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父亲的坎坷官路──我的父亲系列之一 -- 潇洒书生

父亲的最高学历是贵州省立贵阳高等工业职业学校肆业,时间是1948年1月到1949年1月。

我曾经问过父亲：为什么没有坚持完成学业？他的回答是：没有钱填饱肚子。

其实,父亲从小学起就一直为学费发愁。

一

据父亲早年写的自传材料描述，其6岁时就已经开始一边帮助父母干活，一边到不用花钱的夜校学习识字。到7岁时,父亲的家境略有好转,他在家长的支持下考入县 立第二小学二年级。“能够进县里的正规学堂读书,觉得很有面子”,，父亲这样说过。然而,在父亲读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家境衰落,甚至到了时常断炊的地 步。“幸得姑母汪刘氏帮助,我才读完了初小”，父亲这样写道。读高小的钱,大头是我爷爷借来的，小头则是父亲利用放学和假期拾柴卖钱拼凑的。到高小毕业 时,我爷爷还是没钱续供父亲升入初中,于是,爷爷和奶奶商定将父亲送到商铺做学徒以混碗饭吃。父亲不甘心,私下去找姑母汪刘氏帮助,姑母觉得自家侄子上学 用功,就这样辍学实在可惜，便同意借钱给父亲。因为有姑母的资助,父亲终于如愿考入省立赤水县中学。父亲非常努力，他知道自己家境贫寒,能够读书实属不 易,唯有学业有成,将来才有机会挣钱养家。在考入中学后,父亲一天到晚埋头苦读,其学习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老师和家长都称赞不已。就在父亲读到初中二年 级的时候,姑母汪刘氏的先生病逝,其家境江河日下,很快就无力再提供学业资助了。父亲回忆“每天放学回家,经常饿肚子。想继续上学,又缴不起学费,内心难 过极了。实在无法可想,只好休学”。

父亲休学了半年时间，心情因欲上学而不能变得非常做闷。这时,他在县政府谋生的大表哥表态愿意借一笔钱让父亲上 学,我爷爷也只好四处求告借钱补足了学费。父亲靠亲友借贷才读完了初中。复读后的父亲,意识到一个人读死书是不行的,要多交往同学,多参加课外活动。于是,他多少也参加了一些班级组织的田径、蓝球比赛活动,并与罗念一、李秀林、王学盛等人关系密切。那时,他们这些学生经常受地主家庭出身的同学欺负。为了 抱团抗压,父亲和罗念一、李秀林、王学盛等人便结互换金兰,结为拜把子兄弟。五十年代搞政审时,组织上还专门对这拜把子兄弟的事进行过深入调查,结论是 “没有反动行为”。而这几个拜把子兄弟当时也混得还行,罗念一在西藏军区文工团当创作员,李秀林在空军部队当文化教官,王兴盛是仁怀县政府干部。

1947年秋,父亲初中毕业。接下来怎么办,父亲当时很彷徨。这时,他的老师陈群先生给了父亲很务实的指点：你们这样的穷孩子没必要借大钱去升读普通中学的高中, 应该去考读省立职业专科学校，这类学校不收学费,毕业后比较容易找工作。父亲听进了陈老师的忠告,决定报考贵阳高等工业职业学校。经打听,同级不同班的陈 一行、雷宪利、刘仕德等同学也有相同意愿,便约定同赴贵阳报考。然而,爷爷和姑母、表哥此时都已无法拿出足够的路费资助了，父亲只好再三苦求堂伯怀荃公帮助。这位堂伯是本地袍哥义字旗的大爷,与几个土豪合伙做贩卖鸦片的生意,家境不错。不过,他对家父的请求并不怎么支持。无奈之下,父亲只有央求几位长辈出 面说情,才借得50万法币作为路费。这年隆冬时节,父亲与陈一行、雷宪利、刘仕德一起开始了贵阳求学的跋涉。

二

四十年代末,从赤水到贵阳并无全线贯通的公路。据陈一行回忆：“我们四个人,先走到了四川的叙永县,再坐车到达贵州的毕节,在陈群老师家住了两天后,又结伴步行往贵阳前进,途中是在黔西县过的农历新年。到了贵阳后找了一个地方住下来,我们四个人的伙食是凑钱买米自己做饭吃,呆了半个月,我们参加了入学考试并全部录取。这个学校有电机、土木、机械、应用化学等四科，每科有三个班”。我父亲就读的是机电科（机电专业）。

据父亲自述,读这所学校确实不缴学费,吃饭也不收钱,但书本费还是要自己掏钱的。看上去负担很轻,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虽说是公费办学,学生的粮食、菜金都应由省政府按月统一拨付给学校,但那年月正逢内战,教育经费非常短缺,加之层层贪污克扣,学生根本就难以吃上饱饭。陈一行回忆：学校伙食团经常停伙,我们几个同乡只好凑钱买点米自己煮饭吃。钱用光了,就到处去借。这时,学校的学生自治会出面发起学潮，口号就是反饥饿,我们四个同乡都参加了游行,后来,国民党的警察局到学校里把学潮的组织者抓走了,我们全校学生都深感恐慌。缺钱,吃不饱饭,这就是我们读书时最大的困难和烦恼所在。

近年来，有学者发表论文声称,民国时期的教职人员待遇很高和公立学校学生的负担很轻。从父辈的经历来看,这些说法至少是言过其实了。没有亲身的经历,只依据书面上的统计数据、教育政策或富家学子的回忆来判断当年情形,是不够准确的。

父亲在学校就读时，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尤其代数、几何、制图和英语等课程考试都得过高分数。尽管他不大关心政治,不愿也不敢去参加什么政治性团体的活动,但因为贫穷,他对现状还是不满的。他回忆道：“后来天天停伙,吃也吃不饱,读书也难以静下心来,感觉十分难受。一位姓雷的同学对我们说,要读书,还得吃饱饭才行,要吃饱饭就得斗争,支援各校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不然,你们自己想安心读书是根本不可能的。听了雷同学的话,我一下就想通了，就豁出去参加学潮了。我们在贵阳市游行、示威，包围省政府请愿。经过谈判，省政府同意增加学生的伙食费。这次斗争暂时胜利了。但好景不长,到1948年放暑假前,又吃不饱饭了”。

