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毛泽东时期的经济发展速度 -- 北大28楼
按照世界银行、美国cia等西方机构数据，1990年前后，人民币实际汇率和购买力平均汇率差别在3-4比一，而改开前汇率，两者基本相近。也说明改开后，上海与台湾距离拉大了。
参: 低人民币汇率使我们每年损失超万亿美元_黄卫东博士_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e8992d940102wg87.html
成都平原在和平时期大规模饿死人，史无前例。
1936年法币五元和1949年法币五元一样么？
1913年美元和1990年美元也不一样。
对国内坚持集体经济的例子你可能没了解呀，搞成功的例子还不是一个两个，知名度比较高的就是河南临颍的南街村，连小岗村的都跑到南街村去学习，你查查报道，很好玩的。。
可以这么说吧，改开后，个体农民靠搞农业成功的少，除了改开前期机会相对平等，发展空间比较大之外，到中后期个体经济完全是被大资本所碾压的，尤其是内陆地区。。单打独斗靠农业起来的少之又少。。
而当时的南街村华西村大邱庄这种，就是占了集体经济的优势，集团作战，管理高效。。很早就占据了优势地位，南街村的情况，就是靠面粉烧砖起家完成资本积累，然后围绕粮食深加工，搞了很多产业链上的各种厂。。一个村庄发展至今，里面居然还有个博士后工作站，还专门有个楼给外国专家住。。 这是发展成功到什么程度了？ 内部居民福利优厚，基本就是供给制。。。我知道这个村的一个原因是我妈的家就离这个南街村不远，我妈有个舅还是那个村里的。
它的内部组织很特殊，基本就是文革时期公社的构架，里面还有毛塑像，要背毛语录，工厂社区民兵。。一应俱全， 产业覆盖也宽。。。工业农业旅游都有。。我在上海，我楼下的小卖部里就有他们的调料品，南德牌的
问题当然不会少，但一个连吃饭都成问题的村现在搞成一个城镇规模的高福利社区，百闻不如一见，老兄有机会不如去实地看看调查一下，你那个“农业从来不需要集体化生产的”结论经不经得起考验。
除了这个南街之外，还有很多，包括大寨后来也这样搞。。
前几年，还有好几个村的干部搞了个活动，说是要互联互帮走集体化道路。。后来如何，没跟踪过。。
实例不少的，主要是政治原因，不会在主流媒体上出现而已，但底层实践成功的例子不但有，还不少呐。。。
他的主要问题是编数据到了离谱的地步。他是做经济历史研究的，他的书里充斥着当年根本不存在的国家的数据。基本上是关公战秦琼。
比如印度是很新的国家，他能硬生生列出上千年的gdp数据。。。。有这样的学者，西方一定完蛋。。。哈哈哈
基本情况，49-58年，每年新生儿两千万上下，死亡八百万到一千万左右，简单平均为每年新生儿略高于两千万，死亡略低于一千万，人口净增一千一，二百万。
59年开始，新生儿锐减。59-61三年，新生儿一共只有四千万多一些，比此前减少了两千万。灾荒下“生产力”下降，可以理解。而三年人口净增700万，和此前的三年三千多万相比，少了2600-2800万左右。再扣除掉减少的两千万新生儿，如果以这个标准，非正常死亡人数也就是几百万级别。戚本禹回忆录就这个数字。
62年开始新生儿激增，约两千五百万，一举超过建国后最高峰。63年达到了空前，到目前也绝后的三千万新生儿，显然是低谷反弹。这里还要注意一个问题，59年有两亿十岁以下儿童。当时人口只有6.5亿左右，这个比例太大了。这一轮生育高峰基本上没有间断到70年，71年开始提倡计划生育（非强制）后有所回落。62年能持续人口生育高峰多年，考虑一下生育年龄段，很怀疑，在困难时期的措施是要优先保住“祖国的花朵们”。
我查了一下四川当时的自然增长率，有两组数字非常有意思，一组数字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人口减少，一组数字是之后数年间人口增长率的异常升高：
1、刘洪康主编：《中国人口·四川》1955年至1966年四川省人口统计数据：
1955年 人口6790.6万出生率 2.839% 死亡率0.918% 自然增长率1.921%
1956年 人口6945.2万 出生率2.85% 死亡率1.041% 自然增长率1.809%
