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公私”概念出发理解中国和西方 -- 慧诚
选民的选票是从私利出发的，看看冰岛公投的结果就很明显了。这就是西方的“从私到公”的逻辑；而中国的逻辑是“从公到私”的。
普选必然形成政党分赃，资本家控制政府。请看看《联邦党人文集》，当年华盛顿们设计美国制度的时候也是反对政党政治的，但是最后根本无法避免。
中国现在有点“禅让制”的影子，跟王朝家天下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有人使用“天朝”的隐喻，就把现在的中国政治当成古代的家天下明显是看错了。
未来的路向可以观察，也可以有新的建议，尤其在加强监督方面。但是西方的路肯定在中国行不通。西方文明自身也已经明显衰弱了。
这个世界除了腐败者自己没有人喜欢腐败，甚至腐败者自己都会因为精神空虚而感到痛苦。
但是不能病急乱投医，也要明白水至清而无鱼。
中国是需要治理腐败的，我不止一次说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命运最大的危险就是腐败。
多党制根本不能解决腐败问题，无论是印度、俄罗斯还是南美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人家已经掉到坑里，断手断脚，我们还要义无反顾在“卖拐”的呼声中再跳进去吗？
高薪养廉是必须的，收入可以不可以是比较出来的。现在抱怨收入低的（无论是不官员还是老百姓），几个人是吃不上饭的呢？都是比较出来的。
北京上海的市长工资合法收入，不要说远远比不上老板（这应该是正常的），也远远比不上很多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不要说高层经理了），这种状况下，需要非常高的道德素质，才能保持心理的平衡。
这一点对于社会来说，并不是很好的现象。所以我一直认为要对冲。在加强反腐，包括财务公开的同时，必须提高高级公务员的工资，至少要达到优秀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的收入水平。
实际上，这个世界上，实现廉洁国家的条件，不是多党，也不是普选，而是富裕国家，加上合适的高薪养廉——在公认廉洁的新加坡和香港，高级公务员的工资都是非常高的，基本上年薪都是几百万。
中国是社会主义，不能搞那么高，但是达到企业的中层，也就是几十万的水平是必须的。
雍正年间财政改革对当今的启示--评火耗归公和养廉银的发放
来源： 作者：陈光焱 发布时间：2010-11-12
清代雍正皇帝胤祯将廉政建设与财政改革结合，实行耗羡归公与养廉银制度，整饬了吏治，充裕了财政，刷新了政治局面。为所谓“康乾盛世”的出现起了重要作用。分析研究这一历史个案，对当今有资治、借鉴作用。
一、 实行火耗归公和养廉银的背景
火耗归公与养廉银非现代术语，在介绍实施背景前有必要先解释其含义。
火耗是地方官以纳税人交纳的碎银镕铸成整块绽银有损耗为由，在正税外加征的名目，始如元代。清康熙时火耗加征严重。御史赵申乔讲：“惟横征私派之弊，其祸尤烈，如收解钱粮，私加羡余火耗”。① 羡余是唐中期地方官为讨好皇帝（或上司），以税收盈余的名义进贡而在税外勒索的名目②，流传至清代。所谓火耗归公就是将火耗收支由暗箱操作变为公开，由官员自行处理变为以省为单位，纳入中央预算管理。火耗归公后，羡余等其他的私征乱派也纳入火耗归公的范围，所以又称耗羡归公。所谓养廉银，是指火耗归公后增加地方与中央官员的薪俸支出，实行高薪养廉。其所以称养廉银，是希望官员增加薪俸后，保持清正廉洁，不再私征贪占。
康熙晚年，火耗私征严重，官员上下串通分肥。“贪官污吏遍天下，虽有参劾，不过十分之一”。③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川陕总督年羹尧、陕西巡抚噶什图奏：“秦省火耗每两有加至二三钱、四五钱者，请酌留各官用度，其余俱捐出，弥补（亏空）”。陕西省巡抚和总督承认所管辖的地方征火耗相当于正税的20%至50%，所以奏请朝廷批准这一收入作为地方的经费。康熙皇帝则认为，征收火耗必然加重人民的负担，朝廷屡自禁文。地方官员滥收这么严重，如果承认其合法，这必然把民众对地方官的不满转向对朝廷的不满，因此，他的批谕是“朕谓此事大有关系，断不可行”④。虽然他不愿意承担加派的恶名，但地方多征滥用已成事实，作为一朝之主，难辞其咎。客观地讲，康熙一生处理的大事较多，亲政后面临内忧外患，主要精力花在收复国土、安定边疆、消除内乱、稳定统治秩序上。早年他把治官贪与巩固统治地位结合起来，罢免鳌拜重用而又贪占的督抚。在统治地位得到巩固之后，特别是晚年求稳怕乱，对拥护自己的功臣宿将的贪占行为宽容。由于实行固定丁银负担，并摊丁入地等赋税改革，无地农民税收负担有所减轻，加上他的威望较高，贪官造成的社会矛盾没有显现出来。
雍正即位后，官贪已造成国库空虚，官僚贵族的敛财行为，直接危及他的统治。他必须通过改革立威，将治财与治官相结合，刷新政治。实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成为他改革的必然选择。
第一，官贪造成国库亏空，必须通过整顿，充实库帑。
雍正即位时户部的存银数由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的5000万两降到800万两。官员贪污滥用已造成各省钱粮亏空。据《雍正年间谕旨》载：当时管理和使用财政资金的官员滥用贪占已成风气。朝廷内的六部（吏、礼、刑、户、工、兵），外自藩司以及州县，无不相习成风。各省挪缺侵蚀、动辄上万。督抚亦串同作弊，往往通过威胁利诱的手段要求各省管理财政的藩司提供经费。“藩库钱粮亏空近来多至数十万，盖因巡抚之赀用，皆取于藩司。或以柔和交友，互相侵挪，或先钩藩司短长，继以威制勒索，分肥入己①。富饶的江苏省赋税最重，藩司亏空也为各省之最。这表明国库空虚不是赋税收入少，而是吏治腐败造成的。要国库充盈，必须从治理官贪入手，规范官员的收支行为，由暗箱操作转为公开，由地方各自为政转为中央统一的管理。也就是说耗羡归公成了必然的选择。
第二，火耗屡禁不止在于上下串通分肥，必须通过改革理顺上下级的关系。
火耗征收屡禁不止，原因在于上下串通分肥。下级得到上级的默许、庇护，加征才无风险。上级接受了贿赂，自然不会查办违法加征。雍正认识到改变串同作弊，消除权钱交易，才能促进上下级关系正常化。他在召集群臣讨论火耗归公时讲：“州县征收火耗，分送上司，以致有所借口，肆其贪婪。上司瞻绚容隐，此从来积弊也。与其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何如上司拨火耗以养州县乎”②。这就是说，承认火耗收入合法，由中央支配，规范用途，拔给下级。这样，下级没有必要也没有财力向上行贿，上级也理直气壮地监管下级。即通过改进治财体制，促进官员廉政和依法行政。
第三，雍正即位之初，既要通过改革开创新局面，又要取得官员的拥护，就推行养廉银制度。
实行火耗归公，一些地方和中央官员会损失既得利益。以耗羡归公收入的一部分用作官员俸禄补贴，不仅会得到清廉官员的拥护，过去分肥的官员也不会反对。可以说雍正是以养廉银为代价，换取火耗归公的顺利实施，使官场的贪腐之风得到整饬。
