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中俄《尼布楚條約》想到的 （一） -- CaoMeng
不是，俄语中”契丹“是跟蒙古人学的。
蒙古联盟在回鹘帝国崩溃后陆续进入草原。 当时蒙古人距离汉地很远。
等蒙古开始知道南方汉地的消息的时候，契丹已经统治燕云十六州N年了。
而远在漠北草原的蒙古人搞不清楚南方辽国的民族阶级划分，只晓得南方就是契丹。
所以，”契丹“成为蒙古人对汉人的称呼， 一直到现在。
还有当时蒙古西南方是党项政权建立的西夏，蒙古人叫党项人叫Tangut”唐古特“。 党项本来就是最早从青藏高原来的。蒙古人不一定知道这个渊源，，只晓得，西南方的人是唐古特(党项)。但蒙古人征服西夏以后，把”唐古特“的概念延伸到了整个西南的藏区。
所以一直到现在，蒙古人称呼藏人为”唐古特“（党项）。 俺大清在前期也沿用了蒙古人的叫法，叫吐蕃为”唐古特“（党项）。
突厥崛起的时候，中原是由北魏分裂出的东魏和西魏组成的。所以突厥人叫中原人叫”桃花石“（拓跋）。 等到阿拉伯帝国扩张到了中亚，阿拉伯人慢慢借用了突厥人对中原人的叫法”桃花石“（拓跋）。
现在中亚突厥人（包括维吾尔人）叫汉人叫 ”黑大衣“ 也是”契丹“的意思。这个有可能是蒙古人的影响，也有可能是耶律大石建立的西辽国的影响。
这个回鹘，蒙古和契丹的旧事，俺在俺的中印边界西线争端的来龙去脉 中间的章节《九：契丹人来啦！契丹人来啦！》和《八：异教徒大军自东而来》中提到
俄罗斯人不过借用了突厥蒙古人的叫法。
关于达斡尔人和契丹的联系，是现代考古学考证出来的。 当时包括达斡尔人自己都不晓得跟契丹人的联系。
俄罗斯人刚刚到黑龙江流域时，连达斡尔人所说的博格达汗（天可汗或伟大可汗）就是清帝都不晓得。不过他们倒是将外贝加尔（贝加尔湖以东）的大片土地叫做达斡尔利亚，及达斡尔人的土地。
英国人John-Tallis在1851年制作的地图上标出的达斡尔利亚Daouria, 地图上的Nerchinsk就是尼布楚。
顺便说一下：
俺看过俄罗斯人拍摄的关于成杰思汗的电影《蒙古王》
俄罗斯人导演Sergei Bodrov的老祖母是布里亚特蒙古人（布里亚特蒙古共和国就是在贝加尔湖以东的外贝加尔地区，看下面的地图）。
布里亚特蒙古人的分布:
布里亚特蒙古共和国在达斡尔利亚的西边
正是因为他的这点蒙古血统让他一直想拍摄铁木真的故事。
当然他这点蒙古血统到了他儿子 小sergei bodrov就基本上看不到了
就算他有蒙古血统,蒙古人民共和国对这家伙胡乱篡改铁木真故事很不满意，不让他在蒙古国拍摄。
最后这部电影的外景都是在内蒙古和哈萨克斯坦拍摄的。
当然Sergei Bodrov同志不一定在意，因为本来他筹划的观众就是更广大的外国市场，他选的铁木真主角是日本演员佐藤忠信， 大反派札木合演员是孙红雷！
孙红雷版札木合
一个中国人和一个日本人讨论统一蒙古的大业：咱哥俩把蒙古给分了吧！
只有铁木真老婆的角色孛兒帖是蒙古国女孩Chuluuny Khulan。
还是Chuluuny Khulan在乌兰巴托的中国大使馆门口排队拿签证的时候被发现的。
扯回来，
《蒙古王》的定位就是外国观众，所以一些字幕有英文。 在西夏片段，英文字幕明明写的是Tangut Kingdom，也就是党项王国，也就是西夏。伟大的汉语翻译硬是把这个Tangut Kingdom翻译成了”通古斯王国“。
当然俺见识过了常凯申和伟大儒家哲学家孟休斯，已经吐习惯了。
有意思的是，电影中的西夏王国中的服装都是1959年前的吐蕃的服饰。
根特木耳的另一种写法吗？
是根特木耳小王爷在1904年的家族族徽
俺没有仔细查，但俺觉得很有可能是小王爷尼古拉.根特木耳Nikolai Gantimurov又回到了他祖先离开过的白山黑水之间的时候，雇人将他的姓氏Gantimurov从俄文翻译到汉语的，而且很可能是东北口音翻译的。
为毛？
因为在《尼布楚条约》签订时期，黑龙江流域的汉人很少。 清帝国在此的官方语言是满文。《尼布楚条约》用满文、俄文、拉丁文三种文本，以拉丁文为准。
拉丁文的运用是因为天主教耶稣会的传教士从明末开始就在北京宫廷活动希望自上而下滴传播基督教。
明代崇祯朝的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就是天主教在明代中国所吸纳的第一代基督徒里最有成就的圣教三柱石之首。 徐光启的洗礼名字是Paul,当时中文又翻译为保禄。
保禄.徐
欧洲人书籍中的徐光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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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进关以后，好不容易学会中文的天主教耶稣会的传教士，又不得不改攻满洲语， 因为早期满洲统治者主要还是说满洲语的。
耶稣会传教士换上满大人的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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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的汉语水平是相当的不错，但他平时还是说的满洲语，特别是和亲信大臣交谈之时。
