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和氏璧的教益 -- 抱朴仙人

春秋时代的楚国出过许多怪人，其中有个卞和，从本人的遭遇到故事在后世流传的程度和后世对这件事的认识角度，都是很奇怪的。

卞和是个农民，好像还是矿物学的业余爱好者。他在山脚发现了一块石头，认为其中藏着一块宝玉，自己又没有能力破开来，于是一场在历史上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悲剧就发生了。

他把这块藏着玉的石头（璞）献给楚厉王，大概是想弄个官当当，这也是个常规的想法。（第一个教益：凡是想做趋炎附势之徒，一是要做个有心人，坚持不懈；二是要做个精明的赌徒，瞅准机会。）楚厉王好像也不太懂，就让专业玉工来鉴定，（第二个教益：千万不要急急忙忙地拿一些八字没有一撇的事情去讨领导的欢心，万一领导吃不准，转有关部门处理，十有八九要倒霉）玉工说是假的。这也许是水平不高走了眼，更可能的，是出于对业余爱好者的仇视，为了维护专业队伍的纯洁，防止名利之徒抢了自己的饭碗，硬说这是假的。（第三个教益：如果你有了什么发现或发明，可千万不要冒冒失失地把它送到科学院去鉴定，一定要先组织一个由知名专家组成的、又全是自己人的鉴定专家组。）楚厉王也许不愿意当傻瓜，也许是出于更深远的政治考虑，反正是没有要他的命，而是砍了他一只脚，扔回山里去了。相对于卞和所犯的欺君之罪，这种刑罚其实不能算重，和孙膑的待遇差不多吧。

送礼送给了不识货的领导，马屁拍到了马脚上，这样的事我们天天看见，本来也就这么过去了，成不了什么故事，当时说不定还有一点大快人心。可是卞和此人确实有过人之处，尽管少了一条腿，可是他既坚信自己的眼光，又决心要靠这块璞当官发财，咬紧牙关，非在这棵树上吊死不可！于是等啊等啊，直等到厉王归天，武王即位，想想单位换了领导，社会上的风气可还没换，就抱上那块璞，一条腿蹦着再去碰碰运气。不料又没有通过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的鉴定，连剩下的一只脚也丢了。（第四个教益：坚持到底和死不改悔在行为上其实没什么区别，只是在结果上有区别，成功了就是坚持不懈的好处，可以吹牛；失败了……既然失败了，也就别说什么了。）

欺君之罪是大罪，两任国王为什么都不杀他，也不是赶出去就算了，而是砍他一只脚呢？笔者苦思多年，不得其解。后来对领导的心态有所研究，才明白两位国王其实是高人。欺骗领导的行为不应该纵容；可是也不要吓得送礼的人都不敢登门，对一个农民都处理得如此慎重周详，当领导真是不容易啊！

话说卞和爬回家之后，认真总结教训，才发现自己两次都是犯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思想简单直线，认为自己手里有实货，领导就一定会重视，领导身边的人也一定会以大局为重，太天真了；同一个地方摔了两次跟头，太不注意总结工作了；只靠信心和毅力，忘了“政策和策略是……生命”，太不注意方法了。想想为了这小小的失误，竟然付出了两只脚的代价，禁不住悲从中来，泪如雨下。这一哭，倒哭出了主意。

过了许多年（准确地说，是51年），楚武王去世，文王即位，此时的卞和，人老成精，谋略早已练得跟鬼谷子差不多了。不几天，江湖上传出消息，说是有个残疾人抱了一块石头坐在荆山脚下哭个不停。（注：此非真哭，乃是演戏。真哭可以在家里，不必专门跑到公众场合；要哭也早就哭完了，不必等到新王登基再来痛哭一番）这文王是个晓事的，想一想也许这家伙真有宝贝，那不就显得我比两位先王更伟大了吗？（第五个教益：政治资本乃是政治人物的最大诱惑，任何时候都不能抵御，比什么宝贝都有价值。不过你要是想给他们提供这样一个机会，那可是需要很大的本领的。）一想到有政治资本可捞，就立即下手，派了专家组，现场考察，结果天从人愿，果然有一块宝玉隐藏其中，于是人人得偿所愿，皆大欢喜（第六个教益：凡是有好东西，你巴结地送给别人，一定不受重视，真正有本领的人，是创造一种声势，让买主乖乖地上门来买，所谓“犹抱琵琶半遮面”是也）。

