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我的喀什, 我的南疆 -- 故乡在喀什
现在中国最大的困境在我看来就是: 市场的缺失。
改开以来,中国着眼的主要是海路市场。即: 海洋交通沟通的市场。
相比较而言,陆路市场处于相对滞后状态。
在美国, 西欧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时,海路市场为主是可以的。但现在无论美国, 还是西欧都在静水深流的在贸易手段, 支付方式, 市场准入和技术转让等等方方面面进行着打劫的准备。
坐而待毙,还是见招拆招? 显然是后者。中国最大的招数就是:"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难的就是市场的开拓, 掌控和经营。
在我看来, 斯坦因为地理位置接近, 资源互补, 市场相对滞后等原因, 最符合"天时, 地利, 人和"的标准。
至于反水, 变脸, 骑墙等招数, 说老实话,我不太担心。 后面会专门讲到如何制衡,辖制, 和调整的机制的设想。敬请期待, 欢迎讨论!
鞑靼斯坦是泛突厥主义的原产地, 土耳其只是继承和发展了而已。
如果说"杀鸡给猴看"是一出戏,猴子的名字就是:
鞑靼斯坦。
叶利钦时代, "三恶"把叶利钦逼得赋予鞑靼斯坦超越国家的法律地位。2017年合约才到期。当然, 车臣也消停很久了。
泛突厥起源于鞑靼斯坦知识分子。
不过当代,尤其是苏联解体时,鞑靼斯坦条约是内外各方博弈的结果。我听西方某大国人物亲口说过有关情况。深感幸亏中国没有做大国刀下鱼肉。
现在,鞑靼斯坦不像土耳其那样一有机会就犯贱。
话说回来,俄罗斯将来如果有问题,先出在高加索、鞑靼斯坦、图瓦共和国。
好地方啊!
还有一个名字叫: 唐努乌梁海。
新疆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景区: 喀纳斯。
喀纳斯周围的人拒绝承认自己是哈萨克族,坚持自己是图瓦人。
细说起来都是泪啊!
贸易就是贸易,经济就是经济,政治就是政治。搅在一起,迟早搅出麻烦。
去年上海海事会的时候,我曾经去蹭过一餐饭,跟一个柴油机厂的老总聊天,他刚从中亚某国出差回来,在那里有个一带一路的样板工程,是建一个开发区,他们厂提供柴油机。
我这个人比较俗,知道这几年柴油机厂的生意都不算好,问他容易收钱吗?他说他们是央企,母公司会给钱的。
我就有点不以为然,说,那不就是政府的钱吗?假如某国赖账,中国难道还能出兵去要钱?
他说,哈哈,这次你搞错了,还真不是政府的钱,是亚投行的钱,亚投行也不怕,都有矿山抵押的,他们政府换届都不怕。
现在想,搞亚投行这招实在太绝了,有钱大家一起赚,有风险大家一起承担,我猜,搞一带一路,经济账,还是会算得很精的。
新疆在和斯坦进行的交往, 与别的地区与斯坦交往区别很大。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新疆与各斯坦(尤其是哈萨克族)的贸易,文化, 宗教甚至亲缘关系都搅在一起的。
你所观察到的贸易是特别好的模式之一。后面会涉及。
看他们的民族打扮,其中一个居然穿着满清官服,带着红岭顶戴。
但是他们的呼卖表演比较原始粗糙。
图瓦就是图瓦。
这群人介于蒙古族和哈萨克之间。
再细分就比较麻烦了。
中国的民族划分就不要太纠结了。因为沉疴,忌讳和选择性失忆太多了。
商场即战场,贸易即商战。既然是战,就要按照战争的规律来谋划,周旋,动作和坚持。在于经济发展战略的风险,规律,和战术,“五口通八国,一路通欧亚”的喀什,和希望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的新疆更是至关重要。
