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略谈文革 -- 史文恭

是否成功自己看。

你说你的看法吗，你不是要拿实践作为检验依据吗？

你有真理在手，还怕说出自己的看法？

好不容易乐善熬到450，正待砸草，却不料要求又提高了，这通货膨胀得也太快了吧。

俺的不同意见在这：大熊甲:文中主要采用平均数据，而缺少总量数据，有误区啊

这个就带着情绪了。为工业化做出的牺牲是巨大的，但成就也是巨大的，为后来的改开奠定了基本的工业基础和门类齐全的国民经济框架。

单从生活水平、舒适度看问题，是偏颇的。打个比方，现在大家买房的钱应该远大于花在装修上得钱吧。以沿海某市为例: 每平方米2万. 120平方米的三居室要240万。而这个三居室中等装修，40万基本就可以比较舒适了。注意比喻来了：如果不装修，直接住毛坯房，那是相当的不舒服的，但是钱主要还是花在毛坯房上啊，花在粗糙的承重支柱和横梁构建起来的框架上啊。 可以说，前三十年，我们就是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自力更生，从打造工具做起，终于造出了毛坯房，虽然住着不舒服，但是那是大家千方百计，省吃简用，一分一厘地省出来的，千辛万苦、努力奋斗造出来的。

后三十年，我国在重工业基本成型，装备制造业、军事工业都有了一定的基础上，开始重视发展人民生活所需的轻工业等，开始告别前三十年用所有人的生活水平微增长、0增长、甚至略微倒退来进行为工业化而进行的高积累的政策。因而，大家能够感受到更贴近自身生活的发展成果。但这些都离不开前三十年打造的框架：没有两弹一星及其他军工发展，我们在国际上将备受煎熬；没有装备制造业和重工业，轻工业也难以发展。 所以引导大家单从舒适度看问题其实是一种潜伏较深的忽悠啊，过去俺也被忽悠过。

至于“30年建设后还让20%的人口不得温饱”，只能说我们的国家是巨大的、复杂的。老少边穷地区要发生改变，成本是巨大的，楼主有些想当然了。在基础极其薄弱的情况下，可以说全国是咬着牙集中力量在关键处着力。未尽之处，当然可以责备，但唏嘘可能更好些。

这个质疑俺是举双手支持的。但只能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后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毕竟还不是共产主义革命，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状况、社会构成，还不允许那样的一致，而东哥、周公都是现实的政治家，而不是空想家。

这里要分开来看。首先不能否认，文革等政治运动以及过左行为确实对一些生产带来了负面影响，特别是限制了个体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而改开的包产到户确实释放了很大的个体生产的积极性，特别是这个积极性有着前三十年建设的水利等基础设施的支持。不能否认前三十年的缺点，也不应该无视其中的转承。

• 刻舟无法求剑，即使欲求文革的初衷，也是无法用文革的形式的

原来，人民中国在建国之后，所实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三─一九五七），十分成功；然只限于内战后的打扫战场，收拾残局。人民政府所精心策划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一九六二），才算是真正的经济建设（Economic Reconstruction）的开始。因此，该计划放八大通过实行之后，党内以周恩来为首的稳健派领袖，真是经之营之，珍之重之，实事求是的，预备好好的建设一番。那时在莫斯科冷眼旁观的赫鲁晓夫，曾为之暗暗咋舌。赫氏于一九五九年访美之时，就曾警告美国说，“很快的美国就要沦为世界第三位经济大国。”记者反问他，谁是第二位呢？赫氏忽然以英语回答说：“No Comment.（无评论）”足见赫氏对中国之惊羡也（此为当年笔者在美国电视上所亲见亲闻者）。

　　不幸此一为全国财经专家所精心策划的“二五计划”，却为老毛一人一手给砸掉了。毛之砸掉这二五计划，是有绝好之借口的。事缘这个一九五七年，苏联的科学家在人类历史上放出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美国朝野被他放得心慌意乱，苏联这时也认为社会主义的科学已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成就。赫鲁晓夫曾大放厥辞，说在十五年内要超过美国。并且扬言要埋葬资本主义。这时举世皆信以为真。这当然也使当时正在访苏取经的毛泽东，大为信服（毛是去参加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因而也信口吹出他底“十五年超过英国”的伟大号召。要十五年超过英国，那么“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目标和速度，都得翻上好几翻，才能做到。因而毛就要撤销“二五计划”，不顾一切的“冒进”，才能超过英国。

