，实质的进展仅限于2007年完成的芬兰和爱沙尼亚之间的电力联网项目“连接爱沙”（Estlink）和1999年启用的可以接收国际市场原油的拉脱维亚布廷格（Butinge）石油港口。尽管波罗的海国家大力支持欧盟委员会的波罗的海能源市场互联计划（BEMIP），该计划涉及的大部分项目都还停留在规划阶段，像与瑞典的电力联网、与波兰的电力联网、与波兰进行天然气联网、建设液化天然气港口和在立陶宛的维萨吉纳斯（Visaginas）建设新的核电站，等等，这些提案目前无一进入执行阶段。
石油制裁
俄罗斯以能源为手段进行胁迫的做法并非针对波罗的海国家。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俄罗斯就已将能源作为向许多前苏联国家施加地缘政治压力的工具了。在普京任期内，能源成了俄罗斯达成外交政策目标的惯用手段。2000到2006年之间，俄罗斯暂停能源出口差不多40次，首当其冲的就是独联体国家和中东欧国家。最近几次与波罗的海国家相关的事件包括2003年起停止向拉脱维亚的港口运营商文茨皮尔斯港口公司（Ventspils Nafta, VN）供应石油，2006年起停止向立陶宛的Maeikiu Nafta（MN）石油冶炼厂供应石油，以及2007年5月多次中断对爱沙尼亚的铁路石油运输。
上述事件的直接原因都是波罗的海国家政府实行与俄罗斯利益相悖的政策，俄罗斯则以能源相惩罚，指望其改变相关政策。关闭通向立陶宛MN石油冶炼厂的输油管道，就是俄罗斯利用能源手段惩罚不合作国家的典型例子。有些研究者坚持认为俄罗斯的能源政策主要由实用主义的经济考量驱使，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在MN这个案例中能源的确被俄罗斯用作了武器。虽然之前立陶宛的Druzhba管道也经历过几次原油供应暂停，但这次对MN的停供一直持续至今。俄罗斯方面称，管道关闭是由技术问题造成的。但在立陶宛的精英们看来，这个说法根本站不住脚，因为2006年5月立陶宛政府刚刚批准将MN冶炼厂的所有权从俄罗斯的尤科斯（Yukos）公司转给波兰国营石油公司（PKN Orlen），紧接着俄罗斯就宣布管道出了故障。立陶宛政府和俄罗斯政府心照不宣，表面上说是由于管道故障而停止供油，实际上是俄罗斯企图破坏这笔交易，使MN炼油厂落入俄罗斯公司的手中。由卢克（Lukoil）公司收购立陶宛的炼油厂才是克里姆林宫的理想选择，因为卢克公司一向与俄罗斯政府紧密合作。然而双方互不相让，最终俄罗斯既没能插手MN的私有化，也没能改变立陶宛政府对其染指本国能源领域的戒心。
关于俄罗斯停止向拉脱维亚文茨皮尔斯港口公司（VN）的港口设施供油的情况，则和MN的例子差不多。和立陶宛的情况一样，导火索就是拉脱维亚政府阻碍俄罗斯向VN投资。2002年，俄罗斯国家石油管道运输公司（Transneft）和卢克公司等俄罗斯石油公司表达了收购VN的意愿，因为VN是俄罗斯石油出口的第二大港口，也是俄罗斯在境外最大的出口港。经过漫长的交涉过程，拉脱维亚政府和私有业主拒绝了俄罗斯公司的出价。2002年发生了多次停供，自2003年1月起国家石油管道运输公司就终止了对VN的原油供应，放弃文茨皮尔斯而将俄罗斯石油改道运往俄罗斯自己的港口普里莫尔斯克（Primorsk）。但是拉脱维亚政府和VN的所有者并没有让步，俄罗斯公司也尚未购得港口设施。
比起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情况，2007年5月俄罗斯切断向爱沙尼亚的石油供应时其政策的胁迫性更加明显。在立陶宛和拉脱维亚，还可以说俄罗斯的动机一部分是经济优先，试图改变投资政策；相比之下，在爱沙尼亚，俄罗斯是试图影响其国内政治决策。爱沙尼亚-俄罗斯间的能源紧张开始于2007年4月，当时爱沙尼亚政府决定将一座苏维埃时期的纪念碑从首都塔林的中心地区移至一个军事公墓。对俄罗斯来讲，纪念碑代表着苏联的辉煌，也是民族认同的重要标志；而对爱沙尼亚民族来说，这纪念碑却是苏联占领和压迫的屈辱标志。此事引发了两国外交关系紧张，之后在2007年5月2日国有企业俄罗斯铁路公司（Russian Railways）借常规轨道维修为由中止了俄罗斯原油、汽油和其它资源向爱沙尼亚的铁路运输。
