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颤栗的产痛 --第三章 被剥落的支撑 -- 史文恭

无它，最大的一砣，从它身上盘剥一点，其它阶层都能过好日子。工农兵学商，只有农要向其它四个逃离的，其它四个变成农民都是痛苦的过程。

不管西西河中“左派”如何攻击改开，只有改开到胡温时代，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上第一次全面取消农业税，老家农民破天荒地在六十岁后领到养老金，不管是微薄的50还是100元，也是第一次出现农村户口比城镇户口金贵的现象。

否则文章的说服力不够。

所仗恃这的无非就是这个：

刘的主意是猪养肥了再杀。邓的打算是胡萝卜加大棒，到时候，你先富要是不肯，哼哼！

问题在于：到时候，这枪杆子、印把子还都在你手么？

还有其他少数人，有人收到子弹。

至于治国的本事，史MM文中梁漱溟的例子已经很明白了：拎不清、看不明白，还觉得自己真理在握。

政权终归是在强力精英手里的。群众总归需要人代议。

英雄枭雄终究握有枪印。

人类社会是金字塔形状，尽管来试，我说打破不了。

毛主席兵分两路，从顶层和底层打，又如何？底层一路乱作一团，顶层一路最后只能剩亲戚和几个年轻人，最后被枭雄一网打尽。

想改变人性？难！

一方面是毛企图扶持民主派制衡土共，实现他理想中的一党领导，多党联合的格局。

二方面是土共不愿意让渡利益，要整碗端去，否则土共不至于反应过度。

三方面是民主派利欲熏心，想轮流坐庄。

毛虽然有意扶持民主派，但底线仍然是党的领导，因此，最后毛与土共妥协合作，反右。

所谓现在农村户口比城市户口抢手，比例如何？ 比北京市户口？ 是例如个别拆迁补偿热门候选区？

你怎么断定左派路线不会比邓路线更好，更早，更公平反哺农村？

如史文恭所言，用“如夫人”形容民主党派在新中国政坛的作用，确实符合事实。民主党派其实就是一小撮知识分子的自留地，原则上不在工人、农民、学生、军队、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中发展党员。

罗永浩当年也是调侃九三学社是“残疾党”，“一个政党的章程就明确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不是残疾党是什么？” 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没有其他国家，也有这种性质的党派，如果有请河友指出。我们已经这样搞了60年，还是有部分人觉得怪怪的。那刚建国不到10年的时候，民主党派心里的别扭，其实也可以理解。

民主党派本钱轻微、力量小是事实，但史文恭这篇看下来有点不是滋味。如果像史文恭所言：“一部分民主党派的精英们…1956年整风之际..决不是一个朋友的做法，更像是一个趁火打劫的小偷。”那57年把这些“小偷”抓起来之后，执政党却马上就在1959年至1961遭遇执政以来最大的挫折。之后的数次大折腾—从四清到文革，最根本的目的都是为了清算三年困难时期的失误。而三年困难时期失误的根本，就是57反右打掉了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监督，让党内官僚主义可以毫无顾忌的狂奔。事实证明反右后果严重。当年为了抗日，共产党连蒋介石都可以不杀，为何之后偏偏要和知识分子过不去呢？

现在我们复盘当时的局面，毛泽东有没有可能不反右，有没有可能保留偏右的知识分子群体，去制约偏左的执政共产党？我认为，如果没有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之后一系列的后续事件，是有可能的。

看看戚本禹对毛泽东的判断--

要知道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绝大部分肯定是真心拥护社会主义的。在二战之后全世界的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普遍都是对共产主义的拥护。美国大量知识分子仰慕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美国政府还不得不以麦肯锡主义强行压制。

但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被曝光之后，根据莫洛托夫的外孙尼科诺夫的之后回忆，莫洛托夫生前曾对他说过：“二十大前真心实意地同情我们的约占全人类的百分之七十。而在二十大后再也没有这么多人支持苏联、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了。”

这种共产主义信仰的局部破灭，在政治上导致1956 年秋在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现的“匈牙利事件” 和“波兰事件”，美国共产党1957年会员暴跌，麦肯锡主义自动结束。国际大气候必然影响到国内。毛泽东提前预见到这种情况，1957年主动提出让民主党派出气，帮助共产党克服官僚主义作风，避免在我国也出现类似“匈牙利事件”那样的事态。但后来受党内同志和党外民主党派夹击，不得不改变初衷，于是有个两个版本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在反右期间的心路历程，还是很值得再进一步仔细考察的。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拿着社会主义苏联作协的工资，一心向往资本主义，摇旗呐喊，最后葬送了社会主义后统统失业开出租车谋生。