1957年 人口7081万 出生率2.922% 死亡率1.207% 自然增长率1.715%
1958年 人口7077.9万 出生率2.403% 死亡率2.517% 自然增长率-0.114%
1959年 人口6897.3万 出生率 1.671% 死亡率4.691% 自然增长率-3.02%
1960年 人口6619.8万 出生率1.173% 死亡率5.397% 自然增长率-4.224%
1961年 人口6459.2万 出生率1.181% 死亡率2.942% 自然增长率-1.76%
1962年 人口6485.6万 出生率2.801% 死亡率1.462%自然增长率1.339%
1963年 人口6695.8万 出生率5.011% 死亡率1.282% 自然增长率3.729%
1964年 人口6898.3万 出生率4.694% 死亡率1.387% 自然增长率3.307%
1965年 人口7137万 出生率4.241% 死亡率1.146% 自然增长率3.095%
1966年 人口7368.3万 出生率3.995% 死亡率1.076% 自然增长率2.919%
2、国家统计局的1954年至1966年四川省人口统计数据：
1954年 人口6648.1万 出生率3.986% 死亡率1·543% 自然增长率2·443%
1955年 人口6876.9万 出生率3.185% 死亡率 1.326% 自然增长率 1.859%
1956年 人口7051.3万 出生率2.964% 死亡率 1.179% 自然增长率 1.785%
1957年 人口7215.7万 出生率3.063% 死亡率 1.182% 自然增长率 1.881%
1958年 人口7296.9万 出生率3.098% 死亡率 1.737% 自然增长率 1.361%
1959年 人口7372.3万 出生率2.559% 死亡率 1.922% 自然增长率 0.637%
1960年 人口6854万 出生率1.537% 死亡率 4.778% 自然增长率 -3.241%
1961年 人口6467.3万 出生率1.165% 死亡率 2.801% 自然增长率 -1.636%
1962年 人口6485.6万 出生率2.799% 死亡率 1.461% 自然增长率 1.338%
1963年 人口6695.8万 出生率5.01% 死亡率 1.282% 自然增长率 3.728%
1964年 人口6898.3万 出生率4.694% 死亡率 1.387% 自然增长率 3.307%
1965年 人口7137万 出生率4.24% 死亡率 1.15% 自然增长率 3.09%
1966年 人口7368万 出生率4.009% 死亡率 1.076% 自然增长率 2.933%
3、《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1951年至1966年四川省人口统计数据：
1951年 人口6115.74万出生率3.98% 死亡率2.01% 自然增长率1.97%
1952年 人口6305.02万 出生率4.10% 死亡率1.82% 自然增长率2.28%
1953年 人口6453.62万 出生率4.05% 死亡率1.70% 自然增长率2.35%
1954年 人口6599.33万 出生率2.82% 死亡率 0.84% 自然增长率1.98%
1955年 人口6740.34万 出生率2.84% 死亡率 0.92% 自然增长率1.92%
1956年 人口6952.39万 出生率2.85% 死亡率 1.04% 自然增长率1.81%
1957年 人口7093.98万 出生率2.92% 死亡率 1.21% 自然增长率1.71%
1958年 人口7053.92万 出生率2.40% 死亡率 2.52% 自然增长率 -0.12%
1959年 人口6960.94万 出生率1.67% 死亡率 4.70% 自然增长率 -3.03%
1960年 人口6667.80万 出生率1.17% 死亡率 5.40% 自然增长率 -4.23%
1961年 人口6458.87万 出生率1.18% 死亡率 2.94% 自然增长率 -1.76%
1962年 人口6485.49万 出生率2.80% 死亡率 1.46% 自然增长率 1.34%
1963年 人口6695.74万 出生率5.01% 死亡率 1.28% 自然增长率 3.73%