爱沙尼亚的决策精英们当然知道，这些停供都是有政治目的的。爱沙尼亚人普遍认为，随后发生的大约1500名当地俄罗斯族的暴乱和针对爱沙尼亚网站的网络攻击都是由俄罗斯组织支持的。此事是否属实尚难下定论，但可以确信，俄罗斯政府和一些支持暴乱的爱沙尼亚政党和组织是有联系的。一些暴乱者是由俄罗斯支持的右翼团体守夜人（Nochnoy Dozor）和极右亲俄的俄罗斯族青年团体纳什（Nashi）的成员动员起来的。据爱沙尼亚情报部门称，俄罗斯驻爱沙尼亚大使馆曾与示威活动的组织者举行过会议。爱沙尼亚中间党批评政府，并与暴乱者站在一边。众所周知，中间党与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United Russia）关系密切，双方曾在2004签署过合作协议。
上述事件一方面显示出俄罗斯的硬实力策略，另一方面也突出了俄罗斯权力和影响的局限。尽管俄罗斯催促爱沙尼亚政府下台，但来自改革党的爱沙尼亚总理安德鲁斯安西普（Andrus Ansip）岿然不动；而且爱沙尼亚也没有改变政策，依然坚持转移纪念碑。安西普政府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几个月后俄罗斯恢复了对爱沙尼亚的能源供应，双边贸易也恢复到危机发生之前的水平。爱沙尼亚的盟友们显示出坚定的决心，态度越来越强硬。“纳什”分子被申根国家列入黑名单禁止入境，北约在爱沙尼亚设立网络反恐中心，还制定了波罗的海地区防务应急计划。从短期效果看，俄罗斯硬实力失败了。
表面上看俄罗斯决定停止波罗的海国家的石油供应是对其政策的一种惩罚，但波罗的海国家的政策实际上不过是催化剂，加速了俄罗斯与邻国关系“经济利益优先（economizing）”的能源大战略的实施。从本世纪最初十年开始，俄罗斯就已经在大规模、有计划地将向西方国家的能源出口从原有的东欧路线改道至新建的、经由俄罗斯领土和港口的直接路线。
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剔除能源出口中的过境国家也是俄罗斯施加影响的一种手段。因为俄罗斯不再依赖那些过境国家，所以可以加强对其调控，但过境国家依然依赖于俄罗斯的石油供应。俄罗斯可以更方便地对波罗的海国家等过境国实行石油停供，因为这不会给俄罗斯自身出口带来风险。随着2001年波罗的海管道系统（BPS）完成和2006、2008年普里莫尔斯克的两个石油港口建成，俄罗斯更新了能源出口的基础设施，用于出口路线改道。下一步，俄罗斯计划扩大BPS，完全绕开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国家，这样到2015年，俄罗斯西北港口乌斯季卢加（Ust-Luga）、普里莫尔斯克、维索茨克（Vysotsk）、加里宁格勒和摩尔曼斯克的吞吐量就可以翻一番。这样，以后再减少或者停止对波罗的海国家的石油供应就更容易了。
天然气孤立
俄罗斯通过天然气领域向波罗的海国家施加的影响比通过石油影响更强，因为波罗的海国家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比石油更强。原因有二。第一，石油是在国际市场进行交易的，所以三个波罗的海国家都有能力通过其波罗的海沿岸港口从俄罗斯以外的国家进口石油和石油产品。相比之下，波罗的海国家进口天然气的基础设施仅限于苏联时期的管道，因而完全依赖于俄罗斯。第二，与双方在石油贸易中的关系不同，俄罗斯向国际市场出口天然气并不一定要取道波罗的海国家，这样波罗的海国家就成了“天然气孤岛”。因此，俄罗斯可以切断对波罗的海国家的天然气供应，而这完全不影响俄罗斯向其它欧洲国家进行出口。不过，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曾经同俄罗斯进行过“天然气战争”，而波罗的海国家却从来没有过。