这一年暑假,父亲没有回家,因为没有路费。他已经快一年没有见到自己的父母了。然而,学校已经放假停伙了,呆在宿舍里也找不到饭吃。父亲就去找在省地质局田亩测量队当测量员的远房堂侄“打秋风”蹲饭吃。这个堂侄此时受命去青岩镇测量田地，便同意带我父亲一块过去。就这样,父亲混进测量队吃了四十多天的饱饭,直到开学才离开。“一开学,就遇到国民党搞的金圆券天天贬值,物价天天飞涨,吃一顿饱饭都不容易”，父亲苦熬了一段时间，就再一次写信央求堂伯资助返乡路费。淮荃公这回比较爽快地答应了我父亲的请求。1948年冬天,我父亲与陈一行、雷宪利、刘仕德还有同学赵兴中一路步行返回了老家。到了寒假结束的时候,其他同学都表示不再返校上学了。父亲也没有多少钱，但他还是决定上学去。当他走到茅台镇的时候,路费花光了,只能站在山路边望着五百里之远的贵阳方向叹了一会儿气,无可奈何地转身回家了。父亲失学了,并从此告别了学生时代。

三

父亲参加工作以后,再难获得长期学习培训的机会。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才被组织上选派到河北大学进修一年,可惜,由于胃病发作并做了切除手术，他不得不在入学两个多月后回家休养。对于唯一一次大学培训机会的浪费,父亲非常遗憾。

父亲很珍惜每一次培训的机会,所以,无论是参加当年贵州军区、西南军区的集训,还是参加重庆党校学习,都以优良的成绩结业。他常说,知识学进肚子里面,就是自己的财富,别人是抢不走的。学习不是为了面子,学习就是要学到管用的真本事。

由于自己读书吃苦的感受太深刻了,父亲后来参军当文化教员后非常敬业,帮助战士识字的教学工作抓得卓有成效。他摸索整理的“快速识字72个小窍门”、“识字课时计划”等研究应用成果都得到上级推广,本人也因教学成果突出荣立西南军区三等功。说起来,父亲对当老师挺有感觉的,从五十年代中期在工厂夜校当兼职老师讲授，到八十年代在中国质协、四川企协等组织的各类培训班上传授质量管理、经营管理方法,以及九十年代到处宣讲质量成本控制知识，他总是乐此不疲,兴味盎然。

父亲一生有过多岗位的历练,其中,有的岗位之间地位落差很大,有的岗位之间业务跨度很大,但他老人家最终都能胜任要求。我认为，这与父亲磨砺养成的学习刻苦,善于总结的内在品质不无关系。他当年在部队当文化教员，为了使战士在最短时间识得更多的汉字,他就研究拼音、部首、笔画，摸索字词义形的差异性和相似性的规律,总结应用了唱歌识谱,朗读记字等学习方法。从当年遵义军分区的组织鉴定材料中可以看到战士们对父亲工作的肯定：他的快拼识字法可以帮助我们在一个季度内掌握认识2000个以上的汉字；他上课很生动,我们从来不打瞌睡。父亲转业到工厂当厂长、总工程师的秘书,由不熟悉业务到很快胜任角色,靠的还是勤学习、勤琢磨。他说,自己并不熟悉秘书业务,只有多观察别人的做法以及领导处理问题的态度和套路,从中找出应当牢记的规则和可以改进的重点,再带着这些感悟和问题去学习必要知识和方法,结果必然是事半功倍。1958年到1961年,父亲下放到车间当过工人、班长、调度员、管理组组长、车间副主任,再回到厂部先后担任工艺科副科长、生产科副科长,每一次转身都有艰难的挑战,但都赢得上级和群众对其能力的肯定。从这些任职考核鉴定中都有一个相同的表述：该同志学习自觉，钻研技术业务很刻苦。

以我三十多年的工作经历体会,一个人的工作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学习能力,而一个人的学习能力强弱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学习态度是否踏实,学习方法是否对路。学习态度不踏实,就容易成为一个“半壶水响叮当”的人；学习方法不对路,很容易成为一个钻牛角尖的书呆子。在父亲看来,一门学问的基本和基础的知识是必须死记硬背的,先记住了再消化，总有琢磨透彻、理解自如的时候。学习知识关键在于应用,而要应用有效,就要善于总结。他认为，总结的窍门就是从比较中识长短、抓特点、看高低、明因果、补不足。边学习边总结，是提高学习效率和工作能力的好办法。

父亲晚年曾抱怨,退休费太低。我曾半开玩笑地问他：如果你在学校参加了地下党,或者在地下党外围组织工作,早就享受离休老干部的待遇了。父亲闻之,只是笑了笑。后来,我读到了父亲五十年代初期写成的一份思想汇报材料，才知道那时的青年人并非影视作品表现的那样大都具有靠拢共产党的进步思想。像父亲这样的贫寒学子，当时还是满脑子专心读书，学到本领后好找工作以孝敬父母,养家糊口的念头。父亲失学后不久,经亲戚介绍于1949年春天到乡下的小学教书。他在这里结识了几位同事，并读到了新民主主义论等革命书籍,他对共产党才有了比较认同的感觉。他在这里所结识的同事，对他后来的命运影响甚大。这是后面要写到的。

父亲在职业生涯的起步阶段还算顺利，参军三年里就荣立西南军区个人三等功一次,受到贵州省军区和遵义军分区通报表扬多次。1953年10月，转业到重庆兵工厂后,又被指派到厂长身边任秘书员，此后,又多次被评为重庆市的青年积极分子、先进生产工作者。但他入党的时间却相对较晚,对他的政治审查从1956年到1968年共立案调查搞了三次。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审查父亲是否有私放特务表兄黄仲文的行为；二是,审查父亲在就读贵州省贵阳省立高等工业职业学校期间，是否与特务头子向贤书有过密切关系并参与破坏过学生运动。

第一次政审是从1955年7月正式开始,于1957年1月4日做出结论。第二次政审是在1963年的年初正式开始,到1964年1月结束，这次政审主要是了解父亲家庭成份。第三次政审则是从1968年11月正式开始,到1969年7月15日做出结论，但最后找父亲确认的时间则是1978年12月25日。政审的问题对于父亲就是一座如山沉重的包袱，始终被动地承受着压力和痛苦。

