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毛泽东时期的经济发展速度 -- 北大28楼
真说公社的话，以色列搞的基布兹比我们当年的公社更公有化。
各国情况不同，集体化的手法也不可能相同。我们当年就不可能搞赎买。集体化最大的好处就是对于土地的经营一视同仁。查查新中国前后三十年建设的水利工程，灌溉区的对比，真是差很多。这个是一家一户绝对搞不起来的。印度就是反例。印度农业灌溉比例比较小，政府想提高投入，大地主引导政府通过对购买水泵等补助的方式进行而不是政府直接修筑水利工程。这样，大地主优先灌溉自己的土地后，还可以对其他搞不起水利投入的小地主和农民收高额灌溉费用。
我国就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如果没有集体化，那些只能种高粱的洼地一家一户怎么改造？这种洼地，当年可是遍布黄淮两岸。个人积极性再高？有什么用？
我们高粱的播种面积1949年时候是8992.1千公顷，52年最高，9385.6千公顷。到了78年，只剩下了3457.7千公顷。连年下降。这背后，就是集体化所带来的土地经营的成果。原来只能种高粱的土地能种价值更高的小麦，玉米，水稻了。
建国以来，耐涝的高粱和耐旱的谷子种植面积一路下降。其他作物的种植面积逐年上升，本身就说明土地的种植环境在不断改善。我是不信，这种改善一家一户也能做到。
我党搞了农村合作社就是忘了“百姓的利益所在”。农民没有了入社和出社的自由。当邓小平给了老百姓解散合作社自由时，（记住是农民是可以自选，并不是必须解散），农村合作社体系立刻土崩瓦解。
搞建设让老百姓勒紧裤腰带，是有限度的，否则外敌没来，自己就先崩溃了。
后果也很明显，85-88年大减产。只好再把人民公社换个乡镇政府的马甲搬回来。
本来解散人民公社就是政治操作。没什么真正的“自愿”。
至于自愿？怎么自愿？刚建国时候是自愿的，结果就是北京连两天粮食都没有。农民一个月吃7、8顿白面。北京城就没粮食可卖了。
还有，那个年代怎么没有外敌？苏联出兵捷克，出兵匈牙利历历在目，你敢保证苏联不会出兵中国？美国在越南干什么?旅游吗？
至于说搞合作社是忘了百姓的利益，这不就是当年梁漱溟关于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的争论嘛。咋不看看梁老晚年怎么说的。
还有你说的产权，1950年土地改革法可是明确土地产权归农民的。当年搞的合作社，人民公社，除了胡服搞的一大二公这种乱搞的时候以外。农民都是以土地入股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直到1987年废止1950土地改革法，在1950土地改革法中分配给农民私有的土地，在那一年收归集体所有。
像你这种论调的人，我的评价就是鼠目寸光。一边享受毛主席时代的果实，一面骂当年大家的艰苦奋斗。真是良心被狗吃了。
干了就干了，扯啥自愿呢？
这点，本狐比较佩服凳公：不争论！
杜润生回忆他在王任重离任前夕和王任重恳谈了2个多小时：
我说，确实，包产到户是农户家庭经营，农民就靠种几亩地养家糊口，不能偷懒；加上环境变了，政府随着国家工业化，能为农民提供化肥、农药、信用社给贷款，苛捐杂税减少，又是和平环境，劳力富余，多产多留，政府实行价格保护，增产不奇怪；光水利建设，国家出了多少钱，还能白费？
王任重回答道：你把我说服了，我是老观念，只记得“小农经济跳不了三尺高。”
不过王任重依然坚持包产到户只是过渡形式，前途还是集体化。
即便是杜润生，也承认“化肥、农药、价格保护、水利建设……”
按农业部原副部长李友九说法：
这个吴象，当过《山西日报》总编辑，中共山西省委副秘书长，安徽省委副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算是万里的大秘，人称“协助万里在安徽推动改革的著名农村经济学家和“三农”问题资深专家”。
李老对吴象评价：“不过是跟风摆”
对比58年、78年的吴象，挺有意思。
比如经常挂在嘴边的那几个典型。
你拿部分领导的态度代替中央态度？
“2008年在山西张庄遇到王金红，他提到张庄原本集体经济很壮大，农业也已经实现了很高程度的机械化，社员都不愿意分地，但是顶不住来自杜润生的直接压力，最后只好分了。”例子太奇葩了，用一个人的态度代替所有人态度。
即使解散了，如果大家吃了解散的亏，难道就不能再组合起来么？优秀制度总会自己再次萌芽，不会因为某人某个领导的压制，就能被压下去的。比如封建制度对比奴隶制度，即使某个奴隶头子反复碾压封建制度，但是封建制度还会诞生，发展，壮大，是吧？
我们用唯物主义态度叫这个是........
