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有人说下最近香港的事吗？ -- 谢家堂前
香港下面没有县，国内有几个地级小城市（不包括县）能有这规模？
俞敏洪卖国不卖国我不知道，去美国上市和爱国肯定没半毛钱关系。
深圳家庭妇女买日杂用品的农贸市场，因为东西还比较新鲜。
说的是某些大搞殖民的基督徒：他们跪在上帝面前，其实是为了有理由把异教徒踩在脚下。现在香港某些民主人士同样如此：推崇所谓普世价值根本是为了有理由把不普世的大陆人当蝗虫
很同意你的看法，这里摘录整理一搏文的部分作为补充：
香港虽小，也有700万人口，放在欧洲也是一个中等国家，不会因为一人就兴旺或衰败。说李嘉诚或者三五个房产寡头导致了香港经济停滞，这还是太感性化的说法。李嘉诚只不过是一个符号。他代表的是60年代崛起，80-90年代取代英资的本土华资势力。大家现在把枪头都指向李嘉诚，其实他只是在扮演当年怡和和太古的角色，是香港现行政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香港的核心问题在于经济金融政策。
首先是高地价政策。
政府通过高地价增加卖地收入来补贴支撑单一低税率的财政收入。所以香港不是没有土地供应，而是政府故意捂地抬高地价。李家城（香港）的花岗岩土地（非常适合建筑的地形）至今开发的只有20%左右，而李家坡（新加坡）是85%以上。制定这个政策的公务员队伍一直享受着高薪和宽敞的宿舍。但一般香港市民，花在居住上的费用达一生总收入的5成到7成，人均居住面积只有令人羞耻的不到14平方米——这还是被新界区乡村丁屋拉高后的数据，市区居民的居住面积，只有7.1平方米。或许只有让公务员的薪水和宿舍面积和香港市民的收入中位数和居住面积中位数挂钩，这帮家伙才会老实为市民利益服务。
第二是联系汇率。
港元是跟美元挂钩的。这个本来是80年代为了稳定人心的政策，现在成了香港人的痛苦根源之一。汇率挂钩，等于货币政策授于人手。美国没有任何义务为香港的利益制定经济政策。结果，90年代初的高通胀，到现在由于量化宽松的大幅贬值，香港长期没法控制自己的货币政策。往往是经济需要降温的时候火上加油，需要升温的时候通缩，结果就是90到97年的高通胀，98到03年的通缩，08到现在的0利率鼓动房价疯涨。这个联系汇率政策成了慢性毒药。其实扩大港元对美元的汇率浮动区间，有方向性地调控汇率，都是解决方法-之一。直接挂钩人民币当然不可能，这等于在内地的资本控制上挖口子。但对人民币缓慢有秩序地接近，需要的外汇储备会比现在的更少。这么简单就能想通的事，为什么不做呢？
香港领导阶层没有政治决心和政治能力
董特首是商二代。成功地把祖业搞得几乎要破产，最后靠中央政府救命，能力如何，可想而知。曾特首是公务员出身，当年捍卫联系汇率贪天之功成了英雄。办事能力不错，当领导就没有魄力了。下了台才吐槽香港的税基窄，但台上七年时基本上除了捂地，除了抱残守旧外，什么都没干。这也是香港公务员的通病。他们的执行力很强，但是信奉是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庸官主义。个个都是推卸责任的人精。上边说了么，香港的货币政策是美国制定的。那好吧，还有财政政策在手。偏偏香港政府信奉的是小政府主义，政府干涉规管得越少越好。也难怪佛里曼那个自由市场原教旨对香港推崇备至了，根本就是自由市场里的自由市场么，教科书范例中的标准范例么。结果，香港的央行 ——金管局，平时除了捍卫联系汇率外，就是一个坐食外汇储备利息的机构。金管局局长任志刚陈德霖年薪过千万，但这么多年他们有考虑过改革优化联系汇率么？有！任志刚在卸任后就撰文写了联系汇率可以改革的文章，然后陈德霖就说这政策行之有效值得持之以恒。真是有担当有学识的公务员啊！
香港人心态不正