　　笔者记得抗战期中，在重庆听过马寅初批评他底“学生”蒋介石的演说。马说，“蒋介石是个军人，就欢喜叫‘稍息、立正’。这次他也要向物价叫‘立正’，物价可就不干了。”说得我们哄堂大笑。毛主席是迷信体育的。欢喜叫人跑步、跳远。但是搞经济建设，要实事求是、按部就班，既不能跑步，也不能跳远。所以当毛主席一再向周总理抱怨，二五计划目标太小，速度太慢时，周就有点不耐烦了。他可能认为毛是外行领导内行。那时毛的绝对权威还有待建立。据胡乔木的回忆，一九五六年四月下旬某日，周又为“反冒进”和“反反冒进”问题，单独去见毛。二人争执了起来，周竟然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胡乔木回忆说，“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以柯庆施换掉周恩来其后他们之间，周的“反冒进”，与毛的“反反冒进”，仍不时有所纠缠，周虽一再退让，毛始终是尾追不舍的。到一九五八年一月，毛在南宁召集部分中央领导，和西南各省市的工作会议时，周因公迟到，毛就打算乘机逼周辞职，而以上海市长柯庆施代周为国务总理。

　　早在八大期间，党内高干曾戏谈如何淡化毛主席的独裁形象。因为按照开国以后的惯例，在公共集会场合，但凡毛主席出现时，大家照例起立，鼓掌欢迎，此时大家一致同意，废除此一形势主义。大家都同意了，周总理曾加一句戏言，说，“以后有谁见到主席要起立鼓掌，我就不分发他戏票。”因为当时北京每有杰出的戏曲表演，高级干部和民主人士的戏票，照例由国务院统筹分发。所以周恩来有此戏言。想不到事隔两年，此次南宁会议时，在一月十六日上午，毛竟在大会上，取出柯庆施所写的论文──“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给周看。并当众戏问周道：

　　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上海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五分之一，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的文章。

　　随后在大会会场上，毛也声色俱厉的叫出，所谓“反冒进”，就是反革命，和反马克思主义，周虽深知内情和毛的用意所在，然尽力容忍，不要表态，自动辞职。事后且亲撰万言书，作自我批评，深责自己“反冒进”之错误。直至同年六月九日的政治局会议席上，周始委婉地在会中自陈：“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总理是否适当？”经众议一致挽留，这次“罢相”危机，始暂时淡化。“但是此后周恩来遇事发表意见，就比较少了。”（见李东朗、任贵祥主编，“细说周恩来”，一九九九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实事求是与反冒进”，页四九三─五○三。）在这段小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主政中国二十八年中，毛、周二人之间的微妙关系。他二人一个坐第一把交椅，一个坐第二把交椅。都是从开国之初；坐到死为止。他二人显然都知道，二人都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彼此都是过河卒子，只有拚命向前，中途是退不得的。毛之不能中途退休，上节已言之弥详。周之不能中途“罢相”，其理亦至明。为着个人安全计，他的影响力和潜势力，都太大了。他一旦罢相，则生死交关。他原是“高饶事件”之后，毛主席所想清除的次一个对象也。

　　再者，周之生命非属其一人也。他也是一个王朝的无冕之王，也是一把大伞，和一棵大树，树上的猢狲，伞下的“老同志”，像叶剑英、聂荣臻，邓小平、陈毅，乃至彭德怀、贺龙、陈广，和数不尽的民主人士，包括张治中、傅作义，和笔者的老朋友，李代总统，和程思远，以及千千万万的大小知识分子，和臭老九，都要靠他这把伞来照拂，始稍有安全感。他这棵大树倒不得，大伞也收不得也。

　　周和毛不同。毛是个独夫，人亡政息。周则是个“体制”（Institution）世世代代，承传有人。他只要不倒，就是胜利。他和老毛作健康比赛，毛如先他而死，则党和政府就是周的了；毛如死在周后，党和政府也就是“周派”的了。所以周氏生前，虽受尽胯下之辱，也要做个不倒翁。不倒就是胜利；周的政治本领，就是能维持他自己不倒，则荫及三代，血食千年。为着他的“党”，也是为着他的政治理想，他是绝对不能被老毛捅下去的。老毛常吹牛，某人某人（如彭真），他用一个指头，就可以捅下去，但他对周恩来就始终捅不下去的。

　　这次南宁会议，周如受不了屈辱，稍示辞意，或以退为进，那他这个宰相，也就让给柯庆施了。等到他在政治局中表示倦勤，那就必然被一致挽留了。这也是最高的政治艺术的表现吧。

神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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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人均GDP，