有统计过，在整个毛时代有多少人退股？
实事求是一点不行吗？
确实有个别没解散的（不是很多！），比如那个很有名的周家庄公社：
拖不下去了，雷金河开始四处奔波向上反映情况。解放后雷金河是晋州农民走合作化、集体化道路的带头人，领导了第一个人民公社的成立并任党委书记。他还是河北省和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人大代表，且由于周家庄人民公社早就是河北的先进典型，也认识了不少上级领导。另传雷金河在抗战时期就是威震敌胆的民兵队长，作战英勇，与当时驻扎冀中的彭真、吕正操等八路军高级将领亦有生死之交，这也成了他能顶住巨大压力的资本。他三进北京，向当年的老首长陈述乡亲们的愿望，但中央领导并没有给予明确答复，只是让他“再观察一下。”后来，还是雷金河向当时的河北省领导保证：“不分包到户,社员的收入可以高于分包到户的农民。如果干一年，我们没有其他公社好，我们就将地分了。”这样，周家庄的人民公社经济体制才最终“换汤不换药”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但省里提出的条件是必须把公社的名称改成乡。
分田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包产到户和集体化，那种模式对农业发展更有利，数据已经非常清楚了。
当然，非要捂着眼睛不看、不信，那也没办法！
靠转进来强辩，挺没意思的！
互助组、合作社时期，确实有退股退社的机制，也确实有退社的，当然也不多。
至于公社，无论是58年各地自己搞的章程还是62年中央公布的《人民公社章程》，都没有退股退社的条文。
很简单啊，投资又不是储蓄，即便是普通公司，也不是想退股就退股，得按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来。要是公司章程规定不能转让或者不能对非原始股东转让股份，其他原始股东又都不愿受让、不愿清算公司，不好意思，您也不能退股。
百色起义小析
一．百色起义期间领导人
党史资料：
①.粤省给党中央的信，1929年12月《粤省对七军前委的信》（原件中央党史馆有存）
“平礼兄转前委
对于前委名单，省委完全批准，小平同志已离百色返申（注：上海），前委书记昭礼担任……”（平为邓小平，礼即陈昭礼即陈豪人。）
②.前委书记陈导民（即陈豪人）在1930年1月向中共中央汇报的《七军前委报告》中，多次写及百色起义期间领导班子的情况：
“十一日开广州暴动纪念大会，宣布中国红军第七军成立。在大会中，我及云逸同志，宣布就政治部主任及军长职”。
“政治组织，军政治部主任一人，由我负责，下设秘书一人，总务、宣传、组织三科……”。
“军中前委之组织，现由导民、张云逸、何世昌、□□□ 手工人、李谦、韦拔群□人组织之。导民任书记。各队委书记，由各纵队政治部主任同志任之。”（文中的□为原文字迹不清）。
向党中央报告和请示：
“中央：
请派党的责任同志及大批政治工作同志赴龙州工作。切切。平兄前得中央电召（中央电告小平不要走），此间同志因工作关系苦留，彼（他）硬要去（走），在龙变前一天已行（走）。故中央走（再来）电阻（止）之回去（去上海）已不及。工作由前委负责，并请派地方党部的工作人员来色工作。
前委书记陈导民”
（平兄即邓小平，陈导民即陈豪人，括号内容为注释）（此件中央党史馆有原件）。
“龙变”，是指１９２９年１１月初发生的“蒙志仁叛变”，而不是指百色起义，更不是龙州起义。也就是说，邓小平在“龙变”叛徒出卖前一天离开了白色，邓小平作为前敌负责人的出走时间来看，应该对叛徒出卖是有信息或警觉的，但是当时他一个人借口去上海汇报工作走出了，这也说明邓小平在１１月初，就离开了广西百色，没有参加百色起义。
这和邓小平本人1968年6月20日写的《我的自述》中记录的时间也吻合：“我在同张云逸等同志作了布置之后，於十一月初由百色去龙州……”。
并非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的邓小平离开百色的时间：“于百色起义的前几天，也就是12月初，由百色动身……”。毛毛故意将邓小平离开时间推迟了一个月，目的就是想证明邓小平参加了百色起义，是百色起义的领袖。
根据上述史料证明，百色起义前，1929年11月初，邓小平就离开了百色，陈豪人遵照上级指示，挑起了主持前委全面工作的重担，此期间，陈豪人已为前委书记，年仅22岁。
而邓毛毛却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多处编造了当年百色起义的领导班子的情况：
