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汪东兴 死了 -- 东方白

已经逝去20个年头的往事，是那么清晰地浮现在朱盛苔、黄月英的脑子里，夫妇俩怀着复杂的心情，互相加以补充，形成对往事的叙述，让王家珍听得入神起劲。

1934年农历九月底的这几天，是包括朱坊村群众在内的瑞金人民心情沉痛难过的时日，因为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风快地传遍了各地：红军的大部队已经离开瑞金，离开中央苏区十几天了！红军这么一走，国民党的部队就要打进来，老百姓就要遭大殃受大罪，这是每个人都明白的。听了这一消息的人都在心头搁上了重压，大家的心情就像打着薄霜的清晨一样阴冷。朱盛苔一家人正在吃着刚挖的红薯煮粥，忽然门外狗吠。只见一名姓朱的乡苏维埃干部与两位红军直接进到他家。其中一位好像在哪儿见过，看样子像是红军干部，手中抱着一个裙布包着的孩子。另一位红军则提着一个包袱。听了乡干部的介绍后，抱孩子的红军干部对朱盛苔夫妇说道：“朱老乡，这是红军的一个孩子，大部队走了，我们也要去打游击，请你们帮助抚养，给你们添大麻烦了！”

朱盛苔夫妇接受了这个红军孩子后，思量着白军很快就要打到瑞金来，为防不测，合计给孩子取名“道来”，意思为半道上捡来的。

尽管日子过得那么艰辛，尤其在红色区域沦为敌占区后的险恶社会环境下，朱盛苔夫妇就像红军干部托付的那样，比对自己孩子还要真情地抚养小道来。让夫妇俩为之担忧愁虑的，是小道来的人身安全。苏区处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要保护好一个红军的后代，是多么地不容易！毕竟村里有人知道道来不是朱盛苔的亲生血脉，那个长着酒糟鼻子的本族保长就是这样。为了求得这个保长的遮盖和庇护，朱盛苔只得紧勒裤带，省吃俭用，用钱来堵住他的口。好在此人虽说是个棺材里的人伸手——死要钱，但还讲信用。他答应为朱家保守这个秘密，但要100担谷子或200块银洋！朱盛苔夫妇被这个数字吓得张开嘴半晌合不拢，头皮一阵紧一阵地发麻，可他们头脑还是清醒的，咬着牙答应了。朱家变卖了所有能换钱的家产，又四处向亲戚告借，总算凑齐了本族保长的“保密费”。虽说这样，夫妇俩还是万分小心地提防着国民党军队的突然搜查。1935年2月的一天夜晚，老天下着米子雪粒，天气格外寒冷。熟睡中的朱盛苔突然被村口一片狗吠惊醒过来，知道国民党军进村搜查，便急忙披上衣服，抱着用小薄被包裹的小道来，拖上布鞋走出家门，来到村外3里的小庙里，躲避到天亮后才回家。衣着单薄的朱盛苔被冻得生了一场大病。

就在王家珍来到瑞金的前两个月，一件让朱盛苔夫妇无法意想的事情发生了：一个从南京来的中年妇女，名叫朱月倩，持了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的介绍信，找上朱盛苔的家门，说是前来接儿子的。朱月倩的丈夫叫霍步青，当年是中央派到中央苏区的巡视员，后任红军学校政治部宣传部长，1933年在福建省建宁县牺牲。他们的一个小男孩也留在瑞金。朱月倩后来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几年后嫁给了国民党的一个飞行员。她说这次来就是找儿子的，瑞金县民政部门派人把她带到朱盛苔家，她见到朱道来后一口认定那是她的儿子，在朱盛苔夫妇面前又是哭又是求，硬是要把道来带到南京去。朱盛苔和黄月英再三考虑，觉得还是让她带走，因为孩子是为红军抚养的，自己只是尽到了这份责任，既然现在有人认领，就应该交回给人家。再说让道来到南京去，肯定比在瑞金乡下要好得多了。为着孩子今后的前途，夫妇俩怀着与道来19年来一天也没有离开过的血肉深情，一步一把泪水地送着告别了兄妹们的道来，离开了朱坊，离开了瑞金。

当朱道来站在了贺子珍面前时，贺子珍仔细地端祥了许久，不禁从眼里溢出大滴大滴的泪水，那是震撼心灵的无比欣喜的眼泪。她用颤抖得走了样的嗓音自语道：“是毛毛，这就是我的毛毛！”稍待片刻，回过神来的贺子珍紧紧握着黄月英的手，深情地说着感谢的话，尔后又向王家珍表示了诚挚的谢意。

让贺子珍再次在心头激起感情的浪潮，是王家珍从黄月英的提包里拿出了那件小袄衫，郑重地交到她手上。贺子珍接过来只看了几秒钟，立即唤起心中的记忆，再一次热泪滚落。这件20年前她在灯下千针万线缝制的小袄衫，忘记得了吗？真没想到，这件小袄衫还能保存到今天，这是证明自己亲生骨肉的最好的物件呀！