以为香港是靠自由市场机制发家的人，一般是智商和学识有问题。香港是一个靠在某个期间垄断对内地进出口贸易的转口港。这是历史给的机遇，跟自由市场竞争没什么关系。何况，当年香港被英资把持的年代，哪来什么自由市场竞争呢？但香港人当年靠垄断获得的经济发展机遇，使得他们在心态上从极度自卑跳到了极度自大。别以为大陆人被香港人歧视藐视是啥新鲜事物，当年台湾人也享受过这种待遇。八十年代台湾新娘嫁到香港被取笑不是啥新鲜事。后来台湾人富起来了，只好在大陆人身上找优越感。现在大陆人也富起来了，优越感就成了自卑感。这归根结底是香港人心理不平衡的问题。谁叫香港人是温顺的殖民地二等公民呢？欺软怕硬嫌贫爱富深入文化骨髓。
面对垄断财阀。如果香港人有血性，一直为自己争取政治经济平等的权利，那值得自豪。可惜，当年肯这么干的，只有香港的共产党。67暴动就是他们的杰作。当然过于左倾激进是问题，但怎么也比奴化的顺民要好。所以大陆人，即使是改开30年后，依然和香港人有本质上的不同。面对世界，我们有我们就应该是强国大国，我们就应该争取第一的底气和心气。香港人，崇洋媚外这四个字简直就是为他们设的。香港人的心态是洋人面前自卑，国人面前自大。内地的迅猛发展打破了这一幻象。本来就没有理想追求穷得只有钱的香港人，在大陆新富面前，心态不崩溃才是不正常的。
经济增长放缓后, 利益阶层固化，年轻人没希望
现在香港比以前差了么？不是。香港一直在发展，只是速度很慢。这是经济成熟的必然阶段。香港的高等教育从精英走向平民。80年代末，香港只有两家大学。大学生是天之骄子。港大毕业生号称天子门生。海归那就更不得了。现在，光大学就有七间，海归硕士满街走。供应加大，价格自然下跌, 所以香港的白领工资在过去10年是停滞不前的。香港人的平均教育水平提高了，但是素质么，就真是呵呵呵了。经济发展放缓，社会流动性自然减低。利益阶层开始分化。能够旱涝保收的自然继续扩大自有份额。人们看不到向上爬的阶梯，自然要求福利保障。偏偏政府信奉无为，放纵兼并，收入分配不均是显而易见的。对普通香港人来说，没有怨气才不正常。财富在向上层集中，他们没有向上爬的渠道。甚至在香港单一注重的金融业产业里，年轻香港人也在被更优秀的大陆人全面取代。
原文链接：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695264-1.shtml
地价高,中国相对更加高,但中国土地开发规划是个笑话,房屋质量很烂.人民币本身也是变相联系汇率,金融烂帐+债台高筑比香港更差,其他的垄断财阀,心态不正,阶级固化,这类问题中国更加严重,我也不想再多说,不应该拿这种自己做不好的去攻击人家,就象梁正英自己偡建还好意思攻击唐英年,梁本身是测绘业,实在是讽刺.
这片长博文作者魏峰对香港的经济政治等方面作了深刻的分析，一些看法可以借鉴。现摘录一部分：
香港奶粉事件暴露的死结：“求雨”还是改革“李家城”？
今天的香港也有一个旱涝保收的统治集团——李嘉诚代表的金融—地产集团。他们和旧日的地主阶层一样，不需要改善香港经济基本面也可以获得巨额利润。在面对经济困难的时候，地主借求雨安抚人心，富豪操纵的媒体则攻击内地以获得政治正确性。可以说，历史从来不新鲜。至于说解决方案，当年金斗坪村剥夺了地主的土地才能改善生活，今天的香港如果不能摆脱少数寡头统治，经济、尤其是平民的收入就不会有任何改善的希望。香港，你还好吗？
一 港人排外？没自信？
近来，香港爆发了部分人举港英殖民旗帜上街围堵、谩骂内地旅客的事件。1月27日，“香港自治运动”男女网民在港铁旺角东站外高举纸牌与英国殖民地旗帜，高叫口号“光复香港，还我奶粉”、“一签一行，赶走水贼”等口号，示威者更围堵乘客，向拖着行李路过疑似内地人指骂。
类似事件并非首次发生，由于“双非婴儿”、“水客”及内地游客涌入等问题，香港已多次爆发与内地间矛盾，社会上弥漫着对内地的疏离、隔阂甚至仇视情绪。此前在去年9月，即有示威者在港铁上水站出口高举“中国人滚回中国”纸牌围堵谩骂内地人，斥喝对方“蝗虫”、“畜生”及“滚出香港”。部份示威者更高举英属香港旗帜及穿着有英国国旗的上衣，要求香港自治。
为何一向被内地人视为开放自由、法治公平的香港，曾多次在内地受灾时伸出援手的香港人，在回归十五年后竟然愈加与同胞疏远和仇视，甚至开始怀念殖民地时代？这还要从香港的经济社会现状说起。
