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西北偏北云之南】之丽江汉子：元清五世纪，康藏一天王 -- 京华烟云AMIP

台湾的原住民没文字，当然没法写文书说 让土地于荷兰人

凑足百朵，明日更新

很多人认为当年收复台湾的郑成功是梅毒患者。一些医学史学家根据郑成功晚年患病的症状，包括性情暴虐无常，推断他已经进入晚期的神经梅毒阶段了。2000年，有一位正在荷兰留学的叫程绍刚的中国学者，他在查阅了荷兰文献《东印度事物报告》后说，郑成功的确患的是梅毒，而且郑还曾要求当时在台湾的一位荷兰医生为他治病。由于郑不敢服用荷兰人的西药，因此三个月后就去世了。但是有一位台湾学者偶然看到了程绍刚的破绽。他发现荷兰文献在说到郑成功的病症的时候，使用的是拉丁语词汇——“Morbum”。“Morbum”的意思是“疾病”或“疾病的状态”，现在英语的“morbid”（病态的）和“morbidity”（病、病态）都是由“Morbum”衍生出来的。所以，想必有人误把“Morbum”译作梅毒了。当然也不能根据郑成功的“Morbum”就做出他没有梅毒的结论，这一疑虑还是交给历史学家去研读吧。

又，梅毒发病较为缓慢，而郑成功是近于猝死，发病到去世仅一星期。郑成功在死前表现精神不正常，狂怒自残，就有人解释为是梅毒三期影响了神经系统所致，但梅毒三期一般要染病十五到二十年，郑成功去世时年39岁，这染病未免也太早了点儿吧

其实任何人如果遇到郑成功当时遭受的打击，都有发疯的可能。以《桃花扇》中的名句而言：“你看国在哪里?家在哪里?君在哪里?父在哪里?” 国家已亡，皇帝被绞死，家族被屠灭，儿子乱伦，诸将抗命，郑成功几乎可以说是被气死的

确实没有找到，当然我找的不仔细。主要说法提到郑成功在死前不久还可以观台作诗，所以有怀疑他是被下毒而死的，而且指向郑经。不过都是可能，没有确认的说法。你的分析是很在理也很有说服力。

梅毒说比较迎合八卦心理。。。小人了一把，嘿嘿嘿，抱歉抱歉，包涵包涵！

麻省历史教授Tonio Andrade所写的《How Taiwan Became Chinese》或《台湾怎么成为中国的》中提到此事

第十章第18段

1654年，也就是国姓爷入侵台湾的6年前。 国姓爷要求荷兰东印度公司派往厦门一名荷兰医生为其治疗。

荷兰东印度公司派出了台湾岛上的首席医生（opperchirugiijn）Christiaan Beyer。

Beyer同志到达厦门以后，检查了国姓爷的伤口：

"a few lumps [knobbelen] on his left arm, which according to the mandarin [Chenggong] had been caused by cold and wind, but about which Beyer himself had a different opinion."

国姓爷的左臂上有若干肉苞，国姓爷自己说是风寒所致， 但Beyer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Beyer 给国姓爷开了方，但国姓爷要求其配药的时候，自己的太医观察每一个步骤。Beyer同志很不满意，认为这家伙（太医）对药方的成分一窍不通。