首先,南疆为什么必须发展?南疆进入经济视野是在2200多年前。那时的张骞就认为南疆发展贸易的重要性。但直到今天,南疆依然没有找到贸易的通道和手段。如果汉代到改开前南疆的经济通属于一种封闭的,原始的农业经济为主的绿洲经济,那么今天南疆与沿海和内地巨大的经济落差已经直接威胁到了国家的领土安全和社会的稳定。南疆最大的悲哀就是:抱着金饭碗要饭。转移支付,援疆项目和倾斜政策其实就是羁縻的变种。巨大的财政动压力在国家兴盛时还尚可维持,一旦有了风吹草动,南疆就会“孤悬塞外”。如果说汉代后西城的历史是在重复性的发生着这样的故事,为什么不能以发展的眼光和手段来先发制人,变被动为主动呢?与美国的贸易战已经开锣了,南疆的发展不仅是让国家资源“好人好马上前线”来应对“横断山,路难行。敌重兵压黔境”的局面。更有可能打出一副 “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的“用兵如神”。作为国家一分子的南疆,必须有这样的担当。
其次,南疆,甚至新疆是否有足够的发展能力?从国家的层面上来讲,没有对国家的远期利益的极大推动,没有对国家大政方针有深化和促进,没有对数个省级区域的经济有补充或刺激作用,中央肯定是会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如果说就目前的经济实力,产业产出和各种资源总合来看,新疆属于“有了不多,少了不少”的尴尬和羞涩状态。但是,如果把南疆周边的经济要素和市场整合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南疆的天地是大有可为的。
还有,向哪里发展? 在新疆的发展战略中,最难的是平台的问题。闭塞的环境,遥远的市场,摇摆的政策和复杂的周边环境其实都只是火焰山而已,难是肯定的,但绝对不是不可逾越的。对于新疆(包括生产建设兵团),最难的其实是“找对角色”和“摆正位置”的问题。喀什,南疆和新疆如果要发展,必须从国家层面来立意,立项,立足,否则“出师未捷身先死”是毫无疑问的。如果説以前“闻弦歌而知雅意”比较困难,那么今天的贸易战就把中央的意图明明白白的展现了出来:在可预期的未来,国家的最直接的利益就是:市场,尤其是境外的尚未触及的市场。中国和美国与欧洲的贸易摩擦无可避免。中国和日本不同,中国断是没有回旋的余地的。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不就是今日贸易战的前传吗?对于贸易战,以战止战是中国的选择。所以,任何有利于开拓新市场的举措一定是会被加持的。不过,要想在中国业已巨大的出口总额上有一个展露手脚,也决非易事。不过量上有缺,可以在质上补。对于中国来讲,和美国最后摊牌不是在美元上,而是在黄金上。如果一种贸易可以是出口工业品,取回黄金或者对国民经济有重大意义的货品,那么国家怎么会不推动?
最后,但是最关键的一点,谁来推进的?新疆(包括生产建议兵团)是没有能力推进新疆的开发与开放的。但是,全凭中央也是不具有可操作性的,有一种可以既不越权,又可创新的模式吗?答案是肯定的。广东模式就是这种模板。
与广东一样,新疆各周边的外事交往也很多。广东有一个“关闸事件”特别值得新疆学习。
1952年7月25日至7月30日,抗美援朝正酣,在澳门和珠海之间葡澳士兵和中国士兵发生了冲突,后来史称“关闸事件”。抗日战争期间,澳门是个特殊的地区,日本攻占香港,但对澳门却绕道而行。日本对香港和澳门的区别对待,是因为在巴西有数十万日侨,而不是葡澳士兵的勇猛。“关闸事件”中葡澳士兵为何要挑起事端,这不得而知。但最后中方通过关闸,断水,使得葡方道歉,赔偿,并保证永不再犯。“关闸事件”成为中国外交谈判中难得的一次难得的掌握主动的案例。
“关闸事件”的处理,现在总结起来,最大的特点就是毛泽东直接制定原则,叶剑英直接操作,环节少,手段直接,发力精准。越是敏感地区,越是敏感问题,越是要沟通及时。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后的铁克力提不就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吗?