以研究满文档案著称的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欧立德教授说过：
。。。
三十年以前，中国和外国的学者对满文资料不太关心，大家认为满文的文献要么是从汉文翻译的，要么都被翻译成汉文了。所以研究者认为，只有1644年入关以前的满文资料才有价值，入关后没有必要去看满文资料，因为跟汉文资料是重复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台湾和北京的一些学者开始利用档案研究清代历史，之前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很难看到原始档案。他们看了档案以后，发现实际情况并不是以前认为的那样，满文资料里有很多是汉文资料里没有的。
目前我们对满文档案的研究还处于学习阶段。清代档案的数目非常庞大，大概有一千万件，其中五分之一是满文的，也就是两百万件左右。有的很长，有的很短。能读满文档案的人不多，所以要花很长时间的阅读和研究才能得出比较确切的结论。比如十九世纪的满文档案，我们还没有很多了解，但十七、十八世纪的档案已经给了我们一些启发。康熙朝发明了一种新的信息交流体制，就是我们说的朱批奏折。奏折和题本的形式不一样，题本是走公道，奏折是走私道，奏折是向皇帝报告许多未必是官方的信息，比如气候灾难，还有黑龙江金矿的消息，很多是与蒙古、准噶尔的关系和战事。康熙朝的一万多件朱批奏折当中，满文的比汉文的多，满文的朱批奏折当时也没有汉文翻译，如果想知道康熙朝发生了什么事情，内地也好、边疆或朝廷也好，不去参考满文档案就会有缺失。
而和康熙帝交谈时，天主教耶稣会的传教士们是用满洲语交谈的。
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在顺治朝就开始被清廷重视。 到了康熙朝，更是参加了许多重要事件，包括为清帝国军队制作西洋大炮。这些国产红夷大炮在对准格尔帝国的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和俄罗斯关于边界勘定的《尼布楚条约》当然也有康熙信任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做翻译和帮助交涉。所以《尼布楚条约》用满文、俄文、拉丁文三种文本，以拉丁文为准。
扯远了，拉回来。
根特木耳事件在清帝国最初也是用满文记载的，然后他的名字又从满文翻译为汉文，成”根特木耳“。
就连在《尼布楚条约》签订169年以后，在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黑龙江将军奕山和沙俄在瑷珲城签订的， 割让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领土的《瑷珲条约》， 签订时有满、蒙、俄文本，没有汉文本。
根特木耳在康熙六年(1667)出走的时候，这厮肯定不懂汉语，也更不会用汉语来做家族族徽。
从“回归”俄罗斯开始，他们一直坚持自称和大清皇帝有亲戚关系”可能是该家族为了提高社会威望而故意与清朝皇帝攀附关系（这样俄国人更重视他们），因为中国史料中根本没有提到这回事“。
但日后根特木耳家族成为俄罗斯的著名通古斯系贵族，族徽还是需要的。
所以觉得很可能是小王爷尼古拉.根特木耳Nikolai Gantimurov到东北上任的时候，找来一个老先生把自己的姓氏直接从俄文翻译成汉语,重新打造的族徽。
因为1904年时，旗人都很少知道满洲语了，加上小王爷不一定晓得还有满文这种东东，反正要和中国皇帝拉亲戚关系，翻译成中文就行了嘛！
于是俄语的Gantimurov就被翻译成了”行杜木拉“。 用东北口音（也可能要用大连口音读，因为这厮驻扎在旅顺口）读一读”行杜木拉“，是不是和Gantimurov相似？
不过这个翻译还好， 到了现今大家稀饭恶搞的时代，再来翻译的话。 可能俄罗斯小姐Natalia Gantimurova娜塔莉娅.根特木耳娃就要被翻译成”钢铁木耳“了
不是哥太矮，贵族出生的木耳姐是1米81
我看儿童文学里一个蒙古作家这么写的，还记载了一个侮辱性的谚语“唐古特人重三钱，杵着拐杖重五钱，拾里拾外才八钱”……
至少在俺大清时代，或者说在清帝国势力实际控制卫藏以前，统治西藏的蒙古人还是称为藏人为“唐古特”的。 当然这些卫拉特蒙古人是从青海湖边迁移到西藏的。
其实蒙古人对藏人一直有两个称呼“唐古特”和“图伯特”。 看来现代蒙语规范化了。
《蒙汉词典》上面说，tangγut是历史上对于青藏地区藏人的泛称，而今天指青海藏人， tobet是西藏藏人。西藏自治区也是Tobet-ün bertegen Jasaxu Oron 其他跟藏族有关的都是用tobet表示，比如藏文、藏医什么的。而不是tangγut表示。
英语中的Tibet来自于阿拉伯语中的“Tūbātt“。阿拉伯人又是从突厥人那里学来的。 突厥语中是”Tobod“，是toban的复数用词。
当然不管是英语的Tibet还是蒙古语的tobet“图伯特”，都是从”吐蕃“音译而来的。
长矛是常用骑兵武器，蒙古人也常用，还有战锤，拿来破甲的
有美女看一定要推。貌似该美女不但是俄国小姐，同时还是环球小姐和世界小姐。乖乖大满贯拥有者啊。
根据英国人包罗臣在《阿古柏伯克传》中的解释，在新疆和中亚的那些民族中，kitay是“佛教徒”的意思。那么这个词汇就只能是来自西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