1964年 人口6898.27万 出生率4.69% 死亡率 1.39% 自然增长率 3.30%
1965年 人口7136.99万 出生率4.24% 死亡率 1.15% 自然增长率 3.09%
1966年 人口7368.30万 出生率4.01% 死亡率 1.08% 自然增长率 2.93%
可以看到，原本的自然增长率一般不过就是1-2，三年期间出现负数，，三年之后自然增长率，三个统计口径统一都达到了3以上。即便是恢复性增长，这个比例也超出了之前50年代前期的增长——那可是11年境内战争+3年境外战争之后的增长。要说恢复性增长，50年代前半期本来就应该是恢复性增长。60年代前半期出现的较高增长率远比这个阶段还高，这也是不正常的。
有的人对此后数年的人口增长，喜欢用“补偿式生育”来解释。但是我认为这种解释本身是不成立的。因为50年代初期原本就应该是“补偿式生育”的阶段。二者差距最大达到了一倍，说明驱动因素明显不同。
这样看起来，孙经先指出的户口统计问题为人口统计数字大幅变化的主因是最有效的解释。因为只有统计本身出现问题，才会导致这种突破现实限制的跨越式增长——就好像大跃进的亩产万斤粮一样。
我认为这本身也有可能是当时的行政体制随意性过强造成的。当时一切草创，体制还十分不完善，这个统计体系不可能前几天还能搞出亩产万斤的荒唐事，过几天忽然就可以严谨统计准确人口数了。在当时一个乡才一个乡长加两个助理这么点人（一个公安助理员一个民政助理员）、一个户口本（只登记全部人口总数，不登记每个人的身份信息）的情况下，统计工作出问题才是正常的、不出问题才是不正常的。
杨松林（《总要有人说出真相》的作者，他将有关谬论罗列出来并指出其中错误，然后引用孙经先的计算、自己去信阳等地做了很多实地调查）说：
作 者：杨松林
2009年春在北京碰见浙江大学的河清先生，他说他在主持编写一套丛书，要我写一本关于中国“困难时期”死亡问题的书。我答应了，写了大约10万字。这套丛书没出，也就没往下写。此后虽然一些朋友说这个课题很重要，但觉得出版困难，一直没再动笔。
2011年春读了一篇关于苏联解体的文章。文章介绍了关于戈尔巴乔夫推动的“重评苏联历史”中“解密”斯大林迫害死多少苏联人的“研究”：从几百万到上千万，再到几千万;还分析了苏联人听信这些结论对苏联解体和苏共解散的作用。看着看着脊背有些发凉。
苏联为什么解体的说法有很多。
开始说是有“特权阶层”。实际上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低基尼系数的社会：苏共总书记与普通劳动者工资差别不过数倍，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以及城乡居民之间几无差别甚至倒挂。而那点所谓“特权”即使在西方国家也算不上啥事儿。“阶级斗争说”显然说不通!
后来说是计划经济体制僵化，与西方差距越拉越大，80年代经济增长缓慢，最终到了“崩溃边缘”。可是，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苏联人均国民收入1980年已达到9554 国际元，美国是11528国际元。僵化的经济体制能让苏联人均收入从不足美国的五分之一在三十年里变成五分之四?收入差不多，分配更平均，美国普通老百姓的日子一定比苏联老百姓好?西方国家刚经历70年代焦头烂额的“滞胀”，80年代年均增长不过两个多百分点，比同期苏联还低。数据不支持这个说法。
最新说法是，一党执政不民主，垮了台。可不民主的国家多的是，海湾六国个个酋长当家。人家沙特皇族和国家干脆一个姓，也没见垮台。
有点靠谱的说法是，“社会帝国主义”与美帝国主义斗法烧钱、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在阿富汗没完没了地烧卢布——这倒真会耽误改善民生。
不过有一点肯定会起作用。假如有人“解密”说这个执政党曾经不分青红皂白搞死了数千万人，每几个苏联人中就有一个死于非命，而且大多数苏联人都相信了，结果会怎样?结果多数苏联人会认为苏共是“反人类组织”，没下台是老天瞎了眼!这种草菅人命的制度早该完蛋了。民心向背见胜负，就算戈尔巴乔夫拼命撇清自己，一个有“犯罪前科”的组织的总书记能有个好吗!
