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林总的庐山 （前传）建国后的林总之开国政坛架构A -- 史文恭

是在国内国外都公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里，而且还特定选在国民党的国庆节，造成的轰动可想而知。那个时候除了外线的中原地区还处于僵持阶段，连条件最苦的的西野都开始反击了，所以太祖有底气有自信说这话，一个月后华北重镇石家庄就落到了tg手里。

想起原先听到的一件事，大家都知道许世友要求土葬。话说当年许世友临终前留下遗言，下葬时要给他多陪葬些钱，身边再放支枪，钱用来买路，枪用来辟邪。不知此事是真是假。

在世时说过：“当兵三年无孝子，自古忠孝难两全。我活着尽忠，忠于毛主席；死后尽孝，为母亲看坟”，也就是“与母合葬”。

火鸡台制作的专题片采访许世友故居管理区工作人员韩华明时，提到许的棺中放有茅台酒、枪和100元人民币。

而管理区讲解员、号称许世友的侄孙许道焰说的更细：棺内共放置8件物品，计有许生前戴了多年的奥米茄手表，天天收听新闻用的半导体收音机，一瓶茅台酒，一支猎枪，100元人民币，还有消灭国民党74师时缴获的张灵甫的手枪，法国总统戴高乐送给许的左轮手枪以及一只白玻璃酒杯。

东北新闻网《大连老部下追忆上将许世友 在将军身边的日子》一文中提及：

原南京军区组织部干部张学法跟王秀兰合写过一篇《许世友墓地寻访记》，将许世友病逝、下葬前后的情况作了详细介绍，也提到了许墓中的陪葬品，可部分印证许道焰的说法。

不过，华野6纵所部缴获的张灵甫佩枪怎么到了9纵司令手里尚待考证；而戴高乐总统从未访华，许世友何故以及从何渠道获赠手枪，存疑。

如前文所言，开国之初，作为领导力量的中枢机构的建立，是一个仓促的过程。因此，这样建立的机构必然需要调整，于是，在东哥忙完了开国的两件大事，即对内的恢复经济和镇反剿匪，对外的抗美援朝之后，他要建立一个更加符合历史进程的政治中枢了，这就引发了建国政坛的第一场地震：五马进京和高饶事件。

所谓“五马进京”，就是1952年秋，胡服同志向东哥建议将各中央局的书记抽调进京，调整、增设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部分机构，后得到批准。随后五位地方书记被招入中枢，其中包括高岗、饶漱石、邓子恢、邓小平、习仲勋。至此分别是中共中央东北局、华东局、中南局、西南局、西北局的一把手。

说起这事，有些人把它比作“削藩”，其实这说法很不妥当，让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进京养老，这叫削藩，可要是让他们做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吏部尚书，这就不是削藩了，真要类比的话，这叫“勤王”。

为啥要“勤王”呢，这就涉及到开国初期的两个大事，我们知道，对新中国的管理，在机制上有两层，外层即国家行政机构，新中国的最高行政长官，是政务院（后称国务院）总理，而不是国家主席。而内层即tg，这就涉及到tg党务工作，或者说党建工作。对于东哥而言，此时他对这内外两层，都有一些问题。

内层的问题来自一位重量级历史人物的不幸离世，那就是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任弼时是1922年的超老资格党员（而且他比东哥还年轻11岁！），很早就进了政治局，后来是红二方面军的政委；长征的时候，反张国焘的分裂立了大功；东哥后来在tg领导地位获得共产国际的确认，除了林总的表哥张浩，他自己的弟弟毛泽民外，任弼时在莫斯科的融通也是功不可没。后来，东哥转战陕北的时候，和他一起战斗的，除了周公，就是任弼时了。－－－另外，在tg成年礼的七大上，任弼时是代表资格审查的负责，选举后产生的五大领袖（即五大书记），他的分工是党的组织工作，经济工作和书记处的日常工作，（可谓此时tg的尚书令也。），以他这样军政双优，年龄优势巨大，和苏联关系又非常好，在建国初期，本来应该是前程远大的。但可惜，天不假年，他英年早逝，留下来的工作，只能由胡服同志接手了。