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大家都是戴着链锁跳舞。没有谁难,谁易的区别。跳得好的,也都是磕磕碰碰过来的。磕明白了,碰醒了,自己的路也就走出来了。广东模式套在新疆,最难的就是在如何分利上。广东在改开初期是有三个开放城市的:深圳,珠海和汕头。广东算来算去也没有把深圳当作“摇钱树”来杀鸡取卵,也没有在珠海和汕头坐吃山空。埋头做好自己的事,挣自己该挣的钱。新疆在算账上,真需要认真学习一样广东。对于新疆来讲,只有国家掌控,新疆得利,地方得实惠的模式才是比较现实的。
一个说电的话题,为什么不讲电量,电压和电塔,而是在与电无关的政治话题上纠缠啰嗦?因为一切发展,其实都是政治问题。没有政治上的清醒,哪里有经济上的发展。
一个巨大的电力市场是摆在眼前的。但新疆总是“不得其门而入”。这种政治上的落伍,才是新疆最应该下大力气最先解决的难题。把政治上的困境打破了,出路自然就有了。
谈着沙场秋点兵,就是摆正位置的意思。至于高矮胖瘦,倒在其次。
说是“广东你等着”,其实不是说一觉起来就“春风得意马蹄急”了,而是要先从学生做起。
总而言之,新疆的发展就是要从讲政治上先入手。
摆正位置了,当好学生了,“芝麻开门”也就不远了。
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牺牲要牺牲得有意义。
邱少云的牺牲是有意义的。如果他灭火,就会被敌人发现,导致部队被发现,整个战斗失败。
田这个事件不好说,因为没有披露细节。比如说,如果是暴徒后面有很多群众,如果开枪会伤到群众,那么不开枪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是暴徒伪装成群众,靠近后突然发难,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如果田判断,虽然不是群众但是也至于杀害自己,所以保护好枪挨点打算了,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如果明显发现是穷凶极恶的暴徒,还任由他危及自身,这个明显是迂腐和傻帽的行为。这种可能性太低。
只能说战士和领导太善良了,低估了这群牲畜的无耻程度吧。是一个承平日久导致的悲剧吧。
朋友,你不必专门为我找清真餐厅
大家好!我是一名普通的南疆公务员,出生在南疆,小学和初中都在南疆完成,后来在党和政府的好政策下,我考上了内高班。2012年,我顺利从内高班毕业并考上了四川大学。2016年,我重新回到生养我的南疆。2018年,我开始驻村,非常荣幸地成为了一名“访惠聚”驻村工作队员。回归原点,贴近群众,让我有了更贴近实际的思考、更真切地愿望去思考以前未曾注意、或者没有引起深思的问题——和朋友吃饭,选什么餐厅?
刚进入大学,因为自己小时候一直生活在宗教氛围比较浓厚的环境,虽然并不信仰伊斯兰教,但或多或少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吃饭总是寻找清真餐厅吃。学校附近仅有的几家清真餐厅,饭菜种类少又贵而且质量一般,所以那时候日子非常辛苦。同学聚会同学们也是为了班里仅有的几个少数民族同学,专门选择去很远很不方便的清真餐厅聚会,朋友聚会也都是一样。有时候去比较远的公园或者旅游景点,我们自己带食物,怕找不到吃的。不是因为旅游景点没有饭店,而是因为怕不清真。火车上因为担心不清真只能吃泡面,去实习本来有员工餐厅,却只能自己做饭吃。不止这些,清真饮食习惯给我带来了很多不便,也成为了我的社交障碍。
在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喜欢学心理学、哲学,所以我选了很多心理学、哲学的课程,每次去图书馆都喜欢看相关的书籍。随着视野、阅历的增加,以及学习了解很多相关知识后,我的世界观、人生观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我慢慢地认识到了什么是唯物主义,也认识到了什么是宗教。深刻地认识到了马克思所说的是人类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类。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并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伊斯兰教也有自己的特定的教法,其中在饮食方面规定穆斯林不能吃血、猪肉、自死的动物。但是到现在科技发达了,我们知道猪肉和羊牛肉在化学元素上并没什么明显区别,都是可以食用的肉类。因为伊斯兰教产生前,阿拉伯半岛大部分人视猪为“秽物”,而正好伊斯兰教创始人默罕默德也承袭了这一观点,规定穆斯林不能吃猪肉。一方面,因为当地大部分人认为猪是“秽物”。另一方面,当时阿拉伯半岛的自然环境条件并不适合养猪,所以阿拉伯伊斯兰教信徒能够快速地接受这一规定。这一规定也慢慢地成为了信仰伊斯兰教群体的饮食习惯,也就是穆斯林的饮食习惯。
饮食习惯不是持续不变的。维吾尔族在历史上信过很多不同的宗教,每一个宗教都有或多或少饮食方面的规定,而这些规定会或多或少影响饮食习惯。这些习惯随着宗教信仰的改变而变,适应新习俗习惯失去旧习俗习惯。说到不吃猪肉这一饮食上的习惯完全是因宗教而来的,因为在《古兰经》第六章的章节中规定“血、猪肉、自死的、以及未以真主之名宰牲的,不可食”,这一规定影响了信教群众的饮食习惯,形成了清真饮食的习惯。有很大一部分并不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不在汉餐馆吃饭,汉餐馆的羊肉牛肉也不吃,甚至素菜也不吃,是因为受到潜意识中“清真”规定的影响,很多美食变成了不能吃的食物。
维吾尔族不等于穆斯林,在伊斯兰教法规定的清真饮食只适用于信教的穆斯林群体,而不是所有的维吾尔族群体。我们维吾尔族中有很多不信教的群体,比如我,这些群体包括公务员、教师等,因这些群体受教育程度比较高,接受新事物能力强,所以这部分人可以带头尝试改变这种固有的饮食习惯,时代在进步,习俗习惯也要随着时代进步。