卞和的行为，从春秋战国直到今天，从来没有停止过。什么献灵芝的、献凤凰麒麟的……。干这种事的，也多数能弄到一点小油水，最终没有好结果，至少成不了正面人物。卞和在传说中倒始终是个正面形象，这是很奇怪的，值得研究一番。估计社会认可卞和，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卞和是个识货的人，不幸落到了不识货的人手里，令人同情，也许还有共鸣；第二，卞和坚持到底，最终证明了自己的正确，令靠实力吃饭、怀才不遇的人觉得扬眉吐气。

人总是认为自己有一点本事的，理所当然应该有出息。其实，这个想法根本就不对。有一点技术实力，依赖这种实力，自我陶醉于这种实力，恰恰会毁了一个人，卞和就是明证。卞和真正的成功，不是因为他识货，而是因为他很精明地给楚文王下了一个套，是技术人员很瞧不起的权术勾当。这个套的高明之处，是他利用了人类的好奇心（利用好奇心比利用人的贪婪还要有效，不信你试试。）

卞和为自己伸张正义的时候，他的年纪应该不小于七十岁，（第七个教益：想要伸张正义，先要保重身体，等到对头死得差不多了，再来撰写回忆录）又丢了两只脚，正义不但来得晚，代价也很惨重，在我看来，这根本就不值得。所以最后一个教益就是：有了好东西最好还是自己留着，不要随便去跟别人怄气。

卞和故事的最后一个令人迷惑不解之处就是：这块玉既然是以卞和命名的，为什么不叫卞氏璧，而要叫做和氏璧呢？

• 【原创】冯谖故事的教益
• 1，先秦

某人问别人，如何赞美一个自己实在没觉得他有什么好的人？

某人答，就说“君乃璞玉，有待文王”。。。

我当时看了，就觉得此人够狠啊。。。。。

这个就是“还找不到人来扁你”的意思。

有待文王，有待文王

按说人名可以换，姓却不能忘，可当时，公叔班就可叫鲁班，还有弈秋什么的。可能跟日本明治前差不多，一般人只有名。象叔梁讫、伯邑考什么的，姓都是后来根据点什么乱加上的，不是来于血统。说不定，卞就是后来起的，和才是一直有的。

司马迁在《世纪。孔子世家》中说孔子：“字仲尼，姓孔氏”。考证史实，这是司马迁囿于西汉时的习惯造成的疏忽。其实孔子的祖先是宋国人，子姓，孔只是他的氏。

在封建宗法制度盛行的西周，关于姓氏有一套相当严密的制度。姓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的种族的称号，氏则是由姓衍生的分支。每个人一生下来，姓是早就确定好了的。但氏只有贵族才有，因为氏是辨别贵践而为贵族独有的标志。在以男子为中心的周代，男子作为氏族的主体和当然代表，只称氏而不称姓。

战国时期，随着封建宗法制度的崩溃，姓氏制度也发生了混乱。秦的统一，基本上结束了西周封建宗法制度，旧的氏族和姓氏制度也被清除殆尽，姓和氏开始合二而一。经过秦末大乱，社会进入西汉，姓和氏就完全融为一体。正因为如此，处于西汉中期的司马迁写《史记》时便不那么注意先秦时代姓和氏的区别了。他在写作《孔子世家》时也就发生了不该发生的疏忽。

闲翻《左传》，发现春秋时晋国有一位大夫的称谓竟达九种之多。这九种称谓分别是：会、季氏、武子、士会、士季、随会、随武子、范会、范武子。一时弄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不同的称谓指的都是同一个人。仔细检索，方才弄清原委：原来这位大夫前后曾有过三个氏：士、随、范。士，出自其祖先曾担任过“士”的职务，是以官名为氏；随、范分别是这位大夫先后受封的两个采邑，是以封邑为氏。其余的，会为名；季为排行；武为谥号。原来，那九种称谓只不过是同一个人的不同时期的不同叫法而已。看来，读书还是仔细一些为好。

中国人的姓名，姓在前面，名在后面，和多数外国人不一样。如今人人有姓有名，有的人还有字，但有字的多是一些老年人，年轻人很少听说有字的。字有可能要归于消灭。姓、名、字这种结构，历史已很悠久，但先秦时期并不如此，中国人的姓名有一个演化过程。