香港曾经是个工业城市。1970年，香港制造业曾占GDP的31%，45%的香港人在工厂工作。自身的勤劳给香港经济带来了高速发展。香港也因此从一个纯粹的转口港发展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不过大部分工业都属于层次较低的加工业、轻纺业。
1997年后的香港，并未能充分利用自身背靠内地、面向世界、资金充沛的优势进行产业升级，反而由于产业不断空心化促使经济发展缓慢，贫富差距拉大。随着香港房价不断提高和内地的产业升级，香港制造业不断北迁，目前以金融、地产、航运、商贸、旅游为代表的服务业在香港经济中所占比重已超过九成，而其中勉强称得上优势的仅有金融和商贸，后者还得益于隐形走私和内地游客的贡献。
这种畸形的产业结构直接造成经济发展缺乏动力，中等收入职位供给不足，贫富悬殊等严重后果。十五年来，内地的人均GDP从774美元增长到6100美元，增加了近7倍；同期香港人均GDP仅从27000美元增至不到35000美元。与同为亚洲四小龙城市经济体的新加坡比较，2011年新加坡人均GDP从2001年香港的93%反超至134%。甚至深圳的人均gdp也预计在5年后赶超香港。香港已经不再是穷困邻居中间的富裕孤岛。
更令人失望的是，扣除通胀和汇率影响，按照香港统计处的计算，2001年至2011年家庭收入中位数实际下降了2.9%，亦即2011年普通家庭比2001年更穷，同期新加坡却增加了18.1%，内地则翻了不止一倍。此外最近几年香港房价的迅速攀升又雪上加霜，2011年香港房价收入比为11.4倍，高居全球榜首，由此造就了大批香港市民只能蜗居陋室，望楼兴叹。时至今日，香港仍有超过10万人居住在人均面积不足3平方米的笼屋内，这种在一个房间内塞满十二个人的贫民窟被英国《每日邮报》形象地称为狗笼。
经济停滞，贫富差距扩大，昔日的内地穷亲戚快速发达，自然引发香港民众种种复杂情绪。此时香港的社会精英并未主动承担责任，反省香港自身存在的问题，却将其归咎于内地和中央政府，借由“双非婴儿”和“水客”等事件，煽动普通市民的对立情绪，以此为自己寻找脱身的借口。然而追本寻源，这些问题本来就是香港部分精英和上层一手制造出来的。
原文链接：本文链接：http://www.guancha.cn/WeiFeng/2013_03_05_129646.shtml
那些要举报的听着，这是部分摘录。
二 攻击内地？掩饰无能？
所谓“双非婴儿”，它起源于2001年香港终审法院的一项判决，此前香港《入境条例》规定父母双方均非香港永久居民时，在香港出生的婴儿不能享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但当一对夫妇为了儿子的居港权起诉香港政府时，香港终审法院为了彰显所谓的“司法独立”，不顾此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司法解释，一意孤行地根据字面条文裁定“只要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即享有香港永久居民权。同时裁决书内还否定了当时政府关于“会导致大批人士立即从内地涌入香港”的善意提醒。由此引发了之后十年间共有17万“双非婴儿”获得居港权，香港妇科资源极度紧张，本地居民生产时一“床”难寻的恶果。
而当此事的影响愈演愈烈时，香港媒体和部分反中央政府人士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不追究当初司法界不听劝阻一意孤行的责任，不从本港法律制度层面上修补漏洞，无耻地将公众情绪引向了来港的内地人。以致普通香港民众对内地的反感不停增加，最终甚至在游行示威中喊出了“大陆人是蝗虫”、“大陆人滚回去”的口号。