她在书中编造了，百色起义前，邓小平就被委任为红七军政委：“……创建红军，颁给的番号是红七军，委任张云逸为军长，邓小平为政委……”。又编道：“公元1929年12月11日，百色城头高高升起了武装起义的红旗，宣告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正式诞生。按照党中央的任命，张云逸为军长，邓斌（小平）为政委。”
根据193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关于广西红军今后工作给红七军前委的指示”，任命红七军前委书记为邓小平，首次提出：“军应设军政治委员”，这时，邓小平才被任命为红七军政治委员。而不是1929年12月，在1930年3月2日之前，红七军没有军政治委员的职务。百色起义红七军成立期间，前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是陈豪人。这期间，邓小平在上海，红七军成立时，他不是红七军政治委员，更不是前委书记，甚至连前委委员都不是。毛毛利用时间差，来混淆视听，歪曲历史。
关于百色起义的准备工作，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龚楚在1955年香港出版的《我与红军》南风出版社，龚楚很清楚地告诉大家：“各项准备工作，负责人如下：1、政治工作，由陈豪人负责。2、军事工作，由张云逸、龚楚负责”。在《广西斗争得总结》（中央党史馆资料）一节中，龚楚这样说：“红七军没有建立政治委员或党代表制度，也没有实行特务控制的办法；仅有政治部主任及政治指导员之设置，专负部队政工之进行。所以红七军的官兵之间，感情融洽，没有发生叛变，或向敌人投降的事迹，甚至没有逃兵”。
至于，红八军领导班子问题，毛毛也在编造，她在书中写道：“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正式成立。军长：俞作豫。政治委员：邓斌（邓小平）。政治部主任：何世昌。”这也同样不符合历史事实，红八军成立时，军长是俞作豫，红八军前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是何世昌。因1930年2月1日龙州起义胜利后，邓小平2月7日才从上海回到龙州，不可能在起义发生时任红八军政治委员，再说那时红八军军中也没设军政治委员职务。
二．邓的指导行综
起义前后关键时刻，邓小平两度离开起义部队，不在百色
在百色起义前一个月，在这关键时候，广西前敌委员会第一把手邓小平离开部队，是非常不应该的。当时的形势是：前委派去的龚饮冰刚从中央回到广西，中央批准了起义计划，批准了武装起义的前委领导班子，任命邓小平为前委负责人，起义迫在眉睫，前委加紧起义的准备工作；前委与起义部队又处在几股敌人势力包围之中，面临敌我决战时刻，起义有可能失败；起义的队伍又为旧部队，成分复杂，需要动员、整顿，是非常危险的。有大量的工作必须有领导做；前委既要发动群众扑灭豪绅武装；又要武装农民，组织工会、农会，建立地方党部等工作，政工干部又极度缺乏；许多重大政策需要制定；战备物质及经费需要筹措等等工作千头万绪，广大指战员因工作关系，需要第一把手的前委书记邓小平亲临指挥，但是，就在这样起义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决定要“走”，在广大指战员的“苦留”下、相劝下也无用。在当年前委报告中也记载：“彼硬要去（走）”，起义前临阵脱逃，将重担留给了其它前委，实属不该。当中央知道情况后来电阻止他去上海时，他已离开了百色。（注：上海是当时去香港和海外最容易的地方）.1929年12月任命陈豪人为前委书记，起义总指挥。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这样写邓小平回到上海的情况：“父亲在上海忙完公务后，便又急忙去忙他的家事。”“父亲汇报完工作，赶忙去看他的妻子。此时，张锡瑗正住在上海宝隆医院里，准备生孩子。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本是天大的喜事，谁也没想到，偏偏孩子难产。”这里要告诉大家，邓榕不仅篡改百色历史，连邓小平的婚史也敢改写。