Beyer同志还写信回台湾，述说国姓爷不配合他的治疗。关键是国姓爷动不动就杀人，每过几天就有四五个倒霉蛋因为各种原因被处死。Beyer同志害怕了，希望回到台湾。

但台湾荷兰当局不同意，要求Beyer同志坚守岗位一直到把国姓爷医好为止。

但Beyer同志决心已下，硬着头皮祈求国姓爷让他离开，国姓爷同意了。

但荷兰医生的名声没有因为没有医好国姓爷的左臂而受到影响，因为第二年，国姓爷就送到台湾一名患严重腿伤的部下，要求荷兰总督指派一名荷兰医生为其治疗。

这一段来自于荷兰文献Zeelandia Dagregisters, vol. 3, E: 444. （Zeelandia是荷兰在台南建城之一）

其实，荷兰医生记载的相当的隐晦。

根据Tonio Andrade的脚注：

Chinese sources generally favor the explanation that Zheng Chenggong died of a cold (感冒風寒) (see Xia Lin 夏琳, Min hai ji yao 閩海紀要, Taiwan wenxian congkan, no. 11 [1958]: 30). Other sources, such as the Lu qiao ji wen, indicate that as he was dying Chenggong scratched his eyes and face, which would perhaps fit a diagnosis of tertiary syphilis, in which gummas form on the face. Some records indicate that he went insane just before dying, such as the Qing Veritable Records, which state that Chenggong "could not contain his anger and suddently went insane" (不勝其怒驟發顛狂)—cited in Chen Shengkun 陳勝崑, "Zheng Chenggong siyin de tanjiu" 鄭成功死因的探究, Yixue, xinli yu minsu 醫學心理與民俗, Xiandai yixue 現代醫學, series no. 10 (1982); 52–59, esp. 56. See also Li Tengyue 李騰嶽, "Zheng Chenggong de si yin kao" 鄭成功的死因攷, Wenxian zhuankan 文獻專刊1, no. 3 (1950): 35–44. Although both Chen Shengkun and Li Tengyue discuss Chenggong's episodes of madness, neither attributes them to syphilis. It is notoriously difficult to diagnose syphilis, "the great imitator," but it is possible that Zheng Zhilong had it. Thanks to John Hibbs, M.D., for a helpful medical perspective on syphilis and its epidemiology (personal communication, October 2004).

Tonio Andrade参考了中国文献《Lu qiao ji wen》，其中记载了郑成功死前抓自己的眼睛和脸。还有《清实录》中所记载的郑成功死前“不勝其怒驟發顛狂”， 通过医生John Hibbs的看法认为，这比较符合梅毒晚期，霉疮蔓延到脸部的症状。

Tertiary syphilis一般从第一次接触到病毒到发作是3-15年时间。郑成功去世时年39岁，染病时间够了。

国姓爷何等人物也，是大风大浪中出来的人。在南京城下的大败应该是其一生的最大挫折。但他能够重整人马，花九牛二虎之力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征服台湾。正准备磨刀霍霍杀向吕宋的时候，说他被活活气死，是小看他了。

看看荷兰人记载的于国姓爷谈判经过：

荷兰人：我们向来友好相处，为神马要和我们为敌？

国姓爷：俺做事不需要向你们解释。 你们这帮只顾及私利的人，向我们示好不过是因为那符合你们的利益而已，那又不是神马兄弟手足之情。台湾是中国的！大明皇帝册封了我，给我了这方海域的讨伐权。现在我决定收回台湾！

荷兰人：1624年我们跟明政府有协议！我们在台湾驻扎是得到承认的！

国姓爷：限你们明天天亮以前给俺答复，如果还不投降，俺就攻城了！

用五寸宽窄的白纸，书写上“当大事”三字，张贴上。我们这儿是汉族居住地方。

说完了木氏土司的武功，我们再来说说他们的文治，这是一个关于文明、信仰以及爱情的故事。

丽江古城里引人注目的牌坊并不止“忠义”一处，就在离“忠义”不远的地方，就树立着另外一座大牌坊，不同的是它并非石制而是木制，上书四个大大的汉字——“天雨流芳”。

其实，这四个字的含义并不像它们看上去那么高来高去，而是相当朴实以至到了苦口婆心的地步——它们取自纳西语“忒嗯旅梵”的谐音，其意思再简单不过：读书去吧。和木府的“凤诏每来红日近，鹤书不到白云闲”对联一样，其作者是明朝中叶成化、弘治年间的丽江知府兼土司木泰，纳西名字为阿习阿牙。

木氏土司是云南各少数民族首领中接受汉文化较早较彻底的一批，他们所达到的成就也相当可观，后人曾有“木氏六公”之说，指的是木氏家族精通儒学并享有作家声誉的六位土司。

而木泰就是“木氏六公”的第一位，据说他也是纳西族用汉语汉字创作的第一人。那副“很懂政治”的对联其实取自木泰写的一首名为《两关使节》的汉诗，该诗尽管不是什么极品佳作，但对一位半路出家的作者也算难能可贵，尤其是向朝廷充分展示了他积极追求上进的一颗红心，全文如下：