而胡服同志，那时候不幸连着犯了一系列令东哥不爽的错误，从双十谈判时的“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右倾错误，到晋绥土改时“村村冒烟”的左倾错误，又到开国时宣传“剥削有功”和反对山西省委的“互助组”和东北的“富农党员”，总之，作为第二提琴手的胡服同志走调之频繁，已经到了第一提琴手让高麻子去查他早年东北被捕的老账的地步，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想见，党务工作给胡服同志，是不能让东哥放心的。

而且，当时胡服同志还在没经过东哥批准时，就以中央的名义发文件，为此东哥专门为此写了一个通知敲打他和中央秘书长杨尚昆。

外层方面，一大堆投奔而来的民主人士当上了政务院的部长后，以自己的专业和经验自矜，（更有甚者，如水利部长虽是北平解放的英雄，却也私藏了一批武器和电台），真以为tg浴血几十年来的江山也有他们一份了，忘记了自己身是客的身份，另一方面，发展经济是此时政治活动的主流，东哥当然不能放松这个要点，而此时也出了一件大事，即薄书记主持的财政部起草税法的时候，对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平等对待，严重违反东哥希望的控制和限制民族资产阶级的战略方向，更不妥的是，这个新税法公布时，由于仓促，没有和东哥进行很好的沟通。

所以，对于这个内层和外层都出现了指挥不灵的错误时，－－－－虽然这些错误都还算是无心之过，但显然东哥要见微知著，未雨绸缪了。于是，他要引五马进京，加强自己在这两方面的工作。而五马里面，最引人瞩目的，就是高岗高主席雄踞计委主席，主持和国务院平级的“经济内阁”，这个计委的阵容非常华丽，完全胜过了政务院系统；另一方面，原本是胡服一手提携的饶漱石，在入住中组部后，马上和胡服派大将安子文斗争，并倚重高岗派来的郭峰为心腹。两位刚刚入住中枢的总督，对于中枢的外层和内层如此强势入手，确实令现在的观察者惊奇，－－－或许，这已经说明，“五马进京”这一决策的真意和后面推手的强悍了。

然而，恰如历史和常识都告诉我们的，突然的灾难和突然的幸运有着同样的杀伤力，当然，后者的效果更隐蔽，也更诙谐。－－－资历太浅，人脉不深的高饶两位，在被突然提到高位以后，在还没有对高层政治入门之前，就完全因为自身得意之下的惯性走向了发展的反面。

他们的错误包括，首先，动手太快，太早，太明显，高通过新税制在中央政经会议上以攻击薄来影射刘，逼的同样是华北局第一书记进京的薄一波检讨了两次还不放过，而饶在中组部，下车伊始就攻击实权派安子文副部长，这两位的战术可以理解，但操作的水平却还未成熟，反观后来东哥在文革前抽丝剥茧的做法，先清理“彭罗陆杨”，再直捣刘邓司令部，很有节奏，很有章法，也很有艺术，对比之下，高饶两人的行事，颇有几杯酒下肚就毛手毛脚的粗糙了。

这还不算，高饶的第二个大错就是四处宣扬，尤其是高，－－－这种大肆宣扬最大的错误在于，他所造的舆论和他许的愿，都是在东哥对胡服同志的最终决定还没落地时，就发出去了。他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到了由陈云和邓公两位分别汇报到了东哥耳边。－－－无论高岗要传的什么话，如果他的谰言只有一个人传给东哥，他还可以自慰，但被不同人“汇报”了两次，－－－那高岗找人是什么眼光？他搞政治工作又是什么技术水平呢？－－作为东哥，他看到高岗的如此低水平的表现，能不从哭笑不得到恼羞成怒吗？

如果只是这两条，对于东哥而言，高饶二人，虽然水平还不够，总还能做个帮手。可高饶两位又犯了最忌讳的错误，即应该是给东哥冲锋陷阵的，可还没冲锋成功，两个人自己却牵手了。这样的牵手，我们现在可以理解为，两个新人在加入一个大圈子时，互相温暖壮胆，但对于东哥而言，the牵手本身说明了，高饶两人有私心了，－－－老大没批准，他们两个就牵手，这是大忌，而牵手的目的是因为要抱团，抱团自然是为了获取更高的政治地位，－－－于是，结论出来了，高饶两位并不忠实于东哥的战略部署，而是带着自己的私心来的。一旦这点被确认，他们和东哥的合作就失去了最根本的基础。所以，他们的命运就此决定了。