这些问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一

据重庆兵工厂党委审干领导核心小组的调查报告披露,1955年7月进行审干期间,厂党委收到贵州赤水县城关区委转来该区居民何树生、徐元义的揭发材料,反映我父亲在解放后担任城关镇十二段（街区）农协会主任时，与其姑表兄、伪赤水县工会理事长黄仲文继续保持联系,并在县公安局要逮捕黄仲文时,给黄仲文透露消息，致使黄仲文寻机逃脱，直到次年才从四川泸州市一家水柴厂将其逮捕归案镇压。何树生另外还提供了一份材料指证,黄仲文逃跑时是由城关镇西门出城的,当晚就躲在我爷爷家里，第二天晚上又到其表弟家吃完饭后潜逃的。

收到这些材料，工厂审干部门很快拟定了调查提纲,重点要查清我父亲是否于1950年12月参军,1951年2月14日逮捕黄仲文时，他是否还在老家任农协会主任并与黄仲文通过消息；黄仲文逃跑时是否到其家中住过一晚上,有无包庇行为。

调查取证主要是发函给赤水县委要求提供证明材料,但重要线索仍由工厂审干部门负责派人查证。这一来二去,耗时甚多。

二

在调查我父亲何时参军问题时，曾任赤水县公安局干警的罗登玺出面证明我父亲确实于1950年12月在赤水警卫营参军的。根据他的说法,我父亲当时刚从城关西河街十二段农协会主任的位置上辞职，主动向其提出参军的意愿。罗登玺说他对我父亲印象较好，便答应帮忙并找到赤水警卫营营长许辉先推荐，许营长听了介绍后便同意接受我父亲参军。调查人员又找到接替我父亲于1950年12月担任十二段农协会主任的何定国了解情况。他明确表示我父亲参军时的家庭情况证明是他盖章出具的。黄仲文逃跑时,他是段上的农协会主任。县公安局要逮捕黄仲文并没有通知区委、街道的干部。他认为我父亲事先不会知道公安局要逮捕黄仲文的事。调查人员又找到举报人何树生要求提供可靠的证明材料。何树生则说，黄仲文逃跑后到我爷爷（我父亲此时未分家）家里住过一晚上的事儿，他是听我爷爷家邻居曾留富、周汉青、杨国章母亲说的,他没有看见。而杨国章的母亲郑隆元向调查人员证明，黄仲文是1951年2月24日逃跑的，他没有来过我的爷爷家里。调查人员又到现场去看了一下,发现杨家与我爷爷家只有一道薄墙相隔,那边说话这边听得清清楚楚的。曾留富、周汉青也向调查人员表示,他们没有看见过黄仲文逃往我爷爷家。

时任城关区六段农协会主任的刘海江提供证言说,黄仲文逃跑后不一会，他按照上面的布置安排人员监视与黄仲文有亲友关系的人家。我爷爷家被监视了一周左右,没有发现黄仲文去过。当年负责执行逮捕黄仲文的公安局民警朱培根向调查人员证实：“要去抓黄仲文的事,我们没有告诉任何人,而是黄仲文看到我们后谎称要进内屋穿袜子，他把内屋的墙推倒跑脱的”。至此,真相大白。工厂审干部门作出结论,认为我父亲私放黄仲文并在其家里住过一晚上之事毫无根据,完全可以否定；本人与反革命表兄也没有政治上的联系。

然而到了“文革”时期,何树生于1968年12月26日又向工厂外调人员表示,他认为我父亲对黄仲文逃往家里住过一晚上的事儿是知情的。他举证的理由：一、他与黄仲文是亲戚关系；二、他刚参加工作,思想不一定坚定,他很可能会通知黄仲文跑路的。所幸,调查人员经过深入取证核实，再次否定了何树生的说法。

何树生为什么要凭借道听途说的传闻检举我父亲呢？老邻居郑隆元老人在证明材料中坦言,我父亲在担任十二段农协会主任期间与同在农协会当干事的何树生等人不和,何树生是因为私怨搞的检举。

解放初期的1950年,赤水县城关区将甲改为段,每段成立农民协会，其主任由群众普选产生。父亲当时才20岁,有文化,有热情,所以被居民推选当上了人民代表和段农协会主任。父亲1955年10月所写的情况说明材料是这样说的：我干段上的工作很卖力,也做出了一些成绩,区委至县委都有人知道我的。于是,我开始自满了,认为段上的工作成绩主要是自己干出来，办事也就有些独断了。对既出不了什么主意,又不愿多干活的邓副主任、何干事等有点看不起,他们也不配合我的工作。不久,我提出成立合作社发动居民入股做杀猪卖肉的生意,赚的钱按股分红。选举经理时,邓、何都想当,到处拉票,但选举中多数人还是投了我的票。从此，邓、何等人就到处说我的坏话,还向区公所告状。

父亲从学校出来只是在乡村小学教过半年书,没有多少社会经验,对于人情世故缺乏体会,性情过于刚直、自傲。何树生等比父亲年长近十岁,做过多年的小生意,解放前还干过土匪线人,他认为自己比我父亲要更胜任段人民代表和农协会主任。自合作社经理选举后,何树生在表面上与邓海云、周汉青等拉开了距离,却与父亲走得近。实际上,他等待的是寻找一击而中的机会。一天,有人密报我父亲，说邓海云与僧人戒高、伪甲长周汉青和何成武等人正在戒高的庙子里开会商量如何整你。父亲一听，火气骤升,立即冲进小庙把记录本抢在手里,又拉着邓海云等人到区公所说清楚。恰巧区公所当值的鲁正良副区长与我父亲是在乡村小学的同事好友,他对父亲的处境是清楚的,听说邓海云等人密谋整我父亲,当即掏出手枪叫人把邓海云等人关在区公所一间小屋里交待问题。邓海云等人到第二天早上就放出来了，然而,他们对父亲的仇恨也升级了。