在这里，我们谈一下古人的“姓”和“氏”。

先说姓。先秦的姓不是后世的姓，这是首先必须弄清楚的。先秦的姓，很多学者认为与远古的母系制度有关系，是氏族（或部落）的标记。由于它标志一个人由哪个氏族出生，故称“生”；由于当时知母不知父，所以要加上“女”字边，写作“姓”。当时的姓也多有一个“女”字边，如姜、姚、姬、赢、妫、姒等等。可见，姓的起源与氏族有关。古代姓的数量并不太多，而且有些在商周时就已经灭绝了。

先秦时男子虽有所属之姓，如周人姬姓，秦人赢姓，但并不是把姓加在名字上面。有的历史小说或历史著作称周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秦始皇为赢政，是不符合史实的。

这种意义上的姓，到秦代以后就基本上消失了。

先秦的人除了姓，还有氏。氏是家族的标志。姓因生而定，是不变的；氏则因家族而分，是可变的。以什么为氏，有几种办法。列国公族多以“孙”系氏，有的因出于公室，就称公孙氏；有的因出于王室，就称王孙氏。有些以所居官职为氏，如司马史、司空氏。有些以所封地名为氏，如韩氏、魏氏、赵氏。不过，当时人更多的是以祖父的字为氏，如齐文公之子字子高，其孙就以高为氏。可见，氏和宗法制度有很密切的关系，只要分立家支，就要命氏。

先秦时，男子以氏与名字联称，如孔子为孔氏，名丘，故称孔丘；秦始皇以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公元前259年）正月生于赵国首都邯郸，故名政，以赵为氏，称赵政。

后世所说的姓，就是先秦时的氏。

氏，是从姓分化而出的宗族分支，周王本人又不用分化出去，不需要另有一个氏自我标志，当然无氏，氏多是他封给别人的。

战国礼乐崩坏，连庶人、野人也可以自己找个氏。反而“姓”的独特用法被湮没了。古老的贵族，像秦这样的王室，应该还留有这种用法。但姓氏不分，已经是主流，到秦汉时就完全无别了。

战国以前只有女性才称性，那是界划婚姻范围的标志，男人一般称氏，这是自身这一宗族分支的标志，也是地位、身份的象征。

先秦的所谓姓一般都产生于氏族时代（仅一例，周武王封舜的后人胡公“妫”姓，也仅是对原有“姚”姓的代替），因为姓的分化、产生是扩大部落通婚范围的需要，而文明时代以地域划分国民，不同血缘的人群同住一地，不再需要分化姓的分支来扩大通婚的范围。故而文明时代之后少见原初意义的“姓”产生。而这时候的古老的“姓”倒可以“由此得到社会的优越地位”（吕振羽语），姓还有聚合最大范围的父系宗亲的作用。

而氏是姓族的进一步分化，往往以这一分支始祖的字或官职、封邑等命名，表明这一分支源头的政治地位，不再是婚姻的界限，也可以标于名前。所谓“姓以别婚姻，氏以别贵贱”，便是如此。三代之后，姓氏不分。姓的用法一如“氏”。

另外，姓不一定是母系氏族时代的产物，就中国先秦历史来说，姓多在父系时代产生，如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各以为姓。事实上，父系氏族时代早期仍然是“知母而不知父”的，按摩尔根的说法，父系氏族只是个人世系以父系为准而已，在早期与母系并无多大不同。而当时兄弟的妻子就是我的妻子，孩子生父的兄弟都是孩子的父亲，孩子本人和他的母亲都是搞不清生父是谁的

周王室无“氏”，是因为不需要。全天下独一无二的这家人，姓之外何必再以氏名之？但周王室的小宗子孙、小宗之小宗、小宗之小宗之小宗，繁衍枝蔓，必然是各有其氏的，否则不易区分。

氏的出现，其实就是社会生活复杂化的体现。人类的活动范围大了，旧的氏族同血缘集团被打破了，分工复杂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再仅仅以血缘维系了，这时候就需要标注血缘的“姓”之外的将人与人区分开来的方式，氏于是产生。只见“氏”的来源，氏于封国、居住地、官职、尊称、字号、日常事物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就反映了社会的发展。