这看似说不通，但实际上有四方面原因。首先，俄罗斯国企俄罗斯天然气公司（Gazprom）在波罗的海三国的国家天然气公司(EestiGaas, Latvijas Gaze and LietuvosDujos)都取得了控股权，从而保证了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利益。第二，俄罗斯政府在波罗的海国家当地的天然气利益集团中建立了很多与俄罗斯天然气公司联系紧密、行之有效的关系网络，使之成为俄罗斯运用软实力的工具。除了三国的国家天然气公司，所有的当地天然气配给公司也都被俄罗斯的关系网络涵盖在内，例如Itera (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运营)、Dujotekana、Stella Vitae和Vikonda (这三家在立陶宛运营)。第三，波罗的海国家的天然气市场对俄罗斯天然气公司来讲有利可图，因为波罗的海国家支付的是市场价，不像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那样能享受折扣。第四，俄罗斯一定程度上也依赖于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因为供给立陶宛的天然气管道继续延伸至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而拉脱维亚Incukalns的天然气储存设施的所有权大部分为俄罗斯天然气公司所有，Incukalns的天然气储备不只供应波罗的海国家，也供应俄罗斯的普斯科夫地区。
欧盟的第三个欧洲能源一揽子指令要求分离运输系统经营者的所有权，将电力和天然气的运输和配给过程与生产过程分离，从而鼓励能源领域的市场竞争。但俄罗斯一直试图影响波罗的海国家的相关政策。如果波罗的海国家彻底执行欧盟指令，就意味着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对天然气运输管道的所有权和对天然气配给系统的所有权将分离。立陶宛选择的是“分离所有权”的选项，即能源生产公司将能源网络的设施和管理权都出售给与能源产业和其他能源网络经营者毫无关联的公司，这是欧盟委员会提供的三项分离措施中最严厉、也是欧盟委员会最鼓励的一项。
2010年，立陶宛的法律要求LietuvosDujos（37%股权属于俄罗斯天然气公司，39%属于德国意昂集团（E.ON），18%属于立陶宛国有，还有6%属于私有投资者）的运输业务与供给业务进行分离。这样，公司运输业务的决策权就会落入立陶宛政府手中。俄罗斯天然气公司、LietuvosDujos，甚至普京本人，都试图通过间接威胁提高天然气价格、使用国际仲裁和舆论攻击等手段来改变立陶宛政府的立场。但俄罗斯的全部努力都失败了，2012年5月俄罗斯天然气公司与立陶宛政府达成了关于分离所有权的协议，协议将于2014年11月生效。此协议生效将有可能削弱俄罗斯在天然气领域的影响力，长期来看还可能挑战天然气领域的既有利益格局。
与立陶宛不同，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寻求2014年之前豁免于欧盟的新天然气指令。两国的能源基础设施尚未与欧盟其他成员国互联，因而可以选择豁免。两国都选择了“独立运输经营者”（ITO）的选项，此项是要求最宽松、也是对俄罗斯天然气公司最有利的一项。拉脱维亚的经济部称，由于本国电力市场规模小且情况特殊，所有权分离会导致电力领域的分裂，这不符合国家利益。本来拉脱维亚就是牵头要求更宽松的所有权分离措施的成员国之一。知情者表示，Latvijas Gaze和拉脱维亚最大的俄罗斯天然气消费者国家电力生产公司Latvenergo在拉脱维亚政府制定能源政策和决定对所有权分离的立场时起了重要作用。拉脱维亚政府对所有权分离的态度，一部分也源于政府与Latvijas Gaze之间已有协议，授予其2017年之前的天然气供应和配给专属权。所有权分离意味着政府毁约，这会给政府带来巨额损失。俄罗斯天然气公司投桃报李，于2010年12月宣布将供应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天然气价格降低15%，立陶宛则由于其所有权分离政策而不在优惠范围内。这符合俄罗斯的一贯作风，就是想让波罗的海国家明白，与俄罗斯合作就能获利，例如低价天然气，而与俄罗斯关系紧张能源价格就会对其提高。