“郡治南山设两关，两关并扼两山间。

霓旌风送难留阻，驿骑星驰易往还。

凤诏每来红日近，鹤书不到白云闲。

折梅寄赠皇华使，愿上封章慰百蛮。”

木氏六公中的第二位，是木泰的孙子木公，他生活在明朝嘉靖年间，纳西名阿秋阿公，字恕卿，号雪山，别号万松。他对汉文化的热爱比乃祖更甚，一生留下了《雪山始音》、《隐园春兴》、《庚子稿》、《万松吟卷》、《玉湖游录》、《仙楼琼华》等六部诗集及一千四百多首汉诗，可谓著作等身。他的诗作不仅数量足足，而且质量似乎也不坏，明代云南最著名的学者之一张志淳称赞其诗“有似杜者”，这里的“杜”，无论指的是老杜还是小杜，都是高山仰止的诗坛大家。

木公与当时的文化名人交往甚密。被誉为“大明第一才子”的杨慎落难云南后，立即成为木公狂热崇拜的偶像，土司老爷对这位文化天才不仅殷勤问候，甚至还专门派人不远千里带着自己的诗稿找杨请教。两人关系极好，杨慎曾为木公《仙楼琼华》诗集作序，还从土司的六部诗集中选出114首诗，编辑成一本新的诗集，取名《雪山诗选》并亲自撰写了长长的序言。

这位明朝首席才子对木公诗作的评价相当高，称“其所为诗，缘情绮靡，怡怅切情，多摹拟垂拱之杰，先天之英，其秀句佳联，坌出层叠”。另外，前面提到的那部《木氏宦谱》，其最初的序言也是杨慎应木公所请而作，在该书中，木家始终恭恭敬敬地尊称祖先的这位文友为“杨用修太史”（永修是杨慎的字）。

从其诗作内容来看，木公土司似乎并非高高在上不知民间疾苦之人，比如他在《刈麦》中写道：“村村刈新麦，万顷黄云秋。复恐催租至，哀哀寡妇愁。”我们知道，但凡统治者能流露出类似的一丝良心，只要他不是故意作秀，其治下的百姓大概就不会遭受过于酷烈的苛政。事实也确实如此，纳西后人一直感念着这位土司的种种德政，并世代尊敬地称呼他为“雪山公”——前面说过，雪山是木公的号。

木公的儿子木高是“木氏六公”里的第三位，这位大香格里拉的征服者军功赫赫，曾于1548年决定性地粉碎了康巴藏族武装力量的反抗，他事后自称杀败敌军二十余万，砍下两千八百多颗敌人的首级，尽管其口气不无夸大，但纳西人在这场决战里最终取胜却没有争议。繁忙军旅之余，木高仍手不释卷并亲自写了许多汉诗，其中一些至今留存，比如今天迪庆州香格里拉县三坝乡白水台保留着一块木高的诗作石刻，其意境颇为不俗：

“五百年前一行僧，曾居佛地守弘能。

云波雪浪三千垅，玉埂银丘数万塍。

曲曲同留尘不染，层层琼涌水常凝。

长江永作心田主，羡此当人了上乘。”

“木氏六公”的第四位就是木增的父亲，我们前面说过的那位文艺青年、年仅二十九岁就躲入玉龙雪山不知所终的木青，这里不再赘述。

做为木氏六公中的集大成者，木增土司达到了这个古老家族的文化顶峰，奏出了古代丽江吸收汉文化的最强音，乾隆年间编撰成书的《丽江府志》写道：“有明一代，世守十余辈，惟雪山振始音于前，生白绍家风于后。”前面说过，这里的“雪山”指的是木公，而“生白”则是木增的号。