由上可知，雍正推行火耗归公和养廉银制度是客观需要，也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所以他即位后就迅速推行。康熙去世的当月（十二月），就对当年九月康熙在年羹尧、噶什图奏清火耗归公“断不可行”的批谕作了修正。他说：“皇考洞察其故，每将税务交与地方管理，各省已居其半。嗣后税务悉交地方官监收，岁税之外所有羡余，该抚奏闻起解，应赏给者再行赏给，尔等会同户部工部议奏”[1]。这里就有提解耗羡另给赏银的意思。世宗的意图一些封疆大臣心领神会。曾任户部主事的诺岷，于雍正元年（1723年）四月授山西巡抚，五月到任后，“疏请将通省一岁所得火耗银提存司库，以二十万两留补无着亏空，余分给各官养廉”。诺岷的疏奏立即得到雍正帝的肯定和赞赏，“谕奖其通权达变，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2]。
二、火耗归公与养廉银的发放
在诺岷提出火耗归公得到肯定后，一些直省先后向中央提解耗羡。雍正二年（1724年）正月，河南巡抚石文焯奏：“所有耗羡，每两约一钱二分，通省耗羡银四十万两有奇。除各官酌量以养廉及各项杂用公费悉于此支给外，每年约余耗银十六万两，解贮司库，弥补亏空及办公之用”[3]。世宗对石文焯的疏奏予以赞扬。“朱批”说：“此奏才见著实，非从前泛泛词可比，封疆大吏，原应如此通盘合算。如何批项、如何补苴、若干作为养廉、若干作为公用，说得通，行得去。人心既服，事亦不误，朕自然批个‘是’字”[4]继山西、河南之后，湖广、广东等省先后也实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新法。
实行火耗归公后，各省提取火耗的比例有所变化。从下表可知多数省份下降了。
表1 火耗归公部分省耗率简表[5]
省 区
时间
耗率%
原耗率
说 明
资料出处
山西
雍正元年
20
30—40
《朱批谕旨》高成龄奏三年三月八日
直隶
二年
15
钱粮219万两
火耗23万两
《朱批谕旨》李维钧奏二年八月初六
湖广
元年
10
蒋氏《东华录》卷25，元年五月
江苏
六年
10
5---10
钱粮372万两
火耗34万两
王氏《东华录》十三年十一月癸未
浙江
五年
6
钱粮205万两
火耗14万两
《上谕内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谕
河南
元年
13
80
《朱批谕旨》石文焯奏二年正月二十二日
山东
六年以前
18
80
《朱批谕旨》田文镜奏七年八月初三
四川
五年
30
《上谕内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谕
广东
元年
10
20以上
《上谕内阁》七年十二月初三谕
由暗取变为明取，由私用变为公用，这是耗率下降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规范用途，增加透明度，有利于治理官员的乱征乱派。当然，耗率下降同雍正严加限制，只许减不许增有关。他说：“倘地方官员应取之外，稍有加重者，朕必访闻，重治其罪”。[6]火耗归公后，一般分为三种用途：即一部分弥补地方亏空，一部分作地方公用，一部分给官员作养廉银。各省火耗总额及用途见下表[7]
表2 雍正年间各省火耗与养廉统计表
省 份
实施时间
收入总数（两）
支 出 项 目（两）
养廉
公用
弥补亏空
其他
山西
元年（1723）
500，000
300，000
200，000
直隶
元年（1723）
230，271
120，271
50，000
60，000
河南
元年（1723）
400，000
240，000—250，000
150，000-160，000
17，692
山东
元年（1723）
540，000
200，000
140，000
200，000
湖南
元年（1723）
117，925
64，874
35，386
11，100
湖北
元年（1723）
110，000
77，700
22，200
浙江
二年（1724）
61，000
61，000
甘肃
三年（1725）
银40，000两
粮63，000石
66，000
35，480石
27，520石
贵州
三年（1725）
10，792
52，300
2090
4，818
四川
三年（1725）
100，455
100，455
陕西
四年（1726）
广东
四年（1726）
13，000
110，000—120，000
10，000—20，000
云南
五年（1727）
14，756
142，940
68，514
江西
五年（1727）
150，000
120，000
30，000
江苏
六年（1728）
341，900
184，300
121，300
36，300
广西
六年（1728）
6，000
6，000
安徽
七年（1729）
198，273
178，800
19，473
福建
七年（1729）
147，000
169，243
奉天
七年（1729）
3，400
3，400
注：浙江、广西、甘肃、云南、福建等省的耗羡收入不够支出，故由规银、税羡或正项中补足。
上述数据不一定准确，一是不同的历史书籍记载有差异。二是实际发生额有变化，引用前后不同的数据也会形成差异。从总的看，上表可反映火耗归公后此款支出的方向与结构。
为了改变国库亏空的情况，雍正胤祯采取了以下措施：
1.以前造成亏空的责任不追究，但必须在限期内改正。规定除陕西外，限三年内，无论贪污挪用的问题是否已经参出，务必如数补足。如限期不完，从重治罪。
2.设立会考府负责全国支出经费的核算，不合规定的不准报销。雍正元年至三年，各部院办奏销钱粮事共350件，被拨回改正的共96件。改变了过去官员滥支的经费通过行贿而报销的状况。
3.清理各种陋规，须保留的收入作为公款。过去用于官员受益的各种征派收入或禁止奢侈浪费形成的收入，统归国家财政。
通过上述措施，加上火耗归公收入中相当数量的银两用来弥补亏空，国库迅速充盈。雍正三年（1725年）已达6000万两，财政危机的状况得到根本的转变。
实行养廉银制度后，清代的官员是名符其实的厚禄。养廉银的发放，考虑了地方远近、事务繁简、用度多寡的差别。当然也包括了皇帝等决策者对某些官员的宠信。因此标准不断变动。兹将更定后成为“定额”的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道员的养廉银标准综为一表①，以《清朝文献通考》卷42《国用考略》作补充），以便查看。
表3 清代督抚布按等养廉银定例
省区
总督（两）
巡抚（两）
布政使（两）
按察使（两）
道员（两）
直隶
15,000
-
9,000
8,000
2000`--4000
山东
-
15,000
8,000
6050
4000
山西
-
15,000
8,000
7000
4000
河南
-
15,000
8,000
8444
3893—4000
江苏
18,000
12,000
苏州9,000
江宁8,000
8000
3000—6000
安徽
-
10,000
8,000
6000
2000
江西
-
10,000
8,000
6000
2600—3800
福建
18,000
13,000
8,000
6000
2000
台湾
-
12,000
8,000
-
2600
浙江
-
10,000
7,000
6000
2000—4500
湖北
15,000
10,000
8,000
6000
2500—5000
湖南
-
10,000
8,000
6500
2000—4000
陕西
20,000
12,000
8,000
5000
2000—2400
甘肃
-
12,000
7,000
4000
3000