俄罗斯试图在天然气领域施加影响力的另一个领域从其对加里宁格勒州的政策中可见一斑。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的飞地，地理上与俄罗斯本土分离，中间隔着白俄罗斯和立陶宛。俄罗斯输送至加里宁格勒的天然气过境立陶宛而不经过其他两个波罗的海国家。虽说俄罗斯不曾切断对任何波罗的海国家的天然气供应，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供应至加里宁格勒的天然气过境就成为立陶宛天然气供应的实质保障：只要对立陶宛停供就会影响到加里宁格勒，因为加里宁格勒是个能源孤岛，所有的天然气、石油和电力进口都要过境立陶宛。上世纪九十年代，立陶宛政府多次将此用作与俄罗斯政府讨价还价的砝码。不过，在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俄罗斯启动了一项摆脱对立陶宛依赖的能源战略，计划修建天然气储备设施，并将加里宁格勒与北溪（Nord Stream）天然气管道相连接，这样俄罗斯的天然气就可以绕过波罗的海国家直接运至德国。天然气储备设施和通向加里宁格勒的管道分支一旦建成，俄罗斯就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切断立陶宛的天然气供应了。
但也不是说俄罗斯在天然气领域的所有政策都不正当。原则上讲，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和其他俄罗斯公司希望通过收购当地天然气供应商和供给商来增加其在下游市场的份额，这也符合一般的商业惯例。同样道理，在欧盟指令威胁其利益时，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和俄罗斯政府通过政治游说来保障自身利益之举也在意料
俄罗斯文化
在这一领域，俄罗斯的软实力是以苏联和俄罗斯文化为基础，也离不开其自二十一世纪初开始对对外文化促进投入的大量金融和组织支持。俄罗斯软实力既有阳春白雪也有下里巴人，教育体系和大众传媒中均有体现。俄罗斯文化出口的主要媒介和接受者是共同的语言、俄罗斯少数民族、苏联时期的遗产和商业关系网络。
总体来讲，俄罗斯高雅文化在波罗的海民众中广受欣赏和欢迎。俄罗斯文化活动通常都与政治无关，尽管其资金和支持通常由俄罗斯政府和当地商业利益集团联合提供。在三个波罗的海国家中，拉脱维亚可能是俄罗斯文化最大的接受者和消费者。拉脱维亚有个莫斯科之家（House of Moscow），是一家由莫斯科市政府资助的文化中心，自其2004年开业以来就在促进俄罗斯文化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拉脱维亚俄罗斯文化日”和“俄罗斯拉脱维亚文化日”也是俄罗斯文化传播的重要机制，这些两国政府联合支持的文化节是在2007年拉脱维亚-俄罗斯关系缓和后启动的。2007年和2008年的文化节大获成功，俄罗斯继而举办了更多高雅文化活动，加强在拉脱维亚的文化传播。这些活动通常是由当地商业集团组织和赞助的，这些商业集团要么是属于俄罗斯族人的，要么是其他在俄罗斯市场中占有一定份额的商家所有。例如，俄罗斯裔商人Vladimir Romanov所有的立陶宛Ukio银行组织了一项与俄罗斯艺术相关的年度慈善活动。俄罗斯和苏联的电影、音乐、电视节目等通俗文化对波罗的海国家各个年龄段的民众都仍颇具吸引力，不过更受那些俄罗斯少数民族人口欢迎。
体育运动是通俗文化加强俄罗斯软实力的另一种形式。2008年俄罗斯大陆冰球联盟（Continental Hockey League）将前苏联的诸多冰球队重新组织到一起，就是很好的例子。由俄罗斯天然气配给商Itera赞助的拉脱维亚Dinamo Riga冰球队是其中的活跃成员之一。此外，一些来自波罗的海国家的运动员选择为俄罗斯队伍效力或者在俄罗斯训练，因为这样可以得到更好的待遇。
