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天下无谍9.0 从红色贝勒——爱新觉罗·宪东谈起 -- 黄河故人

6.能在50年代的内查外调中挺过来的那不是一般人，那得是奥特曼，除非啥也不干。

他的入党介绍人是于炳然（1903——1952）。（于炳然归国后长期在隐蔽战线上工作，曾受周恩来直接领导，撤回延安后曾受到毛泽东主席的单独接见。随之先后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和中央情报部（后为社会部)任职，曾直接分别接受任弼时、李克农的直接领导。解放战争后期曾参与北京、南京、重庆的城市接管，逝世于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情报处长任上。）

　　据于炳然的传记资料记载，被“九一八”炮声震怒了伦敦中国留学生，纷纷寻觅抗日救亡之路。这时，已在国内加入中国共产党赴英国勤工俭学的蒲子政、何松亭、原政亭三人在伦敦组成“英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直接受英共总书记波立特领导，并建立起外围组织“旅英华侨反帝大同盟”。1932年5月，来自黑龙江的留学生于炳然经蒲子政介绍加入英国共产党，后当选为中语组书记。同年，张为先经于炳然介绍在伦敦加入英国共产党。

　　按入党时间顺序，张为先应该是参加英共中语组的第五人。英共中语组党员人数最多时为十二人，他们中还有王北辰、陈玉麟、陈洪海、侯雨民、涂长望、乔辛煐、杨亦周、老潘，和从莫斯科转来的杨秀峰、由柏林转来的老郭。随着党员力量的壮大，反帝大同盟的工作更加活跃，领导有“留英学会”、“留英东北学生抗日救国会”、“旅英华侨工商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等组织。

1934年4月，于炳然接到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秘书廖焕星来信，要他从反帝同盟中选派六、七人，赴莫斯科参加“五一”节观礼。张为先、涂长望、杨亦周、乔辛瑛、钟殊漪随同于炳然前往。……

　　同年，张为先与何松亭（1925年在国内入党）经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分派回到被日寇占领的东北。此时的东北党组织已经遭到破坏，他们一时无法接上关系。

　　由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准许一些富豪子弟到日本留学深造，妄想把这些豪门或汉奸子弟培养成一批为日本军国主义效劳的高级奴仆和统治工具。这恰恰给张为先提供了公开赴日留学的借口和开展抗日爱国统一战线的工作契机。于是，张为先于1935年初东渡日本，本意是利用豪门富家子弟的身份去披染一层东洋留学生的保护色再返回东北。何松亭则只身入关到华北找党。

1935年秋，在东京，张为先联系丁宜（丁执中）、陈卓毅，秘密发起成立了“旅日华侨反帝大同盟”。他们利用同乡同学关系，与进步留学生发生接触，经过谨慎地考察了解，逐批吸收他们参加到大同盟中来。这些赴日留学的学生和伪满军队派去进修的军官，后来不少人积极投身抗日反满斗争，成了埋葬日本侵略者的掘墓人。

　　在东京几个月，张为先等几个组织者越来越感到没有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不行，必须派人回国找党。张为先是英共党员，找党方便些。于是，在1936年张为先只身回国。

张为先回国后，大同盟成员赵家宾和“社会科学研究会”成员田琛、侯洛结识，经共同商议，于1938年8月将“旅日华侨反帝大同盟”和东京留学生 “社会科学研究会”、“东北留学生读书会”合并，改称“东京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该会到1939年时会员已经发展到60多人。

　　1939到1940年，这些会员陆续毕业分两批回到东北，先云集长春。东京的总部机构也随之移至长春，由侯洛、田琛、夏航主持。统一领导沈阳、哈尔滨及东京等地分支机构。

何松亭已经在天津找到了党组织，开始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华北联络局负责人南汉宸的领导下做地下情报工作。

　　1937年春，何松亭派妻子佟挽新回奉天了解东北的情况，偶遇从日本归来在奉天寻找党的张为先。在何松亭的介绍下，张为先前往北平，会见南汉宸，详细汇报了他在英国入党和后来到日本的情况以及回国找党的经过，还交给南汉宸一份《东北现状》的报告。经过审查，组织同意给他办理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手续。南汉宸指示张为先：继续回东北建立地下组织开展情报工作，由何松亭单线领导，还规定了张、何二人的接头方法：一种是张为先到北平的某报纸上登寻人启事，何见报后来找张为先，南汉宸还亲自为之拟定了寻人启事的条文；第二种是由佟挽新作交通员，往返于北平与奉天之间。

　　张为先，奉命回到老家奉天（沈阳），并从东京招回丁宜、陈卓毅，他们很快将秘密情报系统建立起来，成为我党在东北地区重建最早的秘密情报组织之一。

张为先和中共北方局接上组织关系是在1937年初，这时的北方局是刘少奇任书记……，领导机关已由天津迁到北平。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方局机关又迁往太原，与八路军总部靠拢……。1939年1月，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在河北省平山县蛟潭庄成立，后改称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再后是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原中共北方局则于1945年8月20日，改称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

　　由此可以判断，张为先在1939年1月以后，他的隶属关系，就由中共北方局华北联络局南汉宸，转交给中共中央北方分局（1940年后称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由分局常委兼社会部长许建国单线领导了。

许建国(1903-1977)，是中共保卫和公安情报工作的创建者与卓越的领导人。历任中共中央保卫部部长，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后为晋察冀分局）常委兼社会部长。抗战胜利后先后出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常务委员、社会部长兼华北人民政府公安部长，天津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华东行政委员会人民政府公安部长兼上海公安局长，上海人民政府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国家公安部副部长兼上海市公安局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和驻阿尔巴尼亚大使。显然，得益于许建国这样对隐蔽战线有丰富领导经验的同志的悉心指导和周密策划，张为先等在东北开辟的这条隐蔽情报渠道，不但保存最好、损失最小，而且工作业绩受到过毛泽东主席的称赞。