至于“水客”问题，众所周知，香港是个免税自由港，大部分商品在销售时不征收消费税或关税，因此一直以购物天堂闻名于世界。2003年以后，中央政府为了促进香港经济发展，逐步引进了内地居民香港自由行的措施，同时为了增加香港的销售额，海关也在实际上豁免了返程入境时携带免税商品不得超过5000元人民币的限制。开始由于港币币值较高且内地物价水平较低，入境携带的商品多为珠宝、皮包、电子产品等奢侈品，对香港本地居民影响不大，反而增加了销售和就业，令得香港人多为满意。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人民币的升值和内地物价的攀升，少了多种税收的香港日用品价格开始逐渐落后于内地商品；几次食品信任危机后，直接从国外进口的所谓“港货”更是受到部分内地消费者的青睐。引发大量持有多次往返签证的香港本地居民和深圳居民开始从事有利可图的携带日用品入境生意——俗称“水客”，造成临近深圳边界的香港地区日用品价格暴涨和短缺，引起附近居民严重不满。对于这种情形，香港媒体和反对派无视自由港政策的固有弊端，不顾六成水客来自本地的现实，公然将民众的愤怒情绪引向内地，挑动两地矛盾，直至演变出部分群众举港英殖民旗帜上街围堵、谩骂内地自由行游客的一幕。
如今，香港上层精英群体在本地一步步丧失昔日优势，逐渐被内地主要城市追赶甚至反超时，不仅不能主动提出解决方案，带领香港走出困境，反在为了自身的私利和推卸责任，故意操纵媒体煽风点火，挑起双方民间矛盾。借此“民意”向中央政府无度索取。长此以往，香港必然会丢掉自己在中央政府和内地民众眼中的良好形象，丧失自己作为内地窗口的优势地位，最终被蓬勃发展的内地经济圈抛弃以致边缘化。
三 香港是李家的城？
经济上而言，香港并非是像表面看上去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体系，反而是由少数地产商、银行家和大商人所掌控。以李嘉诚为代表的大地产商控制着香港人的衣食住行，地产、电力、交通、通讯、零售，无不显现着这些人的影子。他们首先凭借着对地产的垄断大肆蚕食中小商户的盈利，依靠这种垄断，香港已经超过纽约荣膺全球商业租金第一城市，曾经在2003年挺过SARS困境的商家如今却不敌高涨的房租，纷纷倒闭。其次，电力交通等公用事业也是富豪的大财源，香港仅有的两家电力公司由李嘉诚和经营酒店地产的嘉道理家族控股，唯一的燃气公司由恒基地产控制，香港巴士和轮渡则归于新世界发展和会德丰集团旗下。
利用这些行业获取的稳定收益，地产商们将触角伸向了消费领域。通讯业领头羊电信盈科属于李嘉诚的儿子李泽楷；超市业两大龙头中的百佳归于李嘉诚，惠康则属英资的香港置地。最后，地产商们和银行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李嘉诚就曾出任过汇丰银行董事局非执行副董事长。正如之前网络上疯传的小学生作文“李家的城”所描述的：“李嘉诚，名副其实，香港就是李家的城。他是我们的上帝，万物都是他所创造的。”
正是凭借着这种垄断地位，香港的地产商和超级富豪们为自己拿到了巨额的金钱。根据《福布斯》公布的香港富豪榜，李嘉诚连续6年蝉联香港首富。排第二是恒基地产主席李兆基，新鸿基地产的郭氏家族排名第三，新世界发展创办人郑裕彤排名第四。四大地产商盘踞富豪榜首，《福布斯》称之为“房地产的胜利”，同时上榜50位富豪中近三分之二的人亦是依靠房地产投资或开发积累起大量财富。
那些要举报的人听着，我做了删减，这是部分内容，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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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李嘉诚是周伯元？香港人民要么求雨要么求李嘉诚？
垄断富豪的最大特权就是利润率能无视经济周期：哪怕经历亚洲金融危机后五年的楼市暴跌（楼价比1997年的高位下跌65%），五大地产商在2002年财政年度盈利依然可观：长江实业录得年度盈利88.8亿港元；新鸿基地产录得年度盈利85.2亿港元，恒基兆业地产的年度盈利为21.5亿港元，九龙仓及会德丰为30.5亿港元，而新世界发展则为13亿港元。
与此同时，香港普通市民却饱受楼市暴跌带来经济低迷，失业率屡创历史新高之苦。楼市崩溃几乎摧毁了整个中产阶层，许多中产人士的财产在楼市及股市中蒸发掉，这些在八九十年代取得中产地位的人，不得不告别这个阶级。至2011年仍有115万人属于低收入/贫困家庭，占香港总人口的17%。扣除物价影响，就如之前所提及的一样，十年来香港人变得更穷了。