俄语仍是俄罗斯在波罗的海国家扩大影响力的重要工具，因为苏联解体之前接受教育的那些人大部分都以俄语为第一外语。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俄罗斯少数民族占全国人口的约三分之一，所以俄语的使用更加普遍。然而，尽管近几年有所反弹，俄语在非俄罗斯族人口中的受欢迎程度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一直呈下降趋势，这在爱沙尼亚和立陶宛尤其明显。
根据立陶宛科学教育部统计，截至2006年俄语已无缘高中外语学习的前三名，选择英语、德语或法语为第一外语的学生占到96%。不过，俄语是78%的高中生的第二外语选择。针对波罗的海国家俄语式微的趋势，俄罗斯政府赞助的“俄罗斯世界（Russkiy Mir）”基金会2008年在爱沙尼亚开设了一家俄语中心，在拉脱维亚开设了两家，2009年又在立陶宛开设了一家。而且俄罗斯政府从2006年起就积极提供奖学金和会议邀请，促进教育交流，增加在俄接受教育的机会。不过俄罗斯的教育体系没什么吸引力，所以波罗的海国家的青少年大多选择在国内上学或者去欧盟国家留学。
根据约瑟夫奈的理论，信息革命创建了真正的共同体，因为传统国界已经失去其重要性。借助媒体的影响力，俄罗斯极其成功地建构了一个真正的共同体，不仅包括俄罗斯族裔，还包括那些文化上、语言上、意识形态上依然与俄罗斯相联系的波罗的海国家民众。众所周知，俄罗斯的印刷和广播媒体大多由政府控制，所以俄罗斯将其用作海外实施软实力的工具也无甚稀奇，而俄语的普及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的众多俄罗斯人口则为此提供了便利。First Baltic、RTR Planeta和NTV Mir等电视频道，俄罗斯和波罗的海国家当地的俄语报纸，新闻门户网站以及广播电台都是带有俄罗斯政府倾向的信息传播的重要工具。
媒体还为一些波罗的海国家的组织和政治团体设定议程，加强忠于俄罗斯的那一派政治力量，并为特定的政策寻求支持。比如，在2010年拉脱维亚的议会选举中，First Baltic就含蓄地为俄罗斯少数民族政党和谐中心联盟拉票。2007年，俄语媒体试图塑造爱沙尼亚俄罗斯少数民族群众对塔林苏联纪念碑迁址事件的认知，并很大程度上通过对事件的不实报道引发了随后的暴乱。比如说，俄语媒体曾经报道爱沙尼亚当局毁坏了纪念碑。2007年的事件显示，俄罗斯影响力之广甚至触及俄裔的爱沙尼亚青少年，他们从没在苏联时期生活过，却在示威中举着“苏联永存”的标语牌。
甚至在立陶宛这个很少有人使用俄语的国家，俄罗斯资本也设法主导了媒体。2009年，属于俄罗斯的立陶宛Snoras银行对立陶宛晨报（LietuvosRytas）集团的持股加大到34%。该集团是立陶宛最大的传媒集团，旗下有主要的全国性日报、一家电视台、一个新闻门户网站和几种刊物。俄罗斯权力在媒体的强化，还有新启动的文化节和语言中心，都证实了俄罗斯政府对维持俄罗斯传统文化影响力的重视。
最后，俄罗斯对居住在邻国的“同胞”或俄罗斯族裔的移民政策也是其施加影响力的有力工具。这是俄罗斯用于维系同胞忠诚度的文化政策最有效、最有渗透力的一面。无论住处和其他国籍情况，俄罗斯族裔都可以自动获得俄罗斯国籍。俄罗斯为俄罗斯族裔提供保护，这一点很关键。2010年发布的《俄罗斯2020年前国家安全战略（Russia’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to 2020）》与2000年公布的原则相一致，声称俄罗斯会通过政治、经济和其他手段保护俄罗斯公民和海外“同胞”的权利和利益。这一战略也强调，同胞团结是达成俄罗斯外交政策目标的工具之一。例如，2008年俄罗斯为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而与格鲁吉亚开战，“保护俄罗斯公民”就是主要动机之一。俄罗斯的国籍政策自然引发了波罗的海国家的忧虑，因为俄罗斯政府动不动就抗议俄罗斯少数民族得到的待遇不佳。同胞政策的初衷和实际作用就是充当外交谈判的杠杆，这样一来，俄罗斯族少数人口不需要牵涉到具体的争端中俄罗斯也一样能打“俄罗斯族裔牌”。