从数量来说，木增留下的作品即使与祖先木公相比也不遑多让，他也有六部文集，分别是《云过淡墨》、《啸月堂诗》、《山中逸趣集》、《芝山云集》、《空翠居集》和《光碧楼诗抄》，收录诗文上千；而从质量上看，后世《四库全书》的《子部杂家》对《芝山云集》六卷照单全收，即使不全是佳作，显然也不都是劣品，另外曾有多位明朝著名文人分别为其诗文作序和跋，他们中包括书画大家董其昌、生于云南的名臣傅宗龙、云南名士唐泰等等。

和自己的祖先木公一样，木增与文人雅士交游极广。乾隆朝所修《丽江府志》记载道：“增又好读书传，极群籍，与杨慎、张含唱和甚多。”可最后面那句显然不对，我们已经说过木增出生于著名的万历十五年也就是1587年，而杨慎早在1559年就已经去世，而《丽江府志》说的另一位云南文化名人张含——他被后世称为“禺山先生”——也在1565年就已经过世，木增在时间上不可能与两人有交集，这本地方志显然把木公与木增给弄混了。

但另一方面，与木公和杨慎建立的密切关系类似，木增也与明朝另一位文化名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此人就是伟大的地理学家、伟大的旅行家和伟大的探险家徐弘祖，后世的人们往往更倾向用另一个名字来称呼他——徐霞客。

徐霞客是在1639年受木增的邀请来到丽江的，这两人只差一岁，他们都已经年过五旬。当时，徐霞客正行进在一生历时最长、行程最远、同时也是最后一次的旅途中，昆明修整期间，他于当地文人聚会上结识了云南名士杨胜寰，后者向其转达了丽江土司的盛情邀请，徐遂欣然接受。

其实，这并非徐霞客第一次知道木增的名字。早在来云南前，他曾去江苏昆山拜访过书画名家陈继儒（字眉公），而陈此前曾与木增多有书信来往，知道徐霞客要远行西南，于是便请他将自己与木增唱和诗文的书稿捎带过去，因此无论是否遇到杨胜寰，徐霞客大概也都要去丽江走一遭的。

他们首次会面的地点是丽江名刹解脱林（又名福国寺），徐霞客对此地留下了深刻印象：“解脱林在北坞西山之半，盖雪山南下之支，本郡诸刹之冠也”。在那部名垂千古的《徐霞客游记》里，作者将木增尊称为“木公”，并花了相当大的篇幅来叙述自己与木增的这次见面：

“寺南冈上，有别墅一区，近附寺后，木公憩止其间。通事引余至其门，有大把事二人来揖，俱姓和。一主文，尝入都上疏，曾见陈芝台者；一主武，其体干甚长壮而面黑，真猛士也。

“介余入。木公出二门，迎入其内室，交揖而致殷勤焉。布席地平板上，主人坐在平板下，其中极重礼也。叙谈久之，茶三易，余乃起，送出外厅事门，令通事引入解脱林，寓藏经阁之右厢。”

就这样，在木增的邀请下，徐霞客开始了自己滇西北之旅，这不仅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段行程，也通过他的不朽游记，最终使丽江和木增的名字名扬中国。

今天，重建后的木府中悬挂着木增所作的一首七言律诗，内容显然是在描述这位文武双全土司的军人一面，五十六字的行书写得中规中矩，尽管稍显平淡俗套，但颈联还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禁让观者想起了戚南塘将军那句著名的“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这都是军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啊：

“整旅堂堂锋镝场，貔貅奕奕武威扬。

佩刀掣鞘冲星斗，羽纛安营慑虎狼。

沙漠风生秋跃马，金江月朗夜归航。

微勋开拓凭廊庙，遐裔从今载职方。”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木府里挂着的一副对联，两列草书写的笔走龙蛇，落款单独一个“增”字，作者显然就是木增：

“谈空客喜花含笑，说法僧闲鸟乱鸣。”

尽管几百年的时光早已逝去，但那种空灵的境界似乎仍弥漫在纸上，“无为”的色彩仿佛呼之欲出，与前面那首斗志激昂的七律显然不是一个路数。其实这么想没错，前面的七律是木增早年所作，他正年轻气盛意气奋发；而后面的对联则是他晚年的感悟，但这里所谓的“晚年”，并不是说他当时有多老——根据史料记载，木增年仅三十六岁就隐退了，将权力移交给了自己的儿子。而按照丽江当地传说，土司退位这事儿竟然与一个女人有关。