1950年10月19日,父亲结婚。当天，父亲从合作社买了十几猪肉和几斤猪尾拿回家办婚宴酒席，言明欠的尾款到年底结账时从其应得的红利抵扣，何树生在场。此事过后，何树生与邓海云等就到居民中散布我父亲贪污了合作社的钱。父亲闻之大怒，他拉上邓海云等到区公所说理,这回出面接待的区干部叫张启坊。此人原是资本家赵君武的跑腿，父亲在段上工作时对他看不大起，曾讽刺张是资本家狗腿子。再说张启坊听了双方说明情况后,对父亲说：你成份虽好但不是农民出身,工作上又自大,不适合干这个工作了,另外再搞选举。父亲气盛，没有辩解，只说了一声我辞职，便夺门而出。后来，区里就指定何定国代理段农协会主任。但,何树生等人散布的我父亲因贪污而被选掉的舆论影响很大。当时连父亲的一些朋友都以为他是因为贪污而下台的。实际上,当时的上级并没有这个结论。何定国在段农协会主任位置上干的时间不足一年就被何树生替代。何树生当上农协会主任不久就布置治安委员徐元义写有关黄仲文逃跑的材料,指示他一定要写上黄仲文逃跑的当天晚上就住在我爷爷家里。徐元义后来对外调人员说,他分析黄仲文并不知道公安局要抓他,如果他早知道就不会等公安人员上门时才逃跑。黄住东门而我爷爷住西门,黄不可能公然穿过大半城区跑到西门去躲藏。他认为，何树生这样搞是为了整人。

父亲也同样没有料到,他只当了短短几个月的农协会主任，因为自己瞧不起别人的态度，因为挡了别人进取的通道,就惹上了一个“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敌人。世间事,无奈啊！

三

父亲直到去世,虽然嘴上没有多说什么，而内心始终认为,他之所以被牵连到黄仲文逃跑事件之中，主要是其光前表哥当年“向党交心”时主动交待的结果。现在看来,这是天大的误会！

1956年5月8日,光前老表写了一份证明材料，指出我父亲与黄仲文虽是姑舅表亲,但平常很少往来，并强调我父亲在公安局抓捕黄仲文时正在遵义出差,他估计其“可能不晓得”。同年10月11日所写的证明材料中，他认为,我父亲家在新西门的大路边上，门前一目了然，黄仲文若从大门进出,隔壁邻居肯定看得见,若走后门又无路可通。光前老表又指出反映我父亲与黄仲文逃跑有牵连的邓海云、周汉青等几个人，历史上与之有个人恩怨，他们这样搞有可能是捏造报复。在材料中,光前老表坦承,他与黄仲文往来不少；黄仲文逃跑前找过他,但他并没有答应对其提供什么帮助。以后历次调查,光前老表都坚持自己的判断。

1968年到1969年,工厂革命委员会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又找到当年的检举人和知情人进行更为广泛而细致的调查,最后结论再次否定了何树生等人的指控。这是难能可贵的。父亲对当年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调查人员一直充满感激之情。

值得一提的是,黄仲文本人后来被捕直到被枪毙,其口供材料都没有说过我父亲曾给他通风报信，否认其逃跑时曾在我爷爷家住过一夜。他在交待自己如何逃跑、躲藏的经历时,来龙去脉讲得非常详细。黄仲文本人故事,就不在本系列详述了。

黄仲文事件只是我父亲两大政治包袱之一,还有一个沉重的包袱就是父亲与国民党中统特务向贤书的关系。这个麻烦是怎么惹上的呢？可以说是父亲在乡村小学教书时与好友“吹牛皮”惹出来的祸事。详情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我在《父亲的政治包袱（上）──我的父亲系列之四》中写过：他的政治审查从1955年到1968年共立案调查搞了三次。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审查父亲是否有私放特务表兄黄仲文的行为；二是,审查父亲在就读贵州省贵阳省立高等工业职业学校期间，是否与特务头子向贤书有过密切关系并参与破坏过学生运动。有关我父亲是否有私放特务表兄黄仲文行为的来龙去脉，已经明明白白了,现在就来说说我父亲与特务头子向贤书的关系。

一

向贤书何许人也？向贤书,赤水县人。1935年1月至1936年10月,任国民党赤水县党部委员；1937年春至1939年秋,任国民党贵阳市党部委员：1940年1月至1946年5月,先后任中统局重庆实验区组织科科长,第一行动支队队长；1946年7月至1947年9月，先后在南京的中统局一处、四处任副处长；1948年2月至1949年1月,任国民党贵州省党部调查室主任。

从向贤书的简历上看,他离开赤水时,我父亲还未年满6周岁，二人不可能会有政治上的联系。向贤书是1948年2月到贵阳任职的,那时,我父亲正好在那里报考贵阳高等工业职业学校。二人确实见过一面。我父亲在五十年代中期所写的材料中说,当时要报考贵阳高等工业职业学校是要找保人的,几位赤水籍同学认为向贤书名气大,找其做保人可以在入学时避免一些麻烦。于是,我父亲和几个老乡便相约去找向贤书，请求他帮忙做保人。

父亲回忆，向贤书对他们比较客气，并在同意做保人的条子上盖了私人印章。向贤书对他们讲了一句“你们要写信叫家乡的青年人出来读书”，然后,就端起茶杯示意送客了。此后,我没有再上门去见过他。

父亲的老乡、同学陈一行则有不尽相同的说法：我们四个人是硬考的,不是保送的，不需要保人。当时我们知道赤水出来的一个叫向贤书的人在国民党省党部，具体干什么我们不清楚。我们进校读书后不久,生活上越来越困难,就相约一起去找向贤书帮忙介绍一份工作以便找点吃饭的补贴,向贤书听了我们的请求后只说了一句“工作不好找”就起身摆出送客的架式。我们见状就只好回去了,此后再也没有单独或约人去见过他。

关于去找向贤书的原因,父亲的说法与陈一行的说法有明显的差别,但也有可以互证的共同之处：他们去见向贤书没有政治目的,而且只见过一面；此后,与向贤书再无任何往来。

这本来就不是什么大事,所以,父亲在解放后填写的各种材料中也就没有提及曾经见过向贤书的事情。然而,到了1955年下半年审干时期,组织上决定将查清我父亲与向贤书有无密切关系作为了重要的政审要求。

这事之所以引起组织上的高度重视,源于鲁正良的检举。

二

1949年2月至11月,我父亲经县教育科介绍到乡村小学教书。他所在的这所小学共有五位老师。鲁正良也是这所小学的老师,并与我父亲同住一间寝室。父亲在解放初写的自传中说：鲁正良曾是重庆大学学生,参加过青年军,很讲义气,我们在一起相处是愉快的,我还经常向他请教数学方面的问题,他有问必答。我那时读到的一些进步书籍都是他借给我的。解放军来了后,鲁正良当上了县城关区的副区长,我才晓得他早就是地下党员了。