拉拢商业和政治精英
俄罗斯软实力的另一种形式是将商业和政治精英拉拢到为俄罗斯服务的关系网络中来。拉拢的手法包括贿赂、金融激励、诉诸俄罗斯关系网络导向型而非市场导向型的商业文化，主要特点就是暗箱操作、腐败和试图影响政治体制和政治过程的运作。在波罗的海的商业领域，大多数精英都是前苏联的“干部（nomenklatura）”，为了经济利益一直为俄罗斯政府效力。俄罗斯族裔占一部分，其余的就属于当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种族。如前所述，他们在能源领域影响力很强，他们的成功营利是依靠与俄罗斯国家天然气公司和卢克公司等俄罗斯能源巨头的紧密联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Itera、Dujotekana、Vikonda和Stella Vitae等天然气供给商，他们的股权结构都不透明，但都与俄罗斯国家天然气公司有关联。
因为被俄罗斯拉拢的商业经营往往直接、间接地与政治活动有关，所以俄罗斯的商业文化也影响到波罗的海国家的政治文化。比如，立陶宛经济大臣、现任欧洲议会成员兼Vikonda公司的前所有者维克多乌斯帕斯基赫（Viktor Uspaskich）就生于俄国（据称他目前仍持有俄国国籍）。Dujotekana公司的大股东Rimantas Stonys是2006至2008年间立陶宛政治的关键性幕后人物。在2010年的拉脱维亚议会选举中，相传为前克格勃官员、现任天然气供给商Itera总裁的JurisSavickis是“为了美好的拉脱维亚” （For a Good Latvia）联盟的重要成员并为其出资，而该党由拉脱维亚政治的两个重要人物Andris Skele和Ainars Slesers领导。
但也不能就此下结论说波罗的海能源和运输相关的所有精英都为俄罗斯服务。波罗的海国家也有一些利益集团反对与俄罗斯的紧密联系，要求与西方靠拢。还有些人物和集团很难明确归类。比如，备受争议的拉脱维亚文茨皮尔斯市市长Aivars Lembergs曾经接受滥用职权的调查，他与俄罗斯政府关系十分复杂，但又在前些年坚决抵制俄罗斯收购文茨皮尔斯港口公司（VN）。
政党资金来源不透明、腐败、政治游说，以及政治领域对商业集团的依赖都是波罗的海国家政治的显著特点，不过在爱沙尼亚程度可能相对较轻。虽说政治游说和政党融资都是普通的政治活动，也不一定不合法，但在波罗的海国家这些活动经常采用腐败和暗箱操作的方式进行，与当地政府对欧盟标准的承诺相悖，也不符合国家利益，相反却符合俄罗斯国家天然气公司等与俄罗斯政府密切联系的俄罗斯公司的利益。
俄罗斯政府也通过拉拢某些政治集团向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政治体系直接施加影响力。因为波罗的海国家亲俄政治关系网络的成员和活动情况并非完全透明，所以此处也无法详细记录他们的活动。不过相关活动的方方面面都引起研究者的兴趣，同样也引起三国安全部门的注意。
几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证明俄罗斯拉拢政治势力的做法及其效率。爱沙尼亚秘密警察从2011年起至今都在调查塔林市市长、中间党领导人Edgar Savisaar接受俄罗斯铁路公司赞助一事，这只是最近的一个例子。Savisaar被控充当“莫斯科影响力的代理人”，接受俄罗斯铁路公司总裁Vladimir Yakunin 50万欧元的赞助，用于中间党在2011年3月议会选举中的竞选活动。2004年，立陶宛时任总统罗兰达斯帕克萨斯（RolandasPaksas）因为其与俄罗斯商业利益集团的密切联系而被弹劾。