新疆
-
12,000
9,000
3000
3700
四川
13,000
-
8,000
4000
2000—2500
广东
15,000
13,000
8,000
6000
3000—3400
广西
-
10,000
6,000
4920
2360—2400
云南
20,000
10,000
8,000
5000
3500—5900
贵州
-
10,000
5,000
3000
1500--2200
道员以上的养廉银额虽然屡经调整，由于各地事务繁简、地方远近、用度多寡不同，其标准仍不能完全划一。这种不划一，应该说亦有合理的成分。但是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养廉银远远高出正俸标准，总督高出83.87—129.03倍，巡抚高出64.52—96.77倍，布政使高出32.26—58.07倍，按察使高出23.08—64.95倍，道员高出14.29—57.14倍。越是高品级的官员，养廉银越是优厚。在这种情况下，正俸已显得微不足道。
知府以下官员的养廉银额，更是各有不同，兹列下表作为示例①
表4 清代府州县官员养廉银定例
省区
知府（两）
知州（两）
知县（两）
同知（两）
直隶
1000—2600
600—1200
600—1200
700—1000
山东
3000—4000
1200—1400
1000—2000
800—1000
山西
3000—4000
800—1500
800—1000
1200
甘肃
2000
600—1200
600—1200
800—1400
江苏
2500—3000
1000—2000
1000—1500
600—1000
浙江
1200—2400
1400
500—1800
400—1500
湖北
1500—2600
800—1680
600—1680
600—1000
湖南
1600—2400
900—1300
600—1300
600—1000
四川
2000—2400
600—1200
600—1000
500—1000
广东
1500—2000
600—1600
600—1500
600—800
广西
1000—1780
825—1756
704—2259
400—700
云南
1200—2000
900—2000
800—1200
400—1600
贵州
1200—1500
500--800
400--800
500--900
从上表示例可以看出，知府的养廉银额在1000--1400两之间，高出正俸的9.52—38.09倍；知州的养廉银额在500--2000两之间，高出正俸的6.25--25倍；知县的养廉银额在400--2259两之间，高出正俸的8.89—50.2倍；同知的养廉银额在400--1600两之间，高出正俸的5--20倍①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对不同史料的运用，养廉银及与原俸禄比较的数字有一定的差异，《清史论丛》第五辑第149页所载河南、直隶、山东等省官员的养廉银及其所占原俸的倍数，就与上述有差异。这里只列三省的数字。
表5 河南直隶山东省官员的养廉银及其占原俸的倍数表
养廉
（两）
原俸
（两）
官职
省 别
河南
直隶
山东
养廉
倍数
养廉
倍数
养廉
倍数
总督
180
20000
111．1
巡抚
155
28900
186．5
20000
129
布政使
156
24000
154．8
10000
64．5
10000
64．5
按察使
130
10000
76．1
8000
61．5
10000
76．1
道员
105
3000 / 10000
28．5/ 95．2
2000
18．5
6000
57．1
知府
80
3000 / 40000
28．5/ 38．1
2000
18．5
6000
57．1
同知
60
800 / 1000
10/ 12．5
500
6．3
通判
45
600
10
500
8．3
知县
600/ 2000
13．3/ 44．4
800 /1200
17．8/26．7
1000
22．2
尽管前后所列数字有所不同，但却能说明养廉银高出正俸数十倍至百余倍。由于外官养廉银发放的标准高，所以清代的官员都希望到地方任职。
在地方官发放养廉银的同时，京官的俸禄收入也有所增加。除了部分京官增发养廉银外，在京官中先后推行“恩俸”和“双俸”制。
“恩俸”之制始于雍正三年（1725年），“谕赏六部堂官恩俸，各如其正俸之数”[8]。这里所谓“恩俸”，实为后来“双俸”制的肇始，所不同的，“恩俸”仅限于“各部堂官”，“双俸”则包括了在京大小文官。
除文官实行养廉银制度外，武官也实行了，薪俸都有提高。
三、对火耗归公与养廉制度的评价
雍正胤祯将治官与治财结合，实行火耗归公与养廉制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主要表现在：
1.整饬了吏治
火耗归公与养廉银制度实施后，廉洁奉公的官员俸禄收入大幅度提高了。过去私征贪占官员的行为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这种激励与约束作用，对吏治与社会风气的改善产生着良好的效应。雍正在实施中，一方面奖励廉能者，如山西巡抚诺岷首创火耗银归公，就给他每年高达三万一千七百两，为原俸的204﹒5倍。诺岷的继任者山西巡抚伊都立，先裁减通省火耗，后以用度不敷为由，擅自加重火耗。雍正很恼火。批道：“夫以封疆大臣不能宣扬德意，使小民知朕恤下之恩，而反为悖理营私之事，昏庸若此，岂事君理民之道？伊都立著交刑部严加议处”。
火耗归公和养廉银制度实施后，官员之间送礼的陋规失去了存在的借口和条件。贪赃渔侵的行为受到遏制。一些地方官乘清理亏空和火耗归公，将原来的“小金库”上缴归公，以逃避挪移侵吞的罪责或表示拥护新政，在客观上有利于吏治整肃。雍正皇帝讲：“近观各省吏治，虽末必能彻底澄清，然而贪赃犯法及侵盗钱粮者，亦觉甚少”②。吏治改观了，贪占未绝迹。这一评价比较合乎实际
2.增加了财政收入
火耗归公后，一部分用于弥补亏空，一部分作地方公用。这都表现为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在弥补亏空的同时，追查亏空的原因，既有利于防治官吏的侵占挪移，又增加了国库收入。还建立了离任亏空由官赔的制度。雍正五年，新上任的河东总督田文镜奏：请嗣后知府、直隶州、知州离任时，将所辖州县仓库钱粮，照豫省交代例限三个月，令接任官查明结报。如有亏空，知府、知州均为赔给，方许新任。接任官徇情出结，即令分赔”③，雍正同意这一奏清，并马上在全国实施。
实行火耗归公后，户部库存收入明显增加。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达到5000万两，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减少到800万两，雍正三年（1725年）又上升到6000万两，而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则达到7000万两④。
3.人民的隐形负担有一定减轻
实行火耗归公和养廉银制度后，私征、暗征减少了，火耗征收率降低了，人民的隐形负担相对减轻。雍正对加重者治罪，加上火耗归公收入与地方的利益不直接挂钩，这就有利于人民负担的稳定与减轻。在国库收入增加的情况下，灾年减税也有了条件。如雍正六年三月，帝谕户部：“数年之中库帑渐见充裕。……、特恩将蠲免之例加增分数，以惠烝黎。其被灾十分者著免七分、九分者著免六分，八分者著免四分，七分者著免三分，六分者著免一分。将此通行各省知之”⑤。当然，地方官员为了获得养廉银收入和弥补亏空，也会暗自加征。