邓小平一共有三位妻子，第一个妻子是留苏学生张锡瑗，河北省房山县人，1907年生，他们是1926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相识的，张锡瑗既美丽端庄又温柔可爱，邓小平称她是“少有的漂亮”，他们是1928年初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结的婚，但可惜的是，他们结婚不到两年，亦就是1929年11月，仅有23岁的张锡瑗便因产后风去世，女儿也随之夭折。可邓榕却在书中写道：“1930年1月，父亲还未满二十六岁。他前来上海时，想的是与妻子重聚，迎接他的第一个孩子的诞生。”为父亲离开百色来上海找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借口，看来很有人情味，而不是邓小平为了逃避百色起义的危险与重要责任，但邓小平在《我的自述》中说11月“来上海汇报工作”。看来他们父女的说法是大相径庭的，百色起义时邓小平不在百色而在上海是肯定的。
实际上来上海的目的大家不言而喻，当时广西百色广大的指战员却正在浴血奋战，奋勇杀敌。待邓小平由上海回到龙州时，已经过了3个多月了，百色起义早就胜利了、龙州起义也胜利了，红七军、红八军成立了，左右江苏维埃政权也建立了。百色起义时邓小平为什么要擅自走出百色去上海“汇报工作”，其目的只有他自己最清楚，回想当年，在同样的情况下，中央要毛泽东和朱德离开根据地赴苏联学习，被毛泽东毅然决然地回绝了，始终战斗在第一线，直到革命胜利。
1930年11月，红七军奉中央指示，北上江西，进入中央苏区。途中，遭敌人重兵堵截，红七军损失惨重，进入广东境内后，红七军由两个师缩编为两个团。在广东的韶关、乐昌之间渡河时，被赶来的敌人阻击，红七军被截为两段，在邓小平、李明瑞率领的红七军主力过了河，进入江西的崇义地区，被敌军围困。在军长张云逸率领另一部分红七军，正在苦寻渡河的时机，在这关键时候，第一把手邓小平于1931年3月又擅自离开队伍，去上海汇报（而在当年2月，前委已派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已去上海汇报了工作），邓小平去上海汇报工作完全是借口逃跑，小平以后再也没有回到红七军。谁也没见过召邓小平回上海汇报的中央文件。在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在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信中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他写道：“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1931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可是，在20年后毛毛所写的书中，邓小平的这次错误离队，也被披上一层反王明错误路线的神圣的外衣：“在崇义时，父亲他们从行委的同志那里得知，中央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占据了中央的领导地位。这一消息，使父亲的心中有所震动。因为，对于王明此人，他向无好感。他想到，自从 1930年从中央回广西后，一直没有和中央取得联系。现在，红七军终于到达江西，周围敌情并不严重，而且当地行委有可靠的交通线可达上海中央，因此父亲考虑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他和李明瑞、许卓召开了前委会，会上一致同意邓小平去上海汇报和请示工作。”
三．陈豪人等前委领导了百色起义
陈豪人在1931年3月9日《七军工作总报告》中，记载了百色起义的情况：“……当转变前一日，百色工人代表大会及第四大队士兵代表大会，热烈的通过要求第四大队转变为红军，并拥护张云逸为军长，陈豪人为政治部主任的决议。”
“1929年12月11日，这天清晨，百色驻军千余人，整整齐齐地开到粤东会馆东门广场，还有数千的工人、农民、街道居民和其它各界群众踊跃参加，成为百色城一次隆重的盛会。龚楚主持大会，陈豪人代表前委，作了重要讲话，在大会上庄严宣告: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光荣诞生了!从现在起，我们已经是一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中国革命事业而战斗的中国工农红军了!