立陶宛前总理、组织近乎瘫痪的立陶宛农民党（Lithuanian Peasants Party）的现任领袖卡济梅拉普伦斯克涅（KazimieraPrunskiene）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与俄罗斯有紧密的个人和政治联系，这来源于她的前立陶宛共产党党员身份、相传的前克格勃关系，以及俄罗斯当局于2005年授予她及她的后裔的“俄罗斯女公爵”头衔。作为苏联时期的遗产，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拉脱维亚的商业领域被俄罗斯族裔把持，他们当中许多是工业经理、“干部”或者克格勃官员。不过后来拉脱维亚族裔主导了政治领域，他们在商业领域的影响力也相应提高，甚至与俄罗斯建立了合作关系。现在Andris Skele、Ainars Slesers和Aivars Lembergs等拉脱维亚政客都与俄罗斯政府和能源公司关系复杂，不过通常都是实用主义的合作关系。
俄罗斯在波罗的海国家施加影响力的另一维度就是俄罗斯有能力为其设定政治议程，并缩小其统治精英的政策选择范围。约瑟夫奈强调了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令其他人自觉不现实而无法表达其政策偏好从而操纵政治选择议程的能力”。俄罗斯政府将“不合作的政策”与提高能源价格挂钩，这让很多人觉得，执行某些符合波罗的海国家利益的政策是危险的。结果就形成了一种政治自我审查。波罗的海国家的一些左翼政党、商业利益集团和媒体对这一观点深信不疑，所以支持与俄罗斯保持紧密联系，理由是这可以带来经济利益和能源安全。同样，恐惧情绪在中间—左派政党中蔓延，担心所有权分离政策以及将资产出售给俄罗斯公司以外的投资者等对俄不合作政策会带来的后果。
结论：俄罗斯影响力的意义
波罗的海国家加入欧盟和北约之前的那段时期，瑞典外交大臣卡尔比尔特（Carl Bildt）曾将波罗的海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称为试验俄罗斯放弃对其“近邻”的帝国主义野心的“试金石”。考虑到俄罗斯在波罗的海地区的软实力和硬实力，这一试金石至今仍有效。俄罗斯仍然坚持宣称有权在其认为与俄罗斯利益相关的波罗的海国家政策领域维持主导性影响。一国运用软实力、政治游说、经济政策和文化联系来促进其外交政策目标，这本来没什么不正常，但问题就是，俄罗斯达成这些目标的方式往往有损目标国家的主权和核心利益。
不过，如果考虑一下历史背景，那么对俄罗斯的评判可能会略有调整。俄罗斯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影响力可以说是固有的，是沙皇及苏联时期的历史遗留和俄罗斯现行政策的共同结果。在其中两个波罗的海国家，俄罗斯族裔和俄罗斯文化本来就是其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跨国境的民族归属感并不需要特别去维系。同样，波罗的海地区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也来源于苏联时期双方紧密的相互依赖。1991年以后前苏联成员国成为俄罗斯能源出口欧洲的走廊，所以俄罗斯想在这些国家的能源政策中保留一定的利益也不奇怪。俄罗斯从苏联的遗产中获取影响力，这本身不算什么可耻行径。在邻国的政策领域中维护自身利益，这本身也无可非议。
限制波罗的海国家政策选择的那些缺陷很多都是其自身造成的，这也是塑造该地区政策背景的重要方面。本文着重分析了政党的脆弱性、个人的腐败行为、政府服务专业性缺失以及政治精英相对不成熟。俄罗斯族裔对俄罗斯政府的忠诚一方面揭示出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民族融合的失败，另一方则显示出俄罗斯同胞政策的成功。波罗的海国家无法摆脱能源依赖，也反映出其精英没能有效解决固有的问题。