忘了哪个小品里的话：做人难，做名人更难，做一个名女人更是难上加难。电视剧《木府风云》的女主人公就是这样一个名女人，她叫阿勒邱，此女是仇家从小安排在木府的卧底，十年之后终于被组织唤醒，本想大干一场，谁知道却莫名其妙地爱上了少爷木增，于是古装版的《潜伏》便升级成了《宫心计》。对了，剧中饰这位女主的演员叫秋瓷炫，并非中土人士。

其实，阿勒邱在历史上应该确有其人，但电视剧表现她的那些女特务事迹却基本没谱。这里先说个有谱的事，根据《木氏宦谱》记载，木增共有三位夫人，正妻阿室于为云南另一家著名的土司——宁州知州禄华诰的女儿，尽管接受了朝廷的诰命，但她本人似乎并没有留下子息。那部电视剧里也有她，这位正宗大老婆曾对阿勒邱百般虐待，显然二者并非同一人，当然此女在剧中的结局有点儿过于无厘头：她最后被阿勒邱和木增两人的爱情感动得一塌糊涂，终于决定舍身取义——她竟然主动改嫁了！这里不再多说。

木增的第二位妻子“是有德的阿室挥，生长子阿春，承袭父位”，第三个妻子则是“有德的阿室哥，她生了三个儿子”。阿春是纳西名，他的汉名叫木懿，也就是电视剧中木增和阿勒邱两人所生的儿子，因此阿勒邱应该就是这位阿室挥夫人。另一方面，《木氏宦谱》详细记录了各代土司夫人的门第，但阿室挥的家庭却并没有提及而仅仅用“有德”这样的褒义词含糊带过，其出身肯定比较低微，因而无法正式写在家谱之中。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按照丽江博物馆的介绍，真实的阿勒邱并非身手不凡的潜伏女特工，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乡下姑娘，从小便整天在金沙江右岸支流的漾弓江西岸一带放猪。本来她与土司的地位天差地别，根本不可能在一起，但也许真是上天注定，却因一次偶然巧遇，最后结下一段身份悬殊的美满姻缘。

话说某日，少女阿勒邱放猪时突遇大雨，不得不连忙赶猪回家，却看到一个陌生的年青男人在自己家门口淋得襟湿，想必是个躲雨的。姑娘心地善良，便热情地请他进来，并尽其所能盛情招待他，直到雨停后两人才告别。

谁知道，此后那人却又经常悄悄过来，没话找话地陪着阿勒邱干活聊天，一来二去，他们终于坠入情网。直到少女已经怀孕，事情没法再掩盖下去，男人突然向正发愁如何向家人交代的阿勒邱亮出了自己的身份——他竟然是统治这片大地的丽江土司木增老爷！

原来那天，办公搞得头昏脑胀的木增土司偷偷溜出府邸，独自一人微服跑到漾弓江边钓鱼散心，谁知却突然遇到大雨，于是不得不躲到附近村里避雨，恰好碰见了回家的阿勒邱，并被她不同于纳西贵妇的那种善心和健美所深深吸引，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密追求，锲而不舍后终于成就好事。

既然女儿肚里孩子的父亲是咱们土司老爷，阿勒邱的父母自然不会有什么意见，于是双方皆大欢喜。木增给阿勒邱修了座宅院养胎，又在狮子山后面围了一块良田以答谢自己的老丈人，那里就是今天丽江古城边的阿丹阁，现在是家豪华酒店的所在地。

阿勒邱最后生了一个男孩，他就是后来的丽江土司木懿。据说木增果是信人，按照事先约定来了个明媒正娶，用八抬大轿把她迎进了木府。大概由于自己出身的关系，阿勒邱对丽江普通老百姓相当和善，一点没有土司夫人的架子，按照丽江博物馆的说法，她“秉性聪明贤德，进了木府，敬老携幼，家人仆役交口称赞；她勤劳能干，把家政料理得井井有条，成了木增的贤内助。”