次日，召开了广州暴动纪念大会，宣布中国红军第七军成立。陈豪人及张云逸同志，宣布就任政治部主任及军长职务并宣布了政纲。”此时邓小平明明在上海。
百色起义的全过程历历在目，而邓毛毛姐妹却篡改为：“1929年12月11日，我父亲、张云逸、韦拔群在广西领导和发动百色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
1929年12月11日，我父亲、张云逸、韦拔群在广西领导和发动百色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油画(载：我的父亲邓小平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大象出版社 作者：毛毛 邓林却将邓小平取代亲临一线领导百色起义的陈豪人。
想当年文革期间，有人伪造林彪（取代朱德）与毛主席在井岗山会师的画，何其相似。
毛泽东时代一直没有把百色起义作为党史来说，可能也是为了挽救邓小平同志，因为一提百色，人们很快就会想到起义是谁领导的，而领导人起义时邓小平到哪里去了，去干什么了....，就像中央许多领导同志质疑毛泽东“邓小平是否入党?”、“谁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一样，党史馆始终未有证明材料和入党资料，反而是毛泽东站起来始终为他说话”不必纠缠此事“而搁置争议。
很多人臧否文革的主要理由是文革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混乱，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不全面、更谈不上正确，顺着这个思路，我提一个问题：中国要发展，可以不乱吗？
人，很大程度上，是从经验中学习的，对理论知识的深刻理解，也常常要依赖经验，没有切身体验的东西，要想深刻理解，太难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如果没有经验过，书本、理论知识，就好像另一个世界的东西，看着好像都知道，似乎也能说出意思来，但入不了心，永远和自己隔着一层，实际和完全不知道也差不了太远。
比如，主席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说的够明白吧，理论上也可以理解吧，但谁真入了心？人民群众还不是学习时认认真真、讨论时慷慨激昂，过后还不是该干嘛干嘛，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了主席的理论。但经过总设计三十年的教育，大家现在是不是对主席的先见之名五体投地，是不是能够深刻理解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含义。所以，对大多数人来说，想要深刻理解，有一定的亲身体验是很重要的。
经历着香港政局的混乱，我对文革的理解又多了一些，其中就包括上面这个问题：中国要想发展，可以不乱吗？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要回答另一个问题，香港今天为什么会这么乱？不同的人对这个问题也可能给出五花八门的答案，比如经济不好啦、楼价太贵啦、教育缺失啦、反对派拉布啦、高科技不行啦等等等等，那么这些理由对不对呢？不能说上面提到的问题不存在，但恐怕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叫我看，香港问题的关键恐怕在社会对于如何发展的共识不存在了。
反对派拉布，有他们的理由，年轻人上街，也有他们的理由，就连占领中环，也同样大条道理。但是，不管理由是什么、诉求如何，都得要政府提出方案，社会通过，予以实行才可能解决问题。然而，社会对于未来香港如何发展共识的破裂，却使得任何方案都难以通过，任何行动都难以推行。
所以，要想解决问题，先得大家建立对如何解决问题的社会共识。香港今天能够建立社会共识吗？答案是很难，各种各样的掣肘就不说了。单讲一个反对派为了打击政府威信，有意阻挠施政的问题就无法解决。因为对方是恶意的阻挠，并非道理可以说得动。政府又没有足够的决心和力量打击他们，令他们就范，问题差不多可以说无法解决，香港的乱局自然也就难以避免了。
再举个台湾的例子，假定中国收回了台湾，以台湾今天台独势力的猖獗和广泛，台湾可以不先统一思想，建立回归中国的社会共识吗？自然不行，那样的话，台湾必然无法维护中国整体的利益。但这个共识又容不容易建立呢？在建立共识的过程种，社会可以不陷入某种程度的混乱吗？以台湾今天一谈统独就引起轩然大波的样子，答案其实早已写在墙上。