在完全走出饮食阴影后,我开始尝试与我的同学、朋友一起去汉餐厅吃饭。每当会餐聚餐,我总是主动提议去汉餐厅,我的同学朋友们开始有疑虑,后面逐渐习惯了我的这种转变。
饮食习惯的改变突破了我的社交障碍,开拓了我的社交关系,交到了更多的朋友,让我认识到了我的爱人——现在的妻子,并且跟我回到了新疆,《我是维吾尔族,我的媳妇儿是汉族》(这是我曾经发表过的文章)。饮食习惯是可以改变的,主要是看能不能完全走出固有的阴影。
毕业后,我回到了家乡新疆,回来后发现在新疆,尤其是南疆普遍形成了一种趋势,无论是聚餐还是聚会,参加人员里面只要有一个少数民族大家都为他去清真餐厅。而我们少数民族也已经理所当然的认为这是对我们饮食习惯的尊重,而我们没有去想过尊重他们的饮食习惯。一些少数民族同志会说他们在哪里吃都一样所以我们不用尊重,却没有想过他们的付出,这本身就是一种没有道理的逻辑。甚至有些少数民族同志任性地认为有人在他面前吃猪肉是对自己的不尊重。
尊重是相互的,尊重别人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各民族应该相互尊重对方的饮食习惯,而不是单方面的汉族尊重少数民族的饮食习惯,只有相互尊重才能长久和睦相处。少数民族党员干部作为不信教的群体可以主动改变固有的饮食习惯。在跟汉族同志们吃饭、聚餐时我们可以主动陪他们去汉餐,跟他们同吃一桌菜,但是如果你真的不喜欢吃猪肉,那可以吃牛羊肉、素菜、豆制品、海鲜类,汉餐馆里也有多种不带肉的美食。不分清真,哪里好吃就在哪里吃的时候才会感叹自己以前错过了多少美食啊!同时,也会发现无论去哪里旅游都有美食,不用自带食物,从给自己饮食带来的不便、社交障碍中脱身而出。改变饮食习惯对去极端化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伊斯兰教义规定的饮食习惯不能当作为维吾尔族的饮食习惯,因为维吾尔族中也有很多不信宗教的群体。而这些群体完全可以形成自己的饮食习惯。时代在进步,人的思想也不应该局限在1000多年前的中古时代,要与时俱进,突破这些所谓的饮食习惯的禁制。在这里,我并不想呼吁别人如何如何,我只想告诉大家,我是这样认为的,并是这样做的。其实,你也可以。
作者:玉苏甫·热西提,一名普通的南疆维吾尔族干部。
本文自微信公号疆还是劳道辣
转自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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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新闻 国内
对信教党员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新增处理规定
观察者网 08月27日 17:34 关注
原标题:对信教党员,党纪处分条例新增处理规定
日前,中央印发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并从今年10月1日起施行。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次修订的《条例》中新增对信教党员的处理。
但其实,关于“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这条党纪规定,也并非“新鲜事”。这一直都是党内不断重申、严肃管理的方面。党员信仰宗教和参加宗教活动,不仅事关党员个人的信仰问题,而且事关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从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共依据不同历史时期的情况,在具体工作中“因材施教”、细心处理。但无论什么时期,“党员不得信教”这条红线从未放松。
建国初,鉴于当时国内实际情况,党内曾针对全民族信教的少数民族地区,对于要求入党但又一时不愿放弃宗教信仰的人,只要其他方面已够入党条件,便允许吸收入党;但入党以后再从教育和革命实践中帮助他们逐步清除宗教信仰和宗教感情。
1982年,中央在《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文件中进一步明确规定,“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不得参加宗教活动,长期坚持不改的要劝其退党”;同时指出,“在那些基本上是全民族信教的少数民族当中,这项规定的执行,需要按照实际情况,采取适当步骤,不宜简单从事”;但是,“在新发展党员时,必须注意严格掌握,凡属笃信宗教和有浓厚宗教感情的,不勉强吸收。”
1991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关于妥善解决共产党员信仰宗教问题的通知》,开宗明义指出问题,“当前,少数党员信仰宗教,参加宗教活动,特别是在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和宗教势力影响较大的地方,情况更为严重。共产党员是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是无神论者,只能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得信仰宗教,不得参加宗教活动。共产党员信仰宗教,参加宗教活动,违背党的性质,削弱党组织的战斗力,降低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不利于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