这很像老戈指使人往一把枪里装弹药。既然枪口对着斯大林和“前苏共”，当然是威力越大越显得自己与“老路”切割的决心大：从几十万到几百万再到几千万。火药装满了，扣扳机的是叶利钦——轰——一声，已经是新思维的苏共、苏联，连同戈尔巴乔夫先生自己，都找不到了。
等90年代前苏联档案解密，当人们知道斯大林时期包括处死和死于劳改营的人总计不足百万(包括刑事犯罪)时，晚了!
把枪里的火药抠出来，这是杨松林做的事情。
我认为，他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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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带说一下，这本书定价不过是59.8元，一般人都买得起，买来看看吧。
顺带再说一下，杨松林自己在前言里也委婉地说了：这本书的第一编里，“文风也不知不觉退化为网络语言”。杨松林很谦虚，因为其实不是他退化了，而是那些论证死亡三千万的观点几乎全都逻辑不通，在论证的关键点上几乎都有故意跳跃和含糊的地方，根本就是不成立的证明。我的建议是，读这本书的时候，如果真的有耐心和决心，想将这件事情弄清楚，那么第一遍就是拼着累死也要将第一编看完；否则的话，就随便看看第一编的内容，主要看第二编，因为第二编文风晓畅，读起来清晰明白，让人头脑清醒。
解放前十几年内四川没有大的战乱。
和平年代成都平原大规模饿死人，可谓史无前例。
60年代前半期出现的增长率比50年代高很正常。
最近经常被引用的孙经先教授的关于大饥荒的人口论文是否正确？经济学专业研究者如何看待他的文章？ - chenqin 的回答。（已被删）节选
但1953年普查的5.83亿人，到了1964年（11岁以上）只剩下4.81亿人，已经减少了1.02亿。再加上10岁和以下人口的3500万人口的死亡，1953年到1964年起码死亡了1.37亿人。
孙经先首先将整整4300万死亡人口藏了起来，然后说非正常死亡大约有300万人，我觉得他的角色是高级黑。
如果一个“学者”不知道这一点，直接引用了统计年鉴里的死亡数字，那还情有可原。但是孙经先并非如此，他不仅知道普查数字是比统计年鉴数字更准确的，还知道统计年鉴数字的问题出在死亡和出生的漏报上。他甚至使用了两个死亡抽样证明了53-57年的死亡漏报了16%到18%。
接下来，人口学家们会将统计年鉴的死亡数字进行调整，使53到64年的统计年鉴总死亡人数和从两次普查数字算出的死亡数字相同。但孙经先反其道而行之，他虽然知道53到57年漏报了死亡，却故意遗漏了63生命表仍然漏报了死亡的信息（63生命表在孙经先的引用材料《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上和53、57生命表仅一纸之隔），转而说60年不仅没有漏报死亡而且还多报了死亡。而且他认为53到57年漏报了多少死亡就会在60年补报多少死亡。
也就是说，孙经先在明知统计年鉴的死亡率被低报的情况下，却仍然假设53到64年统计年鉴报告死亡率的“总合”是对的。所以，你当然会发现孙经先的数字和统计年鉴数字在53到64的死亡总和上是一致的。
在没有战争年代，这些人的死亡率是最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