所以，从我们今天的切身经验回看文革，这个相当程度的混乱恐怕很难避免，要想建设社会主义，在社会建立广泛的共识，就必须要统一那些形形色色人等的思想，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怀有对中共政权的恶意，统一他们的思想，必然遇到他们的反抗，不乱，可能吗？当然，如果主席由得他们建立一个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封建官僚资本主义国家，那也可能社会可保暂时的平静，但那样的话，共产党还是共产党吗？
那时候的民主规定比现在严厉多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或者十分之一以上代表联名，可以提出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人民政府组成人员、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罢免案，由主席团提请大会审议。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主席团或者五分之一以上代表联名，可以提出对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的罢免案，由主席团提请大会审议。
罢免案应当写明罢免理由。
被提出罢免的人员有权在主席团会议或者大会全体会议上提出申辩意见，或者书面提出申辩意见。在主席团会议上提出的申辩意见或者书面提出的申辩意见，由主席团印发会议。
向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罢免案，由主席团交会议审议后，提请全体会议表决；或者由主席团提议，经全体会议决定，组织调查委员会，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审议决定。
当然，现在更牛了：
一位残疾村民说：“我们都不喜欢他。我找他开个特困证明，需要送烟送钱，少了还不行。”
另一位村民说：“找他办事都得花钱。入党需要一万块以上，拿钱还可以买干部当。村里的一口鱼池，被他私占了20多年；墓地开发，一个人占了上千亩；还有虚报名字领国家的粮食补贴……太多了！”
村民周爹爹说，他的老伴2013年摔致骨折，花费了十余万元医药费，希望村里能办理低保。“给了他两条黄鹤楼和一包黑黄鹤楼香烟，他还是不给办，嫌我给少了。其实我的状况是可以办低保的，但他压着我的资料不上报，最后还是街里直接给我办的。”
村民们反映，付金桥在村里一手遮天，大家都不敢得罪他。村委会副主任方先国说：“这么多年，他都卡着不让我入党，我能怎么办？”
督察员找到刘慧齐，她当天刚好出院。刘慧齐称，是村书记指使“狗腿子”打她的。至于为何被打，她表示，是因为社保的事，她没有按照村书记的意愿做，“踩红线的事我肯定不能办，他对我不满意。”
泉井村村支书严练开则表示：“刘慧齐在饭桌上跟别人发生口角，没有被打，也没有扯皮。街道给了我处分，原因是我不该带村干部去吃饭。”
2015年6月，村民们意外得知，补偿款被原红旗村四小组组长张少贵领走了，数额高达23万元。为了核实消息，村民们向洪山街纪委投诉，工作人员表示正在调查。
带着疑问，督察员来到红旗村村委会改制后的湖北长虹红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办公大楼。现任村委会负责人表示，23万元的补偿款，确实被张少贵签字领走。在该集团财务室，督察员也查到了原始单据。
按照公司法规定，股份公司是可以转让和买卖股份的。而且有明确的流程来办理转让和买卖。
但是公社章程里就没有允许“转让”和“买卖”。买入和卖出是两层意思。
如果说为了保障经营的的话，不允许退股倒也罢了，为啥不允许买入和卖出呢？
土地是农民的财产，他们要依赖它来过活。离开土地，就只能转入城市谋生。但是户籍制度又卡住了进入城市谋生道路。这样一个让农民悲剧的制度，导致了农民对公社的人身依附。当你恨一个人一个集体时，你又无法躲开它也无法让开它。
------毛时代的悲剧就这样拉开了大幕。他虽然创造了公平，但是限制群众的自由。当党内的背离革命的领导上台，随手一划拉，就把革命成果扫进了垃圾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