“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中共中央对东北地区采取“各线派遣，单线领导”的方针，几年间，先后有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中共冀东区委、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东北工作委员会、中共胶东区委、晋察冀豫八路军前方总部等，分别派干部潜入东北，遵照“隐蔽精干，长期潜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方针，建立情报组织，或做群众工作，开展地下斗争。在这种情况下，许建国指示张为先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秘密工作的纪律，绝对不允许和地方党的任何组织发生任何横向联系。

张为先在沈阳，首先取得了志城银行董事兼总经理巩天民的信任和支持。找到了一个稳固的立足点和很好的掩护身份。

　　巩天民曾于1925年加入过中国共产党，1928年因与中共满洲临时省委领导人的“左”倾盲动主义行动意见不合而退党，但信仰未改。

面对张为先的诚意，巩天民不但表示愿意重新为党工作，并且把张为先安插在志城银行当监察。张为先家里有钱，后来成为有职有权的股东代表，他以银行职业作掩护，又不负担具体业务责任，不但有条件而且有时间来出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1938年，张为先又把地下党员、公开身份为实业银行总务科长的丁宜介绍给巩天民认识。在张为先、丁宜的领导下，在志城银行内部，组织了一个名叫“觉社”的读书会，参加的有巩天民、燕又新（余谓）、郭尊三、齐贯一等，主要学习马列主义、国内外形势和中共刊物。

　　为了不被敌人怀疑，经组织同意，觉社可以利用各种机会和条件打入日伪内部，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张为先、丁宜、巩天民等参加了“协和会”（这是日伪打着日满亲善的幌子奴役中国人民的团体）。巩天民既是金融界知名人士，又因为家住北关，还兼任了奉天市北关区区长。这使他可以冠冕堂皇地接触日伪上层，他不但能了解奉天的情况，还能利用联系金融业务的机会到伪满都城新京（现长春市），接触伪满大臣和日本财团，刺探日伪财政金融方面的核心机要情报。巩天民还利用奉天商业公会组团去华北观光的机会，把了解到的北平、天津、济南、青岛、承德、大同、张家口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巩天民将情报汇报给张为先，张为先再报告上级，他们单线联系，配合默契，党的工作很快就开展起来了。

1942年，日本帝国主义为进一步垄断东北经济，实行“强化整备”措施，对我东北地区的各行业民族资本进行强制组合。志城、实业、世合公等银行被强令合并，统称志诚银行(习称大志诚)，巩天民为专务董事兼总经理，张为先为副总经理。志诚银行就成为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在东北的地下堡垒和情报机关。甚至银行的由武装押运的运钞车，有时也被他们用来转送党的机密材料。

1940年春，张为先和丁宜商议，由丁宜北上长春，同“东京留日青年救亡会”骨干会员见了面，说明他们已与党接上了关系，接受了党交给的情报工作任务。大家一致同意跟他们一起为党做情报工作。鉴于大部分会员从东京回到东北，故将“东京留日青年救亡会”更名为“东北青年救亡会”。接受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的领导，并将总部迁至沈阳。从此，以沈阳、哈尔滨、长春三大城市为中心，将分支机构和成员辐射到牡丹江、吉林、四平街、扶余、郭尔罗斯前旗、图们、密叮、锦州以及山海关等地。

　　1942年初，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许建国派情报科李振远、周梅影夫妇到东北指导工作，又将沈阳的“觉社”与“东北救亡总会”合并，改称“晋察冀东北救亡总会”，简称“东北救亡总会”。1943年，又派张有恒代表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到东北检查工作，并开始建立党的组织，于是在沈阳成立了党支部，书记李振远，副书记兼组织委员张为先，宣传委员丁宜、周梅影，长春、哈尔滨为党小组。在救亡总会70多名正式成员中共产党员占四分之一。

　　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救亡会成员做了很多工作，获取到不少重要情报，造就许多优秀的情报工作者。

1943年末，许建国同志派特派员张有恒潜入沈阳，对我们这个情报组织进行了充分的考查与了解，并与这个组织仍在东北的领导人进行了反复讨论研究。特派员回到社会部后写了较为详细的《满洲工作报告》，此报告于1944年初送给正在延安开会的许建国，许建国看后转呈毛主席审阅。原先我党对东北情况难以得知，情报工作局面打开后，毛主席高兴地说：“东北并非铁板一块，国防线（指伪满洲国界）是可以突破的，满洲工作大有可为”。

　　在漫长的抗日战争期间，晋察冀分局社会部领导的这个组织在长期隐蔽过程中，除两个同志因打人国民党内部而在国民党组织被日伪大破坏时被当作嫌疑犯逮捕外，再没有遭到其他损失。据曾经代理过晋察冀分局社会部部长的钟子云回忆：“我党多年在东北，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所建立的秘密革命组织被破坏殆尽的情况下，惟有由晋察冀社会部领导的这一情报联络组织一直保存下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这支队伍又乘有利时机有了新的发展。如隐蔽在中长铁路沈阳站任站长的姚艮，打入蒋空军司令部任工程师的白浩，埋伏在绥靖第二大队任作战室主任的白山，以及打入蒋军要害部位的马范、吕天、兰中玉等，都是这时参加到情报战线上来的。他们或猎取军事情报；或者动摇瓦解以至策反蒋军起义，或协助公安机关破获潜伏特务组织，在隐蔽斗争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