鲁正良任城关区副区长时,我父亲在段上任农协会主任。鲁正良对我父亲的工作是支持的。当年与我父亲闹别扭的何树生等人曾说过,鲁正良是我父亲的后台,而我父亲之所以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就是仗了鲁正良的势力。1950年底,父亲卸任农协会主任不久,就参军了。鲁正良对此表示支持,他那时在区公所的处境开始变得艰难起来,因为已有人举报他曾经出卖过地下党同志。尽管后来查清鲁正良不是叛徒,但也调查确认他有过政治立场不坚定的言行等等。1952年春,鲁正良被戴上贪污腐败的帽子，开除了党籍并安排在遵义县南白区的供销社工作，同时接受群众监督改造。在1954年开展打击反革命活动中,鲁正良向遵义县公安局举报我父亲与向贤书有密切关系，并出卖过闹学潮的骨干同学。

鲁正良在检举材料中说,他与我父亲在乡村小学教书时同住一个寝室，经常在一起闲聊。约在1949年4月份,我父亲曾对其讲过自己与赤水的名人向贤书相熟,曾接受过他的指示,并向他反映过学潮骨干分子的情况。

这份检举材料看来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当地公安部门的高度重视，直到一年后才将其发往我父亲所在的工作单位。重庆兵工厂党委审干部门收到检举材料后比较重视,决定在弄清我父亲私放黄仲文问题的同时，交叉调查其与向贤书的关系问题。1956年6月，调查人员找到鲁正良核实情况。鲁正良坦言,他确实听我父亲聊过与向贤书相熟的事儿,但他不能确定这些说法就是真的。他分析认为我父亲的话带有吹牛的成分，事实可能是我父亲曾以赤水老乡的关系会晤过向贤书,而向在赤水又名气很大,所以就把见过向贤书夸耀为受到向的赏识等等。鲁正良向调查人员建议可到省监狱提审向贤书,也可找我父亲的同学了解情况。

曾经在乡村小学任校长的王国炳对调查人员说,我父亲当时很年轻，工作还是肯干的,就是脾气像个武夫,心性比较急躁，也有点爱吹牛。他和鲁正良关系比较密切,偶尔会因为工作分歧争执几句,但绝不是仇人。王国炳说,向贤书是赤水人,在本地很有名望，他在县里作过公开演讲,县城里认识向的人很多。王国炳表示,他没有听我父亲吹过与向贤书往来的事儿,也没有发现我父亲与向贤书有特殊的联系。他说,倒是我们几个老师曾经聚在一起议论过向贤书这人比较会讲话,看问题似乎很有远见。

陈一行在向调查人员作证时,明确地表示，在学校时,没有听说过有特务组织活动；也没有发现我父亲参加过反动党团的活动。学校里有国民党的教官,主要管军训。我们与他没有过私下的接触。我们直到离校返家,也没有发现或听说有老师和同学因是共产党人而被国民党抓捕了。

调查人员又到贵州监狱提审了在此服刑的向贤书，并拿出我父亲和爷爷等人的照片要他辨认。向贤书仔细端详了一会,明确地说：我不认识这些照片上的人。随后,向贤书供述了以下情况：中统在贵阳高工校没有发展过情报关系或派遣过特务去潜伏活动。1948年春,中统在抓捕地下党组织成员孟庆仁、王天行时,从搜查到文件中发现他们与贵阳高工校学生李雄有来往。于是,我们就把李雄控制起来审讯，确认他并非共产党员后就释放了。向贤书说,他在国民党贵州省党部调查室任职期间,没有保送过任何人去贵阳高工校读书，也不记得有来自家乡的学生曾经上门求助的事情。至于,中统在贵阳学校发展组织的情况,在押特务徐瑞乾、朱桂林更清楚一些,可去找他们确认。

据在调查室负责情报网管理的徐瑞乾供称,当年中统比较重视在大学发展关系，如贵州大学、贵阳师范学院等,对贵阳高工校等职业学校不重视也未发展过什么关系。他从来听说过我父亲等人的名字。在调查室负责内勤业务的朱桂林供称：中统没有在贵阳高工校建立关系，也没有发现有共产党人在那里有活动。对于照片上的人,没有任何印象。

1957年1月4日,重庆兵工厂审干部门作出结论,认为我父亲解放前在贵阳与特务向贤书并无政治上的联系。1968年下半年,外调人员再次找到向贤书、徐瑞乾、朱桂林、陈一行、王国炳、鲁正良等人，他们的说法没有任何的改变，于是,工厂革委会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再次确定我父亲与特务向贤书没有政治联系。我父亲由此摘下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在我成年后的印象中,父亲是一个稳健、坚忍的人。从他当年的同学、同事的描述中,我又看到了父亲年轻时的冲动、活泼以及不乏虚荣心的表现。这或许就是缺点,而这些并不严重的缺点放在政治挂帅的时代就难免会遭遇诸多的人生波折，并付出过于沉重的代价。作为晚辈,后知后觉的意义不是指责,而是汲取教训。对父亲来说,他的经历本身就是一份启迪后人的财富。

环球原来也不错，中学时代最早还是半月刊的时候我订了好几年，那时还叫环球文萃，就两张纸8个版。外加参考和世界知识，对开拓青少年的视野很有帮助。

“我的父亲系列”估计还得写几篇才告结束。此系列的多数内容已发自家的QQ空间的个人日志，于是,被我兄长们看见了。

昨晚吃团年饭,二哥喝了小口红酒,对我说：你写的系列,很不错的。我看过后,感到咱们父亲年轻时的性情、脾气和处事,同咱们懂事后所了解的还是有些差别。只是,父亲晚年是跟我住在一块的,他讲过许多陈年旧事,有些情况与你写的不大一样,我准备对你写的东西补正修改一下。

我表示：我写的涉及父亲历史的内容，都来自经过核实的档案材料。至于观点,那是我自己分析、思考的结果。我写的,就是我所知道的，所以,没必要由老兄帮忙修改。你在此基础上,认为按照父亲的说法要作点修改,那已是你的作品，我希望你写好。

我说,父亲是一个好人,没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而且做过许多好事。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他有缺点,甚至也犯错误；他的历史经历，没有什么阴影污点,但,绝不是灿若云锦。尽可能比较真实地反映父亲真实的人生,这对我们以及后人才是负责的态度。

在座的侄儿、侄女也表示,看了幺爸写的东西,对家史开始感兴趣了。我告诉他们：你们的曾祖父也是挺有写头的。后面,在讲“父亲的家世”时,会写出我们这辈人过去并不清楚的东西。