本文的主旨并非指责俄罗斯造成了这些缺陷，而是要指出，俄罗斯试图保留这些缺陷并阻碍那些试图克服缺点的行为。这一点正是俄罗斯影响力与欧盟、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美国的影响力的不同之处。俄罗斯政府采用的方式也与西方社会对软实力的普遍理解大相径庭。俄罗斯软实力是用来分化而非团结，引发担忧而非排忧解难。前文举出的种种例子说明，俄罗斯的软实力通常含有一些硬实力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波罗的海国家认为俄罗斯的主要利益就是破坏其独立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此一来，这一地区的政府和民众就很难在俄罗斯的合法利益和非法利益之间划清界限，更别说在两者间取得平衡并将“睦邻友好”从口号变为现实了。
本文还指出，俄罗斯的行为引发了广泛的忧虑，并不代表俄罗斯施加影响力总是成功。俄罗斯施加影响力取得成功，往往是软硬手段兼施的时候，尤其是软实力和硬实力一明一暗的情况。正如前文所述，这一做法在经济投资和天然气基础设施收购等方面屡试不爽。但也有极少数情况（最明显的就是2007年俄罗斯对塔林苏联纪念碑迁址事件的反应），俄罗斯软实力和硬实力搭配不佳，结果适得其反。
本项研究也提出了两个更宽泛的问题。从地理上说波罗的海国家现在是西方的一部分，但这是否意味着它们已经融入西方？在军事和安全领域，这没什么好怀疑的。从经济领域的许多方面和世界银行的“经商便利度（ease of doing business）指数”来看，答案应该也是肯定的。但在其他领域（尤其是能源领域，但不限于能源领域），政治和商业文化还是受到俄罗斯这个前帝国的强烈影响，并且反映出俄罗斯的帝国式价值观。波罗的海国家的案例说明，一体化既非铁板一块，也非不可逆转。西方国家的认知该调整了。
第二个问题更加棘手：俄罗斯在波罗的海国家的政策说明，关于冷战后的欧洲秩序，俄罗斯还有更大的野心。如果对俄罗斯创建“完整和自由的欧洲”的决心曾有过什么怀疑的话，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关于俄罗斯在“特权利益”地区的权利的言论估计也已经打消了这些怀疑。本文的任务是指出，尽管波罗的海国家已经加入北约和欧盟，俄罗斯仍不愿放弃从前的“特权”。但这一“历史上的”特权关系，其外延究竟在何处？如果加入北约和欧盟都不能为其划界的话，难道说界限永远都是前苏联和前华约成员国的边界？涉及前苏联和前华约成员国时，不单是俄罗斯的政策，有时甚至连西方的政策都以此为默认的前提。有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本文未能深入探讨：特权范围的界限是固定的、由俄罗斯政府承认的，还是暂时的、由多种力量相互作用造成的？照理说，欧元区危机会引发对这一问题的重新审视。
展望未来，俄罗斯影响力的强弱必然会有起伏。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是动态的，俄罗斯文化和价值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吸引力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些都随着全球发展态势、俄罗斯的经济状况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国内条件而波动。二十一世纪最初的五六年，对经济发展和加入欧盟、北约的乐观态度使波罗的海国家经济一度繁荣，相比之下，经历了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波罗的海国家大部分民众对俄罗斯及其政府的态度都有所好转。如果欧盟和美国希望保持其对波罗的海国家的影响力并继续推广它们所代表的民主和市场经济等价值观，布鲁塞尔和华盛顿的决策者都不应当忽视这种波动性及其在波罗的海国家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