4.强化了财政制度管理
火耗归公和实行养廉银制度，使税收附加走上了规范化的轨道。将制度外的财政资金纳入了地方和中央的财政收支计划。这不仅强化了国家财政管理，促进了吏治清明和财政收入的增长，还加强了财政制度建设、法制建设，完善了财政的运行机制，财政资金运行的公开性、效益性得到了提高。
然而，火耗归公与实行养廉银制度毕竟是从统治者的需要出发的。这一改革既有一定的进步性，也有一定的欺骗性。
一是人民的合法负担加重了。火耗归公之前，官员私征贪占属于非法，顺治时规定：“官史征收钱粮私加火耗者，以赃论”。康熙初年定了许民控告之律令。
火耗归公之后，加征火耗成为合法的了。从表面上看，这只之不过是从暗征变为明征，从非法变为合法。从实质上看是官府的征敛得到扩大，并从制度法律上得到保证。过去廉洁官员管理的辖区，这种负担较轻。贪官管理的辖区，这种负担较重，但还可控告或逃避。现在所有的地方征火耗为合法，不交成为非法的了。
二是火耗归公和实行养廉银制度后，官员私征贪占仍然存在。雍正五年（1727年），胤祯自己都讲：他担心，火耗一经督抚题定数目，则火耗遂成定额，虽清廉之官亦不能裁减，而遇贪劣之员，又将多取于此数之外，以饱私囊，必致重累民生①。他曾为禁止耗羡外加收余平谕内阁：“川省耗羡银两向因公用不敷，今据硕色奏称，该省相沿陋例，于火耗税羡外，每银百两提解银六钱，名为“余平”，以充各衙门杂用等语。……著巡抚硕色永行革除。……别省有如此者，著各该督抚查明具奏，该部即遵谕行”②。各直省为筹养廉银，想方设法进一步加征是不可避免的。
火耗归公和养廉银实施初期，吏治有所改善。但时间一长，官员消费水平提高了，感觉不到薪俸高，养廉银就起不到养廉的作用，官员依然贪占。最典型的是和珅、王亶望等大贪官案，涉及的人数多、数额大。贪欲是无限的，在权力未受到限制时，行贪的行为就会发生。
三是仍迁就既得利益者，利益配置不合理。耗羡归公与养廉银制度的实施，获益最大的是雍正，既扩大了治官治财的权力、巩固了统治地位，又得到了治贪的美名。地方官薪俸增长数十倍，是改革的主要获益者。京官得到双倍的薪俸，也获益不小，但比较起来，会感到不公平。外官之间薪俸的差别也有不合理的成分。官员之间的利益配置是在迁就既得利益的基础上，通过改革加以协调，仍存在明显的不均衡。
火耗归公后，合法的财政收入增加了。用公共财政的眼光看，应增加民生支出，提高全民的公共福利水平。在“官本位”的封建制度下，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人民的损失还有于火耗归公过程中，地方官乘机将过去各种私征滥派变成合法的征收，以弥补过去乱用造成的库帑亏空或作养廉银。前面列举耗率较原来下降的数据是官府提供的，是否反映了客观实际很难鉴别。正如官员公款吃喝的数字难以鉴定一样。
尽管存在上述问题，火耗征收由暗变明，由各自为政转为统一规范，官员收入公开、这一改革的方向和进步意义是值得肯定的。
四、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
透视火耗归公和养廉银制度的实施，可以总结出值得今天借鉴的经验教训。
第一，廉政建设与财政建设互为条件，互相促进。
治官贪仅靠整顿吏治还不够，还必须切断造成官贪的财源。也只有官员侵蚀财政的行为得到有效制止，国家财政才能充裕。因此，治财与治官应有机结合。
第二，耗羡的治理关系到国家的治乱，不能等闲视之。
耗羡是地方官以某种特殊需要为名，在正税外、预算外征收的。因其用途特定、名目多样、内容复杂、操作隐蔽，上下联手，常游离于国家常规监管之外。而中央政府的注意力主要放在预算内收支上，对耗羡的监管相对薄弱。这就为地方官员的乱收滥支创造了可能。征收时打着为公的名义，支出时往往只有少数人受益。公开征收的数额小，实际征收的数额大。地方官府和职能部门竟相凭借权力征耗羡，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后，就难以控制。它使财政约束苍白无力；审计风暴雷大雨小；廉政规定形同虚设。人民在正税外再负担耗羡，深受重负之苦。民间“不苦于正额之有定，而苦于杂派之无穷”① “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②正税三升，民纳一斗，还不如把牛宰了不种地。税负重不仅影响纳税人的生活和生产，还造成国家税源枯竭。得到好处的是加征的官员。任其发展必然加剧官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和感情对立，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乃至载舟之水覆舟。历史表明，耗羡的治理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雍正治理耗羡不过是历代治理中的一例。实际上历代一直存在着加征与反加征的斗争。贪占的官员为维护既得利益，强调税外加征的理由；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官员则主张整饬耗羡，规范官员的收支行为。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十分激烈。温家宝总理在2008年3月18日答中外记者问中说，“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从中看到的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的程度。在今后5年，我们要下决心推进财政体制改革，让人民的钱更好地为人民谋利益”。这为我们总结财政历史，治理“耗羡”等问题指明了方向。
第三，治理“耗羡”必须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
雍正实行耗羡归公不过是将官员的私自加征变为朝廷承认的公开征收，将官员的私自串通分肥变为整个朝廷官员的公开分肥，避免了官员贪污的名声，挽回了朝廷的脸面。是君本位、官本位的“归公”。不是以民为本的归公。不能做到不征或将征收的收入用于民生。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和公共财政服务的主体。治理制度外预算外的收入，是以民为本的归公。即“让人民的钱更好地为人民谋利益”。因此，应做到：
1.强化国家预算的权威性、完整性、科学性。所有的财政资金必须列入民主公开决策的预算管理。禁止任何公共部门以经费不足为由，自收自支。明确公共服务与市场化服务的界限，防止公共权力和公益性资源被商业化利用，而利不归公。特殊情况产生的税外收入，也应纳入预算管理。用预算管理的完整性、权威性、正义性整治利用“耗羡”为少数人谋利或贪污浪费。人民代表大会应重视对预算编制、执行的审议和规范。确保全部财政资金为国民公共利益服务。预算的编制与执行以资金配置公平、高效、便于操作、便于监督为目标。尽量细化、具体、完整、科学。审议中对各公共部门的预算执行情况实行问责制。重视社会舆论的评价、监督。