面对经济上垄断横行，产业结构空心化，居民收入实质下降的困境，本来正应由政府承担起领导责任，通过限制超级富豪恢复公平竞争，合理调整产业结构，扶持救助普通民众。然而香港政府却墨守成规，一直秉承所谓“积极不干预”政策，坐视整体社会环境日趋恶化。
时至今日，香港仍无一部反不当竞争法出台，政府坐视大商家凭借垄断地位，尤其是对商业地产的垄断，对中小商户敲骨吸髓。对公用事业提供商，政府也无力控制价格，反而通过合约承诺其在成本上升时提价保证稳定的利润。凭借这些方式，超级富豪们获得了稳定的现金流，不断向新的产业蚕食扩张，终至形成“李家的城”奇景。
香港政府也没能对制造业外移提出任何解决方案。本来随着经济发展，放弃低端制造业转向高端是正常途径，但香港政府并未向新加坡一样鼓励发展以电子、高技术装备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致使香港制造业彻底衰落，无法提供足够的中等收入职位，普通香港人只能从事服务业、零售业等低端岗位，工资提升缓慢。
如果说上两个问题还可以解释成政府为保障香港最自由经济体地位而不得不放弃对经济的直接干预，那么放任普通市民贫困化只能说明香港政府连最基本的政府责任都没做到。对比内地政府几十年如一日的扶贫工作，成功减少数以亿计的贫困人口；三年完成数千万套保障房，最近十年人均居住面积成倍提高。再看普通家庭十年来实际收入下降，十余万人不得不栖身狗笼的香港，香港政府有何脸面说自己精干高效？香港公务员又有何理由拿着每月数万乃至数十万的高薪而不心虚呢？
归根结底，继承英国殖民遗产的香港政府不过是一群谨小慎微的办事员罢了，只能在规定好的条框内机械执行，没有能力也没有勇气做出战略性的决策。当年有宗主国替其思考，如今自己执政马上就变成无头苍蝇，实际上把香港留给富豪主导的媒体统治。面对急剧变化的世界形势，高速发展的内地经济，屡屡摩擦的内地香港关系，香港政府只会头痛医通，脚痛医脚，抱残守缺，四处堵漏，完全做不出有明智有效的应对。例如要提高福利保障，内地普通人都知道要优先救助低收入群体，然而香港政府竟然使出了按人头派发同样红包的昏招，其无能由此可见一斑。
同时，香港政府的无能和谨小慎微也导致其缺乏足够民意基础，反过来又限制了政策的选择和执行。香港政治的奇特在于，特首及其领导的“内阁”都是中立无党派的，没有任何政党组织为其后盾，更不要说能获得在立法会中占据多数的政党支持。遍观世界成熟国家地区，执政者背后无不有强大的政党作为基础，在享受执政党地位的同时，为当政者提供社会、人力、组织等多方面的支持。缺乏这种基础的香港特首班子，其任何政策都无法获得基层民间的有效支持，政府决策时在各阶层党派间左右折冲、如履薄冰，不能出台任何有魄力的长效机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纵观香港过去十余年的决策，主观上说李嘉诚统治香港，或许还有耸人听闻之嫌。但从实质效果来看，十余年来唯一的得益集团是少数垄断富豪，香港政府的无能客观上为富豪的间接统治提供了政治土壤。
五 香港人民还有没有言论自由？
一直以来，香港媒体给内地的印象是中立客观、自由敢言，如果细致观察却会发现其实并非如此，所谓敢言完全是建立在不触动超级富豪们利益的前提下的。类似香港这种商业社会中的媒体需要依靠广告来维持生存，而香港媒体的广告则大半被房地产富豪们控制的产业所占据。吃人嘴软，依赖超级富豪们生存的媒体如何敢批评金主？又如何可能向政府建议实施抑制豪强的政策？
去年3月，香港前政务司长许仕仁因与新鸿基地产的官商勾结案被廉政公署拘捕，这起香港政府第二号人物的腐败案由于涉及到大地产商并未在被媒体中引起足够反响，反而同期却在热炒内地政府如何腐败。去年十一港灯公司船舶在载人观看烟花表演时沉没，造成39人死亡，包括数名儿童。因为出事的公司归属李嘉诚旗下，香港媒体完全没有像前一年造成40人死亡的内地动车事故时那样穷追猛打，却一致对肇事公司的责任保持沉默。