反右到了最后被搞成政治斗争了。比如说我们学校的一位党委常委，据说是抗战期间的县委书记，58年被打成右派。

搞技术的人，反右时受冲击的相对少些。受冲击的，从此夹紧尾巴，不敢乱说乱动，未必是坏事，包括“摘帽右派”。总体上说，他们不是反右的主要目标。

中国的文人，是封建历史上掌握着话语权的群体。他们的各种编排就是舆论，并且会代代流传(比如秦始皇、曹操、张居正)。别管谁当政，都不敢得罪这个群体。

这个群体，说起来头头是道、做起来乱七八糟。不用他们，他们有各种夸夸其谈的理论证明自己当政会做的更好；任用他们，就要承担“纸上谈兵”的后果，而且他们有各种方法把责任推给别人。

这个群体，如果能安心于“监督者”的角色，还算是建设性力量。但是，偏偏这些人(多数)自以为满腹经纶，希望能做出一番事业名垂青史，有极其强烈的当家的欲望；另一方面，这个群体(的多数人)自以为识俩字就高人一等，不接地气，不解民情，而且有强烈的人上人情节。结果就是眼高手低，吃啥啥不剩、做啥杀不成。常常成为破坏性力量。

这个群体还有一个毛病就是依附情节。中国历史上的文人，向来都是依附在政治权利上的。原因就是别管谁掌权，都不敢得罪他们，都得供着他们，结果就是骨头软。典型的例子就是崇祯皇帝手下的大臣们，文天祥那样的是极少数。

现在的各种公知都是这路货色。

所以说，我对文人被整是毫不同情的。看看现在的各路公知，就知道这是一个记吃不记打的群体。

我觉得仁兄把“左派”和“改开”对立起来是没有道理的。王岐山在中纪委内部讲话(网上有视频)时说，“改开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关系的调整”，断然否定了建国初分地的可行性。视频中王提到的生产力发展，包括农田水利建设基本完成、13套大化肥投产和农业科技发展成果(农机、农药、良种)。葡萄提到改开三大前提：两弹一星、重入联合国、中美关系解冻。老老狐狸的资料表明，张春桥早有把崇明岛划为特区的计划，认为中国的改开始于72年。所以说，在那个时间点，左派也是要改开的，因为国家的外部环境已经不一样了。

作为一个70后农民，我觉得农民最惨的时候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我在另一个帖子里提到过一个亲身经历：

我的记忆和李昌平上书的时间吻合。

那个时候，农民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都非常惨。

现在又在怀念民国，感叹现在没有大师了。

当年揭批孔老二，砸烂孔家店，现在又打着孔字旗到处输出中华文化。

更不要说那些借着传统文化，搞旅游赚钱的没文化的那帮人了。

反正我是不明白其“深刻性质”，只听领导怎么说就是了。

如果领导再来说一套做一套，那我就彻底晕了

可以说是其对立面。只不过牌子没有全换而已。

所以也不必要显得不理解现在台上的许多政策与60年前背道而驰。

分割开来。

前面讨论大跃进毛该负多大责任，简直好笑。船搁浅了，船长该负多大责任？

从长征胜利后，老毛就确立了在党内不可动摇的领导地位。

新中国成立，更是使其声望如日中天，无人可及。

不知道万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喊的，但是我相信，开始的时候绝对是民间的自发。

对这个党，他是如臂使指，绝对的权威。

总有人说7千人大会，如何如何。如果真有人能威胁到他的领导，他还能发动起文革这么大的运动吗？

所以，真不知道

该是如何说起。

既然老毛这么不情不愿，三五年后平反就是了，何必等三十年后，让老邓来做这个好人。

另外，

实在是创新的提法。从理论到实践，都没看到老毛有这个表示。

开国政协的济济一堂，不过是对统战对象们的一个酬谢，还是表面文章。56年以后，连表面文章都不作了。

从反右到文革，思想脉络是一脉相承的，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向民主派让权的问题。

老子们打下的江山，凭什么让你们当领导？

鲁迅这种虽然之前是学医的，但后来从文，算是文人了，就算是被整也毫不同情。

搞技术的人最好夹紧尾巴，别乱说乱动。好好干活做干电池。

掌握部分话语权的文人，只能做听话的“监督者”的角色，讲领导想听的，并负责给群众洗脑。像体制派知识分子，讲形势一片大好。或者像公知派知识分子，讲形势一片大坏。

要是谁“希望能做出一番事业名垂青史，有极其强烈的当家的欲望”，直接打成右派，或者判一个“煽动嫌颠覆国家涉政权罪”，简称“煽颠”。

变质的中层干部很喜欢你这套思路。

大跃进出了漏子怎么办？把知识分子拉出来再批判一遍呗。打翻在地，还要踩上一脚。

房地产大跃进出了漏子怎么办？呵呵，天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