2.依法行政，实行权力制约。任何人都应遵守税法和预算法，依法纳税、依法征税、依法用税。法定外的多收滥支应视为违法。对分肥的领导严加处分。发挥人民和审计机关监察作用。在人民与政府之间，用财与管财者之间，实行权利制约。在一定经济水平下，国家财力有客观限度，而用财的官员主观上有扩张的需求，这就需要管财的机关对用财的官员行制约之权，而不是只起匹配财力的作用。中国历代政府都重视这一点①。应赋予人大预算委、财政部统管一切政府收支的权责，并给予应有的地位。财政部长仍由国务院副总理兼任，最低也应是国务委员。总之，通过阳光财政，以法治权、权力制约消除“耗羡”的产生，让以权谋私者付出高昂的代价。
3.以“让人民的钱更好地为人民谋利益”作为政府官员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政府部门提供公共品和服务应进行成本与效益的比较，纳税人所失与所得的比较。尽管准确的计算困难，但应有参考的指标。如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财政供养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行政经费与民生支出各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民众社会保障、科学、教育、卫生、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环境治理等民生状况的横向比较、纵向比较。通过比较就可鉴别相关责任人政绩优劣。鉴于某些官员要权利而不尽责任义务，出了问题互相推诿，责任不清，政府之间的分工应是“让人民的钱更好地为人民谋利益”的责任划分，而不是分财权、事权。强调责任的划分比强调权利的划分更重要、更迫切。应从理论上加强研究各级政府部门如何廉价、高效、均衡地向人民提供公共品和服务。建立科学的考评标准和责任制，民主评议奖优罚劣，就能鼓励公务人员尽职尽责，廉洁为公。也就化减了以“耗羡”谋利的主观因素和客观条件。
第四，公务人员的待遇应规范化。
所谓公务人员待遇规范化，就是公务人员的收入水平与领取的方式要符合廉政、公共财政和社会主义法制的要求。其一，公务人员的收入水平应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多数民众的收入水平相适应。并随经济的增长，人民生活的改善而得到提高。不能置国情于不顾，盲目攀比西方。其二、待遇的提高，应与责任、义务的完成挂钩。新中国成立后，对旧职人员实行包下来的政策，“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冗员、冗政、冗费的积弊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至今行政成本高、行政效率低。公务人员待遇的提高还应通过减员增效的途径去实现。其三、收入显性化。公务人员的名义工资不高，但有各种补贴和多名目的职务消费，应通过改革划清界限、公私分明，使其收入标准公开化，制度化。其四、公务人员的待遇纳入国家预算统一安排。一方面，公务人员的收入水平与民生改善保持合理的关系；另一方面，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公务人员之间的收入也应相宜。其他财政拨款单位及国有垄断行业人员的收入也应纳入预算管理，与公务人员收入水平相配套。通过民主公开决定，综合协调。总之，收入分配应符合科学的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的要求。吸取清代厚禄未达到养廉的教训。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批准号07JA790061项目成果。
① 《皇朝经世文编》卷30《吏政》六，赵申乔“禁绝火耗加派以苏民困示”。
② 白居易在《重赋》一诗中讲：“号为羡余物，随月献帝尊，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
③ 《皇清奏议》卷七）。
④ 蒋良琪《东华录》卷24。
①《清世宗实录》卷3，雍正元年正月辛巳。
②王庆云《石渠余记》第141页。
[1] 《世宗实录》卷2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辛酉。
[2] 《清史稿》，《诺岷传》。
[3] 蒋良琪《东华录》卷25。
[4] 《朱批谕旨》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二日石文焯奏折朱批。
[5] 冯元魁《论清朝养廉银制度》，《复旦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第64页。
[6] 《世宗实录》卷49雍正二年七月丁未。
[7] 引自《中国财政史资料选编》第九辑第405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9月版。
①此表主要依据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261，《户部、俸饷、外官养廉一》列制。
①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261，《户部·俸饷·外官养廉一》。
①黄惠贤主编《中国俸禄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551--552页）。
[8] 《清世宗实录》卷9雍正八年二月丙辰。
②《清世宗实录》卷9雍正八年二月丙辰。
③《清史列传·田文镜传》。
④《皇朝经世文编》卷29《户政》。
⑤ 《清世宗实录》雍正六年三月癸丑。
①《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第671页。
②《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第676页。
① 《清至祖实录》卷22。
② （龚自珍全集）下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21页。
① 周代由宰相负责国家预算。汉代由副宰相负责国家预算。明、清两代管理财政预算的户部尚书是内阁的重要成员。民国期间实行“超然主计”，提高预算机关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先后由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邓小平、李先念兼任财政部长。没有出现过制度外、预算外资金比重大的情况。其后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财政部的制约权缩小是重要原因。
都注定是会到历史的垃圾堆。在百姓看，也就是一堆骗人的鬼话而已。
任何反对普选的政治人物，不管他是姓胡还是姓习，也注定会到历史的垃圾堆。
谈中国古代“公天下”、却反对“民心即天心的理想”——普选，真是对中国传统的糟蹋！
世界上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口都有普选票，都是公天下。
工具就是工具，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工具。
没有普选一定不是公天下.