其实,我非常理解二哥的心意。兄长们与父亲相处甚久,父亲对其口述历史的内容更多,受之影响自然也更为深远。然而,父亲所讲的未必原原本本,个别的情况难免修饰,个别的评价也难免掺杂恩恩怨怨,有些失真同样在所难免。比如父亲与造反派的关系,比如父亲在农协会主任位置上的处事为人等等。毕竟有瑕疵。

这应当说很正常。尽管与父亲争吵时,兄长们多有不敬；但真要落笔写出父亲的缺失,却又情不自禁以父亲所言为是则是或为非则非。这不是我所想要写的。我所想写的是,越接近真实的本来面目越有意义。

我出生在重庆,生长在山区,自幼对于父亲籍贯所在地没有深刻的印象。直到三十多岁,我才携家人陪伴父亲回了一趟老家,给父母两方的亲戚拜年致敬。说实话,除了来过我家的阳华堂叔和六姨妈家人以外,大多数老表亲戚都不认识。但我能够理解父亲的兴奋,因为这个地方、这些亲人承载了他永远难忘的情怀。

一

其实,就父亲的家庭关系而言是很简单的。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爷爷这一辈,只有兄弟俩人和几个姐姐；到我父亲这辈,则只有兄妹俩人以及一大堆堂表或姑表兄弟姐妹。但,这些堂表和姑表兄弟姐妹后来与之保持密切联系的并不太多。

关于家世,父亲晚年经常会提及，一付生怕后人记不住的情急模样。然而,直到我有机会查阅父亲早年所写的有关材料之前,我对父亲家庭的生存状态仍了解甚少。还是看看父亲1953年10月20日在“干部履历表”上是怎么填写家庭经济状况的：“参加革命前,家里只有杉皮草屋一间,开的荒地二亩，自做维生。现在仍有杉皮草屋一间,解放前开的荒地二亩仍由父母和妻子耕种,并靠父亲在军属生产社推米维持家庭生活”。

现在能够看到的父亲最早撰写的自传中,他这样写道：家庭有父、母、妹、妻,共四人。家里的二亩田土是解放前开垦的荒地。父亲曾在军属生产社推米，现在没有推了；母亲在人民银行一干部家帮佣，妻子在家劳动,妹妹在家读书,家庭成分贫民。

从父亲所写的自传中看出,其家庭经济状况是困难的。凭这样脆弱的家底,我的爷爷、奶奶要维持一家生计可谓备尝艰辛。

然而,到了1955年，我父亲的家庭情况被纳入政审范畴以后,有关家庭成分属于错划的举报犹如雪上加霜。这又是怎么回事？

二

父亲转业到重庆兵工厂以后，一直牵挂家中亲人。待他安顿下来不久就开始设法找住房准备将父母、妹妹和妻子迁移过来。此事忙活了好几个月才有了眉目。1954年，父亲接来了自己的父母、妹妹和妻子，入住在工厂的宿舍里。父亲当时的工资不高,我奶奶就靠帮助单身职工洗衣服替家里挣点钱，但生活水平比起在老家要好上一些。他们没有料到,离开老家没有多久就有原来的街坊邻居向当地政府部门反映,我爷爷家长期开大烟馆和卖大烟，不应该将其家庭成分划为贫民。

工厂派人到赤水县外调黄仲文逃跑事件时,也比较注意了解我父亲的家庭成分问题，最后还是确认有关成分划分没有什么差错。不料到了六十年代初,此事又重新被人提及,工厂便又组织专人进行调查。当时的赤水县城关镇党委出具的情况说明材料表示,当地政府在解放初划定居民成分的依据主要看家庭经济状况好坏和有无正当职业。我的爷爷、奶奶虽然开烟馆、卖大烟,但生活还是比较困难，而且说不上是什么正当职业。所以,划其家庭成分为贫民是有依据的。对比,工厂有关部门未有异议。

在今天的许多人看来,开烟馆、卖大烟是很严重的罪过。其实,在解放前，这桩生意司空见惯。据有关旁证材料反映,当年赤水县城就开设了大小烟馆上百家，竞争非常激烈。我爷爷家开的小烟馆根本排不上号位,而且,时不时被警察查封。解放初,考虑到城镇居民谋生艰难,当地政府并没有强令禁烟,采取的是疏导方针。父亲因为要求政治上进步,在1950年上半年不断劝说爷爷、奶奶，最终关掉了这门生意。

我父亲的光前表哥在1956年10月11日所写的证明材料中说,解放前我父亲的家庭生活很长一段时间是靠开烟馆维持。我父亲的近亲中有几个姑母和一个叔父。有两个姑母所嫁的,一户姓汪,是小土地出租；一户姓张，靠做小生意为生。其叔父在川军当过连长,后来做过城关镇的警卫干事,现在靠打小工下力为生。还有一个堂伯父,在昆明做大烟生意发了财,解放前两年买了二十多石租的土地,是一个小地主,现已病死。这几户近亲平时往来比较密切。还有一个姑母嫁给黄家,早年病故,其亲生儿子就是黄仲文,除丧喜事外,平时很少往来。

我父亲同时期写的“交待材料”中是这样说明他的主要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的：1、父亲名亮之,生于1899年11月,现年56岁,三十年前曾在滇军队伍当过连司务长,排长，曾参加哥老会并当过五排；解放前做过小生意,种过土地；平生好赌,爱在街上赌钱。解放前五年,借了一些本钱和堂伯父到云南昆明做大烟生意,后来输光了本钱只好跑到重庆做烟草行的中介人。解放前两年又回家做土为生。2、母亲名志珍,生于1904年,现年51岁,文盲,我小时家贫,全靠母亲辛苦操持；到重庆来后,还靠她帮职工洗衣服补贴家用。3、岳父陈树生,现年60岁,中农,靠种田为生。4、陈王氏,现年59岁,贫农出身。5、堂伯父名淮荃，现年60余岁,解放前专做大烟生意，是本地哥老会大爷,还参加过青帮。6、叔父名怀明,现年54岁,曾在国民党军队当过连长,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前几年在老家干过城关镇警卫干事。现在靠做小工为生。7、张光前，姑表兄,现年约28岁,现任赤水县粮食局股长。8、张光裕,姑表弟,现年约23岁,中共党员,现任空军某部少尉……

