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历史的重复，汉武帝和毛泽东所面临的问题和应对方式 -- 铁手

新中国建立的时候，中国面临的外来威胁，恐怕就中国历史来看，是亘古未见的。

那时中国在军事上乏善可陈。从军事技术上看，与西方的差距，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相差一个时代以上。敌视新中国的西方，常规武器早已是飞机大炮和军舰了，中国几乎是个空白。从近代中国对付外来敌人的战绩来看，更是一个败仗接着一个败仗，几次首都被外敌占领，甚至在中国的首都搞赤裸裸的大屠杀。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军队主动撤出中国，其主要原因，也是当时美国在德国正和苏联进行一场较量，不愿多生事端。等到与苏联达成妥协，控制了柏林一部分后，转而就诱导朝鲜内战，出兵朝鲜。此时美国拟定了进攻中国计划，并实际实施了一部分。这是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回忆录中清楚交待的。与旧中国时代不同的，更加困难的局面在于，西方被美国联合起来，成为一个侵略集团，不再是以前相互争斗，甚至两次发起世界大战的混战状态了，中国也难以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了。终毛泽东时代，美国就一直不承认新中国，一直不和中国建交，而是支持其豢养的蒋介石集团，试图反攻大陆，重新借蒋介石集团控制中国。

就毛泽东的实际应对来看，搞三线建设，将大量工厂建在中西部山沟里，就是应对外来入侵的主要措施之一；而以重工业为主的发展路线，也是早日提高我国军事装备工业的捷径。就实际结果来看，也是十分成功的。两弹一星等战略武器系统的建设，使我们有了威胁外来敌人最重要的战略武器。独立自主工业体系的建设，使我国的军事防卫体系不再对外依赖。直到七十年代初，美国还经常派U2高空侦察机到中国侦查，但却遭中国迎头痛击，被击落5架。这种侦察机直到最近，美国军方还在使用，历史上一共被击落七架。在越南战场上，美国在解决影响数十万军队战斗力的疟疾方面几乎没有进展，相反，中国却发明了青蒿素特效药，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治疗疟疾的特效药。这些都充分说明毛泽东时代在军事领域的努力的重要进展，也是美国和西方不得不放弃军事颠覆新中国企图的重要原因。

我是某小团伙A的小头目，同时也是另一个小团伙B的小群友。

我没什么大志，只想确保A团伙长期正常运作不翻船，力争B团伙维持足够的时间以达成一系列战术目的。可惜，我没有足够的驾驭、掌舵才能，不能乘风破浪地前进，只能见步行步，艰难维持。

我之所以能成为A团伙的头目的主要原因是资历，另外有两名核心骨干AB和AC，其中AB武功和我不相上下，各有长短，ta的特点是口直心快，较真，细致，不来事，ta对团队成员包括我在内在工作上都是不留情面的，说实话我挺需要ta来补完我的短板。AC核心技术层面不如我，但外家功夫了得，形象好气质佳，踏实肯干，除了有时候发发牢骚脑子短路挑不出什么毛病。其他几个非核心成员，多数时候是听话的，能完成自己工作，能自理自己的生活。但这个团伙的最大问题是AB和AC之间属于老死不相往来的，我本想作为桥梁，和事佬，以免小事化大的，但徒劳无功就算了，反而有变本加厉愈演愈烈的迹象，更要命的是非核心成员也开始站队。说实话我搞不定AB，核心成员之所以核心不是随便说说的。因此，我主要的做法有几个：1.镇压非核心成员，我三令五申，除了老老实实干事，多余的举动一旦发现苗头，我会坚决执行纪律；2.私下和AB谈判，表面上对其让三分，提高其地位，给予ta一定的话语权；3.物质上向AC倾斜。可惜，除了第1点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至少是表面的，但23貌似不起作用，这破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解体，我也想不出别的什么办法，我想除非天下掉了馅饼，我们几个能躺着吃饱又不来事，那这船也许会一直飘着飘着，但显然，这个可能性不是太大，我已经做好了迎接疾风的准备。

我能加入B团队的核心原因是我有某方面的利用价值，团队双核心，血缘关系的双核心（分别称之为BA和BB吧），其他团队成员基本不可能上位，只有各司其职。我在这个团队就一个做法：用心干，用力干，忠心耿耿。团队也给了我们足够的回馈，包括精神和物质的，所以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但团队的战术，或说战果一直在低层面徘徊，没有螺旋上升的迹象。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双核心的路线在产业转型升级和继续血汗工厂之间徘徊，前景不明，遑论再达成什么战术战略目标。BA对我有知遇之恩，BB对我有栽培之劳，我是站不了队的，我也不忍见团队覆灭，只是无能为力。而且我对这个团队的文化和三观其实不太认可，但事情终究是要干，大家的精力还是集中在对外扩展，还在打江山的阶段。有时候我会想：没有气，真的能御剑吗？可惜我无才，啥也想不出来。

信手打字，不知所云。总结就是一句话：再小的团队，也有江湖，且行且珍惜吧。

至于是什么安全，就有很多答案。

做蛋糕，分蛋糕，都要防止别人来抢蛋糕，偷蛋糕，砸烂蛋糕。

战争就是你死我活，领袖的责任就是保证击败敌人，保护自己的人民和领土不受威胁。

49 年之后的多次政治运动，我的感觉是，开始还是为了防范敌对势力的侵袭。58 年大跃进之后，政治运动更主要的是关于经济建设。

搞经济建设，纯粹的人海战术，喊口号之类的方法效果不佳，更要紧的是经济政策，如何鼓励人民生产的积极性。

58 年的大跃进及后来的三年自然灾害有相当高的关联性，并造成大量的非正常死亡。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政治斗争不能用简单的一方想做事，另一方则阻碍，而应该是不同方面的人都想做事，但方式方法不同。

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的“万言书”真的是反毛吗？应该只是反映了一些基层的现状吧？结果本来是要纠正大跃进一些做法的庐山会议，立马转成了批判彭德怀的大会。

1962 年的七千人大会，原本是要总结建国后经济政策的一些问题和教训，尤其是大跃进中的问题。经过许多讨论后，刘少奇对书面报告修改做了几点说明，一是不提关于“赶英超英”；还有就是不提关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问题。在大会的口头报告中，刘少奇说了“三年自然灾害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话。而这就成了刘少奇的”原罪“。

刘少奇发言之后是林彪的发言。林彪的发言带有明显的个人崇拜：“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

两个发言的不同调子造就了两人之后的不同结局。从庐山会议的彭德怀到七千人大会的刘少奇，你不能说彭和刘想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而是看到问题想解决问题。显然在经济问题上，毛是不喜欢别人有不同的意见。即使他自己也知道出问题了，但你就是不能说出来。

所以看看那些开过元勋们之后的遭遇，都是只能用一个”惨“字来形容，这不是因为他们想要推翻毛，而是对政府的一些政策做法有意见。仅此就可以招致身败名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