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新一届常委集体亮相 -- 删ID走人
不是指学术理论。学术的各种规范对于作为一个政党的指导的理论并不一定合理，共产党的理论本来也不强调学术。而且历史上，现代意义上的学术规范其实产生在共产党理论之后。
而是指现在共产党基本并不真的把理论当回事。理论的最大功能是作为领导人在党章和宪法上加名的工具。共产党现在甚至并不指望，也不认为人真的相信这些理论。也不认为这些理论不被人相信是什么危险。
都是路线之争，但又那会有什么新的路线呢？都是旧框框刷刷油漆，与时俱进就变新的了。新旧有争论，不做无谓的争论，换个新时代思想的新瓶子，装什么怎么装装多少，都好说。
1）一派独大是有缺陷的，但如果是集中力量办大事那也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说解决台湾问题、重回党的初心......
2）好不容易形成的继承人制度不能轻易破坏，否则功不抵过、贻患无穷。
作战也需要理论，管理国家怎么可能不需要理论？所以tg不可能【现在甚至并不指望，也不认为人真的相信这些理论。也不认为这些理论不被人相信是什么危险】。马列毛的理论是中国的必然选择（继承和发展），但出于利益的原因，反对的力量也很大。就像秦推行中央集权制、隋推行科举制一样，虽然反对者众多，但不影响结果。用过去常用的一句话说：“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还是集中好，权力都集中你这了，没话说了该干事了吧。民主是盐巴，调料，不能太多。集中才是食材，太咸了就没法吃了。有人怕老大春秋鼎盛20年反贼不好当，然到还有人寸进不成？我不相信现在还会出个袁大头。2姐3姐不是问题，关键是要干出事情。制度都是人定的，有利于国家人民的才是根本。最后，权力不集中是干不了大事的！
我认同宋鲁郑的观点：中国的绩效合法性目前并没有遇到任何挑战，美国皮尤公司多年持续的调查也显示中共一直拥有80%以上的支持率。但从理性的角度讲，一个国家不可能永远保持高速增长。在赶超阶段结束后，在没有任何前人可借鉴的情况下，谁也无法保证不出现大的探索失误。就如同美国的金融自由化和创新导致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一样。但西方程序合法性在内部化解这样的重大失误方面有其优势，并能够借助仍颇为强大的软硬实力，“熬”到将危机转嫁出去——虽然经济危机肇始于西方，但最后垮台的却是中东阿拉伯国家。
所以，在绩效合法式依然有效的情况下，中共必须未雨绸缪探索自己的程序合法性模式，实现两者的结合。
http://www.guancha.cn/SongLuZheng/2017_10_26_432282.shtml
谈及东西方制度，和不少美国学者有一个共识：西方制度面临着新的挑战，需要突破瓶颈。中国制度正在全面探索和寻求完善。但区别是，我们对未来的发展走向看法不同。虽然西方自己的瓶颈如何突破，它们也还不清楚，但却依然武断地认为这是中国的必由之路。
事实上，严格说来没有任何人能知道中国制度的演变方向。因为历史已经表明了，除了美国这种没有历史没有传统的国家可以在建国时设计出一套制度来，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都是内生性的、漫长演化的结果，都是遇到问题再寻找答案，成功和成熟之后再形成制度。今人只不过可以从这个角度尝试推测一下。
一是如何建立一个更为公平、能令党内精英发自内心认可、心悦诚服的选拔机制。
中共今天的选拔机制融个人能力、党内民主以及元老智慧于一体，从而确保了领导层的高质量。这和西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共产党就不需要在解决党内精英的选拔机制方面继续改进。中共是一个八千多万人的大党，人才从来就不是问题，但如何令精英完全接受一套选拔机制却依然是“永远在路上”的任务。
目前西方主要是通过党内初选的方式，但从实践来看并不算成功。美国的特朗普和希拉里都是通过党内初选产生的，却也都是历史上最不受欢迎的候选人，也是反对者超过支持者的候选人。
法国大选两大传统政党共和党和社会党都是通过初选产生的候选人，结果共和党的菲永出现空薪门，但由于党内初选的合法性，坚决不退，从而在民意支持右派的大好形势下败选。社会党的候选人哈蒙甚至众叛亲离，仅获得不到6%的选票。能够进入第二轮的两大政党都不是通过党内初选产生的候选人，这显然不是巧合。
就是向西方学习的中国国民党，2016年“大选”也首度尝试通过党内初选产生候选人，结果却以不得不临阵换将告终，这也成为惨败的原因之一。
菲永曾称“空饷门”是“政治谋杀”，自己绝不退选。新华社发（蒂耶里·马赫摄）
更为严重的是，党内初选方式既不能维持党内的团结，也不能避免党内精英人才的叛离。法国总统马克龙本想参加社会党的初选，但由于资历太浅，党内反对者众，而且他也没有足够的支持力量。于是他便脱党竞选，并在各种“因缘巧合”之下，最终笑到最后。但社会党却处于崩盘的境地。显然，在个人利益与政党利益冲突的时候，出于利己本能，西方政治人物往往都会选择叛党、反党、脱党，哪怕对自己的政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也无所谓。