我对爷爷还是有点印象的。年幼时,爷爷常背着我到处玩耍,而且，对于我买吃零食的要求总是乐意满足。爷爷去世的时候,我还不满六岁,其临终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关于爷爷的身世和为人，大都是从我父亲的闲聊中了解到的。所以, 一直以来,我都认为自己的爷爷是一个生性散淡的人，没有文化,不怎么管事，也不大操持家务。近日,我有机会查阅到了爷爷亲笔撰写的“情况说明”材料,可谓大吃一惊。首先,爷爷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只读过两年私塾，但文句通顺,叙事清楚；其次,爷爷的经历丰富,虽多次遇险但均能逢凶化吉，如此人生际遇就不能仅仅用运气使然可以解释得过去的。爷爷看上去有些胆小怕事,实际上却颇讲侠义,即使交待问题，毫无推诿攀咬之语,亦无落井下石之举。与我父亲所写的同类材料比较，爷爷的东西更朴实一些。

爷爷又是怎样讲述自己历史的呢？

三

1958年7月,我爷爷应街道办事处的要求，撰写了他的“情况说明”材料。爷爷如是说：

我生于1899年11月16日。自小生长在贫民家庭,10岁之前断断续续读过两年老学（私塾）；11岁到15岁之间就呆在家里帮助大人做点家务，没有外出做什么事情。在我15岁的时候,家庭已经很贫苦了，当听说四川督军熊克武派人在合江县招兵，于是,我就到合江募兵处补了一个名字便入了行伍。不久,又随部队开到成都驻扎。我在熊克武部队总共当了不到一年的兵，因队伍整编压缩，我被裁员了，就回到老家借了本钱做小生意。到民国八年，赤水成立门户丁，我又在门户丁当兵，队长叫王克生。约在民国十年，贵州步兵九团团长雷鸣九驻进了赤水县,便把门户丁编进了他的部队。那时正是军阀混战,互相争权,时任贵州省主席的周西成派兵进攻赤水,把雷鸣九的队伍打垮了。雷鸣九只好带着残部从叙永出走重庆，投靠到原贵州省主席袁祖铭的部队当上了炮兵团的团长,我是跟着雷鸣九跑路的，因此也就在炮兵团当了兵。我记得所在部队的营长叫王君石（解放后已被镇压），连长叫祝建廷（四川合江人,解放后病死）。我们的队伍驻在来凤驿。我在炮兵团当兵不久就升任了连里的事务长，但由于我不满连长祝建廷吃当兵的钱，加上想家了,就开小差回赤水继续做小生意维持生活。大约到了民国十三年间,贵州军阀李小炎率部驻守湖北,老上司雷鸣九又去投靠了他,并当上了师长。这时,由于不得志而回乡的祝建廷又来找我,说他想再去投奔雷鸣九,因无人伴随，便邀我一道前往。我当时做生意亏了本钱，苦无出路,就答应下来了。我俩到湖北找到了雷鸣九，他安排我们去向梦章团长手下，祝建廷当上了上尉副官,我当了少尉副官。大约在民国十五、六年间,李小炎的部队（番号43军）和湖南军阀叶开鑫的部队（番号44军）因争抢地盘打了起来,我们团被打散了,团长向梦章也受了重伤。我见势不妙，就动身往老家跑路了。刚回赤水不久,贵州军阀侯之但（25军副军长）手下的谍查长刘俊武就来捉我。他说我是李小炎部队上的人,，回来是为了打探25军的消息。我告诉刘俊武说，我不是李小炎的探子,确实是因为部队被打散了才回家来的准备做小生意谋生的。刘俊武就说,你假如不是李小炎派来打探消息的,那就到我手下做点事，专门负责调查李小炎是否派人进贵州来活动，如果你不干就证明你是李小炎派来的探子。于是,我就答应替他做事以证明自己不是李小炎的探子。刘俊武安排我在谍查处专门负责调查李小炎是否派人溜回赤水弄情报,有时也调查一下土匪的动向。我在刘俊武手下干了两年多点时间。大约到了民国十八年,刘俊武因勾结土匪弄得名声很坏,侯之但对他动了杀机，下令秘密抓捕并枪毙了他。刘俊武死后,新来的谍查长叫霍南轩。这个人上任后，就指使下属明里抓赌抓娼,暗地里贪污捞钱。我看不惯这些勾当,就把谍查证上交不干了。我又开始做小生意谋生。时隔一年以后,侯之但的副官处处长刘丙侯碰到我,问我现在干啥子？我说,现在做小生意,生活很困难。他表示愿意介绍我到侯之但手下的团长郑孔昭处做事。经刘丙侯帮忙,我到叙永找了郑孔昭并在团里先负责侦察土匪动态,后又调到三连当了事务长。没过多久,侯之但怀疑郑孔昭与另一贵州军阀毛光翔勾结,便派兵打垮了郑孔昭部。我又失业了。从此以后,我再未在军队上干过，先后做过小生意,也帮亲戚卖过大烟，解放前三年主要靠种地谋生；解放后靠种地并在米店推米谋生。

我爷爷在这份材料的结尾处写道：在民国时期,我当兵也好,当谍查也好,我始终未做过什么坏事。赤水县城很多人都知道我的为人。自问平生清白。何况,我当兵、干谍查的时候,正是军阀混战,争权夺利之际,还根本未听说有共产党之事，直到民国二十三年红军打进贵州,我们才知道有红军这个名字。

这份材料提到的熊克武、周西成、袁祖铭、李小炎、侯之但等民国早期军阀达人，天涯版主江上苇在《迷惘的诸侯》一书中对其着墨不少。至于我爷爷，只是在这些军头手下当过小卒而已,若非见机早、抽身快,恐怕后果难料。

在我爷爷交待的社会关系中,其亲近的朋友基本上是热爱川剧的票友。从外调的旁证材料上看,知情人也未写有“罪大恶极”之类的攻击性措辞。但是,从1958年到1966年,当地街道治保组织是将我爷爷纳入“监控对象”进行监督的。在一份调查表上,组织上有这样结论：该人解放以来在政治上表现较好,历次运动中尚未发现有造谣及不满活动。