丽江博物馆的介绍中继续写道：“岁月流逝，府里府外，人们一提到阿勒邱都有口皆碑。雍容华贵的阿勒邱其人，几百年后，人们逐渐淡忘了她的名分，她的美丽、聪明、勤劳贤惠逐渐成了赞誉纳西族妇女的代名词，其意义更加深远。”最终，阿勒邱在民间故事里演化成了一个漂亮、聪慧、勇敢、完美的纳西妇女，所有男人、女人所追求的优点她都具备，甚至连其他民族都知道秀外慧中的她。

对于木增在正当盛年时的突然隐退，按照丽江当地传说，当这位土司三十六岁的时候，阿勒邱夫人突然患病去世，琴瑟和谐的木天王痛不欲生，最终萌生了退意，于是将宝座传给了两人的儿子同时也是自己的长子木懿，开始了多年的隐居生活，直到于花甲之年也就是六十岁撒手人寰。

离别二十载之后，他终于可以去地下陪伴自己的爱妻了。

但是，上面的故事也只是民间传说，如果我们翻开正规史料来看，与其说木增因失去配偶而万念俱灰决定引退，不如说他是受自己所深刻信仰的佛教之消极影响，而当时波谲云诡的政治局势，更添加了木增心中大厦将倾的无常悲观之感。

“粤木增夙作何植，生兹末叶，既不睹菩提树之嘉会，又不聆坚固林之法言，徒切影坚胜军之弘护，空慕给孤宝积之檀施，未尝不瞻金像而哽泣，披灵文而惨伤。

“叼承三宝之洪庥，为一方之地主，愧乏无优之兴建，匪踵戒日之博济，每于政暇之际，禅观诵持，深痛无常，晓夜惕虑。

“由是谨率僧俗人民，斋沐虔诚，仰对十方三宝，诸天善神，敬立誓愿，凡世尊释迦牟尼如来金口所宣，经律论三藏梵筴，缮录翻刻。”

这是木增为自己所刻《甘珠尔》佛经卷首书写的序言，名为《三藏圣教序》。从中我们丝毫看不到以征服者面目出现的木天王，代之的却是一位充满悲伤忏悔、挣扎在心灵痛苦之中的普通男人，他“哽泣”自己生活在末法时代，无缘得见当年佛法的兴盛，“深痛无常，晓夜惕虑”，只能通过刻印佛经的方式来获得心灵的安慰。

纳西人最早信仰的并非佛教，而是类似于萨满教的原始宗教——东巴教，他们崇拜祖先和各种自然神灵，既没有系统的教义，也没有寺庙和统一的组织，宗教仪式由被称为“东巴”的巫师兼祭司主持，保留了许多原始巫术内容。木氏土司的先祖率纳西人归顺元朝之后，自然也接触到了元朝统治者推崇的藏传佛教。

第一位来到丽江周边传教的藏族高僧，很可能是活佛转世制度的创建者——嘎玛嘎举派的嘎玛.拔希。此公曾与忽必烈的弟弟同时也是其皇位竞争者阿里不哥过往甚密，元世祖胜利后反攻倒算，拔希因此被囚禁多年。释放后，拔希对政治已经再无兴趣，遂经过滇西北返回西藏，途中四处传教，据说他曾去拜访过身为纳西人首领的木氏祖先，以劝阻对方向藏区用兵。拔希被认为是嘎玛嘎举派的第二代教主也就是二世嘎玛巴活佛，这个教派从此与木氏祖先结下福缘，此后多有来往。

第一个正式到丽江访问的藏传佛教领袖是八世嘎玛巴活佛弥觉多杰，藏族史书《如意宝树》记载道：“弥觉多杰法王应姜萨旦甲波之请前往，火鸡年在一万多士兵护卫下迎下至姜地王宫附近下榻。翌日晨，姜甲波乘坐轿子，其叔父及弟弟各骑坐大象一头，侍仆牵引大象，众人骑马执举佛伞、幡、幢等供品簇拥而来，行至法王住地纷纷下马磕头，并通过翻译向法王询安献礼。”