当然西方政治的另一个特点是政党命运和体制没有任何关系。一个政党的起伏甚至消亡，都对体制产生不了影响。更深一步讲，一个政治人物和政党的关系也是如此，“一人独大党”和“个人超越政党”现象是极为普遍的，比如现在的法国执政党。2016年美国大选，再一次披着共和党外衣的特朗普就全靠个人魄力入主白宫，共和党从党内选举之初对他就多有掣肘，到现在施政上也不配合。所以从外部环境来讲，也缺乏促成党内团结的压力。
但中国不同，一是共产党是中国唯一执政党而且党纪约束强，类似法国大选时出现的党内公开分裂并危及政党生存的事件很难发生。二是政党的命运和体制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也是为什么历届中国领导人都有这样的危机意识，经常发出这样振聋发聩的声音：如果不解决好某某问题，就会亡党亡国。
可以说政党团结问题对中国和西方的意义非常不同。对于中国可谓至关重要，对于西方则可有可无。因此中共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从自我继承和创新的角度着力。
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二是程序合法性与绩效合法性的结合。
今日各国政权不过有三大合法性：以中东等国为代表的血缘合法性、西方为代表的程序合法性、中国为代表的绩效合法性。
西方的程序合法性正面临日益强大的挑战。英国脱欧和特朗普胜选都是程序合法性结出的恶果，而且一旦产生就无法更改。要么一路错到底，要么等四年或八年，其代价极为高昂。特别是在中产阶级萎缩成为绝对少数的今天，这种程序合法性正面临釜底抽薪般的打击。不仅西方，泰国和埃及民主的崩溃，也和程序合法性导致的恶果有关。
中国的绩效合法性目前并没有遇到任何挑战，美国皮尤公司多年持续的调查也显示中共一直拥有80%以上的支持率。但从理性的角度讲，一个国家不可能永远保持高速增长。在赶超阶段结束后，在没有任何前人可借鉴的情况下，谁也无法保证不出现大的探索失误。就如同美国的金融自由化和创新导致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一样。但西方程序合法性在内部化解这样的重大失误方面有其优势，并能够借助仍颇为强大的软硬实力，“熬”到将危机转嫁出去——虽然经济危机肇始于西方，但最后垮台的却是中东阿拉伯国家。
所以，在绩效合法式依然有效的情况下，中共必须未雨绸缪探索自己的程序合法性模式，实现两者的结合。
上述探索如果能够成功，中国将再次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做出巨大、前所未有的贡献。
一方面极力推崇西方民主，另一方面极力推崇极似皇帝立储、封建色彩浓厚的确立继承人的所谓惯例，自己不纠结吗？
那就是准备蓄力出拳，对岸和印度要亚历山大。自我革命踩邓扶毛就是为了改换社会风气，加强责任意识，所图甚大。
几大总宗教，中国的诸子百家都是千年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也可以的。
面对千年未有的现代生活，人们内心急需理论支持，个体集体国家都是这样。
江强胡弱10+10，保持一定延续性。
这一次也有可能这样。特别是这次常委似乎没有下任领导人，有可能推迟一点再进。推迟两三年的话，就会是一个相对弱势的领导人。当然也有可能一两年开会就进。
此外也有可能是原定人选出现意外，因此需要重启选拔培养过程，导致时间延误。结果是相同的，就是还是强弱交替10+10的局面。
强弱交替10+10是一个延续性比较好的政治格局。
局委中委设计一个三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长周期交替的逐步替换策略，就跟美式参议员似的，可能也不错。不过美式参议员可以搞成终身制，其他国家要是搞终身制就会被骂封建了。现在的策略主要是采取了一定期限的任期制，也有优势，因为这样比较有利于改革进步，群体中思想老化的人会自然更新，解决了知识结构更新问题。
西方国家政党是否有严密的理论指导，我不得而知，不过共产党是非常注重哲学和理论指导的，既体现在观念上，也体现在方法论上。无论一个普通党员的思想意识是怎样的，都要受这一哲学理论方法体系的约束和指导。我将这一做法称为“以凡人之躯，行圣人之事”。
不可避免也不可存在的，理论与实践，理想要求与现实情况，存在差距，存在各种问题。可是看一看过去几个阶段取得的成绩，都是在这一哲学理论体系下取得的，现在仍然坚持这一哲学理论体系的现实说服力是很强的。
至于理论的演变，也是有迹可循的，在各个流派的马列思想中，唯有毛泽东中国化的马列思想实现了目标，这一历史经验教训结合马列思想的实践论，不可避免的在各个历史时期，根据现实的主要任务，提出具有时代印记的思想。这是自然的，既融合了马哲的底层哲学，也结合了历史的现实特点及应对思路。至于是否逐渐成为一长串名词而显得冗赘这个问题，相对于路线传承和时代主题来说，是一个权衡的问题。
至于是否相信这些理论，是判断的一个分野。共产党在这理论的指导下，取得成绩是显而易见的，看不出有什么放弃的理由。
其它的都是中宣部。
以此而论，王沪宁并不差太多，只是气场可能不够。
应该让他宰两个人，类似川普 YOU ARE FIRED 之类，攒点经验