钦定“高饶同盟”后，东哥把高和饶留给胡服，周公，邓公他们处理，自己寂寞地回到了菊香书屋。高出不胜寒，苏轼在酒醉的时候对着八月十五的月亮这样嚷过，而东哥，在送别了高岗之后，同样感到寒意丝丝而来。－－－－话说，本来以战功和渊源而言，林总比起进京的五匹马来，超出的都不止一个身位，那么，东哥怎么就没招呼他这几十年追随的爱将呢？

毛这样以小失误斩手下铁杆五虎将之一，怨不得被胡服夺权啊。

不过，我还是不相信毛钦定要整死高岗。谁是整死高受益最大的主力？高想夺谁的权呢？

加上一句：你们很多人没想到吧

或者发掘出秘闻后，笑曰：好多人不知道这事

毛曾提出让高岗回延安当个地委书记，刘周邓就算想把高岗整死（是想死整，未必想整死），没有老大点头也是不可能的。

但高岗的神经撑不住了，他这十几年来太顺了，和毛太亲近了，一下子跌下来，而且毛也不理他（多次求见毛均被拒绝），于是选择了自杀（可以参照罗瑞卿，两人的经历简直就是复制的一样）。

一下子把二号、三号同时打倒，想想都可怕。主席最反对私底下串联，好么，他串联林彪、彭德怀、陈云、邓小平等，被陈云、邓小平告发，这样，七大核心圈书记处除毛泽东、朱德外，全都得罪了，这家伙真是政治猪脑，不作不死的节奏。弄得毛泽东七届四中全会参加也不好，不参加也不好，只好以休假名义躲了起来，这是主席解放后唯一一次躲中央全会，还有一次十届二中全会由周恩来主持，这次主席身体真的不行了。

可能是某种巧合，也可能原则问题立场鲜明，发现问题的陈、邓成为二代核心。

最近看了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王海光的一篇文章，提供了很多新的史料：

建国以后的重大历史事件，一件是高饶事件，一件是反右运动，这两件案子没有翻，其它案子基本都翻了。过后叙述得比较完全的，是薄一波写的《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那本书，其中对于高饶事件有专门章节的论述，但是这书撰著者本人对很多事件是避讳的，很多内幕、前因后果都言语不详，而且传主对自己的事情解释过多，让人也有点自我粉饰之感吧！

　　这以后的官方版本，基本上都是按照薄一波这本书的版本进行叙述。至于一些纪实类的一些小说，什么《高饶事件始末》、《死亡联盟》之类，人为添加的东西就更多了，徒增混乱，可信度很低。多年来，党史界学人对高饶事件都觉得说不太清楚。尽管还是有些零零碎碎的史料披露。比如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的领袖传记和年谱，还有《杨尚昆日记》，对此事件都有些记录，但是都比较零碎。最近有这几本书的出版，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第一手史料，在海内外影响很大，对解读高饶事件形成一个小高潮。第一本书就是原东北局第三副书记张明远的《我的回忆》；第二本就是原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张秀山的《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这本书披露了很多的细节，特别让人震惊的是披露了当时毛泽东让高岗秘密调查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一事，这在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特别是新近由香港大风出版社出版的原高岗秘书和管教组长赵家梁和张明远女儿张晓霁合著的《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一书，是目前最完整地反映“高饶事件”的一部著作。这本书有大量的史料，是根据当时的一些日记、笔记等原始材料写的，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原始史料，披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关键细节，给我们对高饶事件的历史认识带来一个全新观感，很多是具有颠覆性的。但是这本书有一个弱点，就是过多运用文学的笔法，在进行历史叙述时，作者心证太多，猜度过重，这就大大影响了其史学价值。

　　这几本书出来以后，使得我们对高饶事件有了一个全新的理解。所以最近这一两年间，海内外学界掀起了一个重评“高饶事件”的风潮，其中也有高岗家属的声音。比如高岗夫人李立群和“美国之音”的记者谈高饶事件，在海外流传很广。李立群还谈到一个上层动向，中央组织部对高岗过去革命功绩也重新做出了肯定性的结论。

　　这些新史料的出现，使得我们对原来对高饶事件的历史结论发生了怀疑。大家都知道对高饶事件的处理时间很长，发生时间可以说是在1953年底，召开七届四中全会是1954年2月，真正处理完结的是1955年的全国代表大会，整整持续了一年多。这本身就说明高饶事件很复杂，很多事情都落实不了。那么，根据当前披露出的大量新史料，对于高饶事件的问题，现在应如何看？如何重新进行解读？能够得出什么样的判断呢？