比方上海的市长，权力比全球500强的CEO要高。
可以按500强CEO的价码，开一个期权，比方干一年有1个亿的期权，但得下台后才能拿。
比方下台后，在第1年、5年、10年，分三次，由上海市民表决是否给兑现这个期权。
中共的治理还没有形成确定性的东西，还在摸索阶段，需要集思广益。
个人感觉，退休廉政金这样的东西也许可以搞搞。对于上海市长来说，一个亿太多，有一百多万就行。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448395.shtml
从思维方式的差异看创建和谐世界的历史意义
文章内容提要：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人和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人，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着本质的不同，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是由宏观到微观，欧洲人的思维方式是由微观到宏观，不同的思维方式创造了不同的科学体系、文化体系和历史形态。
现代科学体系和现代的资本主义制度，都是建立在西方由微观到宏观思维方式的基础之上。它们带有由小到大的思维方式的种种局限，如发展的盲目性、竞争的无序性、过度强调个人利益等。这些局限发展到今天，已经给地球、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危害，严重的影响到人类的长远发展。
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由大到小，整体意识较强，强调的是秩序、和谐。这恰好是当今世界所迫切需要的。胡景涛主席提出的创建和谐世界理论是在本质上对西方主导的以利己主义和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一种修正。这种修正将有利于各地区人民的和谐共存，有利于人类的长远发展。】
继２００4年提出创建和谐社会的构想之后，胡景涛主席又在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１６日的东盟峰会上正式表达了创建和谐世界的构想。这种具有中国特色构想的提出，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及中国文化、中国思想在沉默了５００年之后，又重新回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是更加成熟、更加自信的中华民族用自己的智慧为人类的和平发展做出的又一次伟大贡献。
和谐世界的理论的提出具有现实意义，它是对现行世界奉行的以利己主义和自由竞争为基础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的一种修正。对西方体制主导下的世界所存在的种种顽疾（如：环境问题，种族问题，文明冲突，武器扩善等）给出了一个最终的解决思路。
要说清楚提出创建和谐世界的历史意义，我们必须从人类文明产生的本源－－思维方式说起（思维方式决定人们的思想、性格、和行为。我们社会所产生的一切文明成果，都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外在表现）。
一、思维方式的差异创造了不同的价值体系、科学体系及历史形态
我们给远在英国朋友写信，地址是这样写的：XX号XXXX街XXXXXX市XXXXX国家。这种书写方式恰好与中国人的书写习惯相反，这能说明什么呢？它告诉我们东西方的思维方式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即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由宏观到微观，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由微观到宏观。（类似于这种表达思想的差异还很多，有时候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如中国的地图是上南下北，左东右西而西方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中国的传统书写方式是由右往左竖写，而西方的书写方式是由左往右横写；西方写字的笔是用毛的杆，而中国写字的笔用的是毛………）
（一）为什么语言的书写方式，反映了思维方式的不同？
看到这，也许很多朋友会对我的结论不屑一顾，认为我的说法缺少依据，其实我这样说是有其深层次的原因，理由如下：
1、人类表达自己的思维使用的工具就是语言，因此语言是反映人类思维最直观的工具。
2、语言是长期历史形成的、为最大多数人使用的交流思想情感的工具，受偶然因素或个人因素的影响较小，最能反映人的群体潜意识的及群体性格。
（二）两种思维模式与运动状态：阳和阴（在这里分析强调思维方式的重要性，是因为思维方式的差异决定了文化的起点与科学的基点的截然不同）
其实，发现这种差别的不只有我，每个学过英语的人恐怕都知道。但他们没有进一步的引申发掘这背后深层次的内涵。而我看到后就把它和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东西《周易》联系起来。我们姑且不论老祖宗东西的对错，先看看老祖宗是怎么说的。老祖宗认为，东方属阳，西方属阴，阳的运动状态是顺时针旋转，越转越小；阴的运动状态是逆时针旋转越转越大。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
中国人的运行状态就像是水的漩涡。水的漩涡能把周围的漂浮的东西吸进漩涡之中，这就象征着我们中国人善于吸收。西方的旋转模式象一个在地上飞速旋转的地老鼠（一种烟花），它的特点是发散，把自己的东西释放出来。
单纯的这样论述并不能很好的说明两种运动状态的特性，我们现在来对两种运动状态做一番引申。由于中国人的运动状态是由外而内，所以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比较注重整体性，注重秩序，和谐，具有包容力；内敛含蓄，不善于表达；强调个人修养，进攻意识也比较弱。西方的运行状态是由内往外，所以西方人和西方文化比较注重个体，强调个性，竞争，注重表现，富有进攻性。
在解释完这两种运行状态的特征之后，我们需要对历史进行一番回顾，从历史文化形态的宏观角度来验证其理论的适用性。
（一）周易与牛顿
既然我们在上面引用了周易的原理，那么我们下面就来看看周易到底是什么？虽然现在很多人对周易有所批判，但是周易对中国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国文化，中国历史变迁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周易确切的起源年代已不可考，相传为伏羲氏所作。但是，直到孔子以前周易都是作为占卜出现的。孔子时，其对经文所做的解释及学习《易经》的心得而写的《十翼》就成了后来的六经之首的《易经》。
《易经》究竟是什么呢？
在我看来《易经》是我们祖先根据自己对自然界的观察、理解而创建的模拟天地万物运行规律的一种模型。《易经》认为天为阳，地为阴，天为时间，地为空间，天地交合而生万物。人是万物之一，所以人和其他的万物一样，都是阴阳的结合体，都是天地阴阳交合的产物。这是《易经》对于天地万物最核心的思想。
有了这样的一个核心思想之后，《易经》就派生出了另外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和谐，在《易经》里的表述就是阴阳平衡，既然万物都是阴阳的结合体，那么阴阳的相对平衡状态就是事物存在和健康发展的前提。当然这个平衡包括很多个层面，大的层面包括天地之间阴阳的平衡（天地万物之间的和谐）；中间的层面包括万物之间阴阳的平衡（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小的层面包括个体内部阴阳的平衡（人体内部的和谐，典型的应用就是中医学）。
《易经》在阐述其理论的时候，所有论述都是从大到小，从宏观到微观的。周易的核心功能就是在总体和谐的状况下去指导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因此周易始终是把整体性放在第一位，把个体放在了比较从属的位置。
说完了周易，我们再来说一下牛顿，牛顿作为现代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有一个众人皆知的小故事：有一天，牛顿睡在一棵苹果树下，一个苹果从树上掉了下来，牛顿很奇怪，为什么苹果是落在地上，而不会落到天上呢？他就对这个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于是发现了著名的万有引力定律。正是因为有了万有引力定律，促进了１８世纪天文学的飞速发展。这个小故事说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即是现代科学的研究往往从单一现象出发，得出结果后，再应用于其他方面。体现了一种由小到大，由点到面，由微观到宏观的思维过程。现代科学所创造出来的辉煌成就就是由于无数个小的，基础的点的突破而构建起来的。