前面说过，“姜”指的是纳西人占据的地区，“萨旦甲波”则是“丽江王”，参照相关史料，这里指的应该是土司木定，此次访问发生在正德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516年。《如意宝树》还说：“在此之前，姜甲波不信奉佛教，然而从此以后，姜甲波对佛教尤其对噶玛嘎举派坚信不移。”按照这种说法，纳西人首领在明朝中期已经接受了藏传佛教。

在木氏土司的大力提倡下，藏传佛教尤其是嘎玛噶举派在丽江迅速生根发芽，纳西人中甚至出现了转世活佛，到了后来，喇嘛的数量已经占到了纳西人口中相当高的比例，根据《维西闻见记》的记载：“麽些头目之二三子，必以一子为喇嘛。”从纳西人的角度来看，将木氏土司比作古印度那位率先弘扬佛法的阿育王，恐怕一点也不过分。

除了个人喜好之外，木氏土司尊崇藏传佛教，很大程度上无疑是为了巩固自己对广大藏区的统治，以共同的宗教信仰来缓和纳西人与藏族人的矛盾。从结果来看，这种宗教怀柔的政策相当有效，到了木增统治时期，辖区内的藏族百姓早已自觉地将木天王当做佛教护法神来供奉，他不仅得到来自巴塘的藏族最大一支抵抗力量的臣服效忠，藏传佛教高层也赠与他法号“索南饶登”并为之著书立传，可谓功德圆满。

但是，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木氏土司也对藏传佛教进行了一定的改造，最重要的一点是，与西藏等藏区相比，丽江的喇嘛是纯粹的僧侣，严禁参与政治。研究者们发现，丽江的喇嘛庙既没有藏区常见的僧兵更没有武器弹药，也不参加寺院之间或民间械斗，喇嘛和百姓地位平等，在社会上没有任何特权。此外，与藏区僧侣主要靠供养不同，丽江的喇嘛还要自己劳动来获得衣食，他们像普通人一样种田栽菜，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与此同时，大量藏传佛教经典也在木氏土司的主持下付诸刻印并传播开来。前面提到的那部《甘珠尔》，就是木增在嘎玛嘎举派六世夏玛巴活佛却吉旺秋的建议下刻印的，而刊刻的底本则是夏玛巴活佛提供的手抄本——嘎玛嘎举派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嘎玛巴活佛为首的黑帽派，一个是夏玛巴活佛为首的红帽派，两位领袖互为师徒，犹如后来的达赖和班禅。所谓《甘珠尔》，指的是藏文大藏经的佛语部也就是正文部分，与注疏部也就是《丹珠尔》相对应，都是藏传佛教最重要的经典。

1609年，二十二岁的木增开始组织刻印这项浩大的工程，历经十三年（一说十五年）方才完成，连目录共计一百零九箱，刻版总数达十万多块，史称丽江版《甘珠尔》，这是藏文出版史上唯一一部插有汉文目录的藏文经典，被历代藏学家评价为“历史上最好的藏文<大藏经>”。该经版后来曾被转移到四川甘孜的理塘寺，因而又被称为“理塘版”，后来许多版本的大藏经都以丽江-理塘版为母本，据考证该套经版目前分存在理塘寺以及拉萨的大昭、哲蚌二寺，是无可争议的国宝级文物。

尽管嘎玛嘎举派在丽江混得可谓如鱼得水，但外面的世界却已经发生了巨变。当时的西藏，新崛起的格鲁派与统治那里的藏巴汗政权（十六世纪后期到十七世纪前期的西藏地方政权，信仰噶玛噶举派）频发摩擦，矛盾已经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由于缺乏必要的武装，黄教两位领袖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被迫向游牧在新疆乌鲁木齐附近的和硕特蒙古人求援。在达赖和班禅的要求下，和硕特骑兵由新疆出兵青海，随即迅速席卷了整个藏区，当地藏族武装根本不是对手。到公元1642年，节节败退的藏巴汗被蒙古军队擒获后处死，黄教势力终于彻底占据了西藏。