　　首先，高岗和饶漱石是不是个联盟？通过一系列历史细节的披露，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很难说是个联盟，或者说根本不是个联盟。当事人无论是高岗，还是饶漱石，都从来没有承认过他们是个联盟。历史上他们不是一个派系。高岗是1905年出生的，是陕北土生土长出来的干部。在陕北领导人谢子长，刘志丹去世以后，高岗就成了陕北根据地的代表，一直在陕北工作，也很受毛的重用。毛曾经说过，中国革命有两个正统，一个大正统是井冈山，再一个小正统就是陕北，这是对高岗的很高的评价。而饶漱石，他是1903年出生的，安徽人，一直是在白区工作的，在皖南事变后接替刘少奇任新四军政委。按道理，从山头派系来讲，他应该算是刘少奇系统的人。高饶两人在历史上没有打过交道，建国以后也没有来往。饶漱石就去过一次大连，考察东北的工业，当时东北的工业是走在前头的。高饶事件后，定性他们是个联盟，是说他们几个大区的书记奉调到北京以后，到1953年秋冬才形成的政治联盟。这个理由非常勉强。1955年毛泽东在全国党代会上讲到为什么高饶是个联盟呢？他说了几条：因为在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批薄一波时，他们两个意见是一致的。在1953年10月份召开的全国组织会议批安子文时，他们也是一致的。另外，他们出事以后，高岗替饶漱石说好话，饶漱石替高岗说好话，这就证明他们是联盟。毛泽东还说：联盟不需要签字，不需要契约的。这样定性的反党联盟，理由太牵强了，显然是很难成立的。

　　我们看看当年给高、饶定下的罪状，能够落实下来的究竟有哪些？ 1954年召开的高岗问题座谈会和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对他们的问题讲的比较全。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周恩来对高岗问题有一个发言提纲，周讲了几条，第一条是制造“军党论”，作为分裂党和夺取领导权力的工具；第二条是搞宗派活动；第三条是私下散布党内讨论安子文的一个绝密文件，指的是就是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安子文草拟的“八大”政治局的最初名单，制造党内不和；第四条就是私自封官许愿；第五条就是搞东北独立王国；第六条是破坏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的威信；第七条是剽窃文稿，抬高自己；第八条在中苏关系上拨弄是非；第九条是进行夺取国家权威的活动。还有一条就是生活作风腐化，加起来是十项罪状。

　　饶漱石的罪状就少了，因为饶漱石生活比较简朴，私生活上没有乱七八糟的事情，生活作风没有问题。主要问题就是他奉调到北京当上中组部长后，在中组部部务会议上批斗安子文，而斗安子文的目的，就是为了整刘少奇，这个罪状是一个现实的罪状。其它的就牵扯到了一些历史问题：一个就是“黄花塘事件”。在新四军时期，饶组织一些人批判陈毅；另一个就是“玩权术”问题。在确定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人选的时候(一般说来军政委员会主席都是军队干部，西南是刘伯承，中南是林彪)，他给中央报告说华东的同志不同意陈毅当主席，华东大区就成了他党政一肩挑，这就是“玩弄手段，谋取权力”；还有就是1952年中央让饶漱石到北京养病的事。这是毛泽东讲的。饶漱石认为中央不信任他，半夜三更就打电话给毛泽东要求接见，接见以后没什么事，扯了三个多小时，最后毛泽东听出他的意思来了，是不是中央怀疑他，不信任他的问题？毛说没那个事，你要愿意在北京养病就养病，你不愿意在北京养病，你回去也可以，他这才放心。可见，上述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事，弄不到台面上来，怎么能构成罪状呢？所以从当时一直到现在，他们的罪状问题都没有说清楚。拿这两个人的“罪状”进行对比，我个人认为，高饶事件说到底是高岗事件，饶漱石实际上是搭上来的。

　　从高岗的“罪状”中可以看出来，有些是与事实不符的，有些是张冠李戴，而且还有些就是纯粹的扣帽子。比如剽窃文稿、抬高自己这一条，本来中央领导人让手下写文稿的多了，让部下弄个发言提纲，他拿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一讲，中央政治局说高岗今天发言很好，毛主席表扬高岗，这个就等于说是剽窃？如果说这个事就是剽窃文稿、抬高自己的话，那我们领导人剽窃文稿、抬高自己的就太多了。有的还把集体起草的会议文件编到自己的文集里，那么，性质是不是更严重。