两种思维方式的比较，我们明白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原因，原来我们的思维方式与现代科学产生、发展的思维方式截然不同。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不同意杨振宁教授关于《易经》扼杀了近现代科学在中国萌芽的论述。因为《易经》只是中华上古文化的一种总结，是中国人由宏观到微观的思维方式的产物。真正扼杀近现代科学在中国萌芽的是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
（二）文化的差异：天人合一与天赋人权（人本主义）
中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核心，恐怕就在于天人合一与天赋人权的差别了。
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之一，它最早出现在《易经》中。《易经》认为天地万物都是阴阳的结合体，都是天地阴阳交合的产物。因此人和周围的树木，动物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尊卑问题。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人是环境的产物，人的各项生理机能都是在特定的、相对稳定的自然环境下进化而来的，是和周围的环境相适应，相协调的。所以，人一定要保护环境，使其处于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不至于有大的改变。环境在短期内大幅度的改变本身就意味着对人类自身的破坏。
最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地球臭氧层问题。由于人类的工业生产导致大气层中的臭氧层在逐渐的变薄，甚至在南极上空还出现了臭氧空洞。臭氧的功能就是能过滤绝大部分的紫外线。正是因为有了臭氧的保护，地球上的动植物在进化的过程中，没有进化出抵御强紫外线长期辐射的功能。如果因为人类的活动，致使臭氧层在短期内的大幅度改变或消失，恐怕地球上的人和其他动植物都要面临一次生存大考验了。
臭氧层的例子证明了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理论的无比正确性。它站在了整个地球的高度，从天地人和谐共存的角度，对人的行为做出了规范！
作为西方近代文明成果，并在当今世界占统治地位的就是17世纪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提出的天赋人权的思想。所谓天赋人权，实际上就是人在自然状态下就已经享有的权利。如平等的权利，生存的权利，发展得权力，言论自由等。单看天赋人权的解释，它的确是非常美好、带有理想化的一种理念。但是同样从这个名词的解释，我们还能看到其产生的基点是从人类自身为出发点，强调的是人与生俱来的某种权利，明显的带有西方的以自己为中心的思维特征。如果这种思想和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结合，相信会产生不错的效果。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天赋人权的思想是产生于西方，是西方由微观到宏观思维方式下的产物，是在西方强调自我，个性，竞争的环境中运作发展的，因此，天赋人权在它产生之初就如影随形的附带了人本主义思想。发展成了认为世界是以自我或者我这个群体为中心的，为了我或者我这个群体的生存发展，我可以枉顾他人的利益，对周围的环境予取予求。我们今天看到了大量的森林被砍伐，大量的水源被污染，大量的动植物灭绝。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西方片面的强调人的权利，而忽略自然环境所致，事实上造成了人与环境的对立。美国枉顾地球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悍然于２００４年拒签控制全球二氧化碳排量的《京都议定书》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不可否认作为人类自身，人本主义，人权至上，有着无比强大的生命力与说服力。因此直到今天虽然地球已经被破坏的面目全非，虽然人类面临着种种难以解决的问题和难以调和的矛盾，但人权问题仍然能够迷惑一部分人，仍然是西方推行其价值观和掠夺资源与利益的强有力工具。
（三）中医与西医（不同思维方式下产生的不同的科学体系）
最近一段时间网上炒作的一个热门话题，就是中医是不是科学，要不要取消中医？其实这个问题不用讨论，其根本就是一帮别有用心的人，借机制造话题，制造事端。但是为了深入探讨东西方思维方式与文化差异，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把中医和西医做一番比较。
在深入探讨中医以前，我先强调一下，我对中西医比较的结论，就是，中西医都是科学，都是人类科技发展与文明发展的结晶。今天只所以会出现，中医是“伪科学”，取消中医的言论，其实和当今社会忽视传统教育，西方所建立的现代科学及西方由微观到宏观的思维方式占据统治地位是分不开的，其实，很多叫嚣取消中医的人，根本不了解中医，不了解中医的理论基点，只是以西方思维方式下所创建起来的医学模型来衡量中医，这样当然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他们的这种行为，就好像一个女人用女性的思维方式，去衡量一个男人的行为一样。
有这样一个故事：扁鹊的医术很高超，很多疑难杂症，扁鹊都能手到病除，因此扁鹊的名声大噪。一天，魏文王问扁鹊：听说你有兄弟三人，都会行医，哪个水平最高啊？扁鹊说：我兄弟之中，我的水平最差，大哥的水平最高。魏文王很奇怪：为什么你的水平最差却名气最大呢？扁鹊说：大王有所不知，我大哥可以在病人生病之前，就可以看出病人所生之病，并给予适当的治疗和提醒，病人就不会生病。由于大哥治病在病人病症发作之前，病人并没有确实的体验到疾病所带来的痛苦，所以病人就不会觉得我大哥会治病。二哥技术比大哥稍差，它只能在病人发病之后，在病情深入发展以前给病人治好，所以病人以为我二哥只会治小病。而我的水平，只能在病人并入膏肓的时候才能为其治病，所以，大家看到的都是我治好的疑难杂症，觉得我的医术最高，所以我的名气才最大！
这样一个小故事说明什么呢？在我看来，由于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方的科学体系在基点与发展方向上产生了根本性的差异。就以中医来说吧，中医的基本理论阴阳理论来源于《易经》，我们在上文中就已经提到过。《易经》揭示的是天地万物运行规律的一门科学，所以，推而广之的说，以《易经》为理论基础的中医，就是揭示人的生命运行规律的一门科学。中医认为：人也是阴阳的结合体，健康的人，阴阳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如果由于某种原因，导致了人体的阴阳失衡，人体就会出现生病的特征，而中医的任务就是让这种阴阳的失衡从新回归到平衡状态。
中医区别于西医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注重的整体性，它把人体和生命看成一个整体，在其基础上发现了作为生命运行特征的气，穴位，七经八脉等。并把这种发现，用于疾病的治疗与身体的保健。所以，中医就出现了很多不为西方医学所理解的方法，如针灸，刮痧，按摩，拔火罐。其实，中医还有很大的，被现代人所忽略的一块，就是养生保健方面。中医的理论被广泛的运用于气功，武术，按摩等很多领域。就像上面所列举的例子所说的问题一样。在古代，人们认为的中医的涵盖面是很广的，它不仅仅指的是后期的治病过程，他包含了人的成长过程中的从前期保健、强身到后期有病治病的全过程。
中医的另一个高明之处，就是中医对人的健康状态，发病机理和环境的关系，亦有非常系统的理论阐述，中医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当自然环境发生变化时，人体也会发生与之相应的变化，即《内经?素问?宝命全形论》所谓 “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谈到自然界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就不得不提中医的“五运六气”。古人认为气是宇宙的本原，构成万物的元素，气运动产生各种变化，五运六气是研究自然界气候变化的规律及其与人的关系，既包括正常的生理方面，也探讨病理致病等因素。五运指木（风）、火（热）、土（湿）、金（燥）、水（寒）的相继运行；六气指风、热、火、湿、燥、寒的相继运行。
其实，知道了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也就明白自然界的变化肯定会对人的健康产生影响。这是很浅显的道理，但是现代的西医，却没有专门的理论来探讨人和自然界的关系，这不能不说是西医的一种缺陷。当然这种缺陷是西医产生基础的局限造成的。现代医学创建于１５、１６世纪，他是建立在的人体解剖学的基础之上，所以，其从建立之初就是一个目的，就是有病治病，至于病情产生的原因，背景，都不在他的探讨之列。这就决定了，西医对人作为生命的主体过程是缺少认识的。所以，西医的特征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也就解释了西医为什么反对中医，说他不是科学，因为现代医学，永远解释不了为什么我肚子疼得时候，在手上扎一针就不疼了的治疗方法。