嘎玛嘎举派教主十世嘎玛巴活佛曲英多杰不得不从西藏逃到丽江避难，尽管被木氏土司依旧待如上宾，仍能在木增及其继任者木懿的支持下于云南藏区弘扬本派教义，但主人和客人都清楚，属于嘎玛嘎举派的黄金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俗称黄教的格鲁派已经彻底确立了在藏传佛教中的统治地位，藏区其他教派寺院纷纷被迫该宗，丽江成了嘎玛嘎举派仅存的几个避风港之一，这无疑让木增相当难过。

但让木增感到困扰的不只有信仰问题，他们家族一直所依赖的那个朝廷也已经今非昔比。曾经辉煌的明王朝即将走到其生命的尽头，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人在酋长努尔哈赤的率领下，以所谓“七大恨”这样无厘头的名义，对自己曾经仰视的这个庞然大物展开了烈火疾风般的迅猛侵攻。

到了公元1619年也就是木增向朝廷捐献万两白银的那年，明帝国在辽东的战局已经崩坏得几乎无法收拾，如果不是新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熊廷弼紧急出任辽东经略，采取积极防御的策略并联合朝鲜牵制对手，从而初步稳定了关外人心，这一大片土地恐怕等不到日后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便提前归女真人所有。

信仰颓败，靠山将倾，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即使已经达到了木氏家族事业的顶点，木增仍感觉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风暴恐怕为期不远了。

天启四年（1624年），心力交瘁的木增于三十六七岁的盛年正式引退，将丽江土司之位传给了长子木懿，自己怡情于山水诗书，并与徐霞客等文化名人频繁交往。退休后的木增仍继续得到大明朝廷的优待，1631年被皇帝赏赐布政使司右参政的头衔，1640年又提升为左参政——左右参政相当于副省长或助理副省长，通常为从三品，但按惯例以左为尊。1640年，他甚至被朝廷授予了四川布政使的荣衔，这是一个从二品的官位，也是木氏家族历史上所达到的最高品级。

到了明朝灭亡当年的公元1644年，由于木增再次向朝廷捐献大量军饷的功绩，南明弘光皇帝下令加封他为太仆寺正卿（从三品），两年之后的公元1646年，南明隆武皇帝又加封他为太常寺正卿（正三品），这两个头衔的品级虽然不算太高，但已经属于所谓“小九卿”范围，通常只授予汉族官员中的佼佼者以为荣誉。

只不过，木增已经没有时间享受这个荣誉了，就在获封太常寺卿的同一年，六十岁的他带着对以往成就的欣慰以及对家族未来的忧虑离开了人世，享年六十岁。他死后没多久，又一场改朝换代的风暴便抵达了云南，只不过代表新朝廷来到这里接收前朝遗产的，既不是雄才大略的忽必烈，也不是忠勇多谋的傅友德，而是一个此时心怀鬼胎、此后骂名千古的家伙。

木氏子孙将何去何从？

（待续）

请继续期待

《四、无可奈何的花逝》

明朝的“藩属”虽然多，但大多不过是朝贡贸易的马甲而已。郑和虽然下了西洋，但后续成果一点都没有。对比汉朝通西域，成果不可同日而语。而清朝对中南半岛的控制要实际的多。不但把越南基本控制在手里，而且还扶植泰国。后来英法入侵中南，最后还是要顾忌中国的态度。要不是后来慈禧、李鸿章之流干出虽胜犹败的中法战争，中南局势到底如何还很难说。

我前几天看了布罗代尔的书，里面提到，可以用水银，另外一个方法是用烧红的烙铁烙。

除了汞剂，另外一个有效的是砷剂，到一九零几年，欧利希发明的606（胂凡钠明）得了诺贝尔奖，那就是毒性可控的有效治疗药剂了，但是毒性还是太大

ps 国姓爷不吃荷兰三脚猫大夫的药还是合理的

图的细节是在用火红的烙铁，治疗患者。真是恐怖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