　　对高饶事件的处理，后来搞《历史决议》时有个说法，说高饶事件，我们处理的比较宽容没整多少人。实际上不对，高饶事件的整人，当然与后来的“反右”、“文革”是没法比的，但就当时来说，应该说还是错整了不少人。东北局班子里的人，除了林枫以外，其余全部拿下。张秀山、张明远分别是第二书记和第三书记，当时称之为“东北五虎将”的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全部被处理，而且一直整到了下边省市委的领导干部。例如，旅顺市委的领导班子就整的很惨。饶漱石牵扯的面也很广，首先是山东分局的代书记向明，因为牵扯这个事情被打倒，以后又牵扯到了上海市潘汉年和扬帆的案子。而且当时在东北，许多省市一级的领导人都受到牵连。东北原来是全国先进单位，出干部的地方，高饶事件发生以后，牵涉了一大批干部，有的是压制多年不能起用，有的是直接受到降级和党纪处分。更重要的是，高饶事件的处理为建国后的党内斗争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以后，才有了后来整彭德怀，整刘少奇的更多事情出现。可以说，这个事件开创了一个制度路径。

　　牵扯到高饶事件中的这些干部，在“文革”后基本上都官复原职了。这就成了毛泽东在1955年的时候说的，高、饶成了两个单干户了。毛泽东当时是反对这两个单干户的观点，给他们加上了反党联盟的帽子。现在查明了，东北局干部与高岗只是工作关系，没有高饶联盟这回事儿。说高岗和饶漱石是联盟的最重要的一个例子，是在1953年的组织工作会议上，张秀山在会上发言，饶漱石很欣赏，掀起了一个批判安子文的风潮，所谓“讨安伐刘”，批判安子文实际上就是打击刘少奇，定的是这么个罪状。现在，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已经搞清楚了，无论是张秀山的回忆，还是高岗的秘书赵家梁的回忆，都没有这个“联盟”的事情。事实上，张秀山到北京来是参加粮食会议的，他原来根本不想在组工会议上发言，而且高岗还阻止他发言，说这些问题在组织会议上解决不了，不要发言了。然后，高岗就南下休养去了，连看都没有看过张秀山的发言稿。让张秀山到组工会议上发言的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张秀山参加粮食工作会议期间，讲到东北对于中组部是有几点意见，讲了五条。毛泽东就说你到会上去讲讲，但是你讲的这五条都和刘少奇有关系，你先和刘少奇谈一谈。开会的时候，张秀山找了刘少奇同志，说是主席让我先给你说说。刘少奇也知道他要讲什么，就说不用讲了，你就发言吧。张就这样发了言，这完全与高岗、饶漱石无关，有关的倒是刘少奇、毛泽东。张秀山把提的意见也给安子文说了，都是公开提的，放到桌面上的意见。但是张秀山的这个发言引起了会议上的争论，对组织工作的批评意见很大，所以后来就把这件事情当成了高饶联盟的一个主要事件，其实完全是和“联盟”不搭界的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高岗里通外国的事，现在争论得比较多，有来自苏联的材料记载为证。但这也是与事实出入很大的事情。当时在中长路的苏方代表，叫科瓦廖夫，他向斯大林报告，说据高岗报告，中共党内有一些反苏的人，比如刘少奇这些都是反苏的人。这事情已经查明了，确实有这么一个文件，但这事件和高岗一点关系也没有，科瓦廖夫是信口胡说，但事出有因。因为毛泽东在访苏期间，骂了科瓦廖夫一顿，这是有点打狗给主人看的意思。毛泽东访苏在莫斯科期间，一开始斯大林曾经把他晾在那里，不提重新修订中苏友好条约的事，毛泽东就很生气，把科瓦廖夫找来痛骂了一顿，说我到你这里来是有事的，现在我是干什么事呢？整天就吃饭拉屎。科瓦廖夫把这个事情报告斯大林了，斯大林认为此人办事不力。为了弥补过失，科瓦廖夫就给斯大林打了这么一份报告。另外还有一个说法，就说高岗想要把东北变为苏联的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当时苏军在东北的时候，拆迁了东北很多工厂，而且苏军违反纪律的也不少，包括高岗在内的东北局的干部都很反感，但当时为了顾全大局，就没提这个事。但说高岗要把东北并入苏联，这是没有来由的。最重要的一个证据是：高岗不懂外语，他每次和外国人接触都得借助翻译，都有秘书到场。所以当时刘亚楼还揭发说高岗和洋人密谈了三天三夜，这个根本不可能，已经完全被否定了。