王家珍心里放不下朱道来，多次向原来的地址去信，可是均无回复，“道来哥”音讯全无。他也向中组部去信询问，没有结果。在无处打听的情况下，王家珍想到了黄月英和朱盛苔，于1974年专程来到瑞金朱坊，向朱家打听朱道来的下落。黄月英凄惨而痛心地告诉他：1966年的下半年，“文化大革命”的武斗已经开始，朱道来在南京被打死了！是被什么人打死？她无从得知。已经74岁的老人心情沉痛地讲到：“早晓得这样，我就不让他留在北京，带回到咱们朱坊虽然下力（指种田），总留得到一条命吧。”王家珍心里一片怅然，很想对黄妈妈解释什么，可是觉得满腔的悲情无从说起……

全国解放后，贺子珍在上海溧阳路上一座古老幽静的两层小洋楼里寂寞地生活。她总觉得毛毛还活着，1953年她给江西省省长邵式平写信，希望能帮她找回儿子。邵省长立即作了安排，然而半年过去却毫无下落。这时候，贺子珍获悉：她当年的战友朱月倩从瑞金认领了一个男孩叫朱道来，有人告诉她那孩子很象毛泽东，没准就是毛毛呢。

贺子珍寻子心切，得知朱月倩和朱道来在南京，便赶了去。当朱道来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忍不住流下了热泪捉住孩子的双手，喃喃道：“毛毛，你受苦了。妈妈对不起你……”

朱月倩是霍步青烈士的妻子。霍步青黄埔四期出身，曾与周恩来一起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任组织部秘书长，1927年与朱月倩结婚，育有三女。夫妇俩撤离上海时上级有令不能带着孩子而忍痛丢下，当时三女儿出生仅28天，后均遭不幸。

1933年秋，霍步青牺牲，朱月倩已有身孕。当时，朱月倩的顶头上司军委秘书长邓小平对她关怀备至。同年10月5日，怀孕八个月的朱月倩突然晕倒。邓小平立即安排警卫人员和担架，颠簸20里路将朱月倩抬送医院，为孩子接生的是“红色名医”傅连璋。分娩后朱月倩高烧不退，在隔壁治疗的邓颖超时常过来端饭喂汤，无微不至。朱月倩没有奶水，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派人帮助找奶妈。正巧，卫生部房东朱盛苔的老婆黄月英的孩子夭折9天，于是托付给这对夫妇喂养。为纪念霍步青，朱月倩给孩子取名霍小青。此后红军撤离前的8个多月里，离中央机关20多里之外的朱坊村，朱月倩不知往返了多少趟，看望孩子，接济黄月英一家。

1934年夏，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大部队撤离，孩子全部留在当地。7月的一天，朱月倩最后一次来到朱坊村，把组织的决定告诉朱盛苔和黄月英，请他们带好小青，并为小青改名“朱道来”。黄月英说：“大姐，你放心吧，我会把小青抚养成人交给你的……”这一别就是16年。16年里，朱月倩辗转各地，最后又回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直到全国解放。但她始终和瑞金朱坊村保持着联系，不时寄去一些钱物。

1950年初，朱盛苔领着17岁的霍小青来到上海空军某部找到了朱月倩，亲手把孩子还给母亲。霍步青在儿子身上留下的印记是那样深刻，朱月倩一眼就看准了：这就是她的小青。

朱盛苔将一封瑞金地区专员朱开铨写给华东局组织部部长刘晓的介绍信递给朱月倩，上面写着：“介绍霍小青回来其母亲朱月倩处。”至此，朱盛苔圆满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凭着这份介绍信，朱月倩妥善安排了霍小青的生活，也为朱盛苔取得了供养报酬和返乡路费。

一年后，朱月倩母子随华东空军机关迁调南京，霍小青就读于南京华东干部子弟学校。骨肉重逢，一切圆满。但她万没料到，一场动荡正等待着她。

贺子珍曾和朱月倩共过事，彼此姊妹相称。江西一别十几年，老战友贺子珍忽然到访，她又惊又喜。但她很快发觉贺子珍对小青特别感兴趣，起初她并没介意。

这年初秋，朱月倩到上海看病，顺便看望贺子珍。午饭时，贺突然对朱说：“小青到我这里来了，在楼上呢。”朱月倩诧异地道歉：“这孩子真不懂事，怎么好麻烦您呢?”贺子珍说：“话说到哪里去了，麻烦什么?”午餐后，贺子珍上楼良久不见下来，朱月倩也上去了。贺子珍突然说：“月倩，你来了也好。有件事，我早想跟你说了……小青其实是我生的。我的印象是，你在瑞金时并没有什么儿子啊?”