周代命氏一般以王父字、官职和封邑三项为大宗。对于王和诸侯来说，情况有些特殊，因为他们掌握完整的公共权力，更愿意自己是君而少些父的色彩，以便于统制；但是他们又不能完全不是父，否则世袭制度下其继承人何在？于是，他们的氏，就形成了很独特的所谓“国氏”。

先看诸侯。

国氏一般包括上下两代以内亲属成员。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之外应该另立新氏（以三大宗为最多）。公子、公孙都有被另立新氏的例子，其中公子活着就被分出去立氏的情况比较少（意味深长啊）。

国氏当然以国为氏，所以全称应该叫鲁侯X、晋侯X，他们氏内的成员则如上叫公子、公孙。诸侯之外的成员也有简称做“鲁X”、“晋X”的。

王有些特殊。

全称应该叫“周王”，但是情况特殊“周”不唯一，周公也在用，所以单用“周”起不到氏“别贵贱”的作用。所以周王的“国氏”是“王”。他的氏只包括上下两代以内亲属，王之子叫王子、王之孙叫王孙。

国氏在女儿出嫁的时候比较清晰，文献、金文往往以“氏加姓”称呼（别婚姻），比如王姬、齐姜，例子太多。

国氏之所以特殊，在于其作用是：一方面保证王侯自己氏族有一定数量的最近亲属成员，作为王、侯位子继承的候选人；另外一方面，继承候选人不能太多，否则乱政。说开去中国古代君主多妻，其政治伦理意义上就是为了保证君主有一定数量的直系继承人，但是不能太多妻。妻妾太多既荒淫又容易发生宫廷事变。所以儒家既讨厌妻妾成群的荒淫君主，又竭力赞成男人为留后娶妾。我这说的是长期以来的历史实际，不是《周礼》之类书呆子编的白日梦。

周代800年历史上有一个继位重要的现象，大家大概没有注意，那就是无论宫廷争斗多激烈，已经立氏的成员绝无回来篡位的例子，绝无。

当然，象曲沃武公、田氏代齐之类则属于彻底推倒重来。这些已经不单是内政了，因为需要周天子重新册封。实际上等于另外开国了。这恰好说明了为什么国氏要限制两代――尽可能保证直系继承，隔开较远的旁系觊觎君位。

与一般氏对成员不加限制不同（一般贵族发生继承纠纷，私事、无须大操心，有礼法约束。就算内斗关系也不大），国氏之所以严格限制成员世系，就在于限定继承人候选圈子。

所以我认为周王以“王”为氏。

至于秦兄以为“氏”必须全体成员都可以完整加于私名之上的理解――王之子以“王”为氏，对外其氏是王（子）哦――其实是混同了国氏和一般氏的区别，毕竟天子和诸侯是几乎拥有完整主权的，这与一般贵族完全不同。

再扯远点，武王活着的时候就把“鸡蛋”封为周公，不惜以国号赐于，是不是早知道自己这个弟弟本事了得，先给点甜头把他弄出去，以绝了他抢成王位子的念头？哈哈，说故事哦。

对最后的问题也困扰过,得到的答案远没有神侯的详细.

远古姓氏都是有地位的家族才有的,卞是名,和呢?

和起源古老，传说远古时期，帝尧时有掌管天文立法的官吏和仲(远古传说时代主西方之官。尧命他居于西土，曰昧谷，观察日落，劝导农作，确定秋分的时间。)，和叔(远古传说时代主北方之官。尧命他居于北方，确定冬至的时间，并据当地的情况，管理冬天储备粮食的事宜。)。

在农业社会里，四季气候是很重要的，因此“和”是很重要的官职，地位很高，家族也很昌盛，他们的后代遂以其官职中的“和”为姓。因此“和”姓是以官名为姓的。

春秋楚国卞和发现了和氏璧，于是卞和的后代都以次为荣，于是都以“和”为姓

拒魏书官氏记载，在南北朝时期，北魏鲜卑族的贵族素和氏随北魏孝文帝南下，定居洛阳。也改姓“和”，和姓后来在代郡发展成望族，世称代郡望。

通志氏族略：羲和，尧时掌天地之官：和仲和叔因此为氏；晋有和徂父，汉有和武；又后魏有和素氏，改为和氏，五代有和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