　　那么里通外国的事情不存在了，联盟的事情也不存在了，集团的事不存在了，那么能落实什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解读的一个问题。其中讲到高岗的问题，有这么一个情节，就是高岗到中央以后不安分，老想夺周恩来、刘少奇的权。最重要的一个例证就是讲高岗拉陈云，拉邓小平。拉陈云的时候，就说是中央现在要多设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我们现在的党史都是这么叙述的。这是高岗作为野心家搞交易的一个铁证。但据现在的材料，赵家梁的《高岗在北京》一书的披露，这个话并不是高岗说的，而是陈云说的。陈云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呢？因为陈云跟高岗原来关系是非常好的，高岗是把陈云当圣人看的，一些重大事情都与陈云商量。但从政治上看，高岗的道行还比较浅，是个“二杆子”。

　　所以，高岗反党的事情怎么发生的？如果仅仅是围绕在这些具体历史细节中间打交道，是不容易看清楚的。高饶事件的前因后果是什么？发生的背景是什么？特别重要的是，毛泽东本来是支持高岗的，为什么后来又把高岗一巴掌打下去了呢？也就是说历史细节的披露，给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需要对这些新的史料进行梳理，找出一个事情发生的逻辑线索来。所以我就试图在更大的背景下对高岗的事情做一个解读。

http://history.sina.com.cn/his/zl/2014-08-20/182998225.shtml

高岗应该是觉得自己背了黑锅，所以以自杀的方式鸣冤。

其实王海光,赵家梁这几位的书俺都看过,当然,赵已经作古,王海光教授实际和我们是一个情况,即,他也没有第一手资料.

关于高饶联盟的说法,来自该案的第一责任人,东哥,证据是高岗特地跑到东哥那儿为饶漱石说情。这一方面足见高主席江湖义气犹在，另一方面可见他政治斗争的幼稚。----东哥看到他自己还是泥菩萨的时候，却来给饶漱石说情，自然看见高饶不是一般的关系，而高的政治智慧也太低了。

这个是解开高饶联盟是否存在的一把钥匙。

此外，高饶案还有两个大疑点，一是他们查胡服的案子查出问题没有？---对此，知情人都不说，我们只能推测，鉴于查完之后，高岗还是如此踊跃地反对胡服同志，看来不会是啥好结果。。。。

另一个疑点是，高和饶怎样结合在一起的，他们两个事前确实没有交集，但事中确实配合默契，可是谁牵线呢？

总之，象这种事情，是秘密中的秘密，兄弟粗鲁地以为，赵家梁的包料还是很有保留的。党史吗，本来就是这样密密麻麻，非常严实的。。。。哈哈。

以上供您参考。。

所以我觉得高岗、罗瑞卿的自杀，毛主席是有一定责任的。一方面，毛曾为高岗自杀表示过自责，说自己如果早点找高岗谈话就好了；另一方面，江青说过，高岗第一次自杀未遂后，毛的表示是：让他去死好了。

如果高岗、罗瑞卿被打倒后，毛主席找他们心平气和的谈一谈，安慰安慰，他们也不至于走到自杀这条路上。

由于很多当事人已经离世，所以这些证据的可靠性是要打点折扣的。

从原理上讲，一个团体头目被抓，这个团队所有人必须从重要岗位上清除，否则容易出现反攻倒算，政治上这并不鲜见，所以张明远他们没什么话可说的，只是清除的方式是温和的残酷的之分。

事实上，改开以来，高岗的历史功绩是逐步得到认可的，但54年他绝对是犯了忌讳的，是错误还是罪行再过几十年各种关联人物都不存在了，反而好说，现在李立群闹并不是上策，习大大还是一个关联人呐。

老总还吃不准太祖的意思含糊其辞，太祖不悦，直到太祖透了底陈老总才竹筒倒豆子，从皖南黄花塘开始挖，或许这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当时党内高层大部分都认为这不过是一个普通工作错误的批判，没有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