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宗教工作的决定》又强调,“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要教育党员、干部坚定共产主义信念,防止宗教的侵蚀。对笃信宗教丧失党员条件、利用职权助长宗教狂热的要严肃处理。”
2016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各级党委要提高处理宗教问题能力,把宗教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及时研究宗教工作中的重要问题,推动落实宗教工作决策部署”。“共产党员要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严守党章规定,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宗旨,绝不能在宗教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和信念。”
会议也再一次严肃批评“党员可以信教”的错误观点,郑重明确指出,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共产党员要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严守党章规定,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宗旨,绝不能在宗教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和信念,并特别强调共产党员不能信教是政治纪律。
随后光明日报刊文称,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树立正确对待宗教的三重态度,即不信仰宗教的态度、多学习宗教知识的态度和多关心信教群众的态度。
2017年,国家宗教局长王作安在《求是》刊文,“对已信教党员,要通过思想教育使其放弃信教,经教育后仍坚持不改的必须进行组织处理”。这是宗教工作必须遵守的政治规矩。
王作安还提出,做好宗教工作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如果天真地认为宗教只是个人私事,就会在政治上出大问题。宗教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性,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关系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系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关系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
此外,做宗教工作也必须坚定政治方向、强化政治担当。在我国,宗教关系包括党和政府与宗教、社会与宗教、国内不同宗教、我国宗教与外国宗教、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的关系。要想促进宗教关系和谐,这些关系都要处理好,要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
不过,有一点必须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引导宗教工作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相适应。虽然信教和不信教群众在信仰上存在差异,但在建设美好社会上是完全一致的。广大信教群众同样是党执政的重要基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
对于“党员不得信教”的表述,各中央部门、重大理论刊物的表述始终如一。
当然,关于党纪处分条例中提到的“党员不得信教”,并非单指某种宗教,对于共产党员迷信崇拜、从事宗教活动、从宗教寻求慰藉等情况,一律严加整治。
在过去中纪委的通报中,也曾对落马大老虎在诸如宗教迷信问题上做过专门批评。
据《法制日报》记者2016年梳理,被中纪委通报党纪处分的7名涉封建迷信党员领导干部中,有省部级领导干部5人,厅局级领导干部2人。
5名省部级领导干部包括广东省副省长刘志庚,武钢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邓崎琳,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白雪山,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原副主任、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原副主任龚清概。2名厅局级领导干部则是辽宁省营口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李思福和福建省厦门市原副市长李栋梁。
共产党员不信仰任何宗教,这是由共产党员自身的信仰和理论支柱所决定的,也是作为共产党员的一条思想红线。
链接:
https://news.sina.cn/gn/2018-08-27/detail-ihifuvph8213097.d.html?from=wap
说明: 《观察者》上的原文不见了。所以转贴了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