富豪不能说，本地丑闻不能说，但面对香港民众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媒体却又不能不说话，总要揪出一个发泄怒火的罪魁祸首。在香港缺少话语权的内地人和中央政府自然就成了最好的靶子。反正骂内地人不会被追究，骂中央政府更能显示自己的“独立”和“良心”。在所谓法治自由的香港，歧视内地人竟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翻开香港报纸，到处充斥着内地人素质低的言论，能想象北京或上海报纸公开声称外地人素质低吗？
除开被金钱收买的媒体，香港部分精英人士为了反对中央政府，谋取个人私利，不惜出卖香港利益。他们利用一切机会反对中央政府，抹黑内地，阻挠政府的施政，事后却推卸责任，煽动群众将矛盾引向内地。正如前述的“双非婴儿”事件，明明是司法人士为了显示自身独立性，罔顾人大常委会的司法解释，否定特区政府的善意提醒，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直到今天也从未出面承认错误，废除该项裁决。同期这些精英人士不顾香港市民反对“双非婴儿”最激烈的资源分配理由，竟然为了选票支持给予数量超过历年“双非婴儿”总数的菲律宾佣工以香港居民权。为了权力，他们不惜将中国香港变为“菲律宾香港”！
虽然此类精英一贯反对内地和中央政府的任何计划，但他们也无任何能力帮助香港独立走出困境，只能一再宣称内地对香港支持不够。有人甚至提出在香港建立“水货”基地，专职向内地走私商品，在被内地海关否决后竟然抹黑说内地是因为不愿暴露国产产品质量低下，完全不顾内地对合法进口商品并无任何限制。
富豪失控、政府无能、媒体无耻，在三者的合力下，香港早已落后于亚洲四小龙中的韩国和新加坡，更逐渐被内地的上海、深圳赶上，现如今就连航运贸易等服务业也因为高涨的房租而开始迁移至深圳。一旦将来人民币完全国际化，香港在争夺中国金融中心的竞争中显然毫无胜算——中国不可能将自身的金融命脉交给一个抗拒中央政府的城市。如此一来，香港也只剩下内地免税店这唯一的前途，可是一家零售店能提供多少有前途的职位呢？到时留给香港和它的地产富豪的还有什么！
人家是垄断,但没有兼并,满街的小店还是有活路的.
香港一些舆论喜欢批判说香港今日的经济不景气是因为香港特区政府不遵循民意。从诸多案例实际上已经看到，第一，香港繁荣与否与香港民意无关，港英政府时期何曾在乎过香港民意？香港繁荣和中国大陆的发展状况倒可以说息息相关。第二，香港特区政府不是不遵民意，而是盲从民意，如同蒙着眼睛的毛驴，绕着“民意”这个磨盘打转。第三，正是因为特区政府盲从民意，才导致重要的决策方向被建制派把持，墨守成规、无力改革，无谓的琐事上却被泛民派绑架，朝令夕改、庸人自扰。香港居民则被这两派政客演戏逗的哭哭笑笑，不知所措。
那么，中国政府介入香港事务，是否可以扭转这个趋势、带动香港经济成功转型呢？似乎也不乐观。香港舆论对于中国政府介入香港事务怀有极大的抵触，对内地普通游客横挑鼻子竖挑眼，归根结底是优越感在作怪。典型案例就是“地铁上能不能吃东西”的问题。内地游客在香港地铁上吃东西，引发同车香港人不满，最后演变成内地游客和香港人的对骂，然后又变成了“游客素质问题”“社会公德问题”的大讨论。可几乎就在那同时，有人见到西方游客在香港地铁上吃喝，同车香港人却是一片沉默。所以，什么素质问题、公德问题、乃至法律规定问题，都是表面问题。实质是香港人面对内地人时的优越感问题：“我们是富裕先进开化的上等人，你们是贫穷愚昧闭塞的下等人。我们怎么能对你们委曲求全？当然应该是你们曲意迎合我们才是。”香港人只要还有这个心态，中国政府任何试图介入香港内部事务的行动都只会招来更强烈的反弹。健康的、可持续的改革，必须建立在理性的政治博弈基础之上。现在博弈的一方完全没有理性决策的能力，改革从何谈起？要想改变这个心态，香港的经济状况至少要跌落到明显低于中国大陆沿海城市以下才可能。非如此，不足以打破香港人心中的优越感。
那就应该先去曝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