父亲对我爷爷、奶奶是很孝敬的，对妹妹也是发自内心的关爱。至少,我从未听他说过长辈有什么不是和至亲有什么缺失。当年,奶奶与我母亲这对婆媳发生了不少矛盾,父亲非常为难。但面对我奶奶的数落，父亲总是温言细语地安慰并尽力调和婆媳关系。从有关材料反映的情况来看,父亲总是宁愿自己受委屈也不肯让父母亲人吃苦头。爷爷去世的时候,父亲正在北京告状。当他返家时,爷爷已经入土了。为此,父亲痛哭不已,并昏睡了两天。我奶奶去世时,父亲正出差在外,得知噩耗痛不欲生。在我们逄年过节阖家团聚之际,父亲总要先摆上爷爷、奶奶的碗筷和酒杯,祭告一番方才允许开筵。

这是一个好习惯,应该传承下去。只是,家祭时,除了爷爷、奶奶外,现在还要添上父亲、母亲的碗筷了。笔行此处,心痛。

我曾经说过,父亲是对我人生观的形成影响最大的亲人。同时,我并不认为,父亲在位的时候对于我的事业进步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尽管有不少人确实这样认为。

一

我所以这样认为,只是基于自己经历的事实,而不是因为有什么忌讳。我是1979年9月因母亲退休而顶替名额参加工作的,当时有这样的国家政策规定,不存在特殊照顾。我参加工作以后,当的是学徒工，并没有被安排到机关科室当干部。后来读大学,也是先在厂里统考时取得第一名的成绩，再参加五机部组织的统考录取的。当时,一起参加工厂和五机部统考并落榜的人员中还有厂长的儿子，若是搞照顾也轮不到我头上。当我大学毕业回厂工作的时候,父亲已经退居二线了。原本说好要安排我去党委办公室做宣传干事,结果却被下放到质检科当了团支部书记。这时,工厂准备创办厂报，分管厂领导提名调我任专职编辑,却被当时的党委书记以“还需要劳动锻炼”为由否决了。这些事的根子何在,我心中有数,虽然郁闷但并未因此消沉，唯有更努力更扎实地把本职工作做好，同时,尽可能地处理好方方面面的人际关系。大概看到我还算能干事也能干成事，后来的领导们开始给予我一些表现的机会。其中的酸甜苦辣,就不在此赘述了。

那时真的不像现在。我父亲即使在位，也不敢在涉及我的工作安排如提干、入学等问题上操弄什么心机的，那时当领导干部的大都比较注意影响。何况,我父亲只是一个副职,根本就做不到一手庶天。我的事业起步阶段与一般人并无太大的差异。

我父亲其实是非常关心孩子的。大哥、二哥都下乡当过知青,为了帮助他们跳出“农门”,父亲刻意与他们落户的生产小队、生产大队的干部搞好关系，一有招工招兵的机会就四处活动，看了不少难看的脸色,也吃了许多难吃的苦头。

我认为,父亲对我的关爱也是无比深厚的。他被关押在造反司令部的时候,我负责每天送饭。父亲舍不得把偶尔送去炒肉丝、溜肝片吃完，总会匀出部分肉食留给我吃。七十年代,家里的粮食粗细搭配，父亲和母亲总会让我多吃细粮。别人宴请父亲或他到别人家拜年,他多数时候都会带上我一起去“打牙祭”。几十年过去了,我一想到这些情景总是感觉到浓浓的暖意。

现在想起来,父亲之于我确实是“身教重于言教”。不少人都说,我能说会写的本事得自父亲的传承。坦率地讲,父亲几乎没有教过我如何操练嘴皮子,如何提高写作能力。但是,只要静下心来观察、分析、学习父亲说话、写作的表现，无疑会有很多的收获。父亲在会议场合讲话，比较注重通俗易懂，善于运用比喻，甚至穿插一点笑话或故事，分析问题时尤其讲究条理并力求深入浅出。这是父亲一直以来被人公认的长处。他在部队当文化教员时,战士就反映听他讲课“不打瞌睡”。

我看过父亲写的工作总结或报告之类，比较突出的地方主要是文字干净,说理充分,很少废话。父亲的字迹比较工整、清晰、易识,略带秀气。我二哥的字迹与父亲比较相似。我曾经听父亲当年的一些老部下讲,他处理公务总是注重抓住定目标、出主意和沟通协调等环节使力,一般不干预部下的具体工作；出了什么问题,他不搞上纲上线,极少骂人训人,而是就事论事找出症结及其原因并一起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不争功也不诿过。这是一种千锤百炼而来的领导艺术。确实,父亲负责的工作很难有完不成的记录。这样的身教对我实质上的帮助是不言而喻的。

父亲爱读书、看报,这个爱好对我自幼就产生了很大的有益的影响。父亲的古文、诗词功底,是我迄今所不及的。

二

父亲的语言文字水平较高，但他并不主张我从事涉及语言文字的工作。少年时代,我经常听他念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其实,他很得意自己的数学水平，所以,对我较差的数学成绩可谓“恨铁不成钢”。我上高小的时候,父亲挤出时间辅导我学习数学知识，为此,我挨了不少痛骂和敲打。

我刚入学的时候,并不偏科,数学成绩尚可。大约读到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换了一位数学老师,此人因为派性以及对我家人怨恨,也就少不了在课堂上对我冷嘲热讽或训斥指责,弄得我一上她的课就怯场，久而久之,数学的底子也就越来越薄弱了。说出这些,并非推脱己责,诿过于人，而是还原真相。然而,我在当时并没有说出这些,无论父亲怎么着急,我确实对数学不感兴趣。后来，我因为工作需要不得不重修数学以敷应用，但始终对这门学问只识皮毛。对于我的数学成绩,父亲是很失望的。

相对而言,父亲对我大哥的学习方向比较满意一些。大哥的数理化成绩比我要高出一大截，对技术工艺也比较钻研,父亲对他的赞扬次数远多于我和二哥。当然,时代发展的事实证明父亲原来的观点落伍了,学好理工科固然不愁吃不饱饭,学好文科同样可走遍天下都不怕。

父亲在外总是和蔼可亲的样子，也善于培训下属、开导他人。不过,他对自家孩子的学业辅导却并非良师。我女儿说爷爷辅导功课，耐心非常有限,动不动就会高声喝骂,甚至动手惩罚。我父女二人都有相似遭遇，如今想起,别有一番滋味涌上心头。

都是环球味的

父亲去世的时候,没有什么钱财留给我们，然而,他好学的执着则是一笔非常宝贵的遗产。

老先生的好学可以作为一个家规家风，泽被遗福子孙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