首先GDP是用美元计算，考虑到人民币不是自由兑换，不知道这位华岳原创用的是什么汇率。

对于不了解中国外汇政策变化的人，比如80后90后，或者年龄大些但是过去不接触外汇的人，这些数字是多么有说服力。

像我这种过来人，非经济专业，都能看出问题。首先GDP不等于人民生活水平。关于汇率，更是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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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并不是牵头的，牵头的是毛，康是毛指挥下的。

主席可是高度肯定文革的，认为是自己所做的两件工作之一，是主席人生最后10年主要工作。很多当初反对主席文革的，后来承认了自己的看法是错误的，例如，王震后来说，主席比我们早看了50年。

看中国年鉴以粮食增长为基础，前三十年同后三十年一样都是翻倍而人口前三十年增长一倍后三十年增长百分之30，粮食问题人口才是关键

毛确实是个孤独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先行者，而周则是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凭空想，把自己的想法，套成周的想法，然后打着这个旗号去作，明明是他们想干的，但一说就是按周的想法在作事。

你看这段，说的挺抒情，说白了不就是把他们想的，硬说成是周恩来的想法么。那儿可爱啊，可恨还差不多。

http://www.lishichunqiu.com/qinlijiangshu/2011-05-15/2355.html

作家礼平忆红卫兵运动荣衰：只是当时已惘然

记得当我们终于明白刘少奇已经肯定保不住了的时候，有一次我问李三友，或者是戴小明，我记不太清楚了，我问他们现在该怎么办？李三友抑或是戴小明意味深长地看着我，无奈的语气中透着坚定，说：“还能怎么办？紧跟总理呗！”

在所有这一切的事情中，都可以看出周总理的影响。纠察队的这些头头脑脑们，眼睛盯着总理，耳朵听着总理，猜测着，揣摩着，分析着，力图跟上总理的思路，只要总理有一点意思就直接出手，处心积虑想要帮助总理去做一些什么，我们今天想起来，仍然可以感到这群忠心耿耿的孩子是多么的可爱。

http://www.zelyj.com/222222/html/?3143.html

宁可贻误治癌时机，决不松怠为国操劳

张佐良，周总理最后一任保健大夫。

在周总理最后的日子里，他陪伴着总理做了十次手术，目睹总理切割着自己的身躯、燃烧着生命之火还在为国操劳。作为大夫，他的心也在流血，他的血也在燃烧。也是他，手摸着总理的脉搏，看着心电图嘟嘟嘟渐渐地拉成了一条直线，直至一个伟大的生命结束。

我们医疗组向中央汇报了总理的病情，主席指定，叶剑英、汪东兴，张春桥、大姐照顾总理。我们在家把情况都告诉大姐。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五日总理做了肠癌手术。

大便潜血，只是可疑，但他不查，谁动员也不行，最后汪东兴说让主席说。主席说了。总理把我训了一顿：“我查出癌，你治得了吗?你不对我说，还捅到主席那儿去，你通过我了吗?”他进手术室前，我们已经给他服了麻醉前用药，按规定半小时后进手术室，但他不动，在卫生间里写什么，已经过四十分钟了，我壮胆进去了，但是也没敢叫他。写了四十多分钟，我们又给他补充了一点药。他写了封信给大姐，说：“这件事以前我在全会上讲过，这次我希望还是发给各省、各军区负责同志，让他们知道这件事为好。”让大姐把这个东西交给主席。总理过世后不久，参考资料上登了关于“伍豪”问题，大姐说那天他写的就是说这个事，我才知道。

http://www.zlmedicine.com/action/News_show.asp?News_ID=56

“他为周总理开了三次处方”

周总理1970年就开始拉血尿，因美国总统尼克松1971年要访华，身为国家总理的周恩来理所当然肩负重大历史使命。开始，他要求家 人和秘书守口如瓶，不要向党中央透露自己身体异常的情况，一直坚持到尼克松访华后。转眼到了1972年，周总理的病情逐渐严重，毛主席批示：住院治疗。周总理才不得已住进了北京医院，经检查是患了膀胱癌。

余桂清介绍了首长的病情：通过化疗强攻后，口干舌燥，心烦不安，不思饮食，便秘，血尿频作，全身消瘦，身体疼痛。潘明继一听就说：“那就用一些养阴生津、扶正培本的中药吧。”余桂清听了面有难色地说：“我也是这个意思，可是京城之大，专家之间意见不太统一，只好到福州请你这个治癌研究协作组组长开个处方。”根据余桂清阐述的病情，潘明继坐在桌前，思量许久，提笔开了一个处方，并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余桂清接过处方，仔细地看了一遍，连声说：“好，我个人同意你的观点，用你开的这个药方。”

感谢：作者获得通宝一枚。

参数变化，作者，声望:4；铢钱:20。你，乐善:4；铢钱:-32。本帖花: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