关于中医的缺陷，我想说一点的是，由于中医是从宏观到微观的角度而创建的科学体系，所以，中医的背后有非常复杂的理论体系，如：天候地理方面的理论等，加上草药的种类过多，药性难记，各种力量相互之间的作用复杂微妙，所以中医易学难精。这就不利于大批量的培养人才，同时也限制了中医的发扬光大。在此方面西医就没有这方面的顾虑，西医的理论基础简单，不涉及或者很少涉及其他学科，能够低成本，大批的培养人才，这也是今天西医能够占统治地位的原因。
我在这里不是要贬低现代医学的成就，相反现代医学在治疗疾病方面的成效有目共睹。我只想说明的是，不同的思维方式，产生不同的科学体系，文化体系，价值体系。我们要有一种兼容并蓄的气度，不要站在一种科学体系的基础上，以这种科学体系的观点去否定另外一种科学体系。相反，我们如果看到中医在保健，健身，治疗慢性病方面的长处，看到西医治疗突发病方面的优势，善加利用，我想一定会为人民带来更多的福利的。
其实，理解中医，就是理解中国的文化。中国人认识世界的角度是由宏观到微观，所以，深刻地认识中国文化，一定要有非常深厚的文化积淀，才能找到中国文化的源头，才能理解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国的文化追溯到源头都有一个共同的根，如果没有抓住这条根，而仅仅只看几本《论语》、《老子》、《资治通鉴》就奢言自己了解中国文化，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你了解的仅仅是中国文化的只言片语而已。
（四）大一统的中国与分裂的欧洲
比较完两种思维方式在文化，科技方面的影响之后，我们来看看他们对两种思维方式所主导下的国家形态的影响。
对于中国和欧洲，历史学家有着诸多的比较，其中人们比较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就是在大致相同的纬度，大致相同的面积（欧洲总面积是930万平方公里,中国的总面积960万平方公里）为什么中国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且5000年延绵不绝，而欧洲却是小国林立始终形成不了一个统一的欧洲呢？即便是今天的欧盟，也仅仅只是一个松散的国家组织，并且矛盾重重，远没有达到真正的统一。历史学家对此有很多解释，如地理决定说：认为欧洲的地形主要是山地，阻碍了欧洲各地人民的往来，所以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了解中国的人都知道，其实中国的领土之内70%以上是丘陵山地，在地形方面并不比欧洲占有优势，单一地形决定说似乎缺少了说服力。
在我看来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人和欧洲人不同的思维方式决定的，中国人是从宏观到微观的思维方式，比较注重整体性。就决定了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是以统一的面貌出现。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出现分裂的局面，如春秋战国，五代十国，都是小国林立，群雄争锋的时代，之所以在分裂之后能够迅速地回归统一，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潜意识里有一种大一统的意识，在分裂的时候，能够有人站出来，顺应人民的要求，引导人民重新的回归统一。
另一种比较有影响的学说是认为欧洲境内各个民族林立，太多的民族矛盾与民族对立导致了欧洲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这种观点看起来似乎很有说服力，其实和中国的历史做一番比较，你就会发现这种观点其实也有其不可克服的缺陷。为什么？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是在历史上由很多民族融和而成的，如黄帝时期，黄帝和蚩尤部落的融和，五代十国时期的五胡内迁等都是民族融和，形成统一大民族的过程。为什么中国历史上能形成若干次民族大的融和的进程，而欧洲却没有？其原因恐怕就在于欧洲人太强调个性，强调个体，强调个体就缺乏包容性，这是必然的。而中国人的思维强调的是秩序和谐，中国人能在不断的包容中，完成民族的融合，形成新的更强大的民族，中国历史朝代的变迁，外族入侵往往伴随着大的民族融合进程。
（五）郑和与哥伦布（发展模式与实力运用）
郑和和哥伦布都是航海家，都对世界的航海史有过杰出的贡献。但是这两个航海家所带来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郑和是以明朝使节的身份出使西洋，目的是和沿海国家建立联系，传播文明，通商及扩大交流。所以郑和所到之处，受到了沿岸国家人民的欢迎和拥护，并有大批的使节随郑和到达中国，和中国建立起友好关系。而在郑和８０多年之后的哥伦布在航海大发现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大规模的殖民掠夺与殖民统治。
这种比较，其实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在具有实力之后，中国人和西方人如何利用自己的实力。由于中国人的运行状态是由大到小，是内敛的，所以中国比较注重自身的修养，注重秩序和谐，中国历史上一直强调以德化治理天下（以德服人），很少以武力的方式主动进攻其他的国家（和西方比较而言）。而西方则不然，西方的运行状态是由内而外，所以，西方人在具有实力之后，其实力对外的运用方式就是发动战争，如１６世纪后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对外所发动的殖民地战争，２０世纪初、中叶的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今天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都是基于一种这样的运动模式。
（六）中央集权与民主共和制度（兼论台湾的政治乱局）
看到这个标题，也许有人会奇怪：社会的管理制度与思维方式能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只要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推论就能看出这里面的内在联系。社会制度说到底是管理，协调特定人群关系的一种组织形式。而思维方式决定了特定人群的群体性格和群体意识。社会制度如果和特定人群的群体性格和群体意识相背离，那么这个制度一定不是一个好的制度，一定会引起社会的混乱，并被人民所抛弃。
从广义上来说，当今社会存在着两种制度，一种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制度；一种是西方为代表的民主共和制度。
中央集权制是中国几千年来所采用的国家管理形式，它的表现形式就是由大到小，由宏观到微观，所以，这种制度形式把中国的封建社会推上了一个又一个的顶峰。民主议会制，是起源于西方的一种制度，它的产生形式是和西方的由微观到宏观，以个体为中心的思维方式相适应的，所以西方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东罗马帝国时期与现在都是典型的民主共和制。
在这里我还想强调的是历史上任何出现过的，并证明是有效的，能推动社会到达某个高峰的制度，一定存在着合理性，一定存在着和这个特定人群的某种本质联系。否者，他不会把这个人群推向一个又一个的高峰。它可能在刚出现混乱的初期就被人们无情抛弃了。中央集权制度就是这样被历史证明的，能令中国攀上高峰的一种适合中国人群体意识和群体性格的一种制度！
如果你对这个结论不屑一顾，就让我们对周边几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地区的发展作一个横向的比较。香港、大陆、台湾和新加坡，相信大家一看就会发现，当前政治最为混乱的，经济发展最慢的就是台湾了，为什么？很简单，大陆、香港、新加坡都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而台湾不是，它实行的是在西方被证明成功的民主制度，这就好像一个本质上的男人却非要穿上女人的衣服按照女人的方式去生活工作，这样人的生活一定是一团糟。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台湾在所谓的民主改革以前，可是亚洲的四小龙之一！
由于兴趣的问题，我经常观看台湾的电视节目，每当我看到台湾实事节目评论员，对一切事情的评判标准，都是以西方价值取向为依归的时候，我就觉得悲哀，因为这是一群完全迷失自我的一批人，他们对自己身边的人群就没有一个本质的认识，只会人云亦云，鹦鹉学舌。台湾的舆论如果长期的为这种香蕉人(指有着黄皮肤却完全受的白人西方教育的人)所主导，台湾的政局会恐怕会长期混乱下去。
笔者在这里给大家的印象似乎是个极端的保守主义者，对西方的东西一切都反对！这种印象是错误的，笔者之所以在此不断的强调本质和传统，是想提醒大家认清自己的本质，只有认清自己本质是什么，我们在吸收借鉴的时候，才知道哪些是我该吸收的，哪些是我不该吸收。其实《周易》最强调的一点就是，阴的物体和阳的物体要相互的交合才能有好的结果，所以，学习，吸收，借鉴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