朱月倩被贺子珍的话打懵了：“子珍，小青确是我的孩子。他是我在瑞金红色医院生的。这事谁都清楚，邓大姐、小平都可作证……”

霍小青住校，只有周日回家。然而有个周日小青未回。朱月倩到学校去找，校长告知：“上海来人把他接走了。”朱月倩感到不妙，立即向华东局报告儿子失踪的事，请组织帮助在上海找一找。随后，自己也去了上海，霍小青果然在贺子珍家里。

一个孩子和两个母亲，各自都有特殊的背景，华东局感到颇为棘手，决定由办公厅主任赵尚志亲自处理。赵主任通过方方面面的调查了解，对“朱道来”的身份有了谱。而此时，贺子珍已将黄月英接到了上海，待若上宾。她详细向黄月英叙述了丢失爱子的经过，反复强调孩子托付的就是黄月英的家乡。近一个月时间，她们反反复复议论着孩子的事。

当赵尚志找到黄月英，询问“这孩子究竟是谁的”时，黄月英毫不犹豫的说：“孩子是毛主席的呀。”令他吃了一惊。尽管他再三提及朱月倩及其证据，黄月英仍不改口。赵尚志只好打电报请求邵式平省长协助作进一步调查，邵省长布置给民政厅朱厅长，朱厅长派了年轻干部王家珍负责调查了解。

江西方面的调查材料很快就寄来了。几乎所有的材料都在证明，“朱道来”是贺子珍的孩子。甚至还有一份瑞金县叶坪乡的群众联合签名。还有人提到一件小棉袄，说那是贺子珍亲手缝制留给孩子的，如今小棉袄还在朱盛苔家中。

“事实”和预想越来越远，赵尚志十分苦恼。朱月倩将奶妈所有的来信以及她给奶妈寄钱寄物的收据都保存完好，其中一封是朱盛苔写的：“刚解放时不少人来找孩子，有人说小青是朱总司令的……我说不行，他是朱月倩的……”朱月倩还向所有了解实情的老首长、老上级、老战友、乡亲们发函。回信基本一致，即她确实在瑞金红色医院生下一子，并托付一户群众收养。其中包括邓小平1952年9月的亲笔回信：“信中所说在瑞金生一个小孩的事是真的，可以加以证明……”这封信也转交到赵尚志的手中。

赵尚志束手无策，只好请中央组织部出面解决。于是，奶妈、“朱道来”由赵尚志带领，上了北京。

中组部委托邓颖超召开座谈会，请来了许多了解内情的老同志。邓颖超还特地请毛泽东派秘书参加，毛不想卷入“争儿风波”，他通过周恩来表态：“我没有和人家争孩子。”并未派秘书参加。

在京期间，邓颖超、帅孟奇、康克清以及曾碧琦、钱希均等不少领导来看望这个引起争执的“朱道来”，同他谈心，关心他的成长。

座谈会开了三天，邓颖超宣布了结论：“朱道来”确系革命烈士霍步青遗孤无疑。邓妈妈对孩子说：“我和总理同你爸爸在一起工作多年，你的神态和你爸爸很象，你该弄清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当然也不要忘记养育过你的养父养母。你长这么大，不容易啊。”

尽管有了中组部的结论，但霍小青并未返回南京生母身边。这是因为上海、南京相距很近，为使孩子安心学习，中组部决定将孩子留在北京就读，由中组部副部长帅孟奇照顾霍小青的日常生活。

帅孟奇派专人前往上海和南京，同两位母亲交换了意见，做了细致的工作。“争儿风波”至此平息。

江西方面的调查材料很快就寄来了。几乎所有的材料都在证明，“朱道来”是贺子珍的孩子。甚至还有一份瑞金县叶坪乡的群众联合签名。还有人提到一件小棉袄，说那是贺子珍亲手缝制留给孩子的，如今小棉袄还在朱盛苔家中。

笔者一向从事党史资料工作。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知道有贺怡为寻找毛毛而遇难，以及江西省民政厅一位干部为贺子珍寻找儿子的事。随着岁月的推移，笔者对事件的来龙去脉基本搞清楚了。并于今年2月，费了一番周折，打听到了王家珍的下落，与其女儿王卫红建立了联系。王家珍今年83岁，居于福州市。多年来卧病在床，处于不可交谈的状况。通过王卫红用笔询问，只落实了他确于1953年在瑞金找到朱道来。至于那个“南京妈妈”是何名字？她的在中央苏区牺牲的丈夫姓甚名谁？朱道来是怎样死于南京等问题，已是难以问及。今年3月初，我赴瑞金进行访查，由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总支书记赖军陪同，来到朱坊访问朱盛苔的后人。在村里向人打听，得知朱盛苔已于1973年病故，黄月英妈妈也在1980年